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的殿堂_历史的技艺

图书馆是历史学家的食粮，是避风港，甚至是灵感源泉。有两类图书馆：以书、册、期刊等已出版资料为馆藏的，以及搜罗书信、文件等未出版材料的。 我为差点儿错过了它们而心有余悸。他的家人、他十五步兵团的同事从没向我透露过有这些文章，原稿也不在他的档案中，《哨兵报》当然也未入《期刊导览》（Periodical Guide）之列。没有丝毫线索，我完全没法找到它们，差点儿导致一个史迪威传记作者的严重失职。每每想到此事，我就心中一凛，害怕还有其他无心之失。

不过，第十五步兵团的报纸怎么从青岛到了四十二街的呢？大抵是某个图书馆馆员有搜集团级历史之好，找到了《哨兵报》的文件，而独具时代、方位和历史嗅觉的“纽图”就将文件保存了下来。相信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像我一样，有受惠于某个“纽图”馆员之处。

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BM）和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BN），要没有管理员的帮助，你一定会迷失在分类号的迷宫中（分类号写在每本书上，会怪异地变化，比如1792—1920年的H条目，会突然跳到1898年的Q）。而在“纽图”，你可以独立地埋头查询所有目录卡。（就在我写下本文的1972年，这种情况也已经过时。从1972年起，所有馆藏都被编进了书目手册，所有的目录卡都拍照、合订在一起。）在我心目中，拥有目录卡，是身为美国人的一大优势，如果还有其他优势，则都是次要的。你必须承认，四十二街还有很多不足：它没有大英博物馆圆形阅览室或仿照修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阅览室那样古色古香；也没有身旁学者云集的雅意。虽然国会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但闲人游客很少去那里，不消说，那是因为它高踞在国会山上，而不像“纽图”坐落于城中繁华的商业区。在欧洲，进入著名的图书馆需要书面申请，说明理由。最为正式的程序当属伦敦，不过在巴黎，你要有心理准备和法国官僚主义进行长达一周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申请者都当作天然的嫌疑犯。你需要提供护照、出生证、大学</a>毕业证、你妈妈的结婚证，还有你国大使的介绍信。如果你还能出示返程机票，那效果会有所改善。

除了混迹于“纽图”阅览室的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进去是为了避寒，有人会玩儿一些奇怪的把戏（一次，一位坐在我对面的女士掏出了餐巾纸，用彩色铅笔开始在上面涂鸦，然后用信封装好她的作品，掏出地址簿翻查地址，最后拿出海绵，蘸胶水贴上邮票）——除了他们带来的干扰，“纽图”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没法像在国会图书馆、在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苦于预算缩水，现在已经开始向外来人收门票）那样，经许可后进入书架翻阅。徜徉于书架之间，是最开心的研究方式——如果不是最必需的方式的话，也是最能有所发现的方式。陈列于你面前的是你相关课题的所有宝藏，你可以翻看它们，比较它们，探索它们，最后选择它们。

作为资料来源，档案的作用取决于管理员的知识和热情。没有他们，搜寻者寸步难行。幸亏管理员是这样一个物种，他们因帮助你找到资料而心生满足。作为图书馆的老祖宗，伦敦档案馆藏有10个世纪的文件，我有一次向他们索要英国代表团在1899年海牙会议上的文件记录，15分钟我就收到了原件。此时，又一次意外之喜发生了，连同文件一起给我的还有一些信件，记录了从大众到政府官员对和平会议的意见，从而使我可以一窥当时的公众舆论。这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去索要的东西。

伦敦档案馆的最大毛病在于餐饮：档案馆街没有一个可以吃个便饭的地方，在被一大堆原始文件深深吸引时，你是难以忍受浪费时间去远处觅食的。于是，我的办法是在随身钱包里放上一小包葡萄干和干果，边工作边偷偷地吃。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相当于伦敦档案馆，同样有这个毛病，只在地下室有个咖啡厅。对于所有美国政府地下室的咖啡厅，你唯一有礼貌的评价就是保持沉默。可能图书馆和美食无法兼得，除了在巴黎——这似乎是理所应当。那里，你可以买一个非常棒的法式面包三明治，配合着李子，坐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外卢瓦广场（ce Louvois）的石凳上，在树荫中享用它们——如果你正好选择在夏天做研究的话。

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的手稿部是我们最主要的档案存放地，它们是那样的诱人，虽然有用餐方面的缺陷，但历史学家都有进无出，或者至少是著述寥寥，因为他们都无法停下研究的脚步。

刊于《作家协会公报》，197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