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1470—1530_愚政进行曲

大约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时，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正进入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欧洲的价值观开始走向世界。在这股潮流中，人们发现，规划并把握自己命运的是自己本人而不是上帝。人们的需求、野心和欲望，人们的乐趣和财产，人们的思维、艺术、权力和荣耀，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尘世今生，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为了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而疲于奔命。

在60年的时间里，从大约1470年到1530年，世俗精神在连续6任教皇[1]身上都得到了集中体现。他们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贪得无厌，引火自焚般地玩弄权术。他们的统治令尽忠职守的人感到无望，他们对改革的呼声置之不理，对所有抗议、警告以及日益高涨的反抗置若罔闻，教廷的权威受到质疑，最终，基督教的统一被打破，罗马教皇的支持者中有一半转而信仰新教。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刚愎自用的愚蠢行为，从随后几个世纪的相互敌对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来看，这或许是西方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行为。

这6位教皇滥用职权的行为并非从文艺复兴高潮时期才出现。因为，在14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教皇一直在阿维尼翁[2]流亡。他们逐渐养成了形成于教皇流亡150年间的教皇政府的统治习惯，并最终将种种恶习发展到极度的愚蠢行径。他们试图返回罗马，这导致了1378年教派的分裂，一位教皇在罗马，一位教皇在阿维尼翁，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在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均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教皇。此后，每个国家或王国对随便哪个提出主张的教皇的服从，都取决于政治利益，因而，此次分裂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便是对世俗统治者的依赖，因为对立的教皇认为有必要通过与国王及王公贵族讨价还价、退缩让步以及建立联盟的手段弥补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权力。另外，由于收入也被分割，教皇职位走向商业化和政治化，税收成了其首要关心的问题。从这时起，经教会批准的一切精神或物质产品的销售，从赦免和救赎到主教职位和修道院，都发展成永久的商业行为，它所提供的产品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宗教的意义而言却令人反感。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风头正劲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5世纪30年代终于返回罗马的教皇，接受了意大利城邦海盗王子的作风和价值观。意大利的统治者们生活奢侈考究，做事毫无原则，相互争吵不休。由于自身的涣散和有限的领土范围，作为当权者的他们根本改变不了冲突混乱的局面。这6位教皇的贪婪和奢侈作风，并不比他们先前的榜样好到哪里去；而且，由于地位优越，他们通常变本加厉。他们就像猎犬追寻气味那样紧随着各种职位油水，包括一位博基亚家族[3]成员和两位美 自此，铺张奢靡之风有增无减。教皇的圣彼得大教堂项目，由拉斐尔接替布拉曼特担纲设计，估计耗资超过100万达克特。教皇安排弟弟朱利亚诺与法国王室联姻，婚礼的庆祝仪式花了15万达克特，比教皇每年家庭开支的一半还多，是尤利乌斯统治时期同样活动花费的三倍。梵蒂冈上层大厅墙上的黄金和丝绸挂毯，在布鲁塞尔定做，上面有拉斐尔绘制的漫画，花费了他弟弟婚礼支出的一半之多。为了维持开支，在他任教皇期间，教廷主事官设置了2000多个用来出售的职位，其中包括400个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骑士团名额。为了获得这些头衔及相应特权，每人需要支付1000达克特，此外还要每年在此基础上缴纳该价格10%的年息。出售所有这些职位的总收入估计达到300万达克特，是罗马教皇年收入的6倍，但事实证明这样还是会入不敷出。

为了光宗耀祖，给家乡争光，利奥决定设立一座纪念碑，用来表彰自己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表示对自己的佛罗伦萨同乡“神圣工匠”的认可。为此，在他的提议下，米开朗琪罗在埋葬美 教皇的战争也遭到了伊拉斯谟的嘲讽，并与以往一样，直指教会所谓的敌人。“仿佛教会还有比骄横不虔的教皇毒害更深的敌人一样，他们的沉默让基督被遗忘，他们唯利是图的准则给基督套上镣铐……而且各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更是重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现如今罗马教皇的君主政治，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场瘟疫。”

在同一阶段，即1510至1520年，马基雅维利发现“罗马教会是我们信仰的中枢，但人们离它越近，就越是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据此认为这就是教会颓废的明证。不论是谁，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基督教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教会目前的状况，就不难发现教会实际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原则，从而“做出这样的判断，它即将遭遇灭顶之灾，很快就将受到惩罚”。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他难以忍受教皇对意大利造成的危害。“罗马教廷邪恶昭彰，完全销毁意大利人对宗教的虔敬态度”，导致了“无尽的伤害，一片混乱”，“让我们的国家总是分崩离析”。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毁灭的根源”。教会自身实力不足，从未强大到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因此害怕失去权力之时，总是寻求外部援助，“这种野蛮的统治手法令每个人都嗤之以鼻”。

圭恰迪尼用一句话对这一控诉进行了概括，他说，“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对罗马教皇的敬畏之心。”

因为滥用职权，将赎罪券商业化，反抗最终爆发了，而反抗爆发之地，众所周知，即是德国东北部的维滕贝格。由于与法国一样，德国没有强有力的全国统一力量能够对抗教皇税收政策，德意志公国的反罗马情绪最为强烈，抗议的声音最为高昂。此外，由于自古以来与帝国的关系，加之教会在此拥有大量的地产，罗马的苛捐杂税较其他地方更为繁重。民众不但认为教皇的代理人对他们横征暴敛，而且因为罗马教会及教皇又恶行不断，拒绝改革，他们还认为与教会有关的一切事物都亵渎了他们的信仰。后来担任主教及红衣主教的吉罗拉莫·亚历山德罗（Girmo Alessandro）警告说，有可能会爆发反对教皇的叛乱。他在1516年给教皇的信中写道，德国有成千上万人正等待时机，公开表达他们的诉求。此时的利奥醉心于金钱和大理石纪念碑，对此根本就置若罔闻。随后不到一年，由于他的代理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在德国出售教皇赎罪券，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赎罪券并非新生之物，也不是利奥时代的发明。最初，对于有罪之人，牧师会</a>要求他们行善积德以达到苦修目的，有时会授予他们赎罪券免除他们所应进行的部分或全部修行，但后来，这种赎罪券逐渐被用来作为豁免罪行本身的手段。这种做法遭到了纯化论者和异议人士的严厉谴责。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将精神上的恩惠作为商品出售。曾经通过虔敬的捐赠维修教堂、修建医院、赎回被土耳其人俘虏的人以及做其他乐善好施的行为才能够获得的恩惠，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交易。由此所收到的款项有1/3到一半流入罗马，其余则流入地方教会，拥有这种赎罪券的教皇代理和专门进行此项交易的人员分别按不同的比例从中提成。1513年，约翰·科利特宣布，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赚钱的机器，它考虑的不是有罪之人的悔改之心，施仁布德的修善之举，而是赤裸裸的收费。通过雇用江湖骗子，误导轻信盲从之辈，这一交易成为宗教组织持续不断的罪恶活动。

尽管教皇们从未有过明确表述，但批评者早就指出，赎罪券交易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教皇们允许用这种方式为将来尚未犯下的罪行埋单，这就等于说教会几乎是在鼓励作奸犯科了。为了扩大市场，西克斯图斯四世在1476年规定，炼狱中的鬼魂也可使用赎罪券，这就使得普通老百姓相信，他们必须付钱才能让已逝的亲人脱离苦海。祈祷之人越多，他们所购买的赎罪券越多，他们已逝亲人身处炼狱的时间就越短。富人对这一条款趋之若鹜，穷人则自然心生不满，希望摒弃所有官方圣礼，并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尤利乌斯早就下令分发赎罪券，用所得款项支付新圣彼得教堂建设的部分费用。利奥在担任教皇的 6.罗马遭劫：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

在这迟来的一刻，教会仿佛受到命运的嘲弄，将一位改革者推选为教皇，而这位改革者并非有意为之，只不过在诸位竞争者势均力敌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侥幸当上了教皇。当时，无论是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还是朱利奥·德·美第奇都没能获得多数选票，而好战的红衣主教施纳则以两票之差落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提名某个没有出席会议的人选，用圭恰迪尼的话来说，“只是打发一下上午的时光”。就这样，荷兰出生的乌得勒支红衣主教阿德里安（Adrian）就被推举出来，他是鲁汶大学前任校长，查理五世的前任导师，目前任西班牙总督。除了生活简朴、具有革新意识之外，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就在众人谈论其优点美德之时，红衣主教们开始——投票给他，结果突然间发现，他们已经让他当选了。他其实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外国人！谁也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只能将其归因于圣灵的干预。

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市民和所有对教皇提供过赞助并满怀从中获利之期望的人都感到惊愕万分，罗马人亦对一位非意大利人的到来义愤填膺，认为他不过是个“野蛮人”，而新当选的教皇本人则不急不躁，气定神闲。然而，听说过阿德里安良好声誉的改革派却欢欣鼓舞，对他寄予厚望。他们制订了改革委员会施政计划，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措施，用来贯彻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教会规则，并以此来清洗腐败的神职人员。一位劝告者的警醒之言对他们这种做法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永恒诅咒的痛苦中，教皇一定要委派牧羊人，而非饿狼。”

部分由于瘟疫的爆发，阿德里安在当选近八个月之后，也就是1521年8月底，才抵达罗马，他随即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在由他主持的第一次红衣主教团体会议上，他说，教皇和神职人员罪孽深重，用圣徒伯纳德的话来说就是，“那些罪大恶极之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早就恶贯满盈”。他说，臭名昭著的罗马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他恳求各位红衣主教摒弃腐败奢侈的生活，与他一道致力于改革事业，为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听众对他的这一番话无动于衷，没有人准备清心寡欲地担任教职，没有人愿意放弃身兼多职所带来的年金和收入。因此，当教皇宣布对所有人实行紧缩措施时，无疑遭到各方愤懑而强烈的反抗。

阿德里安坚持己见。无论教廷官员还是前任教皇的红人，乃至红衣主教都被传唤，有的遭到训斥，有的受到审判惩罚。“教皇在八天时间内的所作所为，”威尼斯大使描述说，“令所有人都战战兢兢。”

他颁布法令，禁止买卖圣职，减少开支，遏制销售特许状和赎罪券的行为，只任命合格的神职人员担任有俸圣职，且一人只能担任一个职位，因为在他看来，有俸圣职应该从教士中选拔任命，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每次做出努力之时，都会有人告诉他说，这样做将会使教会倒闭或者削弱教会的影响力。他只有两位侍从，并因为不会讲意大利语而难以与外界沟通，并且由于对艺术和文物缺乏兴趣而受到人们的鄙视。他与意大利人格格不入，更无法让他们接受自己。他给德国议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对路德教派进行压制，这也是沃尔姆斯会议所颁布的法令，但根本就没人理会。与此同时，他坦承，在罗马教会里，“神圣的事物遭到亵渎和滥用，戒律法令屡屡受到践踏，一切都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这种言论更疏远了他与教廷的关系。面对公众的抗议和示威、讽刺性雕像、墙上侮辱性的涂鸦、官员的排斥态度，阿德里安发现这个充满问题的体系实在根深蒂固，令他难以撼动。他悲伤地承认说：“在这样一个年代，我的各方面工作都被安排好了，我个人的努力又有什么作用呢？”1523年9月，担任教皇仅一年零两周并积极行使职责的这位局外人，在彻底失望中去世了，没有人对他的离去表示哀悼。

罗马又恢复了正常。谨慎小心力求周全的红衣主教团选出了另外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红衣主教朱利奥。他刚愎自用地选择了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克莱门特七世，作为自己的教皇称号。而这个名字，正是分裂活动中第一位伪教皇的名字。新克莱门特统治的时期可谓灾难重重。新教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德国各州从黑森到不伦瑞克，从萨克森到勃兰登堡，逐一签署了路德告白书，宣布脱离罗马，不听从国王的命令。经济利益与教义对他们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他们通过没收教会的财产，取消教皇税收来获得经济利益。而对于教条的争执，则反映了茨温利和路德之间的争吵，从运动开始就迷雾重重。与此同时，丹麦教会几乎脱离了罗马，而瑞典则一步步对教义进行了革新。1527年，亨利八世不顾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要求教皇撤销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这令克莱门特有些左右为难，因为凯瑟琳毕竟是查理五世的姑姑。否则，他可能像他的前辈那样，早就果断做出了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验往往比原则更为重要。但是，查理五世既是帝国君主，又是西班牙君主，似乎比亨利八世更加可怕，于是教皇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同意这一离婚诉求，其理由，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尊重教会法规。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并因此丢掉了英格兰。

据教皇事务部披露，克莱门特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能够胜任教皇职位。学富五车、雷厉风行的下属圭恰迪尼写道，他在处理事务时有些胆小怯懦，优柔寡断。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从不施以小恩小惠，也不贪恋他人的财产，令罗马人牢骚满腹”，对他颇为失望，这样一来，他就缺少了广泛的支持。由于深感任重道远，他总是“郁郁寡欢，愁云满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他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每一个选择都被证实是不明智的，而每一次冒险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韦托里写到，他“从一个伟大而卓著的红衣主教，变成了一个卑微渺小、遭人鄙视的教皇”。

现在，法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剑拔弩张，对抗激烈。克莱门特试图按照意大利以往的做法，坐山观虎斗，但结果不仅失去了双方的信任，而且无法与其中任何一方建立可靠的联盟。1524年，为夺回米兰，弗朗西斯再度发动战争并旗开得胜，尽管克莱门特最近与帝国签署了协约，但鉴于法国一开始赢得了胜利，他被迫与其签订秘密协议，以便让法国承诺尊重教皇国及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而后者是克莱门特首要关心的问题。在发现教皇的欺诈行为后，查理发誓要亲自去意大利，“向那些伤害我的人，尤其是那个愚蠢的教皇报仇雪恨”。第二年，在决定性的帕维亚[25]战役中，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的西班牙人打败了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得知这一消息后，克莱门特与帝国皇帝达成新的协议，同时还暗中希望法国在不久以后能够东山再起，从而重新建立平衡，好让他再次在两者之间腾挪斡旋。他似乎在保持忠诚的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利条件，而在背信弃义时又没有看到不利因素，只是在动荡的命运中做出瞬间的决定。

一年后，查理将弗朗西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者答应除割让勃艮第外，还要放弃所占有的米兰、热那亚、那不勒斯以及其他在意大利的一切领地。骄傲的法国国王根本就不可能信守这一承诺，尤其是让他回到法国的土地上以后，就更加不可能了，他也确实没有信守承诺。在重新夺回王位之后，他向克莱门特伸出了橄榄枝。尽管过去有过引狼入室的经历，但此时的克莱门特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将教皇从西班牙阴沉的大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不过，他把弗朗西斯当作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所建立的神圣同盟中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拿起武器与皇帝对抗，而同时又不用担心因失信而受到谴责。不用说，意大利各城邦国都参与了所有这些协定，当双方交战时，它们都毫无疑问地遭到猛烈打击和无情践踏。

到1527年，意大利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免于遭受悲惨的命运，到处遭遇抢劫，饥荒肆虐，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旅行途径伦巴第大区的两位英国公使报告说，“以盛产谷物和葡萄著称的优美乡村现在如此荒凉破败，以至于所到之处地里根本就看不到人，没有任何生机和活力，只有在较大的村庄才能看到五六个人凄惨悲凉地生活着”，而在帕维亚，有的孩子在大街上嘤嘤啼哭，有的则早已饿死，惨不忍睹。

由于克莱门特的误判，罗马现在即将陷入战争的旋涡。由德国雇佣兵和西班牙联合组成的帝国军团，在法国叛徒波旁公爵（Constable de Bowrbon）的指挥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去打击神圣同盟并要占领罗马，俘虏教皇，抢先法国一步占得先机。事实证明，早已力不能支的法国并未信守承诺，在那一年没有派遣军队到意大利援助教皇。与此同时，也可能在查理五世的暗示下，亲帝国的科隆纳党在红衣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的带领下在罗马发动了起义。科隆纳野心勃勃，对美第奇家族仇恨无比，计划致克莱门特于死地，然后通过武力手段迫使红衣主教团选举自己为教皇。他率领的入侵者大肆破坏，屠戮同胞，洗劫梵蒂冈，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但他们没有抓到教皇，因为后者已经通过亚历山大六世时期为紧急情况所建的秘密通道逃到了圣安杰洛城堡躲了起来。科隆纳的一些手下穿上教皇的长袍，在圣彼得广场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以示对教皇的嘲讽。然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入侵者撤出了罗马；随后，教皇明显是为了要开脱自己的责任，违反协议并召集了足够的人马将科隆纳的财产全部销毁。

科隆纳的突袭行动让克莱门特意识到，没有必要组织防御。他还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机关算尽，与代表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大使以及诸多国家签署了条约，但这些条约由于语义模糊，根本无法遵循，最后都无果而终。假如他与盟友协同一致，采取刚毅果敢的行动，早就在伦巴第大区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因为这些敌人不过是一群散兵游勇，不仅彼此敌对、无法无天，而且没有报酬，经常饥肠辘辘。他们的指挥官曾许诺，只要能打到罗马和佛罗伦萨，他们就可以尽情掳掠，瓜分丰厚的战利品，他们这才得以凝聚在一起。但问题在于，神圣同盟能够支配的力量也强不到哪里去，同样是一盘散沙，明显缺乏领导。在西班牙正统观念中长大的查理五世不愿进攻罗马教廷，以对方为其军队支付6万达克特为条件，同意休战八个月。这个推迟掠夺计划激怒了众人，部队发生叛变，向罗马开进。他们一路向南，沿途受到费拉拉和乌尔比诺公爵的热情款待，因为两人在美第奇家族担任教皇时都曾遭受不公正对待，此番作为报复，他们不仅向这支军队提供食物，而且让其畅通无阻。

帝国军队的指挥官们，深知手下的士兵一旦到达不朽之城，将如脱缰猛兽一般残酷而野蛮，因而为此有些惴惴不安。但令他们诧异的是，一路上竟然没有看到防御迹象，没有收到任何谈判的提议，他们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没得到任何答复。此时的罗马士气低落；数千名武装人员中，能够组成一支队伍实施防御甚或是炸毁桥梁的不足500人。克莱门特似乎指望依靠罗马的神圣地位作为其防御的盾牌，不然就是因他优柔寡断而早已不知所措。“我们正处在毁灭的边缘，”一位教廷国务秘书在给驻英国大使的信中写道，“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悲惨状况无以复加。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只是在等待执行而已，因为这一天不会拖延很久。”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摧毁了城墙，潮水般涌入罗马。接下来，在圣彼得大教堂所在地，在作为基督教中心达1200年之久的这座城市，人类野蛮的狂欢开始了。从野蛮的程度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形象。屠杀、掠夺、纵火、强奸，各种暴行肆虐，无人能挡；指挥官们已经无能为力，而他们的总指挥波旁公爵早在第一天就被从罗马城墙上射出炮弹打死了。

在曼图亚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报告“用战栗的手”记录道，凶残的袭击者嗜血成性，“连石头都为之哀伤流泪”。士兵们挨家挨户掳掠，对反抗者一律杀害。妇女不论年龄大小全都遭到侵犯。尖叫声、呻吟声充斥在各个角落；台伯河上漂浮着大量尸体。教皇、红衣主教、教廷职员以及世俗官员赶紧躲入圣安杰洛城堡，在闸门落下之后，落在外面的一位红衣主教被人用篮子吊了上去。富人成为勒索赎金的对象，施暴者设计了野蛮的酷刑来逼迫他们出钱，如果拿不出钱来，就将他们杀死。教士、修道士和其他神职人员遭受了更加严酷的惩罚，修女被拖到妓院或在大街上卖给士兵。宫殿遭洗劫一空后被付之一炬；教堂和修道院的宝物也尽遭劫掠，各种文物上的珠宝首饰被剥下后全都损毁。为了找到更多财宝，入侵者连坟墓也没有放过，而梵蒂冈则被当作了马厩。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被烧毁，书籍和档案散落一地，有的成了马匹的垫子。甚至一位科隆纳成员在目睹这一场景后都禁不住涕泣。一个威尼斯人描述，“罗马城里触目惊心的场景与地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雇佣兵中的路德教派对这一场景感到高兴，他们笨手笨脚地模仿罗马教皇的仪式，一人领头扮演教皇骑着一头驴子，其他人身着高级教士的盛大礼服，红衣主教的长袍和帽子，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行。第一轮屠杀持续了八天。随后的几周，罗马到处硝烟四起，未被掩埋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被成群的野狗胡乱啃食。入侵者占领罗马达九个月之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估计有2000多具尸体被扔进台伯河，9800多人被埋葬，掠夺的物品和赎金价值估计三四百万金币。他们将罗马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屠宰场”，直到瘟疫爆发、食物耗尽并导致饥荒，这群酒足饭饱的入侵者才撤退离开。

这也是对精神上至高无上权威的劫掠。公元455年曾侵入罗马的汪达尔人[26]是一群外国人和所谓的野蛮人，但这次入侵者都是基督徒，他们似乎对腐朽堕落的教会老爷们情有独钟，想要败坏他们的名声，因此才实施了此番暴行。特洛伊也曾经认为自己拥有神圣的金钟罩；罗马原希望神圣的地位能使其免遭涂炭，但当那一刻到来时却发现，神圣的光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人都相信，此番劫掠实则是上苍对教皇及教会机构所犯世俗罪恶的惩戒，也几乎没有人质疑祸起萧墙的看法。侵略者对此深表赞同。帝国军队代表对洗劫罗马的行为深感震惊，担心查理五世会由于“对天主教及罗马教廷所实施的暴行”大为不满，于是就给他写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对罗马教廷的暴政和混乱所做的判决”。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是多米尼加将军，拉特兰大会上的革新派发言人，并作为教皇特使在德国与路德打交道，他说，“我们本应维护这个世界上的公平正义，但现在我们已经腐烂不堪，除了外在的仪式外，我们已经一无是处了。”

克莱门特所受的屈辱还不止于此。他不得不接受胜利者强加的条款，并在赎金凑齐之前一直被囚禁在圣安杰洛城堡中；而与此同时，得知教皇已无力回天的消息后，佛罗伦萨立即将美第奇统治的代理人驱逐出境，并重新建立了共和国。另外，有舆论反对囚禁教皇，认为这有辱教规，因此查理五世叫人打开了圣安杰洛城堡大门。伪装成商人的克莱门特被护送到奥维多（Orvieto）的一个简陋住所避难，仍然希望法国能够前来为他平反。第二年，弗朗西斯真的来了，带领大军直扑那不勒斯。但这一次他再次被打败，并再次被要求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全部诉求。如此一来，教皇被迫与现在已经是意大利毫无争议的统治者的查理五世达成协议。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克莱门特一路睡着稻草铺来到博洛尼亚，以期达成尽可能于其有利的协议，但如今他已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被迫加封查理为西班牙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并加冕他为皇帝。作为回报，查理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以恢复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有一件事他还是没有妥协：作为教皇，他仍然保留权力，拒绝按照查理的要求对教会大会进行改革。这其实是基于他的个人原因——他是朱利亚诺的私生子，利奥十世曾为他担任主教扫除了教规上的障碍，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现在，他担心一旦自己的身份曝光，就有可能会失去担任教皇的资格。

此后，克莱门特的主要活动就是用战争夺回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帝国军队曾经洗劫罗马，并围困生他养他的城市，他在坚持十个月之后被迫屈服了；而现在，这支军队中的丧心病狂之徒又加入了此次行动。他就像当初利奥那样，为了家族的权力，对这一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美第奇家族的继承权问题让他心烦意乱，因为现在有两个家族私生子，其中一个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身份都还难以确定。这样一来，他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应付新教的扩张，更不能认真地考虑教会的应对措施。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德国各州正式与教皇脱离了关系，形成了新教联盟。

据圭恰迪尼记载，教廷对克莱门特极端轻视，各国君主不信任他，佛罗伦萨和罗马人对他讨厌至极。就这样，在各方的羞辱中，克莱门特死了。佛罗伦萨人点起篝火，欢呼雀跃；而罗马人认为他应该为劫掠负责，因此罪有应得。他们将他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砍去头颅，肢解了躯体，并用一把剑插入他的心脏。

罗马遭受的劫掠令人胆战心惊，但显然这似乎也是一种惩罚。新教的分裂并没有对教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人们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看清过去所走过的路。罗马教皇更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弊政。在克莱门特的继任者保罗三世（前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担任教皇的中途，也就是路德公开表示决裂后不到30年时间，教皇于1544年召集了特伦特大会，从此就恢复“失去的宝贵财富”开始了长期艰苦的工作。

从文艺复兴时期六位教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愚蠢行径的根源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对权力的态度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行为，都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对他们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当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也都是这样，但就该时期的教皇们而言，这一影响尤为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统治阶级实际上受到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教皇在对外关系中、在政治斗争中、在教义传播中、在礼仪举止中、在人际交往中的种种行为都由当地传统风俗文化要素所决定，而现在，他们希望将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淘汰掉，以便遵循一套亘古不变的原则。

教皇们愚不可及的地方在于，他们对适得其反的政策孜孜以求，以至于摒弃了政治或宗教方面稳定的抑或统一的政策，不然，他们早就改善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遏止了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对在自己周围逐渐形成的情绪和态度置若罔闻，对各种趋势和动向视而不见，这是他们最为突出的愚蠢表现。他们不肯倾听不满言行，对由此引发的反对观点漠不关心，对质疑的声音无动于衷；他们的不端行为令人愤懑沮丧，他们的弊政陋习让人怒火中烧，但他们毫不在意，依然愚蠢而固执地维持现有的腐败制度。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制度，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是这个制度的产物，而且还要依赖这一制度而生存。

他们毫无节制的奢靡之风，一心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是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主导因素。有一次，当有人责备克莱门特七世把教皇的世俗权力放在第一位，而将“包含基督教和平的真正的教会福祉”放在次要位置时，他回答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可能早就被洗劫得一毛钱都不剩了，根本就“无法找回我自己的任何东西”。这可能是六位教皇共同的借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睿智地认识到，作为教会领袖，除了“自己的”追求以外，还有更伟大的任务。当私人利益被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当个人的野心、贪婪和对行使权力的蛊惑决定政策导向时，公共利益必定荡然无存，这一点，在从西克斯图斯到克莱门特持续不断的疯狂行动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教皇之间的承继关系也造成了更为深远的危害。六位教皇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成不变地传递着对教皇职位的看法。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尤其尤利乌斯更是如此，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罗马教廷，作为教会的中枢神经，就是超级提款机。在这60年期间，从未有人对此表达过深刻的质疑，也没有人得到启迪和教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行为被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时代都存在自私自利心理，但一旦有人用这种心态主导对国家或教会的管理，愚蠢行径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第三个愚蠢表现是，他们幻想自己将统治千秋万代，认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永远不可侵犯。在位教皇总是认定教皇职位永世长存，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们的权威，他们能够通过宗教裁判所、逐出教会甚至火刑等方式将其压制下去，在过去千年他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大会形式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只需稍加防备或适当操纵即可高枕无忧了。六位教皇从来没有劳神去了解抗议活动发生的原因，从不承认自己脆弱不堪或已经众叛亲离。上帝任命他们来管理教会，但他们却鼠目寸光，处心积虑为自己攫取利益，刚愎自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使命感，他们没有为广大教徒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宗教引导，他们没有为基督教世界履行任何道德方面的义务。

所有的愚蠢行径都有下述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三个最突出的态度：对选民日益不满的情绪视而不见；把强化自己的权力当作他们的第一要务；总是幻想自己的地位如铜墙铁壁般牢不可破。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言，周围的环境滋生了他们的这些意识，而他们的欲望也因此愈加膨胀，不论何年何月，所有这一切在统治者身上总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1] 6任教皇中有5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不包括只在位26天的一位教皇和在位不到两年的外国人。——原注

[2] 阿维尼翁（Avignon）：法国东南部罗纳河畔的城市。1309—1378年间为教皇所在地，1378—1417年间为几位伪教宗所在地。

[3] 博基亚家族：意大利家族，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十分有影响力，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恺撒和女儿卢克雷齐娅，是宗教、军事和政治领袖。

[4] 美第奇家族：历史上一显赫的意大利贵族家庭。

[5] 罗曼诺夫王朝指的是1613年至1917年统治俄罗斯的王朝，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该王朝时期，俄国由东欧一个闭塞的小国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强国之一。

[6] 达勒姆：英格兰东北部城市。

[7]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意大利政治家。

[8] 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约1433—1494）：欧洲中世纪佛兰德斯画家。

[9] 圭恰迪尼（Gu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10] 曼图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11]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西南。

[12] 红衣主教团：罗马教皇的枢密院，选举教皇的继任者。

[13] 图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

[14] 三级议会：1789年前法国的议会，由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组成。

[15] 达克特（ducat）：旧时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金币。

[16] 平图里乔（Pinturhio）：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

[17] 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画家和雕塑家，以壁画闻名。

[18] 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德意志红衣主教、哲学家及科学家。

[19]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mo Savonar,1452—1498）：15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因极端不满时世的荒淫而欲图以一己之力匡正世风，最后被教皇用火刑处死。

[20] 提图斯（Titus）：古罗马皇帝。

[21] 原文用“她”指代教会，为符合中文习惯改成它。——编者注

[22] 《博洛尼亚协约》：罗马教皇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宗教事务协约。

[23] 巴纳姆（Barnum,1810—1891）：美国杂耍艺人，将马戏表演推而广之的美国杂耍艺人。

[24] 克努特（Canute，995—1035）：曾统治英格兰、丹麦、挪威及部分瑞典领土的维京国王。

[25] 帕维亚（Pavia）：意大利西北部村镇，濒提契诺河。

[26] 汪达尔人（Vandals）：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公元5世纪侵入高卢及西班牙，于455年攻占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