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饶勒斯之死 社会主义：1890—1914_骄傲之塔

社会主义是超越国界的。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 工人的生命换来了扩大选举权，正因为如此，比利时工人党才得以在1894年以28个席位跻身全欧洲最资产阶级的议会。这个团结一致的集体“立场坚定、不顾一切，准备拿起武器和现存的所有体制战斗”，它的登场令统治阶级一阵惊惧，而忠实的信徒突然意识到社会主义可能会在比利时这片土地上首次实现。1902年，他们 和他一同在1893年当选社会主义议员的还有脚踏实地的律师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以动人的演讲技能（而非实质内容）出名的雷纳·维维阿尼（René Viviani）；以及另一位律师，也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称得上是社会主义者中的F·E·史密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人的头脑、能力和野心要比他的信念更强大。白里安“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能理解”，这是克列孟梭对他的评价，并且补充道，如果有一天他被指控偷走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他会聘请白里安为自己辩护。1893—1898年入驻议会的社会党议员立即将他们的想法和目标公之于众。他们彼此之间在1896年达成协议，制定了名为圣芒代（St-Mandé）纲领的最低限度定义，即“社会主义者是信奉财产集体所有制的人”。该纲领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即生产资料和交易手段的国有化，待到时机成熟时一个接一个实现；通过普选权控制政治；加强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凝聚力。他们在议会要求过渡性改革，推行8小时工作日，收入税和遗产税，养老金，市政改革，对工厂、煤矿和铁路的健康安全管理。饶勒斯打头阵，盖德用刺耳的声音呐喊</a>，逐条陈述</a>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资产阶级为之颤抖；保守派又在德·芒的带领下防守，报刊上充斥着演讲词，辩论演变成思想的竞赛，使得社会主义就此成为法国人谈论的主流话题。

法国的工会组织受工团主义者强烈反对政治行动的影响，在1895年成立了法国总工会（CGT），并和社会主义保持距离。两者间的敌对在1896年 恩格斯之死似乎解开了约束，伯恩施坦的 此时的伯恩施坦就像一个开始怀疑《圣经》创世故事的教徒一样，因为失去信心而备受痛苦折磨。他变得郁郁寡欢，喜怒无常，甚至一度申请去德兰士瓦的银行工作。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伯恩施坦情绪不好，树敌不少。但理智的勇气取得了胜利。1896—1898年之间，他向《新时代》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文章，立刻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和指责。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陷入了论战的狂欢。伯恩施坦又用一篇演说总结他的论点，寄到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后来又进一步扩展，结集成书，名为“社会主义的进化”（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于1899年3月发表，使论战升级。

此书摆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事实：中产阶级并非正在消失；有产者的人数在增多，而非减少。德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陷入越来越严重的贫困，而是在慢慢获得利益。资本并没有集中在人数逐渐缩减的资本家手里，而是通过股票和股份向更广泛的所有权扩散。增加的产品并没有全部被资本家消费，中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当他们挣得更多的时候）的消费量也在增加。在德国，对糖、肉和啤酒的消费都在上升。货币流通越广泛，一次经济危机导致最终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社会主义者要等那一天的话，他们可能会无限期地等下去，伯恩施坦警告说。简而言之，“贫困化”（Verelendung）和“崩溃”（Zusammenbruch）这对残酷的双胞胎只是幻影而已。

伯恩斯坦取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了一种能够无限扩张，具有自我调整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此就排除了据称必然会发生的崩溃。这样一来，现存的秩序得以保留。如果最终崩溃和革命并非无法逃避，那么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也许就是建立一个符合道德的民主社会，支持所有阶级，而非只有无产阶级。如果放弃了革命的目的，工人阶级就能赢得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现存的秩序下进行改革，伯恩施坦宣称。他显然已被乐观的情绪陶醉。

他的说法和“米勒兰主义”不谋而合。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终究不是非此即彼的严酷选择，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同时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并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社会主义者就没有理由继续自我隔离，拒绝在政府中发挥作用了。

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放弃阶级斗争。这是一根插进社会主义心脏的木桩。伯恩施坦没有退缩。他厚着脸皮暗示，工人并非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是协调统一的“阶级”，有“无产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恐怕也培养不出来。工人们被分为乡下人和城里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在工厂工作的和在家工作的，各有各的兴趣爱好，各有各的赚钱能力。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反而和资产阶级有一样的道德感和习惯，并不像社会主义者那样蔑视资产阶级。

如果工人并非最忠实于阶级属性，那么他们的利益就和任何公民一样，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这就是修正的可怕之处。伯恩施坦甚至摒弃了《共产党宣言》的残酷律令——“工人没有祖国”。他说，当所有工人都有选票的时候（正如在德国那样），他们就获得了政治权利和责任，因此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问题。

修正主义撕裂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公开构想令产生怀疑的追随者恢复了元气。政党领袖纷纷攻击异端。他被指控为“英国化”。考茨基在《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纲领》一书中对他的论点逐一反驳，想以此处理掉他，但并没成功。争论扩大开来，蔓延至每场会议、每份报纸、每个政策委员会。人们指控他忽视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伯恩施坦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回答：“我公开承认，我对一般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东西无甚兴趣。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对我都毫无意义；运动（为了社会进步的运动）才是我的一切。”他决定回国，在监狱中为自己辩护。朋友们为他向政府求情，冯·彪罗总理认为他将产生破坏，故而让起诉无效。伯恩施坦1901年回到德国，1902年通过补缺选举进入议会。他成为修正主义刊物的编辑，修正派的预言也如雨后春笋在党内涌现，继续生长。

修正主义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结束孤立的理由，打开了参政和雄心的大门，这正是它的吸引力。社会主义者借此感到自己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虽然这不符合先知的命令。修正主义也意识到了另一个现实：阶级之间确实在发生权力的转换，就像水渗透大坝一样，发生的方式肉眼是看不见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维克多·阿德勒注意到了修正主义的一个缺点。有人说，阿德勒应该像蒙田一样，拿一杆天平做自己的标志，用“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做自己的箴言，因为他总是从坏事里看到好处，从好事里看到坏处。在给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阿德勒谈到他已将怀疑公开，这种怀疑，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曾有感受，但是到最后，阿德勒也将和修正主义者站在一起，因为修正指出了致命的危险——“社会主义者会丢掉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社会主义界，因米勒兰事件而起的争斗越来越乱，比德国的情况要猛烈得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分歧。出席米勒兰任职仪式的饶勒斯显得很苦恼，被迫表态时，他承认合作要比完全不合作好。1899年12月，他在巴黎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否认合作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指控的那样导致个人腐化。他争辩道，资本主义何时崩溃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必须在改革上下功夫，为它扫清障碍。“我们不能站得远远的，”他说，“而要在大本营的心脏打这场仗。”大厅里都是反对者的声音。盖德“又高又瘦，皮肤干燥，双眼闪耀着黑色的火光”，他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这时某个部长派——米勒兰的支持者——大声喊道：“打倒李卜克内西！”盖德的支持者们一个个脸色铁青，在场的某个代表后来写道，当时的情景就像是有人在巴黎圣母院里喊“打倒上帝！”一样。闹了三天之后，大会决定表决：“阶级斗争允许社会主义者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吗？支持还是反对？”投票结果是反对，但很快又进行了一次投票，允许部长派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在饶勒斯恳求统一的情况下，大会设法以这种拼拼凑凑的方式结束，没有解决根本的对立。此后出现了两个政党：盖德、瓦扬和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组成了社会党法国（Socialist Party of France），保证“不和资产阶级的任何派别妥协”，致力于毁灭资本主义；而饶勒斯、米勒兰、白里安和维维阿尼则组成法国社会党（French Socialist Party），致力于可以“立即实现”的改革计划。

在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的总部和会议室，角落里都有沾满灰尘的红旗，派系对立都因为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事件而扩大。教条主义者抱着旧原则不放，修正主义者却发现社会主义和政治一样，是一种“可能的艺术”。1900年9月，比以往都更为分裂的 之后，大家享受了德国人尽善尽美的招待。但是，在警察眼皮底下活动，总要格外小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英国代表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瞧不起海牙和会，称之为“小偷的晚餐”，这话让冯·彪罗总理知道后——虽然总理本人对和会也谈不上特别尊重——对符腾堡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驱逐奎尔奇。倍倍尔立刻觉得很不自在，但居然没吭一声就同意照办。在接下来的议程里，奎尔奇的空椅子上摆满了花。

代表大会和往常一样分为各个委员会，涉及选举权、女性、少数民族、移民、殖民主义等问题，但反军国主义委员会显然是关注的焦点。面对军国主义的发展和战争威胁，工人阶级有怎样的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国人的建议下被摆上台面，讨论进行了5天。埃尔韦在开场的长篇演说中再次提议，面对动员令发动大规模的抗命，实际上就是暴动。因为这么一来，暴动就能转变成革命，这一提议获得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的德国激进派的支持。但是官方的砝码——从倍倍尔、考茨基这些老派马克思主义者到诺斯克这种新民族主义者——完全向右转了。“可以说是在威廉大街[17]的听力范围之内”，德国人一贯的口头龙卷风消停了，这么做并非仅仅出于谨慎，而是意识形态的转变，王德威尔得如是说。有些人承认了，有些人还假装没这回事，他们正在与民族情绪结盟，承认了这个无可更改的事实，这是个国土扩张的年代，而工人也从中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说工人没有祖国是不对的，”修正主义的关键人物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Georg von Vollmar）宣称，“对人类的热爱并没有阻止我们成为优秀的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团体不能接受反民族的国际主义。

饶勒斯提议采用刚在法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呼吁”，以及总罢工这个最后手段。

指望一个没有经过策划和组织的总罢工成果显著，就好比指望一个没有指令、营帐、补给站、运输工具、食品和弹药的军队能顺利行进一样。即便 英国的反德浪潮卷走了布拉奇福德，这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个老兵，他支持布尔战争，并和海因德曼一起，通过他的报纸《号角》，组织支持征兵制的活动。基尔·哈迪谴责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他自己仍然坚信“工会成员绝不会参与又一次工人鲜血的狂欢”。持这种观点的并不只有他一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具有自己的英雄意识——这个神秘的光环很强大。同样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塞缪尔·龚帕斯，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工人和工人的事务，他也相信这一点。当他1909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总工会代表大会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今日欧洲民众在感情上的团结这个事实”。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还是相信工人为自身权益所做的斗争会优先于“国与国的战争，因为工人没有参与的理由”。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总罢工“对于现阶段的工会成员来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他也深感工人阶级拒绝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心由来已久”，因为他们不愿迈出最后一步，杀害工人弟兄。他写道，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代表们交谈并一同进餐的精神会</a>通过他们的报告传递到各国的工会成员中，他们会理解并拒绝互相杀戮。“甚至没有加入工会的”也会阅读文章，倾听回来的代表们的讲话，从而接受这种拒绝的精神。政治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下次命令“去前线！”时跟着的就是“大规模和平示威”——龚帕斯没敢说是大规模反抗。“这是一般的意见，”他下结论道，“今日欧洲民族间战争最后的障碍，就是不同国家的工人们断然反对的态度。”

龚帕斯是个意志坚强、讲求实际的人，和任何人相比都不示弱。但他生存在一个感伤的时代。和饶勒斯一样，他相信“大规模示威”会导致最后的“停止！”，这个事实表明工人阶级作为英雄的理念在当时是多么根深蒂固。

龚帕斯前往欧洲的目的是让国际总工会将美国劳工联合会吸纳为会员。如果说参加工会的工人真能抗拒战争的话，那就只有这个组织对此管用了，如果它有意愿和办法的话。但它什么都没有。国际总工会1903年在英国和法国工会的倡议下成立，但德国并不赞成。它代表27个行业或产业联盟，会员包括19个国家的700万人。这个数目听上去很威风，但实际的权力没有这么强大，主要是行政上的。它向各成员工会通报贸易条件，并尽力挫败雇主们从国外雇用罢工破坏者的行为。为了博得规模大、财源广的德国工会的好感，该组织把总部设在德国，且由德国国家工会联盟的主席卡尔·莱吉恩（Carl Legien）担任书记。在两年一次的大会上，通常由法国人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是不受欢迎的。1909年，该组织为瑞典大罢工筹措了64.3万美元的资金，主要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贡献极少。可见所谓团结并不全面。有着强大的德国影响和非政治定位，这个组织是不会对国际大罢工感兴趣的。

涵盖海员、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TF）是总工会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它成立于1896年，代表16个国家的42个工会，有46.8万名成员。基尔·哈迪和饶勒斯一样，变得特别关心战争问题，他把战争爆发时组织国际罢工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运输联盟身上。只要运输工人，或者和国际矿工联合会一起，放下手中的工具，他相信战争就进行不下去。这又是一个需要所有国家同时进行的行动，但是哈迪已经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他把提议带到了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下一届社会主义代表大会。

作为1910年 [9] 穆内-絮利（Mo-Sully，1841—1916）：法国演员。

[10]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1857）：法国作家。Eugène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发音不同，因而有两个汉译。

[11] 塞缪尔的昵称。

[12] 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1858—1943）：英国政治家、工团主义者。

[13] “Big Bill”Haywood，全名William Dudley Heywood，“大比尔”是他的昵称。

[14] 斯克内塔迪（Schenectady），纽约州东部城市。

[15] 1912年的美国大选，共有四个政党参加，各派一位候选人：民主党的伍德罗·威尔逊，共和党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社会党的德布斯，以及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共和党内选举落败后自行成立进步党参选。最后威尔逊当选总统。

[16] 摩洛神（Moloch），一种上古的神灵，需要儿童献祭，在《圣经》中有记载。

[17] 威廉大街（Wilhelmstrasse），柏林市中心的街道，从19世纪中叶到1945年期间是德国的行政中心，英语中常以威廉大街指代德国政府或外交部。

[18] 里夫，北非山区。

[19] 布格罗（Bouguereau，1825—1905）：法国学院派重要画家，追求完美的极致，作品中有很多美好的女性形象。

[20] 指美国插画家查理·达纳·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1867—1944）笔下的女性形象，代表那个时代美国女性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