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_历史的技艺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a>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容（这是 一开始，他到中国的工作是总统特使，帮助协调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工作，结果适得其反。赫尔利没能拉拢到蒋介石，反而让蒋介石拉拢了自己，支持蒋介石召回史迪威的要求。赫尔利由此更加感到促成联合政府的必要。他因为一个大使的职位，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搞砸了调停蒋介石和史迪威的职责。赫尔利正是蒋介石希望的那种特使——能直接和总统汇报，但对中国一窍不通，与此同时，因为虚荣的弱点，易于操控。史迪威离华的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卸任了，蒋介石欣然提出让赫尔利接任。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信件里（绕过了国务院，由宋子文交给霍普金斯[2]），蒋介石恳求让赫尔利“更长期地”在中国工作，他与共产党打交道，“已经完全获得了我的信任”，所以如果他能解决联合执政的问题，那么对对日作战则功不可没。罗斯福总统被迷惑了，他相信一团和气能有高效率。如果其他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奏效，那么用一个蒋介石喜欢的人或许可以达到目的。赫尔利接受了任命，并因此感激蒋介石。

因此，赫尔利马上告诉自己，他的使命以及美国的政策（他常说“我的政策”）都在于“防止国民政府倒台”，“维持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总统、军队大元帅的地位”。档案里都找不到这样的指示，尽管赫尔利后来声称这些指示是口头上的，但他被任命时已经身在中国，所以这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必须强调，在极少几次与国务院的沟通中，他谈到了他对自己任务的理解，但没有人纠正他的想法。部分原因是国务院对他没有领导权，他的行事可以完全绕过国务院；还有部分原因是，除了一些空泛的概念，没人决定我们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也没人知道总统是怎么想的。

在赫尔利到中国之前，他所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都来自一个前提，他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那就是莫洛托夫曾私下告诉他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于是赫尔利低估了他们，说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受欢迎程度都被大大地夸张了。他坚持认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搞明白了苏联不会支持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和国民政府交易，并满足于少数派的地位。建立联合政府将非常简单。他报告说，在“公开宣称的原则”方面，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说有所区别，那区别也微乎其微”，两党都在“追求民主”。这可能是一个美国大使说出的最草率的话了。这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人拒绝承认本质分歧的特点，认为一切都是可谈判的。

赫尔利不接受下属的一切建议。因为他立志要解决的这个原始的、复杂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对于任何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建议，他都激烈地拒绝并开罪其人。当联合政府的前景在他眼前化为泡影时，他感到他的手段在中国完全行不通，他期待的外交胜利不可能实现了，他只能得出一个偏激的解释：不忠的下属在他背后捣鬼。他一点儿都没想到这可能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保蒋”之后，赫尔利当然要阻拦毛泽东、周恩来去华盛顿的请求，这个请求越是有意地要绕开他，他就越要阻拦。尽管共产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信件发给了魏德迈，但赫尔利还是看到了那封信——魏德迈当时去了缅甸，而且他和赫尔利有过共享信息的协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军让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接受日军投降，收复沦陷的城市，但国民党对此既无方法也无计划。美军开动海军陆战队进入华北重要的城市和港口（天津、青岛、北京、秦皇岛），防止这些要津重镇、铁路枢纽落入共产党手中，直到蒋介石的部队被美国人或摆渡或空运到达那里。这明显是干扰了共产党，本来他们的部队将重新占领华北。虽然我们也有道理，要尽快解除日军的武装，但此举和保蒋的决定是一致的，共产党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的想法又进一步得到了印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共产党统治区歧视对待，美国对国民党军队收编日本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共产党对美国开始走向敌对，这在其后四年形成了定局。

1945年整年，由赫尔利调停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并未停止，多半是因为双方都不愿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赫尔利不能说动双方如他信誓旦旦保证过的那样向着统一前进一步。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焦躁不安，突然在1945年11月在著名的麦卡锡风潮的第一波肆虐中辞职。他说，他的任务被国务院一部分人毁了，这些人“竭力支持共产主义，特别是在中国”。他不能承认，或许永远也不能理解，他对形势的估计是片面的，中国的当前形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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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利身后的罗斯福总统更难辞其咎。事后诸葛亮</a>会说他拒绝大使馆的建议是目光短浅，但是，审视所有历史上的行为都应该以当时的情景去设身考虑。毫无疑问，影响他最多的是雅尔塔会议上和俄国人达成的一致。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利都相信，苏联是事情的关键，苏联秘密承诺和蒋介石签署协议（8月这个协议真的签订了[3]）将影响到国共两方，并阻止内战爆发。

他们这样相信，只因为他们低估了共产党，以为它只是中国的昙花一现，没有意识到它的根基与中国几百年未实现的愿望相连，它的力量来自内生的革命的需要。1930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别无所长，只是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报告说，共产主义不是中国混乱的原因，而是“某种根本性状况”的结果。这么一丝微弱的声音，随时间推移被淹没于传统的观念：第一，因为中国人不会接受俄国式共产主义，因为社会结构与之不符；第二，根据对罗斯福影响至深的莫洛托夫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了这两个前提，大家就很容易说服自己，共产党不会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只是一群反叛的“局外人”，最终会被体制吸收。在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期间，他们和M·E·迈尔斯（海军情报部中国负责人），一起与会参谋长联席会议，总参谋长莱希上将报告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稍稍助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一臂之力，中国的叛乱就能平定。”

第二个因素就是，持不同观点的人——政府中没人能有效地制约赫尔利的观点——不能定期地见到罗斯福。这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空缺。再次根据莱希的说法，身居白宫的总统，“对赫尔利极为信任，相信他在外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且，如果莱希的话可信，那么白宫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一群醋意浓重的职业外交官在拆赫尔利的台，他们“联手反对这个从常规外交系统以外空降来的新大使”。

在这里，我们有望对美国对华政策中最难以解答的方面做一点解释：一群非常有经验的身在前线的观察者，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政府及时知晓前方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和观点却长期地、经常性地遭到忽略？

答案就是，美国人在内心中仍然看不起外交和外交人员，这种情绪类似于美国人不接受穿齐膝短裤。外交意味着旧世界的阴谋诡计、势力划分、权力平衡、秘密条约、三国同盟，以及两战之间的对法西斯的绥靖。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体现了这种对职业外交团队的情绪，他认为他们都来自富裕阶层（他们大多数确实是），是一群穿条纹裤子的势利小人，不是美国的代表，而更像是英国人的工具。

这种观点一多半确为事实。1924年美国通过了《罗杰斯法案》，设立外事局（Foreign Service），考试入职，立功升职。法案起源于国务院的派系林立受到大范围的批评，最终导致国会介入调查。

讽刺的是，势利小人的名声在驻华外交官身上大部分都不能适用，因为上流人士绝不会希望到中国上班，他们更喜欢奥赛码头和圣詹姆斯宫[4]。美国在华外交官有学者，有传教士之子，还有一路苦干、从领事晋升上来的人，比如赫尔利大使的两个前任——詹森和高斯。更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人才会和白宫更处不好关系。

赫尔利从一开始，在任务上，在思想上，都和外事局相抵牾。他指责外事局给他找麻烦，有时密谋支持共产党，有时又把美国拉入“和殖民帝国主义一边”的阵营。他不是唯一一个把这两者怪异地搭配在一起的人。罗伯特·舍伍德在马尼拉和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聊天后，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有一种受迫害情结，他们想象战争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白宫，其实都处于“共产党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领导之下。

最后，罗斯福总统一定是考虑了国内的舆论。如果把蒋介石立为反共代表在美国舆论中已经重要到了因为他的事业而破坏美国政治直到战后10年，如果我们花了27年割断和蒋介石的脐带而至今未能成功，那么可见在1945年就要让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彻底断绝关系并不容易。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在美国人的皮下攒动。1944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在他竞选的最后演讲中说</a>，美国共产党员是一群纪律严明的少数派，在西德尼·希尔曼[5]的带动下，夺取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控制权，“现在……正在夺取对新政的控制权，进而夺取对美国政府的控制权”。这位受人尊敬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律师说，罗斯福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把民主党的控制权拍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6]。因为他，共产主义将摧毁自由、摧毁宗教、摧毁私有财产。

如果像杜威这样的人知道运用巨大的谎言，像历史上所有政治运动那样去无情地进攻，那么，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就太明白这时候要尽量避免谎言被坐实。《时代》《生活》报系的独裁老板亨利·R·卢斯在这一系列话题，尤其是中国话题上表现得像条疯狗。他的刊物成了蒋介石的吹鼓手。很多人被召唤到了这场为了蒋介石的党派之争中，其中不乏真诚、热情的积极分子，比如从前的医学传教士、现在的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当局浩如烟海的政敌中任何一位都可能借此掀起轩然大波。罗斯福总统现在只关心马上要在旧金山举行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他希望四国同盟在战后可以担当起保证世界和平的重任。这是一个不计代价也要避免是非的时候。既然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在欧洲之下——在战争中中国从头到尾就饱受这种劣势地位之苦——那么罗斯福总统就不值得按照艾奇逊电报中的要求去做。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争取的机会就这样溜走了。照以上分析的不利因素，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不过，还有一件矛盾的怪事。埃德加·斯诺，这个罗斯福总统喜欢听其意见的局外人，报道了他和总统1945年的一次谈话，当时正值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国。斯诺说，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局势的复杂性又为难又感兴趣，他抱怨没人能把那里的事情解释清楚，包括斯诺。“他知道我们的战时援助是对中国的一种干涉”；他“能认识到在游击战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高效的政府，正在成长壮大”；他问“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是不是在领导他们”，还问，“如果我们协助他们，八路军在华北到底能做些什么。他又说我们和日本就要结束战斗，我们要把补给和一些联络官送到华北沿海”。斯诺问，是不是只要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的政府，我们所有的补给就要通过他来分配。“我们不能同时资助两个中国政府，不是吗？”

“我们一直在和两个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总统果决地一扬头，“既然我没法让他们合并，我打算继续这么做。”

这成了一个谜。这看上去和支持赫尔利决定自相矛盾，除非罗斯福总统坚信笃定赫尔利会“在4月底”促成一个联合政府，那么总统心中的盘算就是在共产党加入国民政府之后，向他们提供武器和援助。

既然大使的人选成了这段历史的主要变数，那么有人会问，如果大使是另一个人，会有另一个结果吗？换一个人也不会让联合政府成真，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说动两党接受同一套条款。换一个人至多会促成毛泽东、周恩来访美而不至于阻拦，但如果大使已经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人，他们也就不必要求去华盛顿了。要有一个大使，既听下属意见，又能上达总统天听，帮助总统做出更灵活的选择，而不是死守给蒋介石的空头支票，这概率终究是太渺茫了。

从以往记录看来，我们的航线不取决于我们头上的星图，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倾向。总统、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的实际操作一齐导向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无法避免的负面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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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尘封的答案里能提炼出什么来吗？或许仅仅是，在革命性的动荡中，你得到多少就要失去多少；还有，历史会继续给我们出永无最佳答案的难题。认定有最佳答案并义无反顾地追求只会赢得自大之名。我们在中国得到的，完全和我们的目标相悖。我们千方百计避免的内战还是爆发了。虽然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是能赋予这场胜利意义的一个强大、统一、友好的战后中国还是离我们而去。我们在国民政府身上所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本不应该是调停、解决中国的国内事务，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是保持和中国政府有效的、尽量友好的关系，无论这个政府是什么。没人逼我们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英国人的态度——约翰·凯西克爵士所说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顺从（slightlyperplexed resignation）”。或者采取布鲁金斯学会1956年的结论：美国“本该停止它的对华政策，停止所有能引起直接后果的行为”。

但是，我们正在重复这一行为。我们介入越南事务的设计师——沃尔特·罗斯托先生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就是建立稳定的亚洲势力平衡。这不是西方人能够建立的。亚洲的稳定不是我们能建立的，这不比我们在1945年想要建立统一的中国更容易。

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制定和实施一切政策的基础：如何让政府有智慧。如果政府得不到智慧，或许勇气也能够代替——道德的勇气，它能够终结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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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向以下几位提供帮助的人致谢：雷·克罗姆利先生、约翰·S·谢伟思先生，还有国家档案馆军事档案部的威廉·坎利夫，他帮忙找到并销密了相关文件。）

刊于《外交事务》，1972年10月。

[1] 大元帅（Generalissimo），指蒋介石。——译者注

[2] 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译者注

[3] 这个协议指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译者注

[4] 巴黎的奥赛码头是法国外交部所在地；圣詹姆斯宫是英国皇宫，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所在。——译者注

[5] 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美国工人领袖，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支持罗斯福新政。——译者注

[6] 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