第五章 美国在越南自欺欺人_愚政进行曲

1.战争萌芽

（1945—1946）

连续五任美国总统在越南所采取的行动并非简单地出于无知，但后来这一点却成了他们的托词。他们或许不了解越南及文化，但是在美国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要说他们不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实在令人难以信服。在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30年当中，我们不时认识到或者预见到阻碍我们成功的所有情况和原因。美国并非毫无预料地逐步陷入干预之泥潭。决策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各种危险、障碍和事态的消极发展趋势。美国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有翔实而见解深刻的评论，这些都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传递回首都，特别调查团被多次派遣出去，当舆论被专业人士的乐观情绪所主导时，也从来不乏独立的报道加以平衡。愚蠢行为并不源于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对所存障碍的无知，而来自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对该目标固执的追求。这些不利条件包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目标实在难以企及；行动之效果与美国利益毫不相称，并最终还会损害美国社会、美国声誉及美国在全球的可支配力量。

问题在于，决策者为什么对各种证据及其影响置若罔闻？这是愚蠢行径的典型症状：拒绝从证据中得出结论，沉迷于适得其反的政策不能自拔。回顾一下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制定过程，或许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拒绝和沉迷的“根源”。

一向委曲求全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先后服务过法国、日本，现在又谦和而友好地让位于民主共和国。在以他的名义发给戴高乐的一封电报中，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的预见：“如果你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亲自感受到这里每个人内心对独立的渴望，你就会更好地理解这里的境况，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继续抑制这种渴望。即便你们到这里重新建立法国政府机构，也不再有人会服从你们的命令——每个村庄都将成为抵抗运动的策源地，每个之前的合作者都将成为你们的敌人，你们的官员和殖民者将会自己要求离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在此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这一预言再一次被无视了。戴高乐在华盛顿收到了这封电文，但毫无疑问，他没有将内容转达给美国，但即使他这么做了，也没有迹象证明美国会听进去。几个星期之后，华盛顿方面通知在河内的美国政府机构，说美国正在采取措施，以“帮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的）统治”。

越南自行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一位英国将军率领一批英国军队，以及零散的法国部队，在锡兰登上美国C-47运输机，于9月12日进入西贡。两天后，一支1500人组成的法国军队也乘法国军舰抵达。同时，两个法国师团的大部分兵力搭乘两艘美国运兵船分别从马赛和马达加斯加起航，这是美国 2.自我催眠

（1946—1954）

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铁幕”演说，这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丘吉尔在该演说中指出，没有人知道苏联及共产国际“为改变人们的信仰而变本加厉的做法究竟会疯狂到何种地步，不知是否存在下限”。

形势非常紧张。罗斯福关于战时同盟结成战后合作伙伴以维持国际秩序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他在华盛顿度过了最后一天，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承认，“斯大林早已打破了在雅尔塔所做的每一个承诺”。直至1946年，苏维埃的统治已遍布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并且波及南斯拉夫。出现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共产主义党派成为一种隐患。乔治·凯南在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要长期性地、严厉地、高度警觉地对俄国的扩张趋势进行遏制”。1947年，国务卿马歇尔呼吁，美国方面应该要培养一种对“世界秩序和安全的责任感”，为了达成此项使命，美国无论成败，都应“势不可挡”。对此，莫斯科方面通过宣言做出回应，号召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美帝国主义。接着，美国出现了杜鲁门主义，承诺支持自由民族抵御来自“少数武装力量”或外部势力的镇压或侵略，并推行马歇尔计划以便为战争中被削弱的欧洲诸国提供经济援助，使其早日恢复活力。这一重大努力成功阻遏了共产主义在希腊和土耳其的传播。

1948年2月，苏联将捷克斯洛伐克纳入麾下。美国重新制定了征兵草案。同年4月，俄国对柏林实施封锁。华盛顿方面果断利用空运为柏林补给所需物资，这种空运行动持续了1年，直至封锁解除。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共同抵御对其任一成员国的进攻。

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打破了各方势力的均衡，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珍珠港事件。美国沉浸在“失去”中国的歇斯底里中；而无论在国会还是商界，院外援华集团发言人的极端言论，都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声音。而这一冲击之所以更加令人惊恐，是因为早在几周之前的9月份，俄国就已经成功试爆了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其持有一份包含有205个受雇于美国国务院的“真正”共产党员的名单，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各个阶层；而在接下来的4年中，美国人不仅没有反对这一诽谤，而且还为其呐喊</a>助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根据联合国授权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罗森伯格夫妇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并于1951年被宣判。因为艾森豪尔总统拒绝对死刑进行缓期执行，两人随后被处决，他们的两个孩子成了孤儿。

“冷战”的这一系列动作决定了印度支那的命运。其核心理念便是，每一次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运动意图都是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下征服世界。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似乎令人担忧地证实了这一点；而随后的抗美援朝更导致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进入恐慌期。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清楚”的是，“东南亚地区是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协同进攻的目标”。印度支那之所以被视为重心，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早就硝烟四起，欧洲军队正在与共产党领导的本土武装力量打得不可开交。印度支那被称为“关键地区”，一旦它陷入共产主义的魔掌，缅甸和泰国也将不可避免。最初，人们认为是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共产主义进攻。在中国军队加入朝鲜战争之后，中国被看作是主要发起方，而越南则是它的下一个目标。胡志明和越盟与共产国际合作，对美国表现出了敌意。当中国共产党的作战部队夺取了一直被蒋介石占领的琼州湾的海南岛时，警戒等级随之上升。于是，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5月8日宣布给予法国和印度支那相关国家总计1000万美元的首批直接军事援助拨款。

早在前一年，法国就根据《爱丽舍协议》组建了包括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该协议承认越南“独立”，并恢复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国家元首的地位。随即，1950年2月，在美国承认保大政权之后，苏联和中国立即宣布承认河内的民主共和国为越南合法政府。然而越南人民并没有因为《爱丽舍协议》而获得实际的行政权力，法国仍像从前一样控制着越南军队。保大政权腐败无能，其行政人员疏于政府管理却精于贪污腐败。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极力相信，保大政权能够有效替代胡志明政权，而法国是支持保大政权的，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援助法国来支持保大而不必背殖民主义的黑锅。然而，事与愿违，保大政权的领袖也承认，政府只是一个空壳。他对顾问潘光诞博士说，“目前的政治形势无法让人民和军队相信，他们拥有值得为之一战的东西。”如果他像美国极力倡导的那样扩充自己的军队，可能会很危险，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集体背叛了越盟。更毋庸置疑的是，潘光诞博士是一位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他说，越南军队实际上听从法国人的指挥，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他们“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目标，没有热情，没有战斗精神，没有人民的支持”。

美国政府对这一事态并非一无所知。美国驻越南技术和经济代表团代表罗伯特·布鲁姆汇报说，保大政府“能力有限，难当大任，或者说难以赢得人心”，而当时的形势也“显示不出任何有实质性改善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从而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美国要实现目标还遥遥无期”。在历经18个月的挫折之后，布鲁姆终于在1952年打道回府。

美国政府各部门一方面不断相互保证说，印度支那“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对于其防御至关重要，并不厌其烦地极力推动法国及消极被动的保大本人为此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而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无视自己掌握的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保大政权缺乏广泛的支持，但出于对不断推进的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还是要求法国进行援助，以对抗越盟。朝鲜战争刚一爆发，杜鲁门就宣布派遣美方首批人员到印度支那，也就是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该顾问团在战争之初只有35人，后来增加到约200人，意在推广美军作战诀窍并监督美方设施（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召开，拉开了通过国际力量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新上任的俄国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斯大林葬礼的致辞中表示要“和平共存”，这令欧洲的紧张态势有所缓和。随后，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提议大国召开会议。艾森豪尔总统发表演讲予以回应，对俄国发出的缓和信号表示欢迎，同时也表达了美国人民的愿望，即只要朝鲜半岛的战争能够“体面地结束”，那么整个亚洲以至于全世界都能迎来“真正的全面和平”。杜勒斯对这一表态嗤之以鼻。《真理报》和《消息报》将艾森豪尔这番演讲印刷出来，大力赞许。杜勒斯曾试图借机让克里姆林宫明确承诺结束越盟的叛乱，并以此为条件签署朝鲜停战协议；他像往常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在幕后操纵了河内的一切行动。不过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在他心目中，苏联是世界阴谋诡计的罪魁祸首这一认定从未动摇。

1953年7月，随着《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的签订，朝鲜战争结束。新的警报随之而来，中国军队可能会转战越南，帮助越南共产党取胜。越盟已成功开辟了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借此从中国接收的燃料和弹药等物资从每月10吨增加到了500吨。这时，美国是否派兵介入的问题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因为一旦开战，地面战争将不可避免，而在这方面，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已然吃了大亏，这样一来，军队难免心存顾虑。参谋总部的规划部请求“重新评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拯救该地区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一问题正中要害。巴林顿公爵也曾有过同样的忧虑，他认为，如果英国在殖民地发动战争，“即便我们取得胜利，最后也是得不偿失”。正如英国对殖民地所发动的战争那样，就越南战争而言，从未有人回答过相对价值这样的关键问题。

参与讨论的几位海军和空军指挥官极力主张作战，而国防部长的对外军事顾问、海军中将A·C·戴维斯则认为，“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印度支那战争；但如果美国政府决意参战，就“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可以浅尝辄止，只投入‘海军和空军’力量”。他提醒在座人员说，空中力量至关重要，但必须要有地勤的支持；而地勤基地又需要地面部队，这些都需要有地面作战部队提供保护。“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旦参战，毫无省钱省力可言。”

由此看来，“局部参战”成为人们反对的主要理由也不无道理。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在给总统的建议中强烈谴责对印度支那的“静态”防御，并认为对侵略者要迎头痛击，“这次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美国在亚洲的敌人；而越南人民，在五角大楼看来，不过是中共的爪牙。官员们还警告说，“一旦美国开始调拨军队，发挥其威望，胜利就将手到擒来。”

华盛顿方面获悉了可能妨碍战争胜利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各部门主管和负责人能够充分利用派出的特工人员所获取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在谈到当地人的“仇外”情结时说，“即便美国打败越盟的地面部队，他们也会通过游击战的形式与我们无休止地周旋下去”，以阻止非共产党政权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或许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都将不得不保持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力量”。

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情报机关等部门为此争论不休，结果还是一筹莫展，毫无良策，纠结于“要是……该怎么办”的一团乱麻中：要是中国卷进来怎么办；要是法国要求美国积极参战怎么办；或者恰恰相反，法国政府迫于本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从中退出而将印度支那拱手让予共产党政权怎么办。他们仔细考虑了每一种可能性。跨部门工作小组还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报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各部门普遍认为，法国只有与越南人民建立真正的政治军事伙伴关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然而，考虑到法国不会愿意移交手中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除共产党之外，该地区尚未出现其他合法的地方领导机构；法国的处境日益艰难，单纯凭借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力量也难以扭转这种局势。艾森豪尔总统由此得出结论，美国武装干涉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与同盟国联合行动，获得国会的批准，法国要“加快”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独立的步伐。

与此同时，随着法国在越南的形势一落千丈，危机迫在眉睫，美国加大了援助力度。轰炸机、运输机、舰艇、坦克、卡车、自动武器、轻武器和弹药、炮弹、无线电台、医院和工程设备以及经济援助都于1953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位。在此前的三年时间里，共有350艘（或者以每周至少两艘的数量）舰船作为军需物资运到法国部队手中。然而在1953年6月，美国一家情报机构根据评估报告做出判断，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法军的各种努力最终“很可能使结果更糟”，并且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局势只会“迅速恶化”；“公众的冷漠态度”不会有所好转，而越盟“将保持军事主动权”。不论是听从建议，从这一开始就危机重重的事业中抽身而退，还是增加援助，继续对法国予以支持，情报机构的这份评估至少应该引起美国当局再次审慎的思考。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停止对法国的援助，法国在欧洲大陆将不再与美国合作。

正如艾奇逊所说，“法国人敲诈了我们”；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进行援助成为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条件。美国对欧政策与该方案捆绑在一起，目的是与主要国家结成统一联盟；而法国对此忧心忡忡，极不情愿，因为该体系也包括不久前曾侵占过法国的德国。如果美国想要法国成为欧洲防御共同体的一员，并希望法国的12个师成为北约的军事力量，那么它就必须为法国在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所做出的努力付出代价，并顺带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帝国威望。只有法国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该体系才能够有效运作。美国方面对此踌躇满志，并答应了法国的要求。

法国拥有超强的人员配备，还有美国提供的充足的后勤物资，但表现却如此不如人意，原因不言自明。殖民地军队中有两万多人来自印度支那，此外还有8万法国人，4.8万北非人和两万外籍兵团成员，他们没有理由为法国英勇献身。美国人总是谈论没有共产主义的自由，而越南广大人民所要的自由是摆脱法国及本国的剥削者。让全人类拥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妄想。艾森豪尔总统曾在就职演说中说</a>过，“我们在欧洲所珍爱并守护的自由，与亚洲危机四伏的自由并无二致”。他错了。人类或许有共同之处，但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会导致不同的需求和愿望。

没有人会幻想能够改变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缺乏斗志的状态。托马斯·特拉普内尔少将是1954年从军事援助顾问团退役的高级军官，他汇报说，这是一场充满矛盾的战争，“越南方面并没有要赢得胜利的普遍愿望”，而“与越南国家领导相比，越盟领袖更受民众的爱戴”。然而，尽管他承认军队缺乏斗志，但他还是建议将战争进行到底。艾森豪尔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越南“缺乏我们希望看到的兴致和热情”。在其1963年（恰逢其继任者带领美国参战之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承认“大多数人站在敌人一方”，因此法国不可能依靠越南军队取胜。美国的援助“无法改变这一劣势”。

到1953年，法国国内对这场无休止的、令众多法国人难以接受的战争越来越持厌烦的态度。人们日益坚信，法国不可能在维持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及欧洲的防御任务的同时满足国内百姓的生活需求。尽管美国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但经过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法国人民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

此时的杜勒斯不顾一切地要使法国继续战斗下去，以免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1954年初，40架B-26轰炸机将200名身着便衣的美国空军技术人员运送到印度支那。国会先后拨款4亿和3.85亿美元对亨利·纳瓦尔将军制订的进攻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法国采取最后一次疯狂的军事行动。从1946年以来，到几个月后发生在奠边府的那场灾难为止，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总共投入20亿美元，为法国承担了80%的军事费用，还不包括为维护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政权的稳定及加强反抗越盟的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像大多数的类似援助一样，大部分资金流入了借机牟取暴利的官员的腰包。正如奥利备忘录中曾经预言的那样，不管美国是否愿意，它都将不可避免地逐渐取代而不是协助法国参与到这场殖民战争之中。

明知问题所在，美国官员们还是在内部转发的大量政策性文件以及给法国声援的建议中强调，必须切实“加快”独立进程。这是明显的愚蠢行为。一方面让法国更为卖力地战斗以实现对越南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让它信誓旦旦地保证越南最终会真正独立，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们意欲让越南保持独立，却为什么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像控制殖民地那样牢牢地控制着它呢？

法国人十分清楚这一矛盾，但不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场战争，他们都希望获得某种形式的有限主权，以便使印度支那仍为法兰西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是战后人们对法兰西帝国的委婉称呼。法国的自豪、法国的荣耀、法国所做出的牺牲，还有法国的贸易，这一切都需要印度支那；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担心，一旦印度支那脱离联盟，它将成为另一个阿尔及利亚。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既希望法国继续战斗，又希望法国能放弃殖民地，这种看似荒谬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美国只从对抗共产主义的角度考虑战争，这可能涵盖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它对与独立自主相矛盾的垂死的殖民主义却置若罔闻。

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以及其他人都担心中国会加以干涉，不过他们认为，只要对中国进行必要的警告，比如使用像核武器那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报复，或对中国大陆采</a>取其他军事行动，使其不敢贸然出击，印度支那的局势就会朝着对法国有利的方向倾斜。很显然，这种想法忽略了越盟以及越南人民一个世纪以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直到最后，美国也没有改变这一错误的判断。

与此同时，制定政策的人很清楚，在亚洲人看来，美国人作为这场由白人发动的战争的同盟，已经声名扫地，这在他们措辞焦虑的备忘录中已经表露出来；而法军凭借纳瓦尔计划取胜只是一个假象；也就是说，尽管美军军事援助顾问团主席、“铁血麦克”奥·丹尼尔将军表达了他的乐观态度，但增加军需物资供应并不能确保纳瓦尔将军一定获胜。美国的援助其实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越南的军需物资供应已达到每月1500吨，除非这批供应被切断，否则河内方面不会投降；而令他们焦躁不安的是，法国公众和国民大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此战争很有可能会因为政治危机而被迫终止，令美国前功尽弃，或者独自继续这一结果不明的事业。他们知道，没有美国的支持，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难以为继。既然了解并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将大笔金钱浪费在远在地球另一边且无法自食其力的国家身上呢？

美国先认定印度支那是共产主义侵略的主要目标，而后又在每一个政策建议和公开声明中再三重申：防止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魔掌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结果它落入了自己的宣传陷阱中。对“冷战”言过其实的宣传最终令决策者也思路混乱。美国政府认为，或者说在杜勒斯的谆谆教导下早就确信，当务之急是阻止共产主义势力渗入东南亚。而且，在“丢掉”中国之后再“丢掉”印度支那无疑会引发政治危机。自由党人也这么认为。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在1953年访问东南亚五个地区之后，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共产主义蓄意扩张苏维埃帝国版图，这个意图在每一个前线战场都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天越南的沦陷将会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危险之中。”国会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在对外政策方面始终具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他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他从担任远东历史教授时就对亚洲特别感兴趣。他在1953年结束前线视察回国后，向参议院报告说，“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所到之处”，“世界和平悬而未决”；“因此，印度支那地区比朝鲜更关乎美国的安全”。正是由于认识到印度支那对“不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地区以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才为当前的冲突提供援助。

这番极尽夸张的言论背后，是联盟在共产主义巨兽的严重威胁下的形势。麦卡锡主义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导的政治迫害行径、共和党右翼势力及援华集团中的告密者、黑名单和暴力分子，对中断职业生涯人员的追踪调查，这一切令所有人担心，美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每个人都焦躁不安、战战兢兢，随时随地准备出示反共凭证，甚至连杜勒斯也不例外。据一位同事所说，杜勒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麦卡锡的下一个矛头可能会指向自己。这一运动也逐渐波及了总统，当麦卡锡抨击马歇尔将军时，艾森豪尔也只是默然以对。麦考利曾经写道，英国公众周期性出现的道德滑坡实在荒唐至极，而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美国民众在20世纪50年代所表现出的胆小懦弱更是前所未有。

艾森豪尔政府时期，军事战略被“新景”所取代。这一“新景”便是核武器。根据战略专家和内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所制定的核构想，在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这种新式武器将会在未来给对手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而且，与依靠大规模传统武器装备和“过时的战争方式”相比，战争本身也会变得更激烈、更迅速，成本也更低。艾森豪尔非常关心未来的预算赤字，其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也同样忧心忡忡，后者直截了当地说，“无视国家的资源和经济发展问题，单纯为了保护一个已经垮台的国家而耗费巨资建立浩大的防御体系，这样的军事计划不会起到防御作用，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新景”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国内经济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1954年1月，杜勒斯在题为“大规模报复”的演讲中公布了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向莫斯科发出警告。美国借此向所有“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表明，美国不会对任何侵略行为坐视不管；人们对这一演讲欢呼雀跃，混乱和喧嚣盖过了武器的威慑力。世界上有一半国家认为这只是虚张声势，另一半则心存畏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印度支那的形势逐步陷入危机。

1953年11月，纳瓦尔将军派遣1.2万名法国军队攻占了靠北的奠边府要塞地区，直到河内西部。他的目的是将敌人引诱至正面战场，然而他选择的这个位置，四周都是高地且大部分已在越盟的掌控之下，这个草率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几乎同一时间，在柏林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议扩大讨论范围，即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亚洲问题。

奠边府战事的失利、国内民众要求结束战争的巨大呼声令法国政府焦头烂额，它于是紧紧抓住这个谈判机会。五大国的提议令杜勒斯感到担忧，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与中国人坐下来谈判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那样可能就意味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认为，自从马林科夫发表共存演说以来，苏联所提出的种种建议都不过是“精心设计的假和平”策略，旨在使对手放松警惕。于是他用尽浑身解数，利用军火库进行恫吓，抵制五大国会议；而另一方面，他努力使法国全身心继续战争，不要顾及美国方面的压力而危及欧洲防御集团。法国政府为了从政治上挽回些面子，决意要将印度支那问题提上日程。杜勒斯要一味坚持，就得与其争吵不休，但他拉不下这样的脸面，因此不得不让步。最终，五大国会议定于4月底在日内瓦召开。

承认共产党在越南的存在和法国放弃战争这两点在美国政策规划中心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美国开始正式制订武装干涉的应急计划以取代法国，而干劲十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了一份政策文件，更极尽夸张之能事。“二战”时曾任航母指挥官的海军上将雷德福是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强烈支持者，但其在政治方面的认知却实在难以令人恭维。在谈及美国武装干涉的理由时，他说，一旦允许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接下来整个东南亚都“逃脱不了”被征服的命运；长此以往，这将会对美国在远东地区最根本的安全利益构成“巨大威胁”，进而“甚至危及欧洲的安全和稳定”。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日本被赤化”。一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控制了东南亚的水稻、锡矿、橡胶和石油以及被赤化了的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它就能“建立起规模庞大统一的军事组织，甚至比‘二战’前的日本更加可怕”。那时，中国将会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其威慑力甚至会波及中东地区。

海军上将雷福德头脑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恐惧念头，至今尚未成为现实，但对于研究愚蠢行径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有多少虚构或者想象的成分在里面？在对现状的合理评估外有多少是天马行空般的臆想？对有关事实或数据要令人信服到何种程度，或相反，要刻意夸大到何种程度才会在决策中起作用？论点是否有人相信，或者是否有人编造了这样的言论用来贯彻想要的行动路线？

我们无法确定是雷德福的观点受到杜勒斯的影响还是杜勒斯的想法被雷德福所左右，但不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小题大做了。杜勒斯现在正竭尽全力，以确保日内瓦会议在河内问题上不会有丝毫妥协，法国不要有任何松懈，并希望其国民能够清楚地明白会议中潜藏的可怕危机。他召集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商界人士及其他权威或知名人士，就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利害关系进行了简要介绍。他向他们展示了一幅标示共产主义影响范围的彩色图片，红色波浪由内向外，从印度支那向泰国、缅甸、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辐射开来。他的发言人列举了那些将会被苏联和中国获取而西方无法得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材料，并进一步强调说，如果美国无法守住印度支那地区，那么整个亚洲从日本到印度都将被共产党所占领。据一位现场的听众说，杜勒斯的讲演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既然美国不能使法国留在前线浴血奋战，那么我们就要动用自己的力量参与这场战争。领会到杜勒斯讲演精神的副总统尼克松，预料到总统将要发动战争，他在一次被广泛引用的可能是非正式的讲演中说，“为了避免共产党在亚洲和印度支那的进一步扩张，我们必须要冒险派军队进入该地区，我认为总统先生不得不采取在政治上并不受欢迎的决定，并一以贯之。”

在1954年4月7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尔总统使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词来描述一旦印度支那 有一位学识渊博、地位显赫的独立批评人士，就是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现任多数党领袖，并且是对亚洲形势最为关注的参议员。他认为，由于过去传教士的所作所为，美国一味热衷于改善亚洲的状况，而为维护理想发起的反共产主义圣战又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行为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1961年12月，他应总统的请求到越南考察参观，这也是自1955年以来他首次到访。结束行程回国以后，他向参议院报告说，“美国用7年时间花费20亿美元对越南进行援助……如今，南越局势似乎还不如当初稳定。”他给了乐观主义者一记耳光，也对“战略村”的做法予以了否定，他认为，“迄今为止，南越中央政府的做法令人忧心忡忡。”

在与肯尼迪私下谈话时，他更加直言不讳。他说，美国军队的介入将会引发一场与我们无关的内战。如果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不仅有损于美国在亚洲的威信，而且对南越的独立自主也于事无补”。就在曼斯菲尔德滔滔不绝之际，肯尼迪变得越加不安，脸颊涨红，他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你觉得我会对你的话信以为真吗？”像所有的统治者一样，他希望人们能肯定他的政策。但曼斯菲尔德完全与他唱反调，令他异常恼怒。不过他事后向助手坦承，“我对自己也非常恼火，因为我发现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

什么都没有改变。总统派出了其他调查人员，有国务院情报部门负责人罗杰·希尔斯曼，以及邦迪手下的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与泰勒·罗斯托的观点相比，他们的观点更接近曼斯菲尔德。他们在报告中说，战争将会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花费更多金钱，付出更多生命，“这场战争的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但是，作为政府官员，他们不像曼斯菲尔德那样有独立的选民基础，因此没有对现行政策提出异议。

希尔斯曼深入而又详细的报告中有许多具体的负面报道，但政府并没有根据调查团带回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调整，因为那将痛苦不堪。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一旦形成了某个政策体系，维护该体系相对更容易一些。而对于其下属而言，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最好不要兴风作浪，不要硬是去找令上司难以接受的证据。心理学家将这种过滤掉不和谐信息的过程称之为“认知失调”，这是一个“不要用事实来混淆视听”的学术幌子。认知失调就是试图“将在组织内造成冲突或引起心理痛苦的问题予以压制、掩饰、淡化或混淆”。这使得人们“不去选择”替代方案，“因为即便是对替代方案稍加考虑也会造成冲突”。在政府内部，之所以存在下级与上级关系，目的就是制定人人都满意的政策。这有助于统治者实现如意算盘，往往被定义为“在评估可能性时发生的无意识的变化”。

肯尼迪也不是榆木疙瘩；他对这些负面因素心知肚明，也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但他没有做出调整，他那些首席顾问中也没有一个人建议他这样做。政府部门中没有人主张从越南撤军，部分原因在于害怕那样会助长共产主义的气焰，有损美国的威信；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害怕引起国内反对派的报复。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在美国愚蠢政策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原因，那就是个人利益，这里就是指总统 北越的正规军现在正越过分界线，意欲从南越的解体中渔翁得利。为了防止美国“代理”的崩溃，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幕僚们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必须开始着手准备战争了。尽管据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动用地面部队，但这仍将是一场空中的较量。鉴于西贡局势日益不稳定，地方各部门和军事机构开始制订作战计划；然而，由于约翰逊要在1964年参加总统大选，美国无法先行采取行动。而且因为他的对手是好战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他得给人一种与之相反的维护和平的形象。他开始唱“他们的”战争之赞歌：“我们将……尽量让他们以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亚洲男人应自食其力，有所担当，我们不会派遣美国战士跨越千山万水，背井离乡，去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美国青年去为亚洲男人抛头颅洒热血”。6个月之后，尽管情况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但在人们对这些歌词还记忆犹新之际，美国却派兵参战了，这令约翰逊自己的信誉受到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在政治上谎话连篇已经成了习惯，他已经忘记了，他这个职位非同小可；而且当谎言曝光并像白宫那样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遭受损失的是总统形象和公众信心。

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鹰派谴责“没有胜利保证”的政策，而约翰逊则维护其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样一来，在两者的竞选活动中，公众的反应就逐渐一边倒。“二战”及朝鲜战争以后，受原子弹阴影的影响，美国人尽管反对共产主义，但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女性选民在投票时尤其对约翰逊偏爱有加，这证明反战情绪高涨。政府本来应对此小心谨慎，但却没有如此，因为它始终相信，只有右翼势力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

在向选民发出一种信号的时候，约翰逊得给河内发出另外一个意图更为强烈的信号——希望面对挑衅能有所克制，至少也要等到选举之后。包括“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内，驻扎在北部湾的海军部队很快就针对海岸发起了“破坏性”行动，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情报搜集的范围；这被认为是向河内发出一个信息，即“停止实施侵略政策”。而其所传达的真正信息，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必要的，就是美国的轰炸行动。

6月，约翰逊、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飞往檀香山，与洛奇大使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开会，考虑美国空中行动方案，以及下一步可能要采取的地面作战。之所以要进行轰炸，有2/3是出于政治考量：应洛奇的强烈要求，提振南越日益消沉的士气；打击北越的战斗意志，迫使他们不再支持越共的叛乱行动，并最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从军事角度，目的在于阻止北越的渗透和供应。他们对各种建议和警告进行翻来覆去的讨论和辩论，因为作为规划者而言，即便假装认为是“外来侵略”，他们也并不希望亚洲很快发生内战。在南越迅速落败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为了扭转军事平衡，使美国不至于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在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前，任何意欲谈判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承认游戏结束了”。

核武器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没有人对此表示支持也是必然的。使用核武器的唯一情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便是应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一旦怒而参战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险，他们甚至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周密</a>的设想。一谈到这个话题总是兴奋异常的国务卿腊斯克认为，鉴于中国的巨大人口，“我们不能局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浴血奋战”。这意味着，如果局势升级而令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也将使用核武器”。不过他意识到亚洲领导人都反对这么做，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种族歧视的影子，“有些事我们只针对亚洲人，而不对西方人”。会上也简要讨论了战术性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则认为“想象不出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件事就此被束之高阁了。

轰炸的作战计划已经起草好了，但行动命令却迟迟没有发出，因为大选尚未开始，必须维护约翰逊的和平形象。在成立一个可靠的政府掌控西贡风雨飘摇的政治格局之前，更严重的地面作战问题不得不被暂时搁置起来。此外，正如泰勒将军所指出的，必须要让美国民众了解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所在。国务卿麦克纳马拉以他一贯的精准态度认为，这“将需要至少30天时间”，就好像这是在向公众推销一种新型汽车那样。

约翰逊担心中国会干预，从而扩大美国交战态势。然而，如果必须让战争升级的话，他希望得到国会的授权。在檀香山，他与幕僚们对决议草案进行了研读和讨论，并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准备提交国会审议。

1964年8月7日通过的《东京湾决议》[11]经过了彻底详尽的审查，这样，即使态度草率随便些，也可以高枕无忧了。该决议的重要性在于，总统借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会授权，国会却因为无计可施而突然间变得可怜兮兮，并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愤恨不平。尽管东京湾既非萨姆特堡，也不是珍珠港，但其战略意义也同样重大；在国家利益尚难确定的情况下，它就是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空白支票。

发生冲突的起因是，美国声称，在其认定的3英里范围以外，北越鱼雷艇在夜间袭击了“马多可斯”号驱逐舰及其他海军部队。而河内则认为离海岸12英里内都属于其主权范围。随后在 河内也可能受到了蛊惑。在美国大选的前两天，似乎是为了挑起战争，越共专门针对一处美国设施发</a>动进攻，利用迫击炮轰炸边和机场。这是美国的一个训练基地，由老旧的B-57组成的飞行中队最近刚被从菲律宾转移到此进行训练任务，目标很明显。此次进攻摧毁了6架飞机，5名士兵阵亡，另有76人受伤。在确认该进攻是由河内发起之后，时任驻西贡大使的泰勒将军致电华盛顿，请求授权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在华盛顿的所有首席顾问也一致同意。但由于约翰逊正在等待选举结果，他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并且，因为担心中国的介入，无论有关越南的报告如何讲述西贡加速衰败的情况，他都还得继续将行动拖延三个多月。

为慎重起见，犹豫不定的约翰逊派出了麦乔治·邦迪和麦克纳马拉的助理秘书约翰·麦克诺顿，让他们去考察一下是否真有拯救南越的必要性。正值他们在南越期间，越共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美国在波来古的兵营，造成了8人死亡，108人受伤。在视察满目疮痍的战场时，据说邦迪对越共的蓄意挑衅气急败坏，并立即打电话向总统汇报，请求进行大规模报复。不论他有没有这样做，情感并非决定因素。在与泰勒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2]将军一起回国途中，邦迪起草了一份措辞冷酷强硬的备忘录：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南越似乎不可避免会遭受惨败……越南已经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况……美国的国际声誉危在旦夕……目前与越南妥协简直是痴人说梦，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按照预定计划“逐渐加大力度继续推进报复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方针。除非越共立刻结束暴力行动，否则不应接受任何形式的谈判。

这就是构成美国政策的基本要素：风险很高， 双方你来我往的进攻令情况不断恶化。越共蓄意使用火箭弹、炮击村庄、诡雷、绑架和屠杀等恐怖主义手段，旨在增加人们的不安情绪，并证明西贡当局无法为人们提供保护。尽管美国的武装干预令叛乱分子无法取胜，但并没有挫败他们。局势依旧毫无进展。南北平衡发生了动摇后，俄国和中国为北越输送了更多补给，使其恢复力量。从战俘身上推导出对方士气低落不过是对东方斯多葛主义和宿命论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军队中，一年短期服役的规定本来是为避免士兵产生不满情绪，但这也使他们无法适应与平时标准训练大相径庭的丛林战，令伤亡人数大增，处于最初几个月服役期的士兵伤亡率总是最高的。美军的适应能力无法应对实际战争。美军战术设计都是基于大部队机动作战，使用空中力量对工业目标进行打击。在实际操作中，一旦这些要素不复存在，其军事机器就无法进行有效调整。美军的心态源于其力量优势，但坦克在驱散黄蜂方面却无计可施。

军事之外的需求也不容忽视。“绥靖”计划是美国方面一手推行的，意在加强南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实现民主统治。它的目标是在西贡建立起人们的信心，并打造稳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从汉、基到阮文绍将军的历届政府，都痛恨他们依赖的这位赞助人，因此无意与美军合作。白人部队虽然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但也不想作为代理人为美国“赢得人心”。这个计划，对战场上的美国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因为尽管华盛顿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可还是在一些方面让人对西贡和美国产生了反感情绪。人们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将军们的政权，要求实行平民统治，制定宪法章程。佛教徒的反政府运动再次兴起并又一次在西贡与军队发生冲突。在古都顺化，示威者洗劫并焚烧了美国领事馆和文化中心。

美国的情绪也在发生变化，在圣诞节短暂的停火之后，轰炸又重新开始，这令反战情绪明显上升。马克斯韦尔·泰勒发现，之前作为大使返回华盛顿向国会议员介绍情况时，他们“相当耐心，没有任何批评意见”；而现在，他们的意见正在发生分歧。在停火期间，大多是民主党派的77名众议院成员敦促总统延长停火时间并将冲突提交联合国讨论。当轰炸重新开始时，15名民主党参议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继续轰炸。当参议员莫尔斯建议废除作为对越拨款议案修正案的《东京湾决议》时，三名参议员（富布赖特，明尼苏达的尤金·麦卡锡和俄亥俄州史蒂芬·杨）也加入了坚定不移的莫尔斯阵营支持他的举动。但这一提议以5票对92票没有获得通过。

虽然规模尚小，但这是党内反对总统的信号。这是和平团体行动的开端，他们将在越南问题上把民主党分裂开来，但无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他们都没有一位令人信服、坚决果断的领袖人物能够随时对多数派进行反击。

这种政治上的不满情绪远比票选失利来得更甚。国会对拨款继续顺服地投赞成票，因为选择其他道路意味着美国承认失败的情况，因此大部分议员无法对政府决策说不。此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深深留恋由艾森豪尔建立的军工复合的超级大国。国防合同就是货币，五角大楼在国会山豢养的300多位说客就负责操纵这些货币。军队提供了贵宾旅游、晚餐、电影、发言人、飞机、周末体育活动及其他特权，尤其为参众两院的高级委员会主席提供更高规格的待遇。国会有1/4的成员都召开过预备委员会。对军事采购的批评使得国会议员一不小心就会被指控破坏国家安全。在1965年召开的 公众反对战争就意味着意志“软弱”并一蹶不振（20世纪80年代的修正主义者如今又再次提及这个问题）的指控，泰勒将军援引法国民众否定战争的例子证明“软弱”的说法，以此作为简短的回应。参议员莫尔斯回答说，“现在离美国人民否定我们在东南亚战争的时日也不远了”，法国也打过仗，当他们否定战争的时候，是否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呢？

凯南大使清晰冷静地提出自相矛盾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战场上，即便能够赢得战争，其结果也非常空洞无聊，因为美国发动规模宏大的战争会对“穷苦潦倒、无依无靠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对一个不同的种族和肤色的民族更是如此……这种惨烈的场面会令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产生强烈的反感，从而破坏美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我们在全世界树立正面形象的做法背道而驰”。只有“坚决果断地放弃目前毫无根据的立场”而不是固执己见一味继续自己的行为才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他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格言：无论自由之花在世界何处开放，“总会少不了美国的牵挂……但它无须跨出国门去将自己毁灭。”将她毁灭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而在战争中“（美国）政策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知不觉地从放任自由到使用武力”。在这次听证会上，事实真相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尽管富布赖特听证会触及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真相，但至多是集思广益对美国政策进行审视，并没有产生根本的作用，因为只有投票反对拨款才是最为有效的行动方式。总统批准战争所导致的长期严重后果，直到听证会后才在富布赖特出版的序言中得以系统阐述。在总统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默许行为，他写道，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拥有机密情报，使它在确定政策时具有很深的洞察力。这种观点值得推敲，而且重要的决策“并非基于手头事实，而是根据人的判断”，由此来看，决策者并不比聪明的公民高明多少。国会和公民可以判断出“大规模部署军队，牺牲本国人员和财富是否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尽管富布赖特能够把主要问题提出来，但他毕竟是个老师而不是领导者，因此并未准备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他的投票权。听证会结束一个月后，当国会开会审议为越南战事提供48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时，只有两个始终持反对意见的莫尔斯和格里宁投了反对票，而富布赖特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使得法案得以通过。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表达了“政府对事态最为清楚”这一观点。他在恢复轰炸后说，“我们都应该支持总统。他最了解我们的对手，也掌握着所有相关的情报。”这一假设令人无比欣慰，也让人不会因为立场问题而忧心忡忡。但这种说法通常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在外交事务上更是如此。贡纳尔·米达尔在经过20年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说，与国内因素相比，“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通常更多地受到非理性动机的影响”。

“二战”后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专家所做的一个“战略轰炸调查”得出结论，战略轰炸在欧洲战区（与配合地面行动的战术轰炸有所不同）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或预期的效果。它没有极大地削弱德国的战斗能力，或使他们尽早投降。调查发现，轰炸后德国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且士气并未受到影响；事实上，轰炸反而可以提高士气。1966年3月，原定持续三个月的“滚雷”行动已经延长到一年多，但并未明显地“摧毁敌方意志”。这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包括先前曾参与过调查的人员，对越南的轰炸效果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受国防分析研究所的委托，由47名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代号为JASON的机构，对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及白宫的简报进行了历时10天的详尽研读和讨论，随后又进行了两个月的技术研究。该小组得出结论，轰炸对北越士气的影响以及在河内继续战斗的代价评估“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轰炸并没有对交通、经济和士气造成严重影响。调查发现，不能贸然得出结论说“轰炸的间接惩罚将在这些方面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该机构认为空袭没有起到理想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轰炸目标没有多大价值”。该研究得出结论，“对某个社会进行直接正面攻击”往往会令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防御、迅速修复。这种效应并非不可预测，德国有过这样的例子；而众所周知的是英国，1940—1941年间德国对伦敦的恐怖轰炸不仅没有令英国人退缩，反而使其士气大振，愈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毅力。

作为轰炸的替代方案，JASON建议在越南和老挝长达160英里的地段建设“反渗透”屏障。该研究提出了各种详细的技术方案，包括雷区、墙壁、沟渠和据点，用带有电子监控和倒钩的铁丝网连接起来，某一侧布置长长的落叶带，该方案估计费用为8亿美元。这一招是否管用无人知晓。太平洋舰队的空军指挥官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方案，对此嗤之以鼻，该方案从未实施。

就像其他“不和谐”的建议一样，JASON一头撞到南墙之上。空军考虑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肯承认他们的空中力量可能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战略并未有任何改变。太平洋舰队基于对人类行为进行计算的“压力理论”得出的疼痛指数，继续加大轰炸的惩罚力度。他们认为：河内的行为导致了疼痛，而现在，它应该对此有所回应，停止这样的行为。国防部一位官员后来说：“我们预料他们会像正常人一样做出合理的反应。”到1966年底，每年投下的炸弹达到了50万吨，比在“二战”期间投给日本的还要多。河内方面并没有做出合理的回应，而是像英国遭受德国轰炸时那样出离愤怒、桀骜不驯。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如果美国受到如此的轰炸，无疑也会有此反应。轰炸并没有将敌人赶上谈判桌，反而令他们更加坚定不移：他们现在坚持将停止轰炸作为谈判的筹码。

有人通过加拿大的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和其他调停机构继续提出建议，因为到如今各方都希望结束战争，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仍然难以协调统一。华盛顿从到访河内的人员那里得知，如果轰炸停止，河内就愿意谈判，美国方面由此得出结论，轰炸给对方造成的打击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应该加强力度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当然是河内的立场变得更加顽固了。

JASON在南墙上终于撞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豁口。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开始的一些疑虑得到了证实。他自己在国防部的系统分析显示，军事效益与投入的经济成本根本不成正比。虽然他没有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似乎开始承认失败。在他写给总统的信中，认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前景并不好，因此宣布支持使用反渗透屏障作为轰炸以及进一步增加地面部队的替代方案。但是他没有能够实践自己的观点。

在政府的其他部门，这种徒劳情绪已经四处蔓延，有一些人离开岗位。没有人辞职；大多数人被总统略施小计予以免职。无论自己有什么样的疑虑，总统也不希望其他人存在这样的想法，它有时被毫无顾虑地讲出来，有时则不言而喻。希尔斯曼于1964年被解除在国务院的职位，福里斯特尔于1965年离开白宫，麦乔治·邦迪在1966年年初离开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乔治·鲍尔和比尔·莫耶斯分别在同一年的9月和12月自愿离职。所有人都静悄悄地离开，无一例外，就像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的拉奥孔，没有人在此时发出警告，更没有人喊出他们的反对意见。

团队成员悄悄离开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即便在离开后再说出实情也无异于离群索居；因为这样一来就表示他们不够忠诚，就无法再回到这个圈子。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愿辞职。政府官员总是相信，只有在这个圈子中才能够施加更多的制约作用，而且还要默认顺从，以免失去权力。美国总统在行政机构中拥有至高无上的任命权力，因此使得他常常骄傲自大，专横跋扈。顾问们难以对总统说“不”，或者就某一政策进行争论，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地位，他们下次能否被邀请到白宫参加会议，都取决于对总统的态度。如果他们是内阁成员，那么根据美国的制度，他们不能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反而可以在政府中保留自己的观点，而无须担心自己在议会的席位。

腊斯克仍顽固地坚持己见。如果他有疑虑，作为一名优秀的公务人员，他能够说服自己，相信美国政策是正确的，并且重申，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考量，但使南越不受共产主义统治这一根本目标是不能改变的。有人对他这一坚定立场深表敬意，就在部门的电话亭里涂写了“腊斯克是录好的政府报告”字样。沃尔特·罗斯托取代了邦迪，他曾预测越共的暴乱自1965年起将逐渐消停，他对此非常乐观。可是身居高位的约翰逊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一次被问及战争还将持续多久时，他回答道：“谁知道会打多久，要花多少钱呢？重要的是，我们是对是错。”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造成巨大伤亡和破坏，另一方面约翰逊却还在提出这样的质疑，这种做法，无论对公众，对他自己的总统职位，还是对历史而言，都是不明智的。

由于战事一次又一次升级，战争通过征兵也直接影响到了一般公众。1966年年中，五角大楼宣布派驻越南的部队到年底将达到37.5万人，而在随后半年中将再增加5万人。到1967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46.3万人，而威斯特摩兰要求再增加7万人，使总数达到“最低基本力量”52.5万人。对此约翰逊宣布，将“满足”指挥官的需要和要求。对适龄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认为这场战争卑鄙龌龊、可耻下流的人而言，征兵行动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每个人都极尽所能利用征兵延长期继续自己的学业，只有那些学业不佳的人才不得已穿上军装。不公平的征兵制度是越战后方的 在无脑的言辞和无法无天的破坏行为中，确实有极端出格的抗议活动，这激怒了那些正直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强硬派，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侵犯了法律的尊严，破坏了社会秩序。当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在华尔街攻击示威的学生时，他们用随手找到的器具充当武器对学生进行殴打，这种身体上的冲突集中体现了两种言论之间的对抗。10月份，尼克松到圣何塞，为1970年的中期选举活动发表演讲，此时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暴徒们对他尖叫咒骂，污言秽语；当他离开大厅时，人们向他投掷鸡蛋和石头，并使他受了擦伤。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总统受到暴徒袭击。在随后谴责暴徒行为的一则声明中，他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听到他们言语中的愤恨”，这些“暴徒”代表着“美国最坏的一面。”

其实在圣何塞事件之前，对总统柬埔寨行动的如潮批评就已经令他恼羞成怒，加重了他本来就比较强烈的迫害心态。一位叫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的白宫职员说，“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弥漫在白宫上下。“现在是‘我们’对抗‘他们’。”据另外一个人所见，白宫警卫“确实相信，非常可能发生左翼革命”。对“敌人”进行秘密监视，用卧底的方法进行恐吓和间谍活动，破门而入，毫无理由地窃听，这些方法都很普遍。被派去监视激进恐怖组织活动的一位员工起草了一份计划，准备动用警察力量和未经授权进入私人区域作为执法手段。这一方案经总统签署成为一项政策，但只执行了五天就在联邦调查局的劝说下放弃了，可能是联邦调查局怕该政策威胁到自己的特权。对轰炸行动泄密根源的调查范围扩大了，最后甚至在17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以及几位记者的办公室及家中安装窃听设备。对于飘忽不定的南越中央办公处，没有发现任何漏洞；报告最后被证明不过是新闻界正常的职业行为。

异议权是一种绝对的美国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想要对此进行压制并派人付诸实施，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启用非法程序，这为“水门”事件埋下了伏笔。由于在谈判中继续受挫，由于战争延长至新的一年，此类程序越来越多，并在1971年6月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方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麦克纳马拉当初批准了一系列机密文件，意在披露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根源；但这批政府文件被现在极力推崇反战信念的理论家、前五角大楼官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取，并提供给媒体和参众两院的某些成员。尽管这些档案记录的都是1968年以前的事件，但尼克松——基辛格团队对于泄密事件却极度敏感，尤其是因为他们正在秘密着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与莫斯科举行高峰会议，他们不希望人们将华府视为软弱无能的孬种，从而无法与二者建立亲密无间的信赖关系。他们首先在白宫旁边的一间地下办公室成立了一个“管道工”小组来查找泄密渠道，并且根据“直接来自椭圆形办公室”（根据后来的证词）的命令，要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做些文章。其结果便是，有人闯入埃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盗窃，目的在于将他诬陷成为苏联特工。这件事是否有用值得怀疑，因为一旦成功的话，有可能会阻止尼克松与苏联举行高峰会谈。他们的雇主还算幸运，因为管道工们空手而返；但无论他们在埃尔斯伯格身上可能发现什么证据，都无法质疑14卷影印政府文件的真实性。显然，最高层做出了愚蠢荒唐的事情。在这里，在对违法行为没有丝毫忌惮的情况下，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道德准则又死灰复燃了。

到目前为止，国会一直还是一副气定神闲的状态，对令举国上下心急火燎的越南事件不过是冷眼旁观；但现在，来自国会的令人不安的信号越来越多。一位国会成员说，国会“是一群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可以这么认为，国会总是遵循舆论趋向，因此，其麻木懒散的作风表明，在美国进攻柬埔寨之前，沉默的大多数确实就是多数。当尼克松在执政的前六个月没有实现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停火协议，反战的参议员诸如曼斯菲尔德、肯尼迪、盖洛德·纳尔逊、查尔斯·古德尔（Charles Goodell）等等，开始公开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结束战争。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入侵柬埔寨的行为促使参议院重申自己与行政权力平起平坐的特权，此前自由放任政府行事令自己元气大伤。在五角大楼文件所披露的内容里，其中一项就是，在任何有关确定国防及外交政策的讨论或文件中，明显没有考虑征求国会的意见。在入侵柬埔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以后，尼克松向从参众两院挑选出来的人员保证说，在没有征求（他没有说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军队不会深入到30英里—35英里以外的距离，并且所有部队将在3—7周内撤回。

参议员们并不放心。他们提出拨款法案修正案、切断资金修正案、以某种方式限制军事介入或设定时间限制修正案等，这些都经委员会批准，在议会大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每一次，在众议院超级鹰派人物所把持的委员会的专横操纵下，这些修正案总是在会议中被减头去尾或弃之一旁，或者被议会战术围追堵截，最后未经辩论即胎死腹中。《东京湾决议》最后被废除了，但那也只是总统领导的政府在智胜对手后自己做出的选择，因为政府认为，总统作为总司令有权发动战争，这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力。这一理由有些牵强，因为在没有宣布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他是事实上的总司令吗？但是最高法院在面对几次考验时，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个问题。

然而，下议院的反战选票不断增多。153位代表投票反对搁置《库珀教会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旨在于7月份以后切断战争资金，这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选票，这一票数产生了极大的杀伤力，反对的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赞成《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的人数上升至177位。该《修正案》最初将撤退的最后期限设定为9个月（经众议院修改为“尽快”），暂停派出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这一上升趋势表明反战的力量日益强大，甚至或许在令人难以想象的时刻，立法委员会可能会对总统的行为“叫停”。

1971年，尽管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协助，但是南越政府军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像侵略柬埔寨那样入侵了老挝。对南越政府军实行“越南化”的代价，是50%的伤亡率，而且政府军越来越感到，现在战斗和死亡的目的，就是让美国人离开。而华盛顿方面宣布，所有军事行动都要以“拯救美国人生命”为目的，这种趋势更令他们加深了这一看法。反美国主义在越南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与民族解放阵线秘密合作，并公开要求政治和解。抗议活动重新兴起，但这次是反对阮文绍取代吴庭艳。尚未撤回的美国军队士气低落，部队逃避作战或拒绝作战，士兵们使用毒品，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蓄意杀伤上级军官或同伴，有时还有用手榴弹谋杀军官和军士的现象。

在国内，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开始支持到年底撤回所有部队的做法，哪怕出现南越被共产党控制的结果也在所不惜。多数人首次同意这种观点，即“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从道义上讲是错误的”，对越南战争的参与首先就是一个“错误”。公众总是反复无常，民意调查也是昙花一现，而答案或许反映了问题的根源。不道德的行为之所以被发现，正如诺斯勋爵在谈到他的战争时说，“邪恶的胜利最终会遭人唾弃，到那时，人们就会呼唤和平”。

到1972年，战争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冲突，而尼克松给自己定下的六个月时间已经拖延到了三年之久，又有1.5万名美国人伤亡，而战争到底何时结束仍是个未知数。

巴黎会谈的一切努力和基辛格的秘密任务均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试图通过谈判从根本就无法取胜的战争中脱身而出，与此同时还要维持体面。对于战争的延长北越也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双方的动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未来在此一举，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1972年3月，当美国战斗部队大多已经撤走后，北越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最终促使战争结束。

12万北越军队驾苏联坦克，携带野战炮，穿过非军事区，撕破了南越政府军的防线，势如破竹地突进西贡周边的人口密集地区。美国在地面无计可施，便重新启动了早在1969年制订的“野蛮打击”的Strachan）的两个字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当欧文的委员会问戈登，对于那些想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其他年轻人，他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时，戈登回答说：“远离”。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本来相信国家的公平公正，而现在也转向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态度。自从越南战争之后，在谈及美国的时候，谁还敢简单地相信美国就是“地球上最好的最后的希望”？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失去的，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便是“美德”。

产生这一结果的愚蠢行为始于连续的过度反应：杜撰了危在旦夕的“国家安全”，杜撰了“切身利益”，杜撰了迅速推及它自己生命的“承诺”，对杜撰的始作俑者施加了魔咒。在这一过程中，杜勒斯起到最主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着手破坏日内瓦会议上所做出的妥协约定，确定了美国要维护南越的利益而不遗余力地打击北越的政策，使得随后的各个总统都纷纷效仿。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像萨沃纳罗拉那样虔敬热情，令他的幕僚和继任者深深折服，因此人云亦云地不断强调“国家安全”和“切身利益”，他没有那么多针对“冷战”的“口惠而实不至”的信念，或者极少用恐吓手段从国会获得拨款。1975年，福特总统对国会说，不愿意投票援助南越将会损害作为一个盟友的“信誉”，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两个月后，基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了这一主旨，他说，如果任由南越肆意妄为，那么“在一段时间内，它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根本威胁”。

过度反应总是无处不在，诚如用咒语召唤或驱赶鬼神，多米诺骨牌倒下，关于“毁灭”的幻想，放弃太平洋而撤回旧金山，像来无影去无踪的越南共产党南方局这样的小怪物，以及最后白宫因妄想症引发了“水门”事件。更为严重的是，过度反应导致政府相关部门以极度愚蠢或荒唐的行为滥用美国权力和资源，与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极不相称。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因为，正如李奇微将军在1971所写的，“这本来无须拥有远见卓识就应该能够认识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而且承诺采取重大行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种愚蠢行径便是，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这与教皇认为自己刀枪不入不分伯仲；第三种愚蠢行径是榆木脑袋式的思维和“认知失调”；第四种愚蠢行径是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替代思考。

就无所不能的幻想而言，美国决策者想当然地认为，对一个给定的目标，特别是在亚洲，美国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力量。这一假设来源于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国家所具有的“无所不能”的性格，以及源于“二战”时期能够胜任任何工作并具备超强能力的意识。如果这是“权力的傲慢”，那么用参议员富布赖特的话来说，它还不是那种曾击败雅典和法国，以及在20世纪击败德国和日本的致命的狂妄自大和过度扩张，因为它只是由于人们没有明白，其他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种问题和冲突，单纯使用美国的军队或者美国的技术甚或美国的良好意愿，都无法化解这些问题和冲突。“建国”是最胆大妄为的幻想。北美大陆上的定居者从普利茅斯的岩石，到福吉谷，到开垦完毕的边境，建立起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没能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到的是，与北美大陆一样，在其他地方，也是只有那里的定居者才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榆木脑袋式的思维，那种“不要把我与事实混淆起来”的习惯是一种普遍的愚蠢行为，这种愚蠢行为在美国政府上层就越南问题的处理方面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低估了北越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和信念。美国在缜密的计算中却没有考虑敌人的动机，因此华盛顿方面才能够罔顾事实，无视民族主义热情和为独立而斗争的激情，而早在1945年，河内就曾宣布“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抑制”这种热情和激情。华盛顿方面可以无视勒克莱尔将军的预言，即征服北越需要50万人，而“即便那样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它可以无视北越所表现出来的锐气和能力，他们在奠边府战胜了拥有现代武器的法国军队；它还可以无视所有后来接二连三的事实和证据。

那些对越南问题负责的人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在决策中没有考虑敌人的意愿和能力，是由于不了解越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越南长期反对外来统治的斗争从任何一本有关印度支那的历史书中都可以了解到。法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曾经在越南生活过多年，美国完全可以向他们悉心求教来弥补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在前方开始向决策层提供报告之际，即便是对于该地区浮光掠影的认知也可以成为可信的情报。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对该地区是否了解，而是拒绝相信事实情况，并且更重要的是，始终没有将这个“四流”亚洲国家放在眼里，这都是决定性因素，与英国当时对美洲殖民地的态度如出一辙。又有谁能避免历史的嘲弄呢？

一方面低估南越，而另一方面又高估南越，因为南越是美国援助的受益方，因为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措辞，任何非共产党集团都是“自由”国家，因此使人错误地认为，自由国家的人民，为了他们的“自由”，随时准备利用自由所赋予的意志和力量去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所定下的基调；必须摒弃不和谐的证据，不然这些证据早就会明白无误地表明，该政策犹如沙上建塔。当不和谐的声音扰乱了对于敌人或代理人的态度时，在榆木疙瘩式的思维的支配下，这样的态度逐渐变得僵化而难以变更。

最后一种愚蠢行径是，从来不去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的计划和措施对于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是否有效，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可能的利益和损失以及损害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另外一个共性是缺乏对总统职权的理性思考，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在现代国家，政治和官僚生活中是否有某些东西妨碍了智囊团的运作，臣服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而忽略了理性的预期。这种现象似乎永远无法杜绝。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或许可以隐约听到200年前查塔姆对一个民族自欺欺人行为的概括，他说：“通过强制接受的方式，通过自己的轻信盲从，通过虚假的希望，虚假的自豪感，承诺最为浪漫的结果，未必会产生质的改变。”来自密歇根的国会议员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则从当代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所在选区的一对夫妇的一个儿子在越南战场上牺牲了，但是在跟这对夫妇谈话时，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想不出什么言语，来说明这个孩子死得其所。“这场战争究竟是对他们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对任何个人有好处？我实在无法回答。”

[1] OS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对付冲突而设立的美国情报组织。

[2] 战区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1945年10月2日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避免英国/印度军队卷入的唯一办法是“继续让日本人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意味着3个月内我还不能开始解除他们的武装”。——原注

[3] 我们已经说过，雷德福意在挑起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促使中国在还未强大到威胁美国的安全之前与美国一决雌雄。他建议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他的助理将这一建议口头提交给时任国防部顾问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后者对此坚决反对。“如果我们与法国接洽，”他向杜勒斯写道，“这肯定会泄露出去……从而在整个自由世界的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特别是北约盟国，尤其是英国。美国将不得不做出保证，将来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核武器。此外，苏联的宣传机构将“把我们希望在印度支那使用这种武器的想法”描述为客观证据，“说我们用当地老百姓试验武器”。——原注

[4] 法兰西联邦（French Union，1946—1958）：法国同其在非洲的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盟。1958年9月，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改为“法兰西共同体”。

[5] 铁托主义：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执政时的政策和方针，其核心是对内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对外执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6] 即麦克乔治·邦迪（McGeroge Bundy,1919—1996）：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7] 巴特寮（Pathet Lao）：1950年建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集团。

[8]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虚构的浪漫的王国。

[9] 保罗·班扬（Paul Bunyan）：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

[10] 吴丹（U Thant，1909—1974）：生于缅甸班德瑙，1962—1972年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11] 《东京湾决议》：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的决议案，这里的东京湾即北部湾。

[12] 威廉·C·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nd,1914-2005）：取代哈金斯的指挥官。

[13] 该声明先前在两个学术作品（见注释）中曾引用过，麦克纳马拉先生没有想起来。历尽千辛万难，终于在有证明文件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它。现在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表述都是真实可信的，并产生了严肃而深远的影响。——原注

[14] 本-古里安（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第一任总理，领导创建以色列国。

[15] 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6] 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外交家，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曾在连续6届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外交大臣，甚至总理大臣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