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历史的技艺

当你回顾过去的作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文章能“傲然挺立”，而另外一些则“颓然凋谢”了。我发现其规律是——这个规律也免不了有许多例外——总的来说，比较“硬”的、有诸多事实和主题，或是讲亲身经历的文章和报道至今耐读，而当时用作批评和鼓吹，或基于一时的政治风潮而写的“观点型”文章，则光辉不再。它们时日一久就很尴尬，不过，都会有一两篇例外。

对于把旧文收录或是踢出本书，我自有一套规矩。有两篇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我本来以为收进这本文集会不错，但重读之后我觉得它们并不达标。一篇是我为《圣路易斯快邮报》写的肯尼迪葬礼的报道，一篇是“六日战争”后我为《华盛顿邮报》写的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的报道。他们邀请我写 耶路撒冷那一次，科莱克市长不顾反对，撤除了所有铁丝网和无人区的路障。我当时就在那里，正陪着一家以色列人去看望他们19年未见的阿拉伯朋友。我看见阿拉伯的街头小贩小心翼翼地赶着羊进入新城（New City），惊讶于眼前的景象，然后找到了可以各自售卖饮料和铅笔的角落。这是紧张、有趣、戏剧化的一天，但我的报道却和肯尼迪那篇一样缺少高潮。这两篇文章未能收录于此供读者评判，但它们佐证了筛选文集的难度：我对其中一篇所描述的事件颇有共鸣，对另一篇则没有，但这两篇文章都失之淡然。

怪得很，去年我 本书后面的一些文章，比如consoeur”（这是confrere的阴性形式，即我们所说的“同人、同行”）。我突然感到我被一个国际的专业圈子所接受。这一点，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 与此同时，1936年我开始在《国家》杂志工作。《国家》是我父亲莫里斯·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个兴趣广泛的银行家——从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rd）手中买下，救其于破产威胁之中。弗蕾达·柯奇韦（Freda Kirchwey）继维拉德之后担任主编，和她的新同事马克斯·莱纳（Max Lerner）一起掌管杂志，她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做剪报，整理各种报纸和期刊中包罗万象的内容；接着，是为《国家》每周的首页写出两段百字的时下新闻摘要。我被要求写一些我一无所知的题材——包括“累犯不改”“外来劳工”“格奥尔基·契切林之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农业调整法（AAA）”“杰拉德·奈的军火调查委员会”“蒙特勒海峡公约”，还有“纳粹党代表大会”——我必须搜集有关事实，将其浓缩至200字，加入杂志的观点，并按时完工。虽然这些文字的生命短暂至极，但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宝贵之至。

受《国家》委派，我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1937年去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之后就留在了欧洲。欧洲那时狂热地沉浸在反对“不干涉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活动中。当然，在另一派看来，这只能叫作“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那是一个严峻激越的年代，充满信仰和背叛，有英雄，有希望，还有幻景。我一直认为，让一个人背负深刻烙印的是他步入成熟的那些年，而不是他出生的那一年。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19世纪30年代的孩子。我有信仰，我猜二十几岁的人都会有（在我那代人中确实是这样）。我信仰正义和理性最终会获得胜利。在伦敦，我编撰了一本小书——《迷失的英国政策》，希望能展现为什么英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让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那几个门户）远离大陆霸权（当时是希特勒）的控制。那是一次不错的研究，但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它“倾向性很强”。我还为一家受政府资助的新闻周报干活儿，叫“西班牙的战争”（War in Spain），但我没保存我为它写的文章。

慕尼黑会议前后，我回了美国，继续研究西班牙，并和美国最博识的西班牙问题记者杰伊·艾伦一起，按年编纂西班牙内战的起源。1939年共和政府被推翻时，我心碎了，这件事让我抛弃了幻想，认识到了实力政治（realpolitik）[2]的现实。这成了我成熟的开始。我为《新共和》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了民主的陷落》（“We Saw Democracy Fail”），惋惜了西方国家在西班牙战争结局中扮演的角色。但考虑到其中一些部分在30多年后会让我不好意思，所以本书没有收录。

1940年6月18日，那天希特勒进入巴黎，我嫁给了莱斯特·R·塔奇曼——一个纽约医生。他不无道理地认为，世道看不到光明，不适合带一个孩子来这个世界。一次，我聪明地说，要是等待情况改善，那我们永远也等不到，如果我们想要孩子，那就现在要，这不关希特勒任何事。那时男性的地位并不像今天女权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至高无上，9个月后，我们的 这本选集里没有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中期的文章，这是因为战争结束后我丈夫回来了，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家务事多了起来，同时我开始了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写书。1948年，我开始写我的 1971年《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出版后，我随即又写了一些美中关系及其对越南影响的文章。但既然主要内容已经在书中出现，那么在此就不必重刊那些鱼虾小文了。只有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是个例外，这篇文章首次揭露了这一事件，是我引以为傲的一次历史研究。它可喜地登在了《外交事务》50周年刊上，它也是对我36年前Book”），是1979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的“西尔科克斯”讲座；另一篇是我同年写的《政府长久不智之探源》（“An Inquiry into the Persistence of Unwisdom in Government”）。 对于这些选文凑在一起是否提供了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我回答起来一直都甚为小心，因为我害怕各种哲学。它们隐藏着历史学家试图操控事实以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危险，导致历史强于意识形态，弱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我不敢保证，一个长期写作历史的人不会遵行某种原理和准则。我想，后面的这些文章展现的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和循环，一种人类行为，就像平静的河水在无穷无尽的各种田野中流过，时代和人的好与坏交织共存，横流和逆流交替来回，任何一种简单的归纳都无法涵盖。至于应该怎样，我相信，事实应该早于论点；相信编年叙述（chronological narrative）是骨架和血液，它让历史更接近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更易于恰当地理解原因和作用；我还相信，历史应该以当时的所知所识来叙述，而不是带着事后诸葛亮</a>的视角，否则结论不足为信。虽然我没有做原创性声明，但这些原则都是我自己在多年的技艺习练和职业实践中发现的。

[1] 卡米洛特宫（Camelot）是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源于肯尼迪被刺后，前第一夫人杰奎琳接受《生活》杂志的一次采访，她说：“还会有伟大的总统出现，但卡米洛特宫不会再有了。”美国人于是把肯尼迪任总统的时代称为“卡米洛特宫时代”。——译者注

[2] 此处原文为德语。后文楷体处原文均为非英语，不再一一标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