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快剑_历史的技艺

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非好战民族在6月力战群敌，演出了现代历史上近乎完美的一场军事行动。他们被三面包围，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巨大劣势，孤军对抗有大国支持并装备精良的敌人，失掉了先发制人的优势，但是，却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军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任何失误，完成了特定的军事目标——击溃了敌军，守卫了防线。这场战役被认为是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最伟大的战役，震惊了世界，让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平衡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意外地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美国，深刻暴露了俄国人的决策以及可能的情报失败。拥有这支军队的国家建立不足20年，移民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却战绩骄人，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色列国防军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做到的？

最重要的要素当然是动力和迫切性，但要是没有能力，这个世界的全部意志加起来也是不够的。首要的能力就是这个民族天生的脑力，自从大流散开始，这个民族就开始思考保卫家园的战法。

以色列空军准备武器、训练飞行员都是严格瞄准目标和敌人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情报部门就有用武之地了，搜集、刺探，通过数月、数年的照相侦察和其他手段，建立了敌人的全部信息档案，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派驻阿拉伯国家的武官和代表。“我们知道埃及空军的一切，”霍德说，“他们怎么工作，训练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何训练。”包括，他们发出警报后要花多长时间起飞的精确时间——在特定机场，25分钟；然而以色列的时间，虽然霍德不会泄露，但从他绽开的笑容中已经明白无误地传递出了。

他说，没有指挥官能享受这么好的情报服务。他的计划能精确到在远处的轰炸机赶来之前就清除近处的埃及战斗机机场，并且在前者还在颠簸起飞时赶到它们面前。

情报团的工作是国防军的基石，局长是雅利夫将军，瘦弱、警觉，戴眼镜，卷着袖子，被很多人认为是军队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拉脱维亚，14岁来到巴勒斯坦，“足够年轻，年轻到会被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接受，也足够年长，年长到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他会说6种语言，现在46岁，但看上去却只有36岁。他在满满150人的房间里给记者做报告，讲解从科威特到苏伊士运河的战况，从武器到政治的所有事。他让所有听众在一个多小时听得津津有味，却没有透露安全部门不允许泄露的内容，然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小时问题。报告结束于自发的掌声之中，人们赶忙涌上前去，希望获得更多的消息。这是大获全胜的表演，展现了教师的逻辑，演员的天赋。

以色列的参谋人员警惕性非常高，没人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搞到的。雅利夫透露的仅仅是，别管有什么方法，“你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有方法都用上了。”他创造的传奇传遍了边界的另一边。耶路撒冷老城一个美国研究所的阿拉伯看守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那个伯大尼的磨刀人，7年来每天就挣几个皮阿斯特，穿得一身绿色，像个村中的小丑，常推着车在教堂门口逡巡，讲些笑话，这个人其实是个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军中位阶不低。他从这个流言中得出的东西不无意义，“这反映了他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向他们学习。”

在战斗中，以色列士兵展现了国防军的指导原则：指挥官审时度势的能力，以及对不向上级请示、求援就当机立断的灵活性——拉宾将军说：“见到了，就解决。”并且，军官身体力行全军上下的一种精神：不管任务是什么都坚决完成。沙漠中的一个营接到命令要攻破埃及一处防御工事，工事前是一大片满是地雷的开阔地。他们失败，后撤，又接到重新前进的命令。先头兵跪在地上，手拿金属线圈探测地雷，终于开出一条血路，占领了工事。在停火之前对叙利亚高地孤注一掷的冲锋中，有一个连的士兵把战友的尸体扔到铁丝网上，好让同袍踏其前进。在耶路撒冷城外一场争夺高地的遭遇战中，炮兵指挥没有工具，没法清出安放机枪的位置，连队的两个预备役士兵正好在城里做建筑业，他们开来了自己的推土机，完成了任务。在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莫特·古尔上校是空降兵指挥官，他不顾圣斯蒂芬门前侧翻的熊熊燃烧的约旦客车，私自下令让部下强攻大门。

在主动性、坚韧度和自省方面，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不同。要记住，以色列国防军不是存在于真空</a>，它是对手的反面，任何对其业绩的分析都不能不考虑它的对手。让犹太人头疼的问题，反过来说，正是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成绩。让我引用纳尔基斯将军的话：“阿拉伯人在空中建起了城堡，自己却变成了城堡里的囚徒。”以色列人稳扎稳打一步步拼搏，在阿拉伯人看来，一切不过安拉的旨意。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战争是两个社会的冲突。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差异，每天从分隔两国的那条马路上就能看到，一边是漫漫黄沙，一边是葱葱绿影。犹太人让国家倒向了积极活动的西方，复国主义者归来，开垦、复兴了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使其繁荣，使其足以支撑起一个现代国家，在此过程中，犹太人在精神和情感上经历了太多太多的革命。他们变成了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命运的受难者。然而埃及和叙利亚，不管他们如何声称自己社会主义的成色，他们没有革命，下层人民的生活没有变化。叙利亚的农民仍然住在可怜的巴掌大的陋舍，埃及三角洲的农夫平均一人要得七种疾病，他们没有自己珍视的，可以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社会。

250万人要对5000万人取得军事胜利是个专业性的问题。以色列人认为，埃及的军官都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精确性的观念，没有全力备战，没有领导的责任，没有“完成使命的执行力”——这是恰恰是以色列人的原则。千年以前，阿拉伯征服者踏平北非，他们凭借的是自己的武器、自己的传统。但今天，他们缺乏以色列人建立自己军队的创新能力，他们只能打一场别人制定标准的战争。有人在沙漠里捡到一本埃及的训练手册，画上都是微笑的平脸西方人模样，明显是从1930年左右的英国手册里照搬来的。约旦的军队是英国人建立的；叙利亚的炮兵部队听命于俄国人；与其说埃及人得到了俄国装备的帮助，倒不如说他们在这些装备面前更加无所适从了。俄国人给他们建了20多个萨姆导弹的发射点，他们一枚也没发射过——或者只发射过一枚。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驾驶的是米格飞机，但在空中作战时笨手笨脚。他们的导弹兵使用地对地导弹毫无准头，瞄准的特拉维夫，却能把贝鲁特轰得一片狼藉。总之，就像埃及总统纳赛尔说的，他们尚不能完全胜任现代战争。尽管他们的人数优势巨大，情况凶险，又有俄国这个盟友，但以色列的指挥官知道他们不可能输给这样的部队：“看，阿拉伯人又把我们包围了，这些可怜的浑蛋。”

正如以色列人依靠的是机动性和突破，阿拉伯人最擅长的是据守堡垒而战。他们许多苏联重型坦克都被埋起来当作炮台使用。他们变成了自己人力优势和装备优势的奴隶。苏联设计的体系依靠的是纵横的堑壕和深达几公里的地堡，这需要极大的人力来建设。以色列人说：“这是富人的打法。”阿拉伯人对闯进他们世界的以色列人咬牙切齿，战前也极尽威胁、挑起仇恨，但他们对以色列的战争毕竟并不关乎他们国家的生死。不过，一旦他们失去了空中掩护，他们就变得进退失据，进攻自然不成，连守土也成了问题。

俄国人错判了阿拉伯人的能力——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的——或许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不太考虑无法度量的因素。他们轻蔑且无疑是茫然无知的——“教皇有几个师？”他们送了他们的代理人数不清的钢铁猛兽，米格、坦克、导弹发射点、火箭、高射机枪、半履带车、成吨的其他武器和弹药，在他们看来，这足够决定一场战争了。他们似乎是被惯性思维给误导了，歧视犹太人为二等公民。他们没能认识到，以色列人有一个秘密武器——他们的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强大力量的最后一个来源是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它的另一个自我。民众对军队的大量帮助、挂念，那些饱含深情的信件、家里烘焙的蛋糕、防晒膏，还有其他的扶持铺天盖地。在这一刻，以色列空军是全世界最精良的战斗飞行员，以色列士兵是全世界最勇猛的斗士，但这场战争还有它“犹太母亲”的一面。在“紧张时期”，耶路撒冷的母亲自发成立了一个组织，起因是一个士兵打电话回家为连队要驱蚊水。一场收集运动就此开始，药店、医药公司、普通人家都发动起来，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车集中、分装，跳过了部队的后勤系统，成功地搞到了8000剂给士兵用的驱蚊水，仅仅用了5个小时。

那一刻他们势不可挡。在获悉国家危难、生死存于一线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贡献一点儿什么。三天之内，耶路撒冷的妇女团体就登记了450名志愿者，并记下了他们想要做出的各类捐献。一些人去帮助别人看孩子——这家的男人参军，女人不得不顶替男人原来的工作；一些人充当信使，把战场伤亡情况通报到各家；一些人开车上街，让在“紧张时期”休12小时假的士兵搭车回家，或者开车带他们回到自己家，提供洗浴的招待。随口一提蛋糕，一天就收到了800个家里烤制的蛋糕，随口一提红酒，收到了500瓶红酒。

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让学生给前线士兵写信，同时附赠一个小包裹，里面装一件家里的小礼物。战争结束后，一位装甲兵团班长回忆，在枪林弹雨的沙漠中苦战三天，环绕着热气、尸体和燃烧的金属，他意志崩溃了，一动不能动，没有任何求生的欲望。突然一件那样的包裹掉到他的铺位上。他想：“一定是什么破烂玩意儿。”他发现了一封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士兵，我寄给你这个口香糖。我不害怕炸弹，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外面保护我，不会让人杀我。”他猛然斗志高涨，班长说：“我感觉自己像一头狮子。”

雄狮的战斗一样含着眼泪。战后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就是哭。“我一边战斗，一边哭，”一个预备役校官对我说，“因为我在开枪，在杀人。”参加了老城战斗的指挥官，因为回避使用火炮，他的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他的妻子说，他风尘仆仆回家，毫发无伤，不施浣洗，只是在他抱起睡熟的孩子时，才身心俱疲，默默掉下泪来。一个士兵在北方作战，突然一名叙利亚士兵出现在6英尺（约1.8米）之外的堑壕。他开枪杀死了他，发现这个死人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他顿时思绪万千：“他也有妻子和孩子。”然后有了流泪的冲动。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一个女人说，她丈夫从战场回来后几天没说话，而他的兄弟却津津乐道自己奋勇杀敌，异常自豪。还有人亲眼看到坦克里的其他战友都被炸死，自己侥幸逃生，随之对埃及士兵疯狂开火，杀出一条血路，同时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满足感。

随炫目的胜利而来的不是游行欢庆，却是对死者的纪念。没有庆祝。年老的，年轻的，都悲戚忧郁，他们知道，自己的同代人不是伤残就是死去。每天都有追悼会，每天的报纸都有带黑边的讣告栏。以色列人对悲伤的强调，在另一国看来或许滥情，但犹太人知道，20世纪死去的千千万万人，以及这场战争中死去的700同胞是难以释怀的。按比例换算过去，这相当于美国死掉了6万人。联合国的停火决议即将出台，与此赛跑意味着军事冒险，可能承担更多的伤亡。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说，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就是一个在阿拉伯人海洋中的犹太国家，每一个犹太人都弥足珍贵。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是一个悲剧。这种感情要比一个国家的失子之痛更加深刻，它更是原始的、天生的对人类性命的尊重。

以色列国防军对伤亡人员的重视比其他方面更令人震惊。每个伤员或战死士兵都将不计代价地运回国，哪怕是为了找回失踪人员而发动一次进攻。大多数情况下，伤员会在受伤地点被直升机直接送到医院，耗时不超过一个小时。这是士气高涨的保证。一个人战死，他部队的指挥官和他公司的老板都会到家吊唁。当霍德将军来到被占领的叙利亚，用550个叙利亚战俘交换一个以色列飞行员和两具尸体时，以色列人的价值被有意夸大到了极致。

令以色列人悲伤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还有更多的东西。它的子民，长期作为暴力的受害者，而今却不得不有违本性、有违寻回锡安故土这一希望地变作了施暴者。他们像美国一样，必须靠武力赢得建国的权利，现今要靠相同的手段去巩固它。即便他们为国防军的战绩自豪，甚至为空军的胜利兴高采烈，但以色列很多人都深为自己的新角色，以及自己竟然对此角色如此驾轻就熟而感到困扰。从奥斯维辛到西奈、再到耶路撒冷的光复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转变之突然世所罕见。不足一代人，犹太人已经从备受迫害的民族，变成了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民族。

安静、善思的拉宾将军，领导国防军达到如今高峰的人，第一个认识到这个负担。获胜后在斯科普斯山上的演讲中，他说：“犹太民族还不习惯去征服，我们接受了这种方式，心情很复杂。”他们将怎样改变征服，征服又将怎样改变他们，这将是一个问题。

刊于《大西洋月刊》，1967年9月。

[1] 希布伦屠杀，1929年8月24日在希布伦（在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杀死了67名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幼儿。——译者注

[2] 帕尔马赫（Palmach），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的半军事化组织哈加纳（Haganah）中的精英部队，哈加纳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译者注

[3] 《希望之歌》是以色列国歌。——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