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机遇_历史的技艺

目前，公众对小说的兴趣正在下降，同时一落千丈的还有诗歌和戏剧，人们把兴趣都转移到了纪实类文学。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长期紧张的时代，历史学家的声音是最为需要的，尤其在其他作家产量不足、质量堪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尚有争论，但我想，这个机会是明白无误地交到了历史学家手中，他们就要成为以文学方式阐释人类社会角色的主要发起者。他们的任务是满足大众兴趣，提供对人类处境的见解——没有这个，一切的阅读材料都是苍白的。

历史学家早就承担过这种角色。尽管我们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读者数量统计，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波利比乌斯、约瑟夫斯、普鲁塔克、李维等人的后继者、模仿者以及后世文献中可以明显得知，他们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声音。自 在这一点，我们又占优势。历史学家尽管不是所有，但绝大部分都能运用日常英语表达——那种从乔叟到丘吉尔都使用的英语。让我们来看看同行的困境。行为科学家，他们使用的“黑话”越来越多，把自己逼入了无法让人理解的死角——或者说，隔离病房。他们懂自己的话，可别人都不懂。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患此病久矣，几乎无可救药。如果他们不是有意为之的话，我们尚可对其处境施以同情。但他们故弄玄虚，自我区别于大部分的非专业者，以此显示自己独得某些不传之秘。不论他们的研究多么有益，如果行为科学家还坚持这种只有同行能懂的写作方式，他们将是最后一批使用那些“中国话”的人。

毕竟，表达才是发明语言的目的。如果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要应公众的需求分享对历史的见识的话，它就需要讲究表达的艺术，就像吉本、帕克曼那样。当然，历史也有其他的层次，分三个方面：调查和研究，教学和理论，叙述和表达。我想讨论的仅仅是表达这一部分，对我来说，无法表达的历史一无是处。研究提供了素材，理论提供了思维模式，只有通过表达，历史才被听到和理解。

我不惮累赘想说一说的是，表达的成功依赖于叙述的魅力（我在非常严肃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宣称：“如果没有人读，则写作无用，如果它不可读，也就没有人读。”

按照大众的认知，历史写作最为成功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由年度十大畅销书榜来衡量。从以往到1960年为止，最为畅销的历史书是H·G·威尔斯于1921年首次出版的《世界史纲》，它连续三年上榜十大畅销书名单，并在1930年出平价版时重回榜上。到1960年为止，那是唯一一本销售超过200万册的历史书——真奇怪，比《金赛性学报告》卖得还多。 待到开始写作内容，灵感明显是个关键，韦布称为归纳瞬间（moment of synthesis）——归纳综合的念头闪过脑际的那一刻。韦布如此描述他自己的灵感瞬间：就像美洲人从丛林生活转变为平原生活那样重要和戏剧化。马汉上将的灵感瞬间出现于他研究到汉尼拔没能掌控通往迦太基的海上通道的时候，海权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就闪过他的脑际。不过我想，这样电光火石的一刻确实存在，但并不必要。不用像有的至高无上的理论那样，带着暗中调整事实的冲动，写作主题的观点仍然能传达得不错。把材料放在一起，整体的观点（integrating idea）和领悟自然就会从材料的内在逻辑中发展出来。由细节的堆聚，你就把“具体”上升到了“一般”，在闪亮的圣杯中，我们都在找寻历史的“一般”。我不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一般”先行说出。如果读者能够从摆在他面前的事实中自己发现“一般”，那么这个过程和最后得出的整体观点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但是，归纳都有过期作废的危险。始创“边疆理论”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说，历史的道路上“布满了垃圾”，一些一时被认知、被认可的历史，隔代之后就被抛弃。“修正”和“反修正”扰动着历史，像海浪周而复始地席卷着沙滩。即使是这样，真正的灵感和整体观点——像马汉和特纳他们的理论那样——仍然启发着它们所在的时代，而不论它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尽管有人会反对，但直觉也会有帮助。直觉型的历史学家对长逝已久的历史环境做出超凡的感知，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前辈德谟克利特想象出原子一样。他反复研究观察到的现象，最终发展出了物质由数不清的运动分子构成的理论。思维过程是理性的，但其推动力却是直觉的。奉历史为严格科学的人会蔑视这个直觉过程，但他们的态度却好比一个比教皇还天主教的教徒。真正的科学家会承认直觉的价值。直觉过程其情其景犹如朝天一箭，那些科学化的历史学家花几个月鼻嗅泥土、循迹而至的却正是那一箭射中的地方。

历史学家的工具之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就是他对主题宏大意义的信念。帕克曼在《蒙卡尔姆与沃尔夫》的前言中就把该书的主题——“七年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这个大陆上发生过的意义最为重大和深远的事件”。它的结果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由此世界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就是一个作者对他的主题应该有的感情，这样才能保证读者手不释卷。

作家的热情——和上面说的信念略有不同——有着不亚于信念的发酵作用。这个作用为马汉上将所认识，他在研究英国与拿破仑的斗争中，渐渐对威廉·皮特首相钦佩有加。马汉写道：“他坚毅的性格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没有去抑制，因为我认为热情并不坏，它能让你体会到历史对你、对他人的作用。”

马汉的说法驳斥了“纯粹客观”的神话——经常被用来表示“毫无偏向”。约翰·冈瑟有一次说到新闻写作：“绝无偏向的记者那只能是植物人了。”如果真的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学家存在，那他的作品一定像锯末一样让人不忍卒读。偏向只有在有所隐瞒的情况下才是误导人的。一个阿斯奎斯政府的前成员在读了我的《骄傲之塔》后写信批评我歪曲了他的政党。“你对自由党的偏见显而易见。”他写道。我回信道，显而易见可比遮遮掩掩要好得多。这样读者就能思考你的偏向是否有理。我并不否认我对阿斯奎斯先生的厌恶，因为其他的原因，我同样讨厌亨利·亚当斯。历史上就是有一些人让人喜欢不起来，但只要他们不是你身边的人，会由此受到伤害，那么我认为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好恶。在历史中没有立场和生活中没有立场一样，都是错误的。

历史学家尽量保持客观，那是因为他希望了解到更多情况，尽量能够以同理心带入和思考各方的动机和处境，这样才能使这场戏的写作更加紧张，也更加可信。但我们千万别假装自己是毫无偏向的，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就变成了一台录音机，放弃了评判。偏向表示偏好，是评判的结果，是洞察力的源泉。诚然，这其中有感情成分，但这更宣布了你信奉什么。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常常激情澎湃地忠于某一事业或他的某个主人公，像蒙森对尤里乌斯·恺撒的赞扬，像米什莱对人民权力的热忱。

信奉如何产生见解，提升表达，最佳范例非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的《加里波第和他的一千人》莫属。我认为，无论在调查研究还是叙述写作上，这都是20世纪最优秀的历史杰作。特里维廉对他的英雄的忠诚显露无遗。他描写了红衫军从斯皮诺拉别墅（Vi Spin）到热那亚登陆的一路足迹。在脚注里，他写道，沿着这千人红衫军的足迹与之同行“是我的荣耀”。他的立场何在显而易见。他强烈地把自己代入那个时代，致使他回访了与加里波第的部队相关的一切地方，踩着他们的脚印，访问尚在人世的人，直到他获得了所有他要写的场景中的人物、地形、景象、声音、气味、视角、距离、天气——简言之，一切感官体验。

及至这千人的部队将要打响加拉塔费米战役，特里维廉写道：“他们的心情非常轻松，他们知道自己为所有意大利人所羡慕，他们独特的战役是成真的诗篇。”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并非通常历史学家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有原有本。一个脚注交代了来源是一个士兵给母亲的信：“这次远征充满了诗意。”战斗将近，在一个清晨，他们走过一处绿色的山谷。“在西西里初夏的繁花中，”特里维廉写道，“昨夜的雨水把山谷洗刷一新，黎明的夜莺四处啼唱，山谷里的一切都准备好用芬芳馥郁的气味迎接日出。大自然仿佛与加里波第和他的士兵心情一致。”这里作者仍然没有信笔捏造，从一些日记和信件中他得知，前一天下起了夜雨，山谷里夜莺啼鸣。只这两段话，他就写出了绝赞的清新和高远的志向，这正是加里波第的远征所象征的东西——19世纪的自由精神。特里维廉能写出这样的东西，首先有赖于他对文献材料的敏感，其次，因为他和加里波第及其士兵同悲同喜。

接着，士兵吹起了起床号，“突如其来的音乐响彻中午的宁静，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声音的动词用了“响（rang）”，读者也似听见了号声；“如同对意大利精神的呼唤”的比喻，读者也如听者一般感同身受。读者不需知道更多，就已经领会了这次远征的历史意义。

说到写作前的实地考察，即使是早已不存的险境，也一如</a>既往地考验着钱包。几个月前去世的东方学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说过，他从没去过亚洲，但他满足于自己对东方的想象。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态度非常危险。非站在实地，动机不会明了，原因、解释还有事情的起源不会从混沌中浮现。那是理解力的源头，更不用说还能对成见和谬见进行修正，没有什么比亲身拜访实地更有价值，如果更进一步，则是在待那里，过那里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一层亲密的感知，弗朗西斯·帕克曼则不为大师。

帕克曼心中的英雄当属丛林。因为亲身经历，他为之激动，为之恐惧，领悟了野蛮和美丽同为丛林的本质。在他长期断断续续的眼盲中，他不能写作，只能在心中一次次回想丛林的样子，这样呈现于纸上的它们才越发清晰。他有这样的描写：一个人为了勘探情况，驾船划过秋天的湖面，“长苔的岩石在如镜的水面上下成双成对”，岸边的漆树，在墨绿色云杉的映衬下，如红宝石一样耀眼；以及，晚归的拓荒者，发现“如柱的青烟直上平静的夜空”，他发足狂奔，看到了他已经烧为灰烬的木屋，以及被剥去头皮的妻儿的尸体。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他发出声音的工具。帕克曼同样掌握了这一点。当英国人准备从湍急的圣劳伦斯河上游顺流而下时，他们看见河水“狂莽的波涛在阳光照耀下奔流、跃动，美丽、危险得如同一只嬉戏中的幼虎”。无论名词、动词的选择，还是取喻的画面，都堪称杰作。诚然，这还仅仅是描写的技法，还没有伟大的思想蕴含其中，但伟大的思想也是需要借助对词汇的完美掌握才能表达的。

就像他一头扎进丛林一样，帕克曼一头扎进文献，穷其一生地搜集着它们。他懂得了美国人建立国家的艰辛和忍耐，卓绝的努力，以及永不停歇的战斗。他熟悉参战的各种群体，就像和那些人都生活过一样，他的文字对每一方都深怀同情，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印第安人，英国人还是殖民地人民。想到他笔下的17世纪法国廷臣，眼前出现的是“凡尔赛宫的花蝴蝶，戴着小巧的三角帽、扑粉的假发，穿着蕾丝镶边绣花外套，却在蛮勇之中就要面对死亡。身陷围城，在加农炮的炮火中，男仆在战壕中为他们送上冰块”。战壕中的冰块，这就是历史学家精心选择的样本。作者选择了一个生动的片段来展示更为宏大的整体。这个细节是从时代和文化中的提炼。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提炼就是筛选、再筛选，是写作历史的关键。这是一个重要的编排过程，一个困难的、微妙的、充满了失误和艺术的过程。鉴别什么重要、什么次要是必要的能力。如果失败，则意味着你的故事已经没了方向，流于毫无轻重之分的事件的汇集，更别说读者早已失去了阅读的兴致。这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自信，去选择，也是去剔除。

最为文采飞扬的麦考利写道，写历史就像画画，把所有的素材都放进去只会得到一点点真相（truthful result）。他说，最佳的画作和最佳的历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这条法则是这么显而易见，我大惑不解，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历史学家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求无所不包呢？答案可能是胆怯：害怕被批评挂一漏万，或者害怕因为选择不当，而未能抓住要害。这就是独立作家长于专业史家的地方了：他们不怕伸长脖子被人逮个正着。

最后，历史学家不能没有想象力。帕克曼不遗余力地要让读者“身临其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在春天北飞的野鹅所能见到的、哈德孙河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地貌：蓝色的河流的曲线，一片黑色的丛林，波光闪闪的湖泊，还有提康德罗加一座座城堡的几何轮廓，“插有波旁王朝的旗帜，像白点一样闪动”，以及“阿迪朗达克的山野，就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这一段读来，我的心情直如基督山伯爵打开了藏宝箱。要写出这段话的是我们，自是平平常常，因为我们坐惯了飞机，常以机为鸟地俯瞰地面，但帕克曼却从未离开过地面。他见野鹅之所见，看见旗帜如白点翻飞，山峦像“凝固的暴风雨的海面”（绝美的修辞），靠的纯粹是想象的力量。

以上尽管令人叫绝，但想象力更应该用到推测人类的行为和环境所造成的动机上面。这就要求作家有意地作“移情通感（empathy）”之想，特别是在想要理解、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的时候。遇到反感的人物，这就更为必要。历史学家需要进入角色，就像帕克曼进入野鹅一样，就像我进入约翰·弗伦奇爵士，想理解是什么瓦解了他的战斗意志一样。只要愿意设身处地，答案自然自己奉上。我能够感受到压力，感受到责任的重量，感受到英国远征军（BEF）如果落败，则无后备役补充的恐慌。进入角色，显然也是获得见解（insight）的途径。这就是赫尔德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感知一切”（Einfüblung）的能力。正如他说的，希伯来《圣经》的阐释者，必须是“牧羊人中的牧羊人，务农人中的农民，东方最初定居者中的东方人”。

我从叙述历史的角度描述了历史学家今天的任务，又介绍了两位浪漫的从业者——帕克曼和特里维廉。但是，在今天的时代，人口统计学、电脑量化分析等跨学科技术、平行学科盛行，新从业者纷纷热衷于此，这让我上面的话显得非常老套。不过，新技术只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表达的方法，选择新技术的人往往失去了与人沟通的日常语言，患上了“术语症”。我认为，他们的努力方向是揭示历史和人类行为背后的运行模式，从而理解过去，掌控未来，甚至控制现在；但定量研究是否能揭示一些无法用加减乘除衡量的东西，目前尚不明了，不过，在这些研究中明显漏掉了一个东西，我看是常识。

我坚信，新技术能够提供启人之素材，大开思想之门径，但是，它无法将历史变成科学，也永远不能变自己为文学。世间无穷事，但化为笔下的历史则需要表达和理解。所以，历史写作需要作家，尤需伟大的作家，像特里维廉那样从士兵的信件中发现“诗意”并用之恰当的作家，像帕克曼那样观察和感受，并能用莎士比亚般的文字表达的作家。不消说，他们都是各自原始材料的组合者。麦考利说，要当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作家，“需要世间罕有的超群智力”。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机会已经到来，观众正拭目以待。

1966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发言，刊于《星期六评论》，1967年2月25日。

[1] 指英国人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arnest Henley），因患病截去了一条腿，1875年在他25岁时写下诗歌《不可征服》（Invictus），诗中有“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船长”的句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