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中叶的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甚至绝境。同学们，你们正要进入这个社会，而我则幸运地正要退出舞台。不过，我们共同的不幸是，我们都生在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年代，一个极度纷扰、却极少激励的年代。《剑桥近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最后一卷是从1898年到现在，名为“暴力的时代”，考虑到人类过去并不鲜见的暴力史，这一提法更加乍眼。
我们困境的物质方面——污染、战争、人口爆炸，大家都很熟悉，还有那些无形的方面，比如普遍的困境和艰辛，年轻人的不满，老年人的迷茫，犯罪和社会紧张，审美和道德标准双重沦落，性迷失和崇尚性虐待，凡此种种。清单很长，大家也比较清楚，我就不一一列完这些不幸了。我讲话的目的不是探讨这些处境，而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处境的原因。
毫无疑问你们中会有人想，这么做没有意义，其想法的出发点是认为过去不重要，现在才是重要的。我从偶尔到大学</a>校园访问的经历中了解到，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认为无关紧要。他们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对于每个话题，每个学生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学听到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i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1]。他或许忽视或许抗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穆斯林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发生的事。”
历史学是我的术业专攻，它被定义为社会理解其过去的手段。为了理解过去，我要陈述</a>如下的观点：作为20世纪历史经历的结果，如今人们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曾经坚定的准则，二者的缺失要为我们当前的痛苦负主要责任。
具体来说，我们丢掉了两个基本的信仰——信仰上帝和信仰进步；遭受了两场幻灭——对社会主义，对民族主义；目睹了一次痛苦的揭秘——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还有一个不快的认识——我们的科学救星居然在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带来同样多的害处。宗教信仰在现代的衰落发端于几百年以前，我们可以方便地说是因为达尔文——除此以外，以上所有事情都发生于20世纪。这些事实在70年来——大体是一个人的一生了——令人心灰意冷。
只要人类认为自己是带着神光的上帝之子，是上帝以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所画的优美姿势用指尖创造出来的，他就会有尊严，甚至对自己有敬畏。他会感到自己存在于此是有目的的，甚至在苦难降临时或他自己做了错事时也带有了某种隐秘的目的。因为，他成了神性计划（divine n）的参与者。我不愿冒犯一些人的信仰，但我得说，那些人类自我认知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谁也靠不了了，就像李尔王所说，我们只是“无毛两足动物”，这让人非常不舒服。
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在19世纪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到来。人类相信自己是可以进步的，也正在不断进步。他们从科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医学科学——然后是机械的帮助，加倍了，甚至无限增大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舒适感、他们活动的自由。房屋铺设管道和</a>自来水、蒸汽机、电灯、冰箱、卫生设备、麻醉和防腐技术、打字机和剪草机、电报和电话——新福利一样接一样，遍布世界。人们期待物质的改良带来道德的进步。生活条件更好，人类应该变得更好。这是那个充满活力、洋溢乐观的时代人人都相信的事。
但是，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我认为，在今天已经深得到了谷底。新世纪到来，人们生活得史无前例地好，行为却比以往更坏——看看福利国家和 [2]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王后。传闻大臣告知她天下大乱，百姓无面包饿死，她说：“让他们吃蛋糕啊！”卡利古拉则是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著名暴君。——译者注
[3] 华氏60度相当于16摄氏度，华氏80度相当于26摄氏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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