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史迪威将军传记遇到的问题_历史的技艺

我必须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写史迪威的书不是一部军事传记，甚至也不会着重刻画主人公的军人生涯。这本书其实是两本合一本，就像双黄蛋一样：史迪威以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就像我在前言中所说，选择史迪威是以他作为代表传达一个非军事的主题，而更大的主题是中美关系史。为了方便读者理解，也为了方便叙述，所以需要一个人物作为媒介。我选择了史迪威，随着研究深入，我越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正合我的主题，但他的军人身份确实是偶然的，无关我的主题。

在查找相关的军事信息时，我只遇到了两个麻烦： 说到那里的事，美国的公众简直就是在看童话故事，因为报道的主要事实依据是中国的各种公报——里面的内容足以让孟豪森[1]叹为观止。可能是因为“离亚洲越远，离真相越近”的想法，《纽约时报》一度在伦敦报道缅甸战局！最后，对中国战场的离奇报道本身参与了历史，被媒体制造出的态度和神话竟然影响了我们的政策，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媒体最好不要报道。最好杜绝一切公报、新闻通稿、录音讲话。想想看，没有新闻通稿的新闻！我们要读发生了什么，不是某些人希望我们相信的发生了什么——即便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有一次同特纳·卡特利奇[2]说了我的建议。当时《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以色列发动空袭的报道，开罗方面说有50名平民丧生，而特拉维夫方面则说他们根本没有一架飞机离开地面。我问卡特利奇先生，为什么不派一个记者去实地看看呢？为什么要一次次地刊登公报然后又一次次地辟谣呢？他说了一些“报纸只是当时的记录”的话，但是我却看不出“记录”一些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有何必要，只是因为某些宣传官员把它们放进了公报。这不是浑蛋吗？公报和事实的关系，就像占星学和真正的行星科学的关系一样。

回到军事演习的话题上，我最终找到的最佳描述是在史迪威家人保存的一本剪报里。那里面琳琅满目，你能想到的最好的文字记载应有尽有，只是有一个问题：报刊的名字和日期通通欠奉。不消说，这本剪贴簿成了研究者的噩梦</a>——这是我尽量文雅的说法。

在“二战”史学家看来，我的研究有两大显著的不规范： 每本书都会遇到谋篇布局的新问题。显然这本书的双重主题——既是史迪威的传记，也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史——是个巨大的难点。当然这是我自找的，困难也仅限于这一本书，所以我没法总结出什么，除了说“再也不写这样的书”了。在写作中，我每开始新的一章，就像和天使整夜摔跤的雅各一样疲惫。尽管这是个苦活儿，但两个主题都立住了，因为史迪威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提供了人们需要的兴趣点和戏剧性，而贯穿其中的中美关系给故事赋予了重要性。

这本书的中国背景成了另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我心里通明透亮，但读者却不熟悉各种关窍。如果你的故事发生在欧美，你完全可以假定读者对法国和德国、得克萨斯和阿拉斯加的相对位置，落基山脉在哪里，五大湖在哪里是心知肚明的。人物也是一样。比如我介绍了弗朗西斯·德雷克、沃尔特·罗利，或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爱德华·特勒，读者不会花太大工夫就能区分他们；但如果是那些三个字的单音词呢？孙立人和李宗仁</a>，这是我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阎锡山</a>和汪精卫</a>呢？还有卫立煌、张作霖、张宗昌，更不要说那些省名了：广东和广西，它们挨着；江苏和江西，它们不挨着；河南和湖南，山西和陕西，等等等等。我一开始想避免使用省名，而把它们与著名的河流和城市联系起来，但立即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省名无法回避，就像美国的州名一样。

对于背景是异域，特别是中国的时候——这条道理适用于一切历史写作——我在新介绍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把它和已经出现过的地方联系起来，新人物出场，我都不会忘记描述一些特点，这样才能让读者记住。人物和地点都必须能够识别，否则读者就是在未知的海面漂荡，他很快就会抓不住要点，被无法理解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然后出了神。

仅仅是罗列人名，而不知花些工夫去定位、描述它们，这不是因为作家懒惰，就是想炫耀，这毫无技巧可言，人人都能做到这点，就像所有人只要愿意，都能把自传多写出一倍的长度。我一直不明白用人名掉书袋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赢得声誉的。在D·W·布罗根的《共和制下的法国》里，你能在一页里数出30个名字，通通面目模糊。迈克尔·霍华德最近通过一本写普法战争的书建立了一流军事史学家的名头，但你随便翻到一页就能发现这样的句子：“法国皇帝亲自率领法伊的第五军，8月5日，当第一军集中于弗洛施威勒时，费利克斯·杜埃从第七军中派出孔塞伊·迪梅尼一师从贝尔福乘火车出发，麦克马洪召集法伊的第五军向南穿过孚日山脉。”接下来，我们又了解到法伊的部队散布在萨尔格米讷和比奇之间不能动弹，直到从罗尔巴克的部队前来救援。同一页有一张地图草图，但以上的地名一个也没有。我当然明白霍华德先生对普法战争了如指掌，他的书评价也相当高，但这种写法确实让读者如堕烟雾。从他那儿我一幅弗洛施威勒战役的画面也想象不出来，我只知道，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描述战争。

史迪威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难点，尤其是在它的第二部分，那就是相关记载太多。除了史迪威的日记、信函那些我不需要的、把大事件分解成每日纪要的“小尺寸”信息，还有堆积如山的军事、外交记录：消息、报告、备忘、会议记录，还有他在中国身陷争议的材料——白皮书、外交关系系列、长达千页的没完没了的国会质询委员会证词。自从出现了复印技术，文献资料就开始倍增，非一个研究团队不能整理完成。20世纪仿佛是独立历史作家的末日。（其实我不相信这个。尽管末日听上去很合理，但独立历史作家就是能不合理地存在着。）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古时历史学家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苦于记录不足，而只好埋头于钱币、古墓和其他各类人类痕迹。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资料来源就开始井喷。19世纪真是个好时代，各种信息应有尽有，也不为今天的信息过剩而发愁。

直至录音机（tape-recorder）的出现，它的胃口堪比绦虫（tapeworm），而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我称之为“拯救人工痕迹（artificial survival）”。写书，甚至是写作回忆录，都应该有基本的规范和持之以恒的耐心，从而在存留的文字记录中进行某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但是现在，在口述史倡导者的鼓励下，各式各样的人都被鼓励起来对着录音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金子和泥沙最后尽归尘土。我现在要特别提到一份我找到的金字般的、最最丰富的文献记录，是两段部队史学家在1949年对马歇尔将军的录音采访。如马歇尔这样的大人物是值得记录的。

作为过度记录的后果，我要长时间地在写作“尺寸（scale）”上进行挣扎。我就像是个制图人，要根据1英里∶1英寸比例尺的材料，作出100英里∶1英寸的地图。我循着日记和官方文件的线索，被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所吸引，结果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写出了星期二到星期五的事件发展，而本该写的是宏观的，比如，5月到11月的发展。我不得不突然停下来提醒自己：长期来看这点儿事要紧吗？

所以，我丢掉了一些写好的部分，比如，亨利·华莱士访华。因为他是副总统，所以他的到来以及和蒋介石</a>的会谈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无数的猜想、阴谋，当然还有身边人写下的无数报告。研究路径顿时如长江口一样河口大开，叙述它的文字也随之猛涨。但是我有种不妙的感觉，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一天有人问我，华莱士访华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听见内心的回答是：“一点儿也不重要。”它真的对事情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可引用的报告文本大量增殖，这里出现了一个展现外交文档魔力的绝好案例。华莱士访华的历史片段对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珠穆朗玛峰施于马洛里[4]的魔力一样。你要写它，因为它就在那里。但之后你就发现，它一点儿也不重要。若说要历史完全略去这一段，那也不对，所以我就尽量精简内容，甚至牺牲了一句别人对华莱士的精彩评语：“亨利为了理想，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我实在舍不得这句，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写出“大尺寸”的历史不能靠轻松地略过史实和大段的时间来达成，而是需要我所知最困难的精炼提纯，还有最为微妙的筛选。筛选是写作的全部，是对历史作家的考验。毕竟最终的作品是历史作家经选择放入的，也是他们精心淘汰而剩下的。简单地无所不写确实轻松，而且安全，其结果就是又一本900来页的鸿篇著作。这是作家的失职，他把功课全留给了读者。

筛选就是从不重要的里面选出重要的。要诚实，就是说要符合条件，并且公平，即是说，要有代表性，绝不冗长拖沓。这是个见微知著的过程。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说的：“艺术家要的只是一个样本。”在蒋介石的驻地，从红色窗帘下可以瞥见秘密警察的靴子。这个画面是我从某个在场者那里拿来的，小小的画面的选取展示出大的氛围。类似的还有卡尔森上校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顺带一提，这些信还没有出版过），我认为，它们充分体现了当时美国对中国的理想化认识。

你也要避免你截取出的内容作用太过强烈。我的意思是，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件细微处的小事看上去就是有代表性的，它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但这个印象可能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整体。这时的作者权力巨大，而除了自己的良心则无人可以监管他。

记得我有一次面临了这样的选择。那是写到史迪威在缅甸大败，正急于组织交通和补给准备撤退。有个中国将军是蒋介石的私人联络官，他突然不见了，因为他正在别处忙着把他的劳斯莱斯汽车弄回中国，这辆车是他用两辆吉普和英国总督换的。我想用一句描述20年代中国军阀的话来总结：“在中国打仗，司令官从不穷着下台。”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但这会留给美国读者一个印象：所有的中国将军都贪污——这只有以美国的标准衡量才是对的。我不是中国通，但我已经足够认识到，以西方的价值框架来写中国是不对的。所以我删去了那句总结，也删去了劳斯莱斯的故事。以上是一次失败选择背后的逻辑。

似乎我是在告诉你们我扔掉了什么东西，其实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写作之初我就发誓，这本书一定不能超过500页。在其后的过程中，我大刀阔斧地丢弃、修剪了所有我认为冗余和无关主题的东西。最后我超出了目标51页，我已经尽力了。

再说到我的另一个工作原则：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文献材料理论。在叙述文体中，不要呈现作者的想法。你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细究有争议的证据，判断人物的动机，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而不是在正文中。这样才能让作者隐于行文，读者越感觉不到作者存在，越与故事联系得紧密。正因为如此，作者才采取了一种“就是这样”的行文语气，读者能很快接受。他不会被过多的“可能”“或许”“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打扰，他希望随着事件步步深入，自信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为了和时代保持一致，事后聪明也是决计要避免的。我尽量对此时代之后的事绝口不提。根据爱默生的原则，经文必须要于它所在时代的环境中读。为了理解另一个时代的人面前的选择，你必须把自己局限在他们的所知所识里，让历史穿自己的衣裳，而不是你的。虽然我知道很多历史学家都会激烈地反对，但我自己却坚定不移。他们认为，历史是以结果为标准的对过去的诠释，这种诠释以现在的知识和价值为基础。这个派别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历史要以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为前瞻去写，虽然30年代的执政者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到15年后，共产党就统治了中国。我认为，以今人的眼光去叙述是对古人的犯错，同样，另外的派别恪守旧时观点，又是对今天的误读。区别在于哲学观，无法调和。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不自认为是军事史家，但我完全同意，哪怕就是为了告诉公众：斗争是人类从史前到现在的生活主题，军事史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认为，除了专门的研究，军事史不应独行，更应该和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作为整体研究，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这一目的正是历史学家的目的，正是我希望在《骄傲之塔》中达成的目的，因此，这是我所有书中自己最爱的一本。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发言，1971年6月。刊于《马里兰州历史学家》，1971年秋季刊。

[1] 孟豪森是德国童话《孟豪森历险记》的主角，书中记载了他各种荒诞不经的历险，其名为“吹牛大王”的同义语。——译者注

[2] 特纳·卡特利奇（Turner Catledge），《纽约时报》著名记者，1952—1964年任总编。——译者注

[3]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会议的发言。——译者注

[4] 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英国登山家，20世纪20年代参与了头三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被问及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留下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因为它就在那里。”他在1924年尝试登顶的行动中失踪，1999年遗体被发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