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_愚政进行曲

1.权力争斗路线不明

（1763—1765）

18世纪大英帝国在美洲大陆的自身利益无疑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要谦恭友善，另一方面还要殖民地人民自觉自愿，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稳定的贸易往来，维护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收入。然而，在15年时间里，双方关系持续恶化，最终迎来了震惊世界的枪声。在这期间，一届又一届英国政府，对发生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熟视无睹，对人们的一次又一次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伤害彼此关系的举措。无论这些举措在原则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它们日渐深重地破坏了所应展示的良好意愿和自觉自愿的纽带关系，经由实践证明是非常荒唐和愚蠢的，因为，除非诉诸武力，否则这些举措根本就无法实施。只有仇深怨重的两方才会动用武力，因此即便武力能够成功，其代价也是相当巨大，得不偿失。最终，大英帝国在那片原本寂静平和的广袤土地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我们都知道，问题主要出在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上。在殖民地民众看来，议会是国家的而非帝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宗主国声称拥有这项权利，而殖民地拒不承认。该“权利”本质上是否存在，即便现在都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并且与这次调查的目的基本上是不相关的。利害攸关的，是身上流着英国人血液的一个精力旺盛、勤劳多产的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拥有广袤领土的帝国。作为当代的拉奥孔，埃德蒙·伯克[1]是不能回避的人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说，“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道义上讲，不论可能征收多少赋税，哪怕是所谓的宪法的任何原则，都无法与保留美洲的价值相提并论”。总之，尽管拥有这片土地的价值远远大于维护原则的价值，但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牺牲了可能达成的结果，实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就是政府最为常见的愚蠢行径之一。

1763年，“七年战争”以英国大胜法国及印度结束，但这时麻烦也来了。随着法国割让加拿大及其腹地，英国拥有了俄亥俄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中辽阔的跨阿勒格尼平原，这里住着野性难驯的印 关于英美关系， 当赌博成为时尚的宠儿，当女士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家中招徕牌局，当男人们在布鲁克斯通宵达旦为纸牌投注巨资，或就明天是否下雨或者下周歌剧演唱者姓甚名谁等毫无意义的问题赌个你死我活，当财富如流水般消失，债务已经司空见惯，那么身为大臣的这些男人们怎么能够调整心态去处理供应账单上、税率表上以及国债报告中那些冷冰冰的数字呢？

高贵的出身没有培养出政府管理中的现实主义。在家里，一句话或一个手势，仆人就能代为完成任何工作。在无所不能的布朗或另外一名景观设计师看来，波浪形的轮廓比平地更有观赏性；于是他们就开挖出湖泊，创造了远景，并种上了一排排的树木；从湖边到房子，到处都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青草坪。设计师的规划图被中间的一个斯托村打乱了，于是所有的居民都搬迁到两英里之外的新房中，原有村庄被夷为平地，犁过之后栽种了树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负责英国军事行动的大臣乔治·杰曼勋爵，出生于萨克维尔，在诺尔之屋（Knole）长大，这处房产归他家族所有，有7个院落，高低不一的各式屋顶，从远处望去宛如一个小镇。在他童年时期，他的父亲一口气种下200棵梨树、300棵海棠、200株樱桃、500棵冬青、700棵榛子树，另外又种了1000棵冬青作为果菜园的屏障，还在公园里种了2000棵山毛榉。

兴致趣味也并非全都局限于户外活动和俱乐部。中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上说会让他们了解到拉丁古典和一些希腊文化，而到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艺术，可能偶尔还会买些绘画作品和古典雕塑带回家里。旅游目的地通常都会包括罗马，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时代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罗马政府“可能是最为糟糕的政府，”一位英国游客写道，“在全部人口中，有1/4是牧师，1/4是雕像，1/4无所事事。”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英国的统治者们总能够通过雇用杰出人士担任顾问的方式，从他们狭隘的阶层之外寻求到忠告或建议。罗金汉在猛然间接替格伦维尔担任首席大臣之后，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缺点，非常睿智地选择了年轻的爱尔兰律师埃德蒙·伯克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谢尔本勋爵雇用了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作为他的图书管理员和文学侍从，并为他提供房子和终身年薪。亨利·西摩·康韦（Henry Seymour Conway）将军，国务大臣及未来的军队指挥官，任命政治哲学家大卫·休谟作为他所在部门的副秘书长，并且经休谟的请求，他还为当时在英格兰的让-雅克·卢梭争取到了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康韦自己偶尔写点儿作品，并根据法语素材，改编并写出了一则喜剧，在特鲁里街上演。达特茅斯伯爵在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诺斯勋爵的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他是埃利埃泽·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的印 较大的城市行政区几乎都实行了民主普选，并举行了竞争激烈、粗暴吵闹的选举。最后当选的成员有律师、商人、承包商、船东、陆军和海军军官、政府官员以及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商人。虽然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颇有影响力，但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少，几乎不超过8.5万人，因为在国家层面上的政党设法剥夺了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公民权。

据估计，大约有一半的席位可以通过赞助的方式进行买卖，诺斯勋爵在1774年换届选举时给财政大臣的指示中就曾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他是要通知控制着康沃尔六个席位的法尔茅斯勋爵，诺斯同意以每个席位2500英镑的价格由他提名填补3个席位；而且，“莱格先生只出得起400英镑。如果他要得到洛斯特威西尔，就得花费公众2000几尼[5]。加斯科因如果付1000英镑的话，应该会遭到特莱格尼的拒绝”；还有，“告诉库珀，对埃奇库姆勋爵的（5）个席位，你答应每个支付2500英镑还是3000英镑。我打算付给他1.25万英镑，但是他非要1.5万英镑”。

政治上的赞助人有时依靠上议院贵族通过家族团体的方式控制着多达七八个席位。上议院成员，尽管由于意见分歧针对某些问题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念投票，但一般而言，还是根据赞助人的指示协同行动。各县的骑士选举由于选民众多，任何赞助人都无法控制，还有三四十个行政选区并不是通过财产多少来控制的，因此这些骑士将自己视为乡村党。17世纪的保皇党在被中央政府流放后，遗留下的保守思想现在已经变得日益执拗。各县由于已经习惯了地方政府的管理，对来自伦敦的干涉极其反感，并在原则上藐视首都及王室，当然，这也与辉格党大臣们的支持不无关系。各县的成员，不属于任何党派，不追随任何领袖，不谋求任何头衔或“官位”，只为他们自己的选区服务，因此在投票时只考虑自身利益及他们自己的信念。一位约克郡的议会成员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在下议院一动不动地坐了12个小时，但我对此相当满意，因为从双方唇枪舌剑的争论中，我可以通过投票行使一些权力，清楚地表达我的意见”。只要有足够的票数，独立思考的人就能打败那些金钱游戏。

乔治·格伦维尔上任伊始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英国的财政偿付能力。由于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他现在能够将陆军从12万人减少到3万人；他还大幅削减船坞设施及维护费用，以牺牲海军为代价发展经济，但当需要以行动来检验时，此举就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他还准备通过立法对美洲贸易征税，也并非没有预料到所可能引发的抵触情绪。由于殖民地在议会没有代表权，因此一些代理或说客被保留在伦敦代表他们的利益，但这些人通常就是议员本人或与政府有联系的其他人。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是一名杰出的议员，也是一位商人和律师，在不同的时间分别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代理，还是格伦维尔的私人秘书。他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殖民地的任何朋友想要接触什么部门，我几乎都有渠道，但我并不清楚我所做的努力有多少是成功的。”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种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伦敦的官僚及民众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声。

除了杰克逊这个渠道以外，格伦维尔还定期与殖民地的总督及北方殖民地的海关总检察官保持通信，在他起草执行关税的法案之前，总要征求后者的意见。英国已经很久没有对美洲殖民地征税了，现在一旦强制收税，美洲人势必要进行抵制，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763年11月，格伦维尔初步命令海关官员全额征收现有关税，马萨诸塞州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Francis Bernard）在报告中说</a>，这一命令在美洲引起“极高的警惕”，6年前法国逮捕福特·威廉·亨利（Fort William Henry）时都没有产生这样的后果。为郑重起见，贸易委员会曾被要求提供建议，即通过什么样的“让殖民地最易于接受、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才能让他们甘心情愿地为“文职人员及军事机构”的支出贡献力量。由于找不到让殖民地坦然承担重负的方法，而格伦维尔又早已下定决心，他们可能并没有期盼一个正式答复。

如果未来的麻烦并未令政府部门寝食不安，那是因为格伦维尔已经讲得相当明白，“没有人希望征税”，而且无论如何，他已经下定决心，美洲能够并且应该为它自己的管理和防御开支埋单。他的两个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和埃格蒙特伯爵，劝阻不了他。哈利法克斯勋爵在23岁时继承爵位，而他迎娶的妻子从她经营纺织品的父亲那里为他带来11万英镑的巨额财富。鉴于这些条件，他担任了皇室侍寝官和狩猎主管，以及其他一些有名无实的王室职位。后来，由于政治的风云变幻，他担任了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成立之际，正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该省省会。人们认为他胆小懦弱但和蔼可亲，酒量惊人；由于患有早期衰老症，他在任职于其侄子诺斯勋爵的 这种感受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要在新英格兰建立一个主教辖区。由于宗教在鼓动人们的憎恨和敌意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因此其前景颇令美洲人感到怀疑。对他们来说，主教就是暴政的桥头堡，是抑制良心和自由（这是新英格兰人体验最深、身体力行的东西）的工具，是通往罗马天主教的隐蔽大门，更是支持等级制度的新的税收来源。实际上，英国政府与教会不同，它并没有打算支持一个独立的美洲主教辖区。然而，“不要主教！”的呼声就像“不要征税！”或后来的“不要茶叶！”那样高亢有力。甚至因为《白松树法案》，英国海军的桅杆也成为冲突的来源。因为，为了将白松树留下来制作桅杆，该法案禁止砍伐高大的树木。

如果，在“七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能够赞成通过重组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的决议，并由此成立一个美洲部门来关注殖民地事务并进行不间断的管理，那么可能就已经平息了这些五花八门的争吵。时间紧迫；还有一大片新的领土需要被纳入；事实已经证明，殖民地形形色色的宪章麻烦重重。但需要并未得到满足。比特勋爵邪恶不公，随后又操控其同僚和对手，无暇顾及殖民地事务。帝国的各种棘手问题被留给了贸易委员会去处理，而仅在1763年一年之中，该委员会大臣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

《收入条例》于1764年2月提交给议会，其所包含的条款注定要带来麻烦。它减少了长期被忽视的对糖蜜所征收的关税，而该商品是新英格兰贸易的支撑，但同时要求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新关税；涉嫌违反该条例的人不在普通法法院接受审判，而要去位于哈利法克斯的一个没有陪审团的特别海事法院，因为普通法法院的陪审团由不倾向于定罪的同胞组成，而该特别法庭的法官不容易被殖民地商人收买，这样一来，被告需要长途跋涉到那里为自己辩护。《收入条例》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在美洲募集收入，用于支付美洲的防御、保护美洲人民的政策开支”。这就是它的危险信号。然而，事实很明显，尽管美洲人会断断续续、或多或少地承认国王规范贸易的权力，但他们执意认为，除了他们自行收税以外，任何人都无权为提高收入而向他们征税。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怕贸易会一蹶不振，因为长期以来，在关税不过是空中楼阁的情况下他们还有利可图，而现在强制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关税，则毫无利润可言了。

殖民地在英国的代理人早就指出，贸易下滑对英国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尽管商人可能会“悄悄地默许”两便士[6]，但是对糖蜜的关税如果超过每加仑1便士则令人无法容忍。在美洲，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议会早就对违反他们征税原则的“自然权利”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敦促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与他们一道，抗议“对这些殖民地的和平造成致命创伤”的行为。就像他们的钱袋受到真正威胁那样，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原则，因为他们相信，一旦接受了议会征税的先例，就等于打开了通往未来税收及其他不公平税款的大门。然而，在这一阶段，殖民地的意见并未被详尽地汇报给伦敦当局，或者，伦敦方面并未认真加以对待。

贸易委员会将关税定为3便士，议会于1764年4月颁布了《收入条例》（就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食糖法》[7]），只有一位出生在波士顿的名叫约翰·哈斯克（John Huske）的议员投了反对票。

议会宣布随后将出台《印花税法案》，上述《食糖法》带有始料未及的缺陷，不过目前尚未表现出来。这绝非意在折磨美洲人的可怕方案，只不过是英国多如牛毛的税收之一，但就一部《印花税法案》，就要对信件、遗嘱、契约、出售票据以及其他邮寄或法律文件征收赋税。在此之前，格伦维尔曾事先发出通知，因为他确实意识到议会对没有代表权的臣民进行征税这一权利存在潜在问题，他自己认为这一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希望“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使之成为议会的一个问题。在那个疲于战争的年代，英国政府的一个前提便是，其所制定的政策要被广泛接受，不要去叫醒正在沉睡的狗，这也是各方永恒的“共识”。格伦维尔并不太关心殖民地的反应，他不想对看起来很可靠的议会造成干扰。他在《收入条例》中提请人们注意《印花税法案》，或许是希望通过颁布该法案来确立议会征收岁入税的权利，而同时又不引起轩然大波，或者他可能打算暗示殖民地要他们自行征税，尽管他随后的行动并未证实这一点。另外一个更加老谋深算的动机可能是，他非常清楚，这一公告将煽动殖民地的抗议浪潮，如此一来，议会就会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维护君主的权威。

呼声此起彼伏，甚嚣尘上，但当英国方面听到来自殖民地的呼声时，它已经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将国内每只熟睡的狗都唤醒的事件，也就是威尔克斯事件（the Wilkes case）。并不是约翰·威尔克斯转移了人们对美洲的注意力，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以转移的东西。1763—1764年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不切实际，措施本身也并不愚蠢荒唐，但是在制定这些措施时，政府并没有考虑到措施所实施的对象的素质、秉性以及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殖民者并不是一群头脑简单举止粗野的“原始人”，而是具有英国血统、意志坚定、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后代。本质上还是态度问题。不仅在行动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面，英国还是一派帝国作风，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统治者。而殖民地人民则认为自己与英国是平等的，讨厌来自英国方面的干预，对来自大洋彼岸的每一缕暴政之风都嗤之以鼻。

自由是那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政治诉求。人们不喜欢政府；虽然伦敦街头经常发生袭击和抢劫事件，但人们仍然极力反对建立警察部队。在1780年的戈登暴乱中，暴力活动猖獗，到处硝烟四起，哀鸿遍野，随后几天，谢尔本勋爵提出，到了建立有组织的警察部队的时候了。但人们认为，他这一提法只适用于法国的专制主义。而人口普查的想法更被指责为是侵入家庭私有领地，令人无法忍受。向收税员提供信息的行为则早在1753年就遭到议会某一议员的谴责，认为“完全颠覆了英国的最后一丝自由精神”。如果有任何官员要求他提供家庭及家人的信息，他会断然拒绝，如果该官员坚持己见，他将把他扔进饮马池。正是诸如此类的情绪，鼓舞并推动着人们对有关税收及威尔克斯事件迸发出炽烈的热情。

威尔克斯事件演变成为令人担忧的严重的宪法问题，对美洲而言该事件的重要性在于，美洲由此在“自由”事业中有了自己的盟友。因为由威尔克斯所描绘的议会权利与美洲的权利，都被视为自由问题，那些在该事件中反对政府的人后来成为美洲事业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本人就是议会成员，是一个机智而又粗俗的花花公子，因为恶言不断而臭名昭著。1763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杂志《北方英国人》中大肆抨击在“七年战争”中与法国签署的和解协议的条款，并攻讦国王乔治三世。随后他因为煽动性诽谤而被以一纸空白搜查令逮捕，囚禁在伦敦塔中。鉴于他拥有议会特权，首席法官普拉特（即未来的卡姆登勋爵）下令将其释放。政府以多数票将他驱逐出下议院，他逃往了法国。而在英国，他因为诽谤国王以及私下发表有关妇女的色情文章而被缺席审判。他以前的朋友桑威克勋爵在上议院坚持一字一顿地朗诵他的猥亵性文章。

这些关注证实了威尔克斯的罪行，他由此被宣判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无须再为这个人辩护的议会反对派齐心协力提出一项决议，宣称用空白搜查令逮捕威尔克斯为非法行为，就此引发了一场危机。该决议以14票的微弱劣势被政府多数派击败了，但投票结果表明，当议会意识到权利有可能被滥用的时候，赞助体制将变得脆弱不堪。国王怒不可遏，命令格伦维尔解除在皇室内府或政府部门任职的所有心怀不轨的选民的职位，这导致了力量日益壮大的反对派中坚力量的出现。乔治三世终究不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政治家。

2.“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765）

1765年，乔治·格伦维尔通过了《印花税法案》。历史学家麦考利在号召建立历史的丰功伟绩时声称，人们直至“地老天荒”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他写道，这项法案注定要“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并对全人类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他指责格林维尔没能预见到这些后果。这有些事后诸葛亮</a>；可即便殖民地代理人也做不到这么先知先觉。但是当时英国人掌握的信息应该足够让他们预见到，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会坚决抵制这一做法，英国人将陷入严重的困境。

《伦敦纪事报》及其他几份报纸收到了从北美发来的报告并予以发表，这些报告讲述的都是殖民地人民如何痛恨《食糖法》，如何仇视《印花税法案》。在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游行，每个州都坚决主张拥有自行收税的“权利”，认为议会没有收税的权利。命运多舛的马萨诸塞州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揭露了英国政府固有的荒谬立场，但他本人却将在他所管理的殖民地遭受本不应由他所承受的痛苦。他写了一本专著，寄给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他在这本专著中指出，收税行为实在荒唐之至，因为英国从与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远比通过税收带来的收入要多得多；而收税这种恶意的行为，将会危及双方之间的贸易。哈钦森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两面不讨好。在北美大陆，他受到诽谤中伤，而英国方面又不待见他，这使他很早就认识到了英国的荒唐行径。这一点在其他人看来也显而易见。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尽管美国人现在崇尚英国人的做事风格，模仿他们的风俗习惯，迷恋英国进口的商品”，但“接下来他们就会对这一切心生厌恶。贸易将要遭受重创，远甚于税收的损失”。他还加了一个竟然被英国政府奉为圭臬的观点：“你有权去做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这句话实际上成为伯克后来的论点：当表述不合事宜时，则不必表述原则。

由于从北美殖民地向东横渡大西洋至少需要4到6周时间，而向西所需时间则更长，因此等到抗议的消息和请愿书到达伦敦时，格伦维尔已经在筹备《印花税法案》了。为了阻止这项法案出台，四位殖民地代理人急切地等待与他商议。他们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理查德·杰克逊、下院议员兼马里兰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理人查尔斯·加思，以及新近从康涅狄格州来的贾里德·英格索尔。讨论的焦点在于用什么办法来替代向殖民地征税。格伦维尔问他们是否能说一说每个州打算增加多少税收，但几位代理人由于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无法做出回答。其实格伦维尔并非真要他们给出答案，他想要的只是议会从今以后拥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因此也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而对代理人们提出的关于税收额度的问题也故意含糊其词。

一开始还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如果英国向殖民地征税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殖民地的防御经费支出（而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那么它可以并且应该让殖民地自行征税。殖民地也已准备好了对此做出积极回应。1764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请求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召开特别会议，授权殖民地自行征税，而不是坐等英国议会来征税。然而，总督尽管也倾向于这一做法，但却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没有格伦维尔的具体要求，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宾夕法尼亚州也指示其驻伦敦代理人表示，如果英国按照正当的程序要求殖民地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该州也愿意提高收入。按照代理人查尔斯·加思的话说，“大多数殖民地已经表示，从今往后，只要宗主国有适当的要求，他们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殖民地也同样明确表示，反对英国议会直接征税。负责起草《印花税法案》的财政大臣兼下院议员托马斯·惠特利问殖民地代理人，美洲民众对征税可能会做何反应，他们回答说，这一做法既不合时宜也毫不明智。康涅狄格州的代理人英格索尔表示，在新英格兰殖民地，人们对征税行为忧心忡忡；那些家财万贯的绅士们早就说过，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他们就将携家带口移居他国。惠特利不为所动，因为他曾坚决地表示，“有些税收是绝对必要的。”他打算听取更多英国驻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而罗得岛州的皇家总督史蒂芬·霍普金斯在一本公开出版的小册子《被考验的殖民地权利》中表示，“除非像其他自由臣民一样，由殖民地议会自行征税，否则陛下的美洲臣民坚决反对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罗得岛议会把这本小册子寄给其驻伦敦代理人，同时还将一份请愿书一并寄给国王，以表达该州的诉求。纽约州议会同样在给国王和议会两院的请愿书中表达了“最诚挚的恳求”，即除了必要的贸易管控，英国议会应该“把向民众征收所有其他税负应急的权力交给殖民地自己的立法机构”。

显然，由英国议会直接征税的做法势必遭到殖民地的坚决抵制。但是这一点却为人们所忽视，原因在于这些有决策权的老爷们视英国为君主，而视殖民地居民为臣民，并没有把美洲殖民地人民当回事。就连格伦维尔和他的同僚们自己都怀疑是否可以如此行事，因而想通过建立议会征用权的方式来获取税收。由于无视所有的负面影响，这件事最终成为弄巧成拙的典型案例。格伦维尔始终没有向殖民地下达“从今往后”可以自行征税的正式命令，反而因为拒绝了这项替代方案而开启了北美大陆独立革命的大门。

殖民地的请愿未在议会予以听证就遭到了拒绝，因为在英国方面看来，请愿所涉及的是一项不容反对的财政议案。杰克逊和加思在议院发言中指出，“除非或者直到北美殖民地民众在英国议会拥有代表权”，否则议会便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后来成为冲突的关键人物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起身回应，从而诱发了戏剧性的北美事件的 虽然罗金汉本人并没有什么慑服人心的意见，但他接受了大臣埃德蒙·伯克的政策主张，后者让他相信，美洲民众的激烈反应表明，强制实施《印花税法案》的做法极为不妥：英格兰的政策不够明智，会令殖民地民众心生怨恨，从而失去与他们的贸易往来；如果可以通过废除《印花税法案》恢复与北美殖民地的融洽关系，情况可能要好很多。伯克解释说，辉格党的两大原则，即民众的自由和议会的权威可以合二为一，协调一致。

由于大多数议员都想教训一下殖民地，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议会权威”，并且也想通过从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减少他们自己所承担的土地税额，因此，通过议会投票来废除《印花税法案》希望渺茫。格伦维尔怒斥北美殖民地的“无耻暴动和叛乱”，诺辛顿勋爵则宣称，通过废法的方式来“放弃律法”对英国来说意味着“被美洲征服并且成为自己殖民地的一个省”。在圣诞节休会期间，罗金汉试图再次从皮特那里获取些金玉良言，但无功而返，所以，到1766年1月14日议会重新开张时，面对这样一个已被内部纷争搞得孱弱不堪的政府，罗金汉已经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了。

皮特出场了。议员席上鸦雀无声。他对议员们说，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议题“要比议院曾关注过的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由在上世纪的革命中曾危在旦夕，而“今天的讨论结果将决定后世子孙如何评价帝国荣耀，如何评价当前政府的管理智慧”。征税行为“不应该是管辖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它是“议会主动馈赠的礼物”；所谓“美洲殖民地在议会拥有代表权的想法实在是无耻而卑劣的概念，完全不值一驳”。在谈及格伦维尔谴责一些英国人鼓动殖民地反抗的言论时，皮特反驳说：“我很高兴看到美洲奋起抗争。300万人对自由的感受如此无动于衷，以至于心甘情愿被人驱使，这岂不是助纣为虐，让其他人也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吗？”一位议员大声怒吼，说应把演讲者送进伦敦塔关押起来。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这一嗓子激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欢呼雀跃的掌声”。皮特稍微颤抖了一下，但仍不为所动，继续宣称，必须“立即完全彻底地”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时还要发布一则声明，“对殖民地昭示国家威权……使用最为强硬的措辞，并覆盖立法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约束殖民地贸易，限制殖民地生产制造，并且除了未经他们同意向他们征税以外，可以行使任何权力。”

这种说法让人感到困惑。难道通过关税的形式约束殖民地贸易不是未经同意便向他们征税的另一种方式吗？如果议会拥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征税怎么就不能成为“议会权力的一部分”？格伦维尔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拒绝接受所谓外部和内部税收的区别问题。皮特是一位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的回复十分明确：“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征税是他们的事情，而制定商业规则是我们的事情。”他的这种区分法很难令其他人信服，乔治·杰曼勋爵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明了其不同之处的话，就比我高明多了。但我向你保证，当我听到这种说法时，感觉它真的妙不可言。”

这对罗金汉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得到了暗示。于是经他授意，议会在起草废印法案的同时，立即起草并发布了《议会权威声明》，希望能重拾信心。议会告知国王，要不就废除《印花税法案》，要不就采用武力实施该法案，而后者则需派遣更多的军队，资金难以落实。就这样，国王勉强同意了。议会恢复了对该问题的辩论。在上议院，格伦维尔派的领导人物，贝德福德公爵坚称：“如果《印花税法案》遭到废除，那将意味着大英帝国在美洲的终结。”但罗金汉也找到了盟友，为了把焦点从充满争议的“权利”转移到经济影响上来，他鼓励商人们的废法运动。每天都有来自35个城市的地方长官和社会知名人士抵达伦敦递交当地的废法请愿书，美洲商人寄给英国发货人的信件纷至沓来，声称取消订单，还有100多名商人聚集在伦敦游客画廊以沉默方式施加压力，有20名骑手原地待命，随时准备传递投票的结果。

40名见证人被召集到议会就“抵制英货”运动作证，这些人里既包括殖民地代理人，也包括商人以及美洲游客。在这些人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6年2月的那次著名问询中语气坚定地告诉议会成员，“除非是在武力胁迫情况下”，否则北美殖民地民众将永远不会支付印花税，但武力将毫无用处，因为“军队不可能强迫一个不缴纳印花税的人接受印花税。他们找不到谋反的证据，尽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番言辞可以说是对英国这10年的总结性评价，因为正如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过，在富兰克林讲这番话之时，他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有过与其宗主国断绝关系的想法”。

目前形势进退两难。要保留《印花税法案》，就会像见证人在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注定引起殖民地长期的不满，甚至“完全疏远”大英帝国；而若同意废除法案，将使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威信扫地。贺拉斯·沃波尔两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了这一窘境，并且加上了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印花税法案》的实施有可能会“有激起叛乱的风险”，还可能会让殖民地“倒向法国和西班牙的怀抱”；而另一方面，废除税收议案也是“史无前例，命运攸关”的事情。

《声明法案》声称“大不列颠议会过去拥有、现在拥有，并且根据其权利应该拥有全部权力和权威来制定具有足够强制力和有效性的法律和条例，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对美洲殖民地及其民众进行约束”，由此在下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上院也仅有五票反对。十分有趣的是，投反对票的5个人包括康沃利斯勋爵。另外一位是普莱特前首席法官卡姆登勋爵，他是唯一一位反对《声明法案》的大臣；他坚持反对的理由是，没有代表权却要纳税的做法是非法的，而且“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事实上，《声明法案》对作为争论焦点的征税行为只字未提，这一点遭到首席检察官查尔斯·约克的质疑。他建议加上“在征税事务中”字样，但是，因为有了“在任何情况下”的保证，已经没有这种必要，所以被否决了。这为废印法案赢得了多数赞成票。但是，尽管《声明法案》的颁布十分顺利，却也颇为草率，因为这样一来，议会所处的法定地位就使它无法做出妥协。在接下来的10年中，当罗金汉所领导的党派极力避免战争时，该法案又反过来束缚住了当初投票赞成该法案的议员。《声明法案》暂时达到了目的，废印法案在下院以超过16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上院仍然负隅顽抗，最终，当国王听从了劝说将他赞成废印法案的意见公之于众之后，他们才松口表示同意。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伯克在报告中称，康韦将军的脸上熠熠生辉，“就像天使的脸庞一样光芒四射”。信使们带着喜讯疾驰而去，布里斯托钟声袅袅，船长们升起了旗帜，庄严行礼，海港回荡起阵阵欢呼声。消息抵达美洲时，人们更是欣喜若狂。既是商人又是托运人的约翰·汉考克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点燃鞭炮，畅饮马德拉白葡萄酒。民兵们伴随着悠扬的笛声和喧闹的鼓声上街游行，酒馆里人满为患，纷纷饮酒庆祝，有人悬挂彩球，向国王和议会表达衷心的感谢。整个新英格兰先后举办了500场感恩布道活动。人们又恢复订购英国商品，戴着发痒的手织外套被送给了穷人。八个月后，约翰·亚当斯写道，现在的人们“就像太阳底下任何民族一样，对政府极尽恭谨顺从之能事”；废印行动“使得一波又一波民众骚乱偃旗息鼓”。因为《声明法案》没有提及征税事务，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美洲民众可能也认为，它只是英国感到颜面受损以后的表面姿态，不会付诸实施。

我们该如何评价《印花税法案》及其废除的意义呢？尽管明知制定该法案定会引火烧身，但它其背后的政策方针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荒唐之举，因为英国毕竟没有固执己见到做出显然南辕北辙的事。英国想从殖民地获得税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想方设法去获取收入也在情理之中。同样的道理，废除该法案也并非愚蠢的行为，因为当时也确乎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强制执行既不可行，那废除法案就不可避免了。这对英国而言实在是不幸之举，因为无论美洲民众多么欢欣鼓舞，他们难免会认为，在暴动、骚乱和抵制活动面前，议会至上的原则不堪一击。但是，除了少数激进分子，当时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曾考虑过反叛或分离；而且，如果不是后来英国进一步的挑衅，列克星敦[10]可能永远不会传出枪声。

3.愚政扬帆高歌猛进

（1766—1772）

英国人确实错了，现在不得不要求废除法案以亡羊补牢。决策者们也极有可能悬崖勒马，重新审视与殖民地的关系并扪心自问，应遵循什么样的路线才既能让殖民地继续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进贡纳税，又能确保议会的权威不受侵犯。许多朝堂之外的英国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将在不久之后执掌政权的皮特和谢尔本，在任职伊始即打算消除殖民地的疑虑，并平复英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态的发展受到了干扰。

因为执政团体尚未形成目标明确的磋商机制，国王还高高在上，他们之间也时有争执，因此英国人并未重新考虑殖民地政策。其实，长期避免对美洲殖民地采取刺激性措施或许是明智的做法，这样既能向殖民地民众保证，英国尊重他们的权利，又可避免给煽动者落下口实，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殖民地对《印花税法案》的过激反应不过证实了英国人的想法，即殖民地民众在一帮“心怀叵测的家伙”（上议院决议中的用语）的领导下正开始叛乱。面对威胁，或者被视为威胁的某种东西，政府通常很少去调查分析、了解其来龙去脉、界定其性质及范畴，而是急欲将其瓦解清除。

根据1766年通过的《驻扎法案》，美洲殖民地每年要为英军提供营地、给养和训练，其中有一条，要求殖民地议会为驻守当地的正规军建造兵营，提供物资，诸如蜡烛、燃料、醋、啤酒和盐等。这不啻为一项新的刺激举措。议会几乎不用考虑就应该可以意识到，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内部税，殖民地民众一定会对此恨之入骨，这一点很快在驻有大量军队的纽约印证了。殖民地民众意识到，根据英国议会的“指示”，大英帝国很快就会要求他们为驻美英军支付所有开支。纽约州议会拒绝拨付所需资金，英国对殖民地这种公然违抗命令和忘恩负义的新苗头极为愤怒，查尔斯·汤森宣称，“一旦我们失去殖民地监护人的地位，那英国就完蛋了”，这番话在议会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为此，议会通过了《纽约悬置法案》，指出在纽约州议会投票同意拨付资金以前，该议会的一切决议暂时无效。就这样，宗主国与殖民地再度陷入争执。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场政治变故。国王找到了借口与罗金汉反目，并趁机顺从上帝的旨意“解散内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协商，皮特受邀出任首相，组建了参差不齐的内阁，而受到羞辱的罗金汉成了反对派。与正常情况相比，新政府内部纷扰不断，内阁成员各执一词，这是皮特故意为之。因为就当时处境而言，他得拼命讨价还价才能说服别人赞成他所坚持的条款；他决意要大刀阔斧地发号施令而不受任何羁绊，为此，经过精心谋划，他拼凑了这个派系众多的内阁，这样他就能够左右局势而不惧任何“联合”。为了说服那些任期届满而又不愿退出席位的成员为继任者让位，新政府不得不给他们支付了可观的退休金，花费了一大笔钱。

一方面，谢尔本出任国务大臣，负责殖民地事务；格拉夫顿和康韦继续留任内阁；皮特圈子的另一核心人物卡姆登勋爵被任命为上议院大法官。另一方面，代表国王的诺辛顿勋爵改任枢密院议长，比特勋爵的弟弟谋得了一席之地；令人捉摸不透的查尔斯·汤森担任了财政大臣；希尔斯伯勒伯爵被任命为贸易委员会主席，此君对殖民地态度极不友好，这一点与谢尔本截然相反。他曾很不友好地对待本杰明·富兰克林，据后者描述，希尔斯伯勒是一个“狂妄自负，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同时又激情洋溢”的人。这些人私下各自为政，毫不掩饰，以至于令伯克极尽讽刺之能事称该内阁为“由各种图案拼成的马赛克；用花纹小瓦片铺就的人行道……这里一块黑色石头，那里一块白色石头……”当然，伯克是心情失落的罗金汉的追随者。

拼凑的内阁并非是导火索，但皮特病倒了，政府的愚蠢之举由此开始。皮特接受了贵族爵位，离开了下议院，以查塔姆伯爵的身份进入上议院，这严重影响了他伟大光辉的形象。皮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部分原因在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作为首相的他不想继续担任下议院领袖职位。在公众看来，他这一做法就好像耶稣基督参与了教堂里的权钱交易。欢庆英雄复职的活动被取消，市政厅悬挂的彩旗被撤了下来，有人开始印刷小册子并发表讽刺作品攻击皮特。在人们眼里，这位始终代表平民形象的伟大的平民已经将人民抛弃在脑后；并且，为了一己私利，将自己卖给了朝廷。

作为一位出色的演讲家，皮特在下院拥有众多支持者；而到了上院，这位新伯爵的听众减少，反响也少了许多，因此，他的影响力大为减弱。随着痛风病愈发严重，他脾气愈加暴躁，时常闷闷不乐，对待同僚也更加粗暴专横。康韦将军曾说，“查塔姆阁下的一些话在西方世界闻所未闻。”慢性病痛的折磨，公众谴责的刺痛，失去伟大光环的伤感，美洲形势急转直下而导致的挫折感，这一切使皮特消沉抑郁，因而深居简出，不再参加内阁会议。不过他还是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纽约痴心妄想”的愤怒之情，指出，“他们的反抗情绪必然会在我们这里引起轩然大波……最近的《印花税法案》已经吓坏了那些敏感暴躁、荫翳怨怒的人，使他们变得六神无主。”

失去了主心骨的英国政府乱作一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给殖民地的报告中写道，“政府内外党派纷争，阴谋不断，魑魅魍魉，热闹非凡，各色事务，乱七八糟。”格拉夫顿公爵本来也是勉强答应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职务；但现在，为了让皮特免受日常行政事务之苦，时年32岁的他又不得不肩负起了代理首相的职责。深感无所适从的他宁愿“一两周到一次伦敦，只到财政部签署一些文件，并尽量少见国王”。他有一次为了参加纽马克特的赛马比赛而推迟了内阁会议，另外一次推迟会议则是为了张罗一场在他家里举行的大型宴会。政府这艘航船实际已无人掌舵。为了恢复与殖民地的友好关系，谢尔本勋爵已经通过殖民地代理人开始努力，但为此也与同僚争吵不休。卡姆登勋爵除了处理一些法律事务以外，在政治方面基本是个外行，只能三缄其口。这样，几乎没人能够制约最最才华横溢也最最不负责任的内阁成员查尔斯·汤森了。

在伯克看来，“汤森是下议院所有人的开心果，是下议院的花瓶，也是所有民间社团的符咒”，甚至在醉酒的情况下，他都能发表一番精彩的演说。而根据贺拉斯·沃波尔的说法，如果汤森的毛病能够有所减少的话，以他的智慧和能力，或许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傲慢轻浮、口无遮拦，而且还言而无信，甚至为了一点这儿蝇头小利出尔反尔。一次，纽卡斯尔公爵在考虑委任他何种职务时曾问道：“查尔斯·汤森在战争部还是财政部造成的危害更小？”由于他的才干多少还有点儿作用，汤森先后在贸易部、海军部和战争部担任过各种职位，偶尔也会辞职，或拒绝赴任。“他从未耐心仔细地研究过任何问题，”沃波尔曾写道，“有时他瞬间就能融会贯通所有知识，以至于他好像不是在搜寻而是在创造。”他智慧超群，“对他而言，似乎无须时间去思考”。他耀眼的才华掩饰了实际知识的不足，正如大卫·休谟在谈到汤森时评价道的，“他被误认为是英格兰最聪明的家伙。”

汤森最坏的毛病在于“对名望的过分热衷”，这可能跟他是家里的次子有关，也可能与他那声名狼藉、绯闻不断、一直分居的父母有关。他那风流古怪的父亲是 但汤森并未亲眼看到他提出的措施的命运。他在当年夏天感染了一种被称为“热病”的疾病，病情几经反复，最后在1767年9月不治身亡，年仅42岁。他的职业生涯短暂而变化无常，但对美洲殖民地而言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位同僚评论说：“可怜的查尔斯·汤森啊，现在终于名垂青史了。”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后，伟大的查塔姆伯爵闭门谢客，而焦头烂额的格拉夫顿公爵一直在恳求见他一面，哪怕是半小时，甚至10分钟，也好问计一二。而国王也不厌其烦地给他写信，一封接一封，希望他能满足格拉夫顿的请求，甚至提出亲自去探望病中的查塔姆。伯爵深深挚爱的查塔姆夫人代遭受病痛折磨且每况愈下的丈夫做出了答复，她替丈夫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身体极度虚弱……病情日益严重……承受难以名状的痛苦折磨”。同僚们起初都以为查塔姆只是装病，但是当格拉夫顿经再三请求终于被允许进</a>行片刻的会见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精神和意志极其糟糕，令人唏嘘……这位伟大的人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因为神经紊乱，他已经彻底垮了”。

被隔离居住在彼森特的查塔姆，在他狂躁症状加重的时候，命令园丁在有碍视野的荒山上都种上常青树。有人告诉他说，“即便全郡所有的苗圃都提供不了所需数量的1%”，然而，他根本不予理会，命人到伦敦去采购，并从那里用马车把树苗运了回来。彼森特本来是诺斯勋爵一位男性亲戚的地产，此君性情暴躁，因为诺斯勋爵投票赞成征收苹果酒税而大发雷霆，愤而烧毁了诺斯的蜡像，并更改了遗嘱，将庄园赠送给了皮特这位民族英雄。为了住进新的庄园，皮特卖掉了自己在海斯的庄园，他在那里已经花费巨资买下了附近的房子，以便“不受邻居的打扰”。现在，他又神经发作，迫切地要把海斯庄园赎回来。伯爵夫人只好求助于她自己的兄弟，试图让他们规劝丈夫，结果查塔姆却与他们大吵一架。无奈之下，她只好说服了海斯庄园的新主人，把房子又买了回来，伯爵这才被安抚了下来。

深受痛风病折磨的查塔姆有些悲观绝望，因此回到海斯后的心境并未好转，且不能忍受与外界的任何接触。他拒绝与任何人见面或是交流，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们待在房子里，不与仆人们讲话，有时候甚至也不与他妻子说话。饭菜得始终温着，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刻会摇铃，那时得立即用小车给他推过去。他会为很小的过失大发雷霆。有一次，他一连几天呆坐在房里，茫然若失地盯着窗外。他拒绝接待任何人，卡姆登勋爵在得知他的状况后说，“那样的话，他就是疯了。”其他人则称其为“脑子里的痛风病”。

在那个饮食过度和饮酒过量的年代里，痛风病影响了一些国家的运数。在教皇居统治地位的文艺复兴时期，它曾经导致了查理五世的退位。威廉·卡多根博士是查塔姆时代一位出色的内科医生，他认为患痛风病主要有三个原因，即“懒惰、酗酒和恼怒”（现在已经查明，痛风病主要是由于血液中的尿酸过剩，不能被吸收，从而引起炎症和疼痛），而积极俭朴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预防措施，还有可能因此而痊愈。通过身体锻炼和素食饮食可以有效治疗此病，这在当时也已经众所周知。但查塔姆伯爵的主治医生阿丁顿博士却信奉与之相反的理论，这也是18世纪最无益的医学概念之一。作为精神病专家，确切来说是治疗疯病的医生，他希望让痛风剧烈发作出来，其理论依据是，这样可以驱除神经错乱症。他制定的治疗方案是，每天喝两杯白葡萄酒、两杯红葡萄酒，这是查塔姆平时饮酒量的两倍。此外，病人需要继续吃肉并且避免户外活动，这样治疗的结果自然是病痛状况日益恶化。从1767年到1768年，查塔姆都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然而，他竟然挺过了阿丁顿的治疗方案，甚至后来神志清楚了。他的事例说明，人类在与药物的斗争中，偶尔也能取得胜利。

狂躁症有时与痛风病有关，可能主要还是感觉疼痛，这种症状在18世纪的统治阶级中并不罕见。与美洲危机相关的两位主要人物就表现出这种症状，一位是危机期间的查塔姆，一位是危机之后的乔治三世。而在美洲大地，曾一度举止狂暴的詹姆斯·奥蒂斯在1768年彻底精神错乱。沃波尔从其侄子奥福德伯爵那里继承了爵位，因为后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乔治·杰曼勋爵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样，其中一位是萨克维尔（Sackville）伯爵爵位继承人，砍光了诺尔的所有树木，家族宣布其精神失常，他最终“暴病而死”。另外一位患有精神忧郁症的人是约翰·萨克维尔勋爵，他在欧洲四处流浪，在孤独贫困中“与精神失常抗争”。昆斯伯里的公爵夫人“天资聪颖，喜怒无常，只是没有疯疯癫癫”。人们早就注意到，诗人威廉·柯珀有些疯癫，而不怎么出名的克里斯托弗·斯马特也是个精神病患者，约翰逊博士还曾到“伯利恒圣玛丽医院”（位于伦敦的一家疯人院）去探望过他。领导了1780年戈登暴乱的乔治·戈登勋爵通常也被人们认为是个疯子。虽然根据回忆录的记载，这里所提及的几个偶发案例并不能表明此类疾病在当时发病率很高，但这些例子说明其他没有提到的人也很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仅依据这些证据，我们还不能说，统治阶级中的精神失常现象具有深远的影响，可是如果查塔姆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话，美洲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

汤森所提出的关税法案并没有立刻在美洲激起反响。许多公民和未来的保皇派受到《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威胁他们生命和财产的暴力行动的滋扰，开始担忧“爱国主义”运动可能会成为“荡平”阶级差别的先锋。他们并不急于挑起与大英帝国分离的行动。纽约州议会没有接受悬置法案，而是清醒审慎地遵从了《驻营条例》。然而，很快就发生了冲突。为了管理新的税收，议会通过了《汤森法案》，并同时成立了美洲关税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理人对殖民地民众不断进行骚扰。与此同时，随着《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国议会允许对民众房屋或经营场所进行搜查。由于海关代理人急于想从罚金中大发横财，他们以高度的热忱投入工作，对水面上浮动的任何物体都会拦停下来进行检查——登上每一个港口、每一条航道的每一艘船，甚至连农民乘自家的摆渡船运送小鸡过河都不放过。

就在民众怒气集聚之际，醉心于美洲事业的人们突然找到了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倾听的声音。这个声音最早出现在1767年12月《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上的“农民来信”中，作者是费城的一位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后来任大陆会议代表。这些信件罗列了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令人信服，与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一道，说服并促使人们起而抗争。殖民地的所有报纸都转载了这些信件，马萨诸塞州总督伯纳德还将这样一整套信件邮寄给了在伦敦的代理人理查德·杰克逊，并告诫说，如果不能将信中的内容驳倒，它们就可能成为“美洲民众眼中的《权利法案》”。

迪金森文章的主旨在于，各殖民地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抗议《纽约悬置法案》和《税收法案》，他将前者称为“可怕的疯狂行为”。他断言说，任何为增加国家岁入而征税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从这一角度看，《汤森税法》和《印花税法案》之间并无区别。因为英国控制着与殖民地的贸易，并从中获利甚丰，因此殖民地没有理由为英国的管理成本埋单。用关税收益来支付王室供奉和法官的薪水是最“卑鄙的行为”，只会彻底破坏对地方的管理，并有可能使殖民地沦落到与爱尔兰一样的地位。迪金森最主要的观点在于，他认为英国此次之所以征收如此微不足道的关税，是因为英国人希望在人们几乎毫不在意的情况下通过法案；如此一来，可为将来的征税行为大开先河。因此，美洲人民必须立刻提出质疑，表示反对。

尽管迪金森在其论点中为汤森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比汤森本人的理由更为合理的动机，读者们还是采纳他的观点，纷纷付诸行动。美洲人往往认为，英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约束并奴役他们，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做事非常理性；而在英国政府看来，美洲民众总是桀骜不驯，试图反抗。事实上，他们对彼此的看法都错了。

“农民来信”点燃了美洲民众的怒火，鼓舞他们奋起抵制《税收法案》；萨姆·亚当斯（Sam Adams）因此开始四处巡回演讲，鼓动人们反抗；马萨诸塞州议会也因此发函给其他各殖民地，呼吁他们抵制所有税收。这一次，取代汤森做出回应的是英国另一位重要人物希尔斯伯勒勋爵，而他之所以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似乎是上天为了确保在汤森去世后破坏英美关系的行径能够绵延不绝。其实，希尔斯伯勒此前已经取代谢尔本勋爵掌管美洲事务。情况是这样的：格拉夫顿公爵需要国王的支持，需要与贝德福德派的结盟，而迫于他们两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将谢尔本解职了。就这样，格拉夫顿不费一兵一卒，将谢尔本所负责的事务分拆，设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职位，并任命希尔斯伯勒出任该职。作为爱尔兰贵族，希尔斯伯勒拥有大量地产，由于担心他的佃农会移民到美洲殖民地从而令自己收入锐减，他与其他众多土地所有者一样，反对软化对殖民地态度。尽管希尔斯伯勒曾担任过许多职位，但他做事并不机智练达，也不通情达理；甚至就连跟他具有同样缺点的乔治三世也说过，他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拥有比希尔斯伯勒阁下更差的判断力”。这一缺点的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了。

在给殖民地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中，这位新任大臣命令马萨诸塞州议会立即撤回给其他各州的通函，否则就解散该州议会；同时，他还通知其他各州总督，只要该州议会胆敢像马萨诸塞州那样煽风点火，同样将遭到解散。信中口气咄咄逼人，言外之意，要么被迫接受征税的事实，要么让自己的议会关门大吉，这点燃了各州前所未有的怒火。马萨诸塞州最先慷慨激昂，拒绝撤回通函；而先前拒绝听从其召唤的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各州现在也按照马萨诸塞州的模式不顾希尔斯伯勒的命令通过了决议。希尔斯伯勒为了一己之利，在维护帝国的根本利益上举措失当。

与此同时，关税委员会变得愈发紧张不安，它于1768年2月请求英国派遣军队及一艘军舰提供保护。于是，皇家海军舰艇“罗姆尼”号从哈利法克斯抵达波士顿港口，关税委员会于是壮大了胆子，扣押了约翰·汉考克的“自由”号轮船，并由此引发了骚乱。惊恐万状的关税委员们不得不逃到“罗姆尼”号上以保全性命。由于担心骚乱升级，盖奇将军派两团士兵从哈利法克斯出发，前去维持秩序；另有两团士兵在11月从英国本土抵达波士顿。一位波士顿市民在目睹了英军士兵列队穿过波士顿大街后写道：“好家伙！竟然有常驻军队了！”“对已经尝到自由甜头的民众来说，这实在糟糕之至！”“我们中的有些人到现在还贪图安逸，反对独立”，这一事件“无疑将加快独立的步伐”。

在没有任何计划或决议的情况下，英国贸然使用武力压制暴乱，从而引发了冲突。这一轻率的举动让许多英国人感到不安，其中就包括已经75岁高龄的纽卡斯尔公爵。他早年曾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负责殖民地事务长达25年，他认为，在与殖民地打交道时应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和暴力手段”。他在给罗金汉的信中写道：“征服殖民地并强迫他们屈从的做法现在越来越深得人心。凭良心讲，我反对这么做。在采取具有如此破坏性的举措之前，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三思而后行。”

由于国王派和贝德福德派势力的渗入，内阁的重心正逐渐向另一边偏离。康韦曾经独自一人试图阻止汤森的冒险行为并限制《纽约悬置法案》，但现在他已经辞去国务大臣一职，只保留了一个次要职务。代替他的，是一位嗜波特酒如命的贵族，除了听说他与贝德福德关系密切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此人便是韦茅斯子爵，他专好通宵赌博，却往往输得一败涂地，他家里总是坐满了前来协调讨债的执行官。当上国务大臣之后，他习惯未变，仍然在早上6点上床睡觉，待到午后起床之时，“完全忘记了需要处理的公务，而大小事务则悉数交由他的副手伍德处理”。汤森死后空出来的财政大臣职位由诺斯勋爵接替，尽管他属于不妥协派，但他性情温良，为人随和，常识丰富，极少发表极端意见。另外两个职位由贝德福德派的两位贵族担任：高尔伯爵顶替去世的诺辛顿勋爵；罗奇福德勋爵接替谢尔本担任国务大臣，他刚刚就任西班牙大使，但为了离开马德里，他不得不将银器和珠宝典当，换了6000英镑偿还了债务。作为唯一一位反对希尔斯伯勒对美洲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的内阁成员，谢尔本在国务大臣职位上坚守了八个月后，终于辞职了，或者说被赶走了，由罗奇福德取而代之。身体状况渐行康复的查塔姆，在获悉谢尔本去职之后，交出了御玺，正式辞离了首相职务。

曾经的查塔姆政府现在改头换面，成了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一派的天下，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贝德福德的宅邸位于布鲁姆伯利广场。贝德福德公爵本人家财万贯，在之前的从政经历中曾担任过很多职位，尤其在贝德福德郡更是地位显赫，权倾朝野。除此之外，他非常看重身份，极其自信，这些都令他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据说，在皮特执掌大权的时代，他是唯一敢跟皮特叫板的人。他曾经担任过枢密院议长，是格伦维尔政府的实际掌舵人，甚至有人称当时的政府为贝德福德内阁；但现在，由于深受痛风病折磨，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乡乌邦修道院的家中，并通过其追随者施加影响。他与妻弟高尔伯爵和女婿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后人通常都会高估当时的政府对公众舆论的关注。1768年，令统治阶级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美洲人，甚至也不是威尔克斯，而是格拉夫顿公爵的丑闻，因为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当着已与自己离婚</a>的公爵夫人和王后的面，陪同情妇南希·帕森斯欣赏歌剧。但格拉夫顿至少已经离婚了，而大多数拥有情妇的男人根本还没有离婚；不过流言蜚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偃旗息鼓。南希是邦德街一位裁缝的女儿，此前还是一位西印度商人的情妇，结过婚，有时也被称为霍顿夫人，但社会上对她的闲言碎语仍然不绝于耳。格拉夫顿在公众面前“炫耀”南希，并让她和自己坐一桌上，这一做法让人怒不可遏。这在当时是轰动事件，南希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喧嚣的殖民地民众。

在英国议会，来自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殖民地义愤填膺的抗议表明，对税收法案的抵制行为正在四处蔓延，而冰冷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事实。1768年到1769年，英国对美洲的出口下降了1/3，从240万英镑下降到了160万英镑。纽约的进口额减少到1/7，即从1764年的48.2万英镑下降到1769年的7.4万英镑。波士顿的进口额被砍掉一半，其他对“抵制英货”行动贯彻程度不尽相同的殖民地则少一点。汤森税法实行的 同时颁布的还有《魁北克法案》，尽管该法案并不属于强制法案之一，但却是最令人出离愤怒的措施，因为该法案将加拿大边界扩展到了弗吉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有领土主张的俄亥俄河。《魁北克法案》还规定了加拿大国民政府的组成条件，规定英国议会有征税权，可以按照法国方式进行没有陪审团的审判，也允许天主教的存在。由于95%的加拿大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这是一项难得明智的宽容举措，但它同时却让殖民者和他们的英格兰朋友大为光火。针对“天主教会”的怒吼响彻云霄。宾夕法尼亚人预言将出现宗教裁判所，费城人则预言会出现“圣巴多罗买节大屠杀”，人们又想起了巴比伦妓女，卡姆登勋爵已经在描画“教皇的军队”和“教皇的部落”，说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毁灭清教徒殖民地的自由。至于废除陪审团制度，《圣詹姆斯编年史》则宣称，“如此可耻的条款不应当出自任何英国人之手。”这项法案给予加拿大人诸多优惠，但在此时通过实在有些令人费解，不合时宜，或许目的是希望让加拿大人效忠大英帝国，使他们能够协助遏制美洲出现的暴乱。但是，如果英国真想安抚殖民地并且最终与殖民地和解，那么颁布《强制法案》，尤其是《魁北克法案》的做法却与这一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正如反对派所坚信的，难以说清楚政府的愚蠢举动有多少是出于无知，又有多少蓄意寻衅的成分。无知肯定是重要因素，正如约翰斯通总督曾在下议院十分无助地评论说，他注意到“在这个议会大厅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大多数对美洲的体制一无所知”。

1774年3月至6月的一系列举措令反对派真正担忧起来，他们警告政府，也许会出现可怕的后果。人们已经隐约感到有可能涉及使用武力，而一想到准备对具有英国血统和传统的人民动武，让很多人不寒而栗。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是一位开明的律师，曾在格拉夫顿内阁担任副检察长一职，后来战争快结束时在著名的“邓宁决议案”中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通过强制法案看到了一种“针对我们自己臣民的战争、严厉的报复和仇恨”倾向。之所以别无选择是因为其他方案成功的机会渺茫。曾在魁北克与乌尔夫一起攀越亚伯拉罕高地的威廉·豪少将在1774的竞选活动中告诉他的选民，即使英国的所有军队加起来，也不足以征服美洲。同样在议会任职的约翰·伯戈因将军也表示，他更愿意“看到美洲被说服而不是被武力所征服”。

大臣们也收到了警告。当达特茅斯向亨利·劳伦斯询问《强制法案》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时，后者的看法与约翰斯通总督在议会的发言相近，他预言说，“从佐治亚州到新罕布什尔州，人们将组成一个生气勃勃的联盟和方阵进行抵抗”。迄今为止，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有出现奇迹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听众只愿相信事情的另一面时，对政治事件的警告注定是徒劳的。在明确表述卡桑德拉的咒语时，古希腊人向我们表明，他们早就对人类的灵魂洞察入微。

在1774年4月19日的辩论中，反对派提出一项废除茶叶税的动议，伯克在针对该动议的演讲中阐述了他个人对美洲问题的看法。他对英国政府出台一连串法案而后又废除法案的行为进行了绝妙的总结，他认为英国人在美洲问题上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空洞威胁、错误假设，殖民地政策的历史一路狂奔，一方面退回到《航海法案》时期，另一方面又“以精力旺盛却狂躁不安，愚蠢至极却轻快敏捷的状态快速奔向毁灭”。他说：“国家的公务员们从未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待你们复杂的利益……他们从来没有一套区分是非的体制，只不过偶尔凭空捏造一些可耻的谎言来逃避他们神气活现夸大的困难……通过这样的管理方法，软弱无力的议会做出了很多难以挽回的决定……就这样，他们已经撼动了经营活动遍及全球的商业帝国的基石。”在抨击某些人一直主张的维护帝国权威（现在有时称为信誉）的象征意义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的尊严与此密切相关……但这样的尊严对你们来说实际是一种沉重的枷锁，因为近来它已经与你们的利益、你们的公平正义以及你们所有的政策理念都发生了冲突。”

这个“沉重的枷锁”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一位智者，他从政治经验中总结出原则，并能够进行清晰的表述，这种人寥若晨星。他在《印花税法案》危机期间写道，有人认为，“在制定了错误的政策之后一定要坚持己见，而不是在发现错误之后尽快采取纠正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维护尊严和荣誉，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

在美洲，《波士顿港口法案》的颁布让殖民地团结起来。5月，罗得岛州发出倡议，首次提出成立殖民地代表大会，而康涅狄格州各城镇则举行了抗议集会，宣誓将给予波士顿资金和物资援助，并在必要时“以我们心灵之血溅洒美洲祭坛”。年迈的印 相反，由于认为英国的政策是连贯的，美洲开始公开与英国决裂。正如两个世纪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样，《强制法案》把对手凝聚在了一起，使殖民地团结一致，成为一个整体，而这两起事件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的。 [10] 列克星敦：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在这里打响。

[11] 这是一个没有史料支持的词，当时没有人使用过，但由于现代的读者能从中体会到准确的含义，同时又没有其他相应的词汇，所以我决定试着这样写。——原注

[12] 该数字与查塔姆1766年演讲中所提到的300万有差距，可能反映出对事实信息的了解还不够精确，或者议会报告中的数字不够精确，两者都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实际人口据估计大约250万人。——原注

[13] 口袋选区（pocket borough）：指由个人或家族控制的议会选区。

[14]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剧作家，小说家。

[15] 圣史蒂芬代表议会大厦。——原注

[16] 他之所以采用杰曼这一姓氏，是因为1770年从一位该姓氏的家族朋友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