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闪光时刻_历史的技艺

我想给流行的悲观情绪来点儿不一样的东西，我要回忆一下人类积极的，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一面。我们最近很少听到这些东西了。我们的时代不是自尊和自信的时代，不像从前，比如19世纪，从当时的描写中就能流淌出自尊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特别是男人，把自己描绘得正直高贵，并且惊人地英俊。而我们的自我印象则如伍迪·艾伦和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人物一样[1]。在全球一团乱麻、20世纪劣迹斑斑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自视为劣等生物，我们不是有心为恶的，也是粗心大意的，我们热衷暴力、无知、腐化、无能，无法控制威胁我们的力量，一次次臣服于我们的劣根性，总而言之，我们堕落了。这个标签似曾相识，也有理有据，不过却是陈词滥调。研究历史让我知道，人类有衰也有兴。兴盛时的人类完成过最勇敢的壮举，也创造过最美的东西；我们奋发图强，探索过海洋，征服过荒蛮；在创造性的艺术领域取得过美丽的奇迹，也取得过科技和社会的进步；纵观历史，我们激情澎湃地热爱着自由，九死不悔；我们追求知识，实践理性，享受欢笑，热衷游戏，展现勇气，英勇无畏，大公无私，自尊自爱，庄严体面；我们体验过爱，知道舒适、满足和幸福的滋味。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经</a>历中的精华，即使它们没有像负面信息一样被重视，不如我们犯下的罪恶那样影响深远，它们仍然值得关注，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记得它们。

在所有的伟大壮举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人送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件事产出稀少，徒耗精力，错误地排在了更急迫的需要之前，以上也许都对，但我看来，都不能抵消这个成就的光辉。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消极的一面——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并且不是所有值得敬佩的成就都有一个值得敬佩的动机。有时还会导致悲剧的结果。尽管目前的征兆指向的是更坏的未来，其实，人类的潜能从来就是这样，没有变过。如果原始人能发现怎么把谷子变成面包，河边的芦苇变成篮子；如果他的后代能发明轮子，把行踪不定的空气用来磨面，把羊毛、亚麻、蚕丝变成衣料——那么我想，我们是能够找到能源问题的出路的。

想想荷兰人是怎么完成围海造田的奇迹的。他们在过去的60年里，高明地围住须德海，为国家增加了50万英亩（约2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国土面积的8%，为那里将近25万的人兴建了家园、农场和小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强过了那时和现在的人类，在这个欧洲最小的主要国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荷兰是个低洼、多风、水涝的地方，它一部分国土在海平面以下，遍布湿地、河流、湖泊、水湾。它国土的外轮廓完全暴露于常有暴风雨的北海，抵御海浪的天然屏障只是一些海边的沙丘而已。尽管有诸多地形上的不利，荷兰却是人口最为稠密、有序、繁荣的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雄极一时。几个世纪以来，从 如果说我们（我正是这么认为的）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美和优雅，那么，我们通过科学技术和民主的制约，在大众的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了更多。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化，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标志了现代社会和古代政权之间的巨大区别。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贯穿19、20世纪的残酷的工人战争，取得变化主要靠对常常心怀恶意的强烈反对派动用武力。通过这个严酷的过程，才培育和唤醒了社会以前没有的良知。西方发达国家，在大体上消灭了奴隶、贫穷、困者无助和生计匮乏。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功劳，即便因为调和大众价值，世界变得丑陋了。历史逐渐在平衡所失与所得，免得上帝太过嫉妒。

科技推动的物质奇迹——运用蒸汽、电力、麻醉技术、防腐技术、抗生素、洗衣机（解放了妇女），以及引发的所有节省人力的进步——在我们的文化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认识，所以我不愿再去强调。巴斯德在人类历史上是和米开朗琪罗、莫扎特一样伟大的人物——就人类的共同福祉而言可能还要更加伟大。我们更容易注意到他那样的成就，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去问任何人人类的成就有什么，第一个答案多半都是物质方面的东西。不过科学进步的副作用总是巨大的。战争武器在它不断增长的杀人能力上就是这样的例子，谁能理直气壮地声称汽车、飞机、电话、电视、电脑带来的好处就多于害处呢？

追求知识本身就是好的。18世纪有过一次春天，人们认为通过知识和理性，一切都是可能的；人们盼望理性冲破宗教的藩篱，就像阳光冲破浓雾；武装了知识和理性的人们最终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建立美好的社会。莱布尼茨传播了一个观念：正因为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它就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乐观主义”这个词首次在1737年使用。

知识的力量在那几十年产生了多大的震撼！1735年到1755年的20年，林奈命名并分类了所有已知的植物，布丰用36卷著作把自然史梳理一新，美国人约翰·巴特拉姆翻山越岭找到各种植物，寄到欧洲。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探寻人性，追索法律和社会的道德基</a>础。本杰明·富兰克林展示了闪电确实是电。约翰逊博士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狄德罗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用祛昧启智的语言把当时的所有知识都写了下来。欧洲人发现了中国人制瓷的秘密，在麦森和德累斯顿大量生产。全欧洲最宏伟的协和广场在巴黎开始动工。英国发行了至少有150种报刊和杂志。小说在理查德森和菲尔丁的努力下生机勃勃地诞生[4]。夏尔丹，一个卓越的艺术家，用深情的画笔在和谐的家乡景色中画出了人性。贺加斯则来自另一个星球，他的画总在暴露所有粗俗和下流的阴暗面。那是一个热情高涨的时代。1743年伦敦演出了亨德尔的《弥赛亚》，乔治二世极为欣赏“哈利路亚的合唱部分”，他情不自禁的起立引得全场观众纷纷起身，后来观看《弥赛亚》的观众还保持了这个传统。一个展现了时代精神的人物也在这段时间出生了，他就是托马斯·杰弗逊。

如果以上20年再延长10年，那将听到振聋发聩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贝加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开头，以及——虽然发生了里斯本大地震、伏尔泰也写出了《老实人》[5]——法兰西学院词典仍然收录了“乐观主义”这个词。

虽然启蒙时代高估了理性指导人类行为的力量，但它毕竟让男人和女人开始以更人性的目光去看待身边的过客。残忍的习俗慢慢改革——治疗疯病的手段开始改变、减少了死刑、缓和了对债务人和侵权人的严厉法律，并且，开始了废除奴隶贸易的激烈斗争。

人道主义运动不是做慈善，后者带有捐赠者不为人知的其他利益企图，而前者，则更无私和利他，纯粹是良心驱使。这一点在威廉·威尔伯福斯[6]。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唤醒了18世纪英国人的良心，反对买卖人口。在美国，奴隶制的不道德性长期困扰着殖民地的人们。1789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紧随其后的是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但南方各州坚持废奴不在宪法规定之列，以此作为它们加入联邦的价码。

英国本土的经济不需要奴隶制来支撑，所以威尔伯福斯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如果权力是他的追逐目标，那他凭借影响力足以当上首相，但他把一生都投入到了为人类争取福祉中。他发动、推进了社会运动，其成员开会、请愿、搜集“中央航路”[7]的恐怖事件、在公共场合散发宣传册、煽动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加入到声势渐盛的潮流中——用特里维廉的话来说，就是去“融化政治家畏首畏尾的坚冰”。1807年，英国的国土上废除了奴隶贸易。远海和非洲海岸都有英国海军巡逻，以保证法律的强制力。当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被说服加入了禁令，他们分别收到了英国纳税人30万和40万英镑的补偿。阳奉阴违、暗中走私的事情还在继续，这让废奴主义者相信，要阻止这样的贸易，只能从根本上废除奴隶制度才行。废奴宣传在继续。在其后的1/4个世纪，补偿金逐渐软化了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和他们英国盟友的反对，1833年，解放所有大英帝国奴隶的法案签署。英国纳税人为废奴付出的补偿金据说总计2000万英镑。

从最近不快的经历中，我们学会了从每一次公共动作的背后去揭秘野心、贪婪和腐败，但事情也并不一贯如此。即便是在不堪的20世纪，人类确实拥有更善良的动机，有时也确实出于善意去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沦陷的丹麦，人们被纳粹驱逐丹麦犹太人的命令激怒了，鼓勇抗命，通过地下铁路把所有8000名丹麦犹太人送到了瑞典，后者提供了他们的庇护。与此事并无关联的是，在更遥远的法国南部小镇利尼翁河畔的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居民冒险用性命和自由去抢救着犹太人和其他纳粹的受害者。“抢救性命成为勒尚邦人的习惯。”一个居民说。不过，不可否认，那个时代更多的记录却是通敌，被动和主动的都有。我们不能指望善意的动机主宰世界，除非它们自己经常出现。

历史上，能唤起人性中最为闪光之处的东西常常是对自由的渴望。一次又一次，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人们被斯威本所说的“神圣的造反权利”所鼓舞，驱逐暴君、反抗外来征服、取得自由——直到权力不再腐化，自由会实现，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古代犹太人有三次反抗外来统治者的起义，第一次是马卡比起义，反抗的是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禁止犹太人行犹太教礼。祭司玛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召集了山中的信徒，开展游击战。父亲死后，五子之一的犹大的军事天才开始展现，他绰号“马卡比”——“铁锤”。他作为光照中世纪的九杰[8]之一，打败了敌人，光复了犹太圣殿，重新建立了朱迪亚（Judea）的自由。在下个世纪，犹太坚贞信徒（Zealots）在饥荒、围城、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圣殿被毁的种种困厄中，绝望又疯狂地再次对抗罗马人。最终在马萨达岩，剩下的不足一千人不愿投降，集体自杀身亡。朱迪亚被外敌占据的60年后，那里的犹太居民在西蒙·巴尔·科赫巴的领导下再举义旗。他们短暂地重夺耶路撒冷，最终不敌罗马哈德良皇帝的重兵。起义被剿灭，但犹太人对自立的热忱、在18个世纪的流亡中的蓄力，让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重建家园。

在今天，这样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在越南。因为距离太近，也常被外来势力操纵，所以当代的运动看上去不那么有纯粹的英雄主义光辉——比如历史上的威廉·华莱士带领苏格兰人反抗英格兰，瑞士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美国殖民地反抗他们的母国。

我一直欣赏纽约殖民地一位庄园主一句充满劲头的回答。人们劝他，不要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免得搭上他的财产，他回答道：“去他妈的财产，给我笔！”不过，在为本文查询资料时我懊丧地发现，这句话似乎是虚构的。但是这种精神并非虚构，宣言的签名者太清楚了，他们搭上的不仅是财产，很有可能还是他们的脑袋。

他们也没有逃跑。华盛顿攻克了长岛，纽约防守空虚。他们的土地被英军刻意破坏，房屋被劫掠，书信被焚烧，家具被砸毁，牲畜和储粮被毁，佃户和仆人被赶走，路易斯·莫里斯[9]1000英亩（约4000公顷）的树林只留下了树桩。独立战争中，所有人都靠着朋友勉强度日。菲利普·利文斯顿死时再没有看到自己的家和庄园一眼；富有的商人威廉·弗洛伊德变得一贫如洗。其他签字的富人也都损失惨重，比如麻省的汉考克——他的签名那么大，没人会弄错，弗吉尼亚的李，还有巴尔的摩的卡罗尔。乔治·华盛顿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写信责备他弗农山的管家给英军先头部队的提供补给。这支在波多马克河溯流而上的英军威胁道，要是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烧毁华盛顿的庄园。华盛顿在信中说</a>，得知“他们烧掉了我的别墅，毁掉了我的种植园”，作为对他拒绝的报复，他反而“不那么痛苦了”。可见，利己的经济人也不总是我们的行事本能。

走笔至此，我一直写的是集体的品质，除了大多数时候是个体精神造物的艺术，就没有提到个人了。幸福感，和艺术一样，也是个人的事。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涌起，随时的，随地的，没有原因可讲。它拒绝人们的研究，嘲笑社会学的解释，突然泛起，突然消失，又突然再次出现。以艾萨克·沃尔顿为例，他的《钓客清话》（The Compleat Angler）教会人如何满足，以及如何垂钓。查尔斯·兰姆说：“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读这本书，都会甘甜入心。”尽管沃尔顿生在革命和弑君的动乱年代，尽管他与英国内战的失败一方过从甚密，尽管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七个孩子以及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皆尽夭折，尽管他两度丧妻，他的悲惨命运也没能吞噬掉他开朗的本性。他的传记作家说：“他历尽荒乱，却永远和满足相伴。”

沃尔顿的秘诀是交朋友。自耕农家庭出身，年轻时在五金店当学徒，他自学成才，以开朗好客的性格和虔诚的宗教信仰，与许多有学问的牧师和诗人平辈论交，他为他们作传，也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这些人包括约翰·堂恩、乔治·赫伯特、迈克尔·德雷顿。另一位朋友查尔斯·卡顿写到艾萨克，说：“我很高兴地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人，我享受了最好、最真挚的朋友的友谊。”

《钓客清话》是沃尔顿60岁时的作品，处处可见他阳光般的性格。书里有幽默、有虔诚，有对鱼类习性的郑重提示，有把他们钓上岸的微妙技术，有对自然、对音乐的喜爱。沃尔顿一生中这部作品再版了五次，在他死后还有数不清的版本刊行于世，使他不朽。他和第二个妻子活下来的那个儿子成了牧师，女儿出嫁后育儿无数，给了他父亲一个儿孙满堂的家。他85岁时写出了最后一部作品，他的朋友写诗祝贺他的90岁生日，说他是“幸福老人”，“展示了如何找到真正的幸福”，他也在这一年去世。当我们牢骚满腹的时候，想想他吧。

梳理了这么多，有什么结论吗？我这么问，因为许多人都指望历史教给他们点儿什么。这一点我认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确定在必要时你能否用得上它们。我举了这么多例子不是想教会大家什么，而是希望在这个沮丧的时代提醒人们，即使人类的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人类的善也依旧在起作用。我知道，挑出这些闪光的时刻不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翻个面就可以看到黑暗，就像我们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所以上马，是因为它的成功可以帮助获得发展火箭和导弹的资金。事情就是这样。

哲学的发展就是在讨论人性主要是善还是恶。我只知道它们是彼此交织的，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这是个悖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人生活如此富足，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以为，人性的美德并未消失，虽然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似乎在暗示它们已经不存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切成就和希望幻灭，这个世纪于此时成形，它眼见了俄国革命演变为被它推翻的政权一样的暴政，眼见了一个本应文明的民族被纳粹逆转为有组织的野蛮之国，眼见了民主国家懦弱的绥靖，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有理由让人质疑人性。文采斐然的历史学家范</a>·威克·布鲁克斯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说它是“末世的绝望”。他写道，惠特曼和爱默生“欣赏人们的价值和判断，新时代的作家”则会震撼于人们的肉欲、贪欲和暴力，而会讨厌他们的同胞。最近上演的一部戏也有相同的主题，讲了一个母亲</a>千方百计和她两个“冷漠愤世的”孩子斗争的故事。她的问题是她想让孩子高兴，而他们根本不想高兴。他们只想在电视上看恐怖片。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它强调缺陷和腐化，不相信勇气、美德和幸福的可能。它频频回望索多玛和蛾摩拉，却不见愉悦山。

我们需要求得平衡，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药方就是孔多赛写于本杰明·富兰克林之死的颂词：“他原谅了现在，为了将来。”

1980年4月，华盛顿特区所做的“杰弗逊演讲”。刊于《美国学者》，1980年秋季。

[1] 伍迪·艾伦，美国剧作家、导演，作品多戏谑社会、政治、宗教；塞缪尔·贝克特，法国作家，荒诞派戏剧家，笔下多丑陋、病态之人。——译者注

[2] 约翰·奥杜邦，美国著名博物学家、画家。——译者注

[3] 指清明节，清明习俗荡秋千，古人称秋千为“半仙之戏”。——译者注

[4] 塞缪尔·理查德森和亨利·菲尔丁均为英国小说家，两人加上丹尼尔·笛福并称英国现代小说之父。——译者注

[5] 伏尔泰《老实人》的主角信奉乐观主义却四处碰壁。——译者注

[6] 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慈善家、废奴主义者。——译者注

[7] 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中，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这一段称为“中央航路（Middle Passage）”。——译者注

[8] 九杰（Nine Worthies）指中世纪历史上的九个传奇人物，有亚历山大、恺撒、亚瑟王等。——译者注

[9] 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庄园主，他作为纽约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后文的菲利普·利文斯顿、威廉·弗洛伊德都是纽约的签字代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