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自画像_历史的技艺

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在19世纪留下了一句名言：外交关系是最强大的塑造各国历史的力量。这句话不无争议，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它无疑是可取的。在操作对外关系的人物中，没有人比前国务卿亨利·A·基辛格更有影响力了，或者说，没有人比他更受公众的认可了。他成了崇拜的对象，成了公众明星，还成了数不清的书籍、研究和分析的主题。如今，他自己写的书出版了，这多少成了个历史事件。

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可以向大家汇报，里面没有再写梅特涅了。因为基辛格的博士论文、他的Committee）”的一个决定，他们批给了中央情报局一笔钱，让他们去影响1970年的智利大选。尽管在一开始不太有效，但这确是一个坦白的例子，关于美国在冷战中的非法行为。

因为涉及铜矿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1]，基辛格不能再提“美国毫无私心”了，他专注于渲染萨尔瓦多·阿连德带来的危险。阿连德被认为具有向共产主义转化的“公开意图”。他如果当选（多数票当选，但投票未过半数），将成为西半球的另一个卡斯特罗。他“即将煽动炮制出反美的政策，破坏半球团结，和古巴建立共识，迟早和苏联发展出紧密的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根基”造成深远影响。

如果此事不假——基辛格的话非常有说服力——那么，会出现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为了国家利益，美国是否有义务去竭力避免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拉丁美洲出现？在这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管这个威胁是什么，阿连德当选总统是智利宪法保证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企图阻挠邻国的合法程序，去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是不可容忍的。1888年美国大选期间，英国驻美大使在一封私信中建议一位记者投格罗弗·克利夫兰一票，结果这封信被媒体公开，美国要求英国召回大使，因为他干涉了美国的政治。我们距离那时已经进步不少。我并不相信道德原则可以指导国际关系，我相信的是，我们应该尽力遵守我们为社会秩序制定的规则，否则社会就会退化为无政府状态——无论对左翼右翼，这件事同样危险。

在尼克松的圈子中，基辛格是个为难的人，他因和纳尔逊·A·洛克菲勒的友谊常被右翼怀疑。纳尔逊出身哈佛大学</a>，是乔治敦圈子的常客，但对俄国的观点不太坚决。不过，作为自麦金莱总统以来和右翼最疏远的总统助手，他在世界各个重要区域取得了成就：在中国，在中东，对俄国甚至实行了缓和政策，在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地狱迷宫中大展身手。

这本书庞杂的细节只在一个方面是成功的，那就是展现了基辛格处理的问题范围极广，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他的不懈努力，还有他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日本纺织品、欧共体、东方政策、弹道导弹和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巴勒斯坦绑架、苏联在古巴的潜艇部队、苏联在埃及的导弹、和中国的接触途径、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波兰暴动、约旦危机、巴基斯坦的战争、莫斯科峰会、欧洲年、纳赛尔去世、拜访伊朗国王，还有贯穿以上所有的，和北越先是秘密、后是正式的巴黎会商。以上事务，不自信的人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基辛格恰恰不是。所有事务对他来说都需要亲力亲为。他不断地提议、会谈、访问，这并不该是利用他时间的最佳方式。在他还未成名时，他一位同事有一次问他对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有何看法，他想了想说：“他就是出访次数太多了。”

基辛格确实对中东贡献了创造性的政策，他拒绝一切虚妄的幻想，采取了“综合的”解决方案。他知道，把以色列和埃及停战放进一揽子方案去讨论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令人钦佩地指出了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我看我们就没有介入的必要”。他倾向于达成一个暂时协议，先打破僵局，再徐谋后议。就这样，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式，在基辛格第二任期的穿梭外交中逐步见效，最终取得了30年都没有取得的成果。

尽管俄国和中东在未来更加重要，但最终是越南成为这个男人作为政治家的试炼，成为他能否名留青史的测验。1968年竞选总统的双方都承认是该从越南撤军了，基辛格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要想办法谈判出一个让美国保住颜面的撤退办法。困难在于，美国政府要商谈撤军，但不能看上去是在放弃西贡，不能打击到美国其他民族的自信，要“提出一个合理、公正的一揽子办法”，总之，要让美国看上去有面子——在条款上要体现得和撤退这件事截然相反。在国内抗议的压力下，谈判的同时其实撤军已经开始了。这给了河内一个信号：用不着满足美国人的条件。交战一国用不着和另一个已经开始撤退、开始放弃取胜目标的敌人谈判什么“合理、公正的”停战条款。

在无休止的和北越的巴黎会谈中，基辛格多次发现河内根本不想要折中的安排，河内在南方“无意撤除他们的部队”，“只有胜利才能让他们满足”，简言之，我们希望的好交易做不成了。留给我们唯一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是让剩下的战争给河内造成巨大的威胁，比善后安排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对柬埔寨的北越避难地进行轰炸和进攻。军事手段追求的不是军事解决，而是以实力作后盾来谈判，使河内不敢对西贡一犯秋毫，让美国威风凛凛地撤出。

创造性的政策失败，意味着随着我们面对亚洲游击战的军事无能，我们的信心不再。这位安全事务顾问本可以扮演一位外交上的卓越人物，撤军的同时为西贡的生存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剩下来的就要靠西贡自己了，否则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就像最终证明的那样。但基辛格缺乏这样的想象力，也显然缺乏这样的影响力。4年时间损失了1.9万多美国人的性命，越南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最终我们用圣诞节轰炸和一些并不比一开始就可以达成的条款更好的条件结束了这场战争。4年的死亡和破坏都变得无谓。

基辛格不承认这些。他甚至也不理解这一时期国内的反对声音，尽管这些异见是他这本书持续下来主题，也明显是困扰他的一大因素。他把它们当成任性的反对，这些反对正好鼓励了河内拖延和谈，破坏了他的谈判。他引用过《华尔街日报》的话——“美国人想找到可以接受的撤出印度支那的出口，而不是越陷越深”；引用过《纽约时报》的话——惨痛的经历让“美国民众和国会不再轻信”；还引用过《密尔沃基日报》的话——“如果（南越）现在还不能自立，那就太迟了。美国再也受不了这场血腥的、悲剧的、不道德的战争引发的国内的失望和分裂了”。但他没有好好想过这些东西。他的评论是，全国的大讨论“淹没在群众的情绪里”，那不是什么他该听取的意见。关于国会投票最终否决了1973年对柬埔寨的行动，他写道，柬埔寨是“我们民主政治程序失效”的受害人。实际上，这正是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失效。一个不能区分二者区别的人身居高位实在不是一件安全的事。

基辛格抱怨，“我们在国内面对了信任危机”；“如果公众信任我们的目标”，他本可以成功。但他从没找出公众失去信任和他所代表政府的作为、政策之间的关联。他对以下相伴出现的灾祸毫无知觉：强硬政策的代价很高；脱离国民的外交政策导致政府不被喜欢、不被信任，这一点相比它在对手那里赢得的东西得不偿失；一国的力量最终取决于对什么是正确的自尊和自信；无论什么损伤了它们，损伤的都是这个国家。

刊于《纽约时报书评》，1979年11月11日。

[1] 智利在阿连德执政期间，将铜矿和智利电话公司全部收归国有（后者70%的股份本来由美国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持有），制造了智利和美国关系的矛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