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_历史的技艺

我从6岁左右开始见识历史的魅力。那时我在看卢克·菲奇·帕金斯的“双胞胎”系列，为荷兰那对双胞胎的命运牵肠挂肚；为美国大革命时那对双胞胎的事迹感佩不已，他们勇敢地在船舷上涂上了“自由（freedom）”一词的反写——“莫迪尔夫（modeerf）”号；还为那对比利时双胞胎忧心忡忡，他们的家园布鲁塞尔在1914年沦为德国的占领区。

“双胞胎”之后，我迷上了亨蒂[1]，开始与加拿大的沃尔夫同喜同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小仲马时期，这时我对瓦卢瓦王朝、皇后、皇室情妇还有那些公爵如数家珍，我们一家去法国城堡参观时，我就能指出，谁在哪间屋子里捅死了谁。接下来，柯南·道尔的《白衣军团》、简·波特的《苏格兰酋长》毫无疑问影响了我。当我穿戴苏格兰格子衬衫和天鹅绒圆帽，装扮成高贵的华莱士[2]，生平 和前两人不同，巴比特教授是个古典主义者，排斥浪漫主义，对一切激情嗤之以鼻。但他对激情的蔑视是如此激情澎湃、精力充沛和博学多闻，他以一种管风琴赋</a>格曲的形式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这最终达到了一种激情饱满的状态，听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全神贯注，津津有味。

尽管那时我毫不知觉，也并未有意地培养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热爱，但正是这种热爱，才是写出好历史和一切好文字必不可少的关键。几个月前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晚餐时和老师们及当天的到访嘉宾结识。一个历史系的年轻老师对我说，他特别羡慕我能有《八月炮火》这样的写作主题，他现在正在做博士论文，可是却陷入了死胡同。他的论文写的是早期在刚果布道的一个传教士，以前还没有人做过此人的研究。我问他目前的困难在哪儿，他绝望地摇晃着手中的鸡尾酒说：“我就是不喜欢他。”我感到悲哀，为他，也为当前的学术环境。我不知道读者中有多少人正在或将要念研究生，如果你的论文题目是“洛佩·德·维加晚期戏剧中勒班陀战役的潜在意象”的话，我希望你是真正强烈地关心其中的“潜在意象”，而不是因为你所在的院系认为这是一个原创度很高的题目。

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不是博士论文，而是我的本科优秀论文，我从没取得过博士文凭——一个塑造我今后职业生涯的事情出现了。它并不得益于我的导师、任课老师、同窗和任何一本伟大著作的启发，也不受惠于来访讲学者光芒四射的榜样力量——即便是查尔斯·韦伯斯特勋爵这样优秀的学者——而是来自于怀德纳图书馆[4]。它是我的“阿基米德浴缸”，是我生火的树枝，是我发现青霉素的培养皿。我在那里众多的桌椅中拥有了一张自己的靠窗小桌。我刚得知它们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阅览桌（carrel）”，这是我当年都不知道的一个诨名。我的座位就深埋在序号为“942s”的群书中（英国史的存放处）。我在丰富的书架间随兴徜徉，随心所欲地翻阅。这种经历妙不可言。在大约15年后正式开始历史写作前，我学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怀德纳的书架中度过的。我的女儿露西，也是1961级的校友，有一次对我说，她每次去怀德纳就会想，在这个大迷宫里她应该带上指南针、三明治和哨子。其实，我对于自己能否顺利走出这个大迷宫从来也不是信心满满，不过每当我来到这里，就像是一头母牛被带到了一片新鲜的苜蓿地，欣喜若狂，根本无暇担心晚上会不会被锁在里面。

有一次我在里面耗到很晚，出来天已经漆黑，早过了宿舍的晚餐时间。发现兜里只剩一个钢镚儿，我大惊失色。外面寒气袭人，而我饿着肚子。我盘算着，是用这一个钢镚儿买一块巧克力吃了之后，在寒风中走回家呢，还是把钱花在坐电车上，空着肚子回家。就像“美女还是老虎”[5]的故事一样，我只记得了那个艰难的选择，却忘了它最终的结果。

在书架间游荡的成果就是我的论文，那是我持久的历史写作生涯的 我发现，写作是在练习中学会的。我在杂志历练了7年发现，有没有好的文字，关键在于写作者有没有一双好耳朵。写作者需要倾听自己文章的声音。这是很多美国作家的缺点之一，太多的作者并不这么做。比如，听听我的历史同行在《美国历史评论》中的这句话：“说明性的简化并未削弱他的报告的历史价值。”[6]短短一句话，就有五个长单词，每个都有四到五个音节。你必须读上三遍，再花点儿时间思考，才能知道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

我认为，短词比长词为佳，音节越少越好。那些单音词，比如“bread（面包）”“sun（太阳）”“grass（草）”，干净漂亮，则是好上加好。爱默生的一首诗几乎全是单音词，我认为这是最精美的英文诗句[7]：

By the rude bridge that arched the flood，

Their g to April''s breeze unfurled，

Here once the embattled farmers stood

And fired the shot heard round the world.

简陋的拱桥下河水潺潺，

他们的旗帜在四月的风中舒展，

被围攻的农场主曾经站在这里，

打响的枪声为全世界听见。

28个单词中，24个都是单音词。这是英语的至纯之境，虽然它并非这位作者的代表作。再看这首[8]：

On desperate seas long wont to roam，

Thy hyacinth hair，thy ssic face，

Thy Naiad airs have brought me home

To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And 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

习惯了怒海飘荡，

你紫蓝色的头发，你典雅的脸庞，

你水仙子的风姿伴我返航，

抵达希腊的荣耀，

抵达罗马的堂皇。

想象一下，要是用这些诗句谱曲该多美！虽然这首诗出自一个自足于《乌鸦》《安娜贝尔·李》这种简单韵脚诗的作者之手，但在我看来确是神来之笔。读者会说，你拿诗来做例子并不公平。确实如此。但是，这些诗句难道没有在文字的音律上对你有所启发吗？英语，这件我们人人会用的工具，看看别人用得多么出神入化！至于以上所引两首诗的作者都是美国人，居然也都写历史，这就是纯属巧合了。

我在首次失败后定下了这样的目标：写吸引读者的历史，让他们和我一样对写作主题欲罢不能。前提是，这段故事必须要先吸引我自己，以至于有一种分享的使命感。和谁分享呢？当然是读者，我一直将之装在心里的人。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说过，她写作的书桌上用别针别着一张便签笺，写着：“你的读者会看下去吗？”

历史作者，我相信，如果他希望读者读下去，他就肩负着对他们的很多责任。 关于做研究，最重要的事是要知道何时停止。怎么才能知道是何时呢？在我18岁左右，我妈妈告诉我，在跟年轻小伙子出去时，要在你冒出回家念头的半个小时前回家。虽然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实现，但我认为这是个好建议，同样可以运用于做研究。你必须在你完成之前停下来，否则你永远也停不下来，也永远完不成。有一次我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遇到过一个反例。当时我正在查找珀迪卡里斯案的文件，那是一个在1904年被摩洛哥土匪绑架的美国人，或可能的美国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我去找一位女教授，她毕生都在研究美国和摩洛哥的关系。她1936年（我记得）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主题，从那以后，她每年要花6个月的时间在档案馆工作。现在，她已经年逾古稀，而且他们告诉我，她最近才犯过一次心脏病。我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停下来，她惊讶地看着我，说道，她的新闻剪报做到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她比在世的所有人都更了解美摩关系，但她曾想过暂停研究，花点儿时间向世界讲述她所知道的故事吗？恐怕没有。现在，我理解了她的感受。我也一样，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顺藤摸瓜，穷尽关于我的主题的一切。但幸运的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编印成书的渴望更为强烈，这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研究是无尽的诱惑，写作是劳碌的工作。你需要坐下来思考，把思想转化为可读的、不偏不倚的、有趣的句子，既要文字言之成理，又要读者读之有味。这项工作是劳累的、缓慢的，常常是费力的，有时是痛苦的。它意味着对文字进行重新组织、修订、增删、改写。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兴奋感，像是一种喜悦，一种攀登奥林匹斯山的感觉。总之，这是一种创造。

当然，我拥有绝佳的便利来把《八月炮火》写得精彩绝伦。就像丘吉尔所说， 这将把我引向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的本质。如今，这场争论如你所知还在扩散。一边是宏观思想家（big thinkers），或者说汤因比们，或者系统论者；另一边是人性论者（humanists）——我这样叫他们，取其关乎“人性”的意思，而跟“人道”无关。汤因比型的人着迷于寻找历史的解释。他们制作了种种系统和周期要把历史挤压进去，这样历史就会有一个标准的形状，有了模式，有了意义。而当历史顽皮地、毫不留情地蹦跳进错误的地方时，系统论者就忙不迭地将之归因于环境的异常。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费劲，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伟大的军事史学家查尔斯·奥曼爵士说过：“人类的行为记录是非逻辑的……历史就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不含任何必然性。”

预设系统我不敢相信，而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更让我避之不及。对历史最近乎本意的阐释来自列昂·托洛茨基——一个同时创造和写作历史的人。他说，历史上的因由，“都通过自然选择后的偶然事件来折射自己”。你越琢磨这句话，越觉得对。更近一些时候，《时代周刊》文学增刊上的一位匿名评论者，用一种超于争论之上的方式评论了系统论者。他说：“理论先行的历史学家很难避免偏爱最适合他系统的事实。”他还说：“历史读者的心里都应该有此判断。”这简直就是我的口号。

在一开始，找出发生了什么就够了，不必急于确定“为什么”。我相信，在你搜集了足够的事实，并将它们依时间顺序排列之后——具体地说，是把它们落笔写为句子、段落和章节之后，再问“为什么”，才更为安全。将人物性格、日期、枪炮口径、信件和演讲化为叙述的特定过程，最终将把“为什么”逼出水面。它会找一个晴朗的天气，从你写下的发生了什么的故事中跳将出来，拍你的肩膀。但如果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去追踪它，它会永远躲着你。

如果历史学家屈服于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把自己强加于材料，那么，那些材料最终会对他说出历史谜团的答案。我多次遇到这样的事。在某人的回忆录中，我读到尼古拉大公1914年在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的时候落下泪来，据作者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不堪此职的重任。这听上去就像当代的历史观察者最应该提防的那种一厢情愿，不像真的。尼古拉大公据说是皇室唯一的“硬汉”，以硬派作风著称，为士兵钦佩，在宫廷中凛然生威。我不相信他会感到不堪重任，但是，他为什么流泪呢？我可以忽略这条信息，但我不想。我想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不合理而丢掉某个情节是小说的写法，不是历史。）我好几天在身上带着尼古拉大公的笔记卡，忧虑不已。然后，我想起了另一起哭泣的事。我检索了笔记，发现了一条记述丘吉尔落泪的笔记，同样如此的还有法国战争部长梅希米。我一瞬间理解了他们，他们不是为某个人而哭，而是为世事。我的这句话几乎脱笔而出：“1914年的某种气氛让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的命运颤抖。”我发现这句话解释了我一开始想写这本书的原因。你看，那个“为什么”自己出现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来自马恩河战役前夜霞飞的战斗命令。我着意把这个命令写成一个高潮，一次最后的冲锋号角，它确实就是那样。但奇怪的是，这道命令平静、沉闷，全然没有那样的氛围。我试着用了十几种方式来翻译它，但都不理想。我对这道命令简直怒不可遏。接着，有一天，当我 正如疑点像这样在写作者脑中解开一样，我们时代的暗喻和意义也这样在读者的脑中呈现。但这样的收获——如果存在并且有效的话——必须出自历史材料，而非写作者。我写作的目的不是指导什么，只是讲故事而已。启示是聪明的读者自己从书中获得的。我想，这是因为（也应该如此），最好的书得益于作者和读者的通力合作。

本文刊于《拉德克利夫季刊》，1963年5月。

[1] 亨蒂（1832—1902），英国小说家，以历史冒险小说著称。沃尔夫是他的小说《和沃尔夫在加拿大：大陆的胜利》中的人物。——译者注

[2] 威廉·华莱士，苏格兰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也是小说《苏格兰酋长》的主角。——译者注

[3] 柯勒律治在创作诗歌《忽必烈汗》时，一个来自波洛克村的人打断了他的写作，致使这首诗没有完成。——译者注

[4] 怀德纳图书馆位于哈佛大学校园内。——译者注

[5] “美女还是老虎”是美国作家弗兰克·斯托克顿的一个小故事，后成为英文中的典故，意为“两难的选择”。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审判犯人的方式是让其在两扇门中选择一扇——一扇后面是美女，另一扇后面则是饿虎。如果选择的是美女，那么犯人须和美女结婚，选择猛虎则被吃掉。而故事的高潮在于，这一次审判的犯人是公主的情人，他如何选择都将令公主伤心。在他选择了一扇门之后，故事戛然而止，把悬念留给了读者。——译者注

[6] 原句为“His presentation is not vitiated historically by efforts at expository simplicity”。——译者注

[7] 这首诗是爱默生的《康科德赞歌》。——译者注

[8] 这首诗是爱伦·坡的《致海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