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权力转移 英国：1902—1911_骄傲之塔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3年去世，所以没有亲眼得见民主在20世纪 1901年发生的一件事成了转变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点。在塔夫河谷罢工案（Taff Vale）的判决中，上议院作为上诉法院裁定工会为罢工引起的损失负责，因此，工会成员的养老金和福利基金便受到了威胁。正是统治阶级的这个举动令英国的工人阶级确信，政治代表是必要的。在此之前，英国工人宁愿通过工会直接和雇主较量，而不是通过议会开展政治行动。英国工人向来又是拥戴自由党的，所以不会转而支持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他们也不赞成阶级斗争。克列孟梭说：“英国的工人阶级也是资产阶级。”欧洲大陆的同志们觉得英国的工会联盟缺乏创见，无聊透顶，因为其成员对思想的交锋没有兴趣，只想获得眼前利益。一位访问者说，在法国人看来，这种所得不过是为了社会革命积聚力量；而英国工人却认为眼前利益就是目的本身，“对根本的原则和永恒的真理很不耐烦”。正如莫利（Morley）所说：英国工人对新的社会体系不感兴趣，只想“在目前的体系下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永恒的真理在1892年通过一位苏格兰矿工工会组织人发出了声音。这位和先知一样激情四射的人名叫基尔·哈迪（Keir Hardie），当年36岁，个子不高，相貌英俊，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头发梳在半球形的额头后。他出生在拉纳克郡煤田的一座只有一间房子的农舍，家里有两个大人，10个小孩，他的母亲不知怎的教会他读书认字，他7岁的时候就去面包房跑腿。在某个星期的发薪日，他的父亲失业，母亲因为刚生了小孩卧床，家里没有吃的，于是这个幼小但独立持家的男孩在雨中走了两英里（约3千米）路，赶到工作的地方，接连两天迟到15分钟。“上楼去，老板找你。”收银台后的女孩告诉他。他走进了屋，雇主一家人正围着桃花心木的早餐桌，就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吃烤面包。他就这样被解雇了，而且为了提醒他不再迟到，他这一周的工钱也被没收。他两手空空走出门，女仆可怜他，不作声地塞给他一个面包卷。

哈迪是绝对相信阶级斗争的。在他看来，自由党和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不过是雇佣阶级的另一张脸。在他 他发出的挑战再明显不过，上议院也振作起来。这是英格兰544名世袭贵族的家，22位公爵，以及主教和上议院高等法官等人坐在这个四壁镶嵌着橡木的，长达90英尺（约27米）的大厅里，两侧斜坡上是红色皮质的座位。玻璃彩窗上绘制着从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后历代皇族的画像。墙壁和房顶上布满厚实的装饰，镂刻着哥特式的雕塑和贵族的徽章。窗户之间坐落着强迫英王签署大宪章的男爵们的雕塑，这些人无心插柳，成了议会制度的创始者，向下看着他们的造物，表情略显狰狞。大厅的一头是黄金的华盖，国王和女王的两个宝座居于其下，两侧的枝状大烛台好似保持立正姿势的卫兵。王位之下乃上议院议长兼大法官的羊毛坐垫（Woolsack）——一个方形的、填塞了羊毛的座椅。侧廊上的中立议员席位是为皇室亲王及未加入任何政党的贵族准备的。英国历史场景里的君主和法官们在上层墙面的壁画上露脸，象征性地在场。大厅的光线柔和，基调庄严肃穆。

如今，这个经常稀疏点缀着四五十个贵族的大厅里，攻击的危险在即。兰斯顿鼓励他的属下们大胆说话，他也留心倾听，并以特有的大贵族式的亲切风度给予支持。寇松勋爵的演说“比一般的贵族要高明不知多少倍，很难相信他会犯错”。自由党的新任大法官洛尔伯恩（Loreburn）勋爵的在场令上议院为之一振，他称赞议员们看见他在羊毛袋却还没有睡着。洛尔伯恩从前叫作罗伯特·里德（Rober Reid）爵士，又名“好斗的鲍伯”，苏格兰人，出名的板球运动员，曾是牛津的投球手。作为激进派，他强烈反对自由党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位下议院“雄辩的演说家”现在开始教育反对党，“语调几乎能使罪人落泪”，还“用最令人陶醉的花言巧语”提出了“最有争议的计划”。寇松勋爵以吉本的节奏，音乐剧《艾俄兰斯》[10]中托咯洛尔勋爵向芒特阿尔拉特勋爵鞠躬般的殷勤承认，洛尔伯恩勋爵是“谦恭的化身，说服力的象征，高贵的至尊”。

自由党的上一任首相罗斯伯里勋爵坐在中立议员席上生闷气。他辞去了党魁职位，作为帝国主义者和反对爱尔兰自治人士，看到C.-B.接替他之后，“断然、明确而彻底地”宣称“我无法在那个旗子下担任职务”。罗斯伯里在伊顿上学时就以出色的表现、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而著称，他赢过德比赛马大奖，娶了罗斯柴尔德家的千金，他已经习惯于成功，不甘心做个折中派，所以用莫利的话说，一直是“饲养场里的一匹黑马”。生闷气的时候，他能冲朋友“翻白眼”，用辛辣的讽刺刺痛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又能轻易地迷倒众生。这种善变的个性很难获得公众的信任，不禁让人想到A·G·加德纳写的一则乡巴佬的故事，这个人被问到华兹华斯是不是很喜欢小孩时，答道：“难得他喜欢，就是小孩不怎么喜欢他。”

在爱尔兰自治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年代，罗斯伯里曾是上议院改革运动的领导，他提出了一些针对世袭原则的修改意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曾三次上书，以期通过自我改革来防止针对否决权的攻击。改革运动现在在寇松勋爵的带领下复兴了。甚至什么事情都想插手的丘吉尔先生也在《国家》杂志上撰文一篇，表达了他的建议，题为“与贵族和解”。他提议，每次开会时重新任命参加的贵族，人员组成上要和下议院的多数党保持一致，但不能超过250人。这么做将把“肤浅、昏睡、缺乏修养、不体面的元素”排除在外。大多数改革设想都考虑建立某种体系，让贵族们自行选出他们当中最有能力和服务精神的人参政。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更喜欢原先的简单原则，以至于墨尔本（Melbourne）勋爵表示，他之所以喜欢嘉德勋章[11]，正因为它“什么优点都没有”。贝尔福也有同感。他建议兰斯顿“避免犯致命错误，承认古代已降的世袭资格不是加入上院的充分理由。如果这个理由不充分，那就没有任何授予资格的理由了……我认为比起出生加后天努力来说，出生的造化更容易辩护，虽然有人说这是赤裸裸的荒谬言论”。政府没有做出任何鼓励上议院改革的举动，因为它根本不希望改革发生，它想要的是一个限制否决权的争议和借口。

看见如此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劳合·乔治按捺不住了，对他所在选区民众一心只看重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做法失去了耐心，于是很不得体地告诉他们：“我要对我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想让政府把大炮转向上议院的贵族的话，想让政府为别的事操心的威尔士人就该被关禁闭，直到要塞被攻下来为止。”这样的军事用语惹人怀疑，这篇演讲也激起众怒，以至于这位粗心的作者不得不赶回威尔士，把手放在胸口上保证：“我会出卖这片我挚爱的土地吗？上帝知道威尔士对我来说是何其珍贵！”

1907年6月，坎贝尔-班纳曼告诉下议院，是挑战贵族自负的时候了，就算他们有贝尔福先生的支持，“上议院的吊门也快速下落了”。劳合·乔治选择的隐喻也同样贴切生动。他说，上议院已不再是宪法的看门犬，而沦落为“贝尔福的哈巴狗”。C.-B.提出一份决议，声明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另一个议会否决本议会通过的法案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否则下议院的最终决定无法在一届国会的任期内生效。工党立即提出修正案，建议干脆彻底取缔上议院。政府提出的不是法案，而是议案，很显然他们的目的是宣传而不是实际行动，所以当这项议案被采纳后——工党的修正不算在内——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那年夏天， 同样在1908年关注羊群效应的研究者还有两位：《社会心理学》的作者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政治中的人性》的作者格雷厄姆·沃拉斯。沃拉斯的人生和思想都专注于《伟大社会》一书，发表于1914年。他曾和萧伯纳、韦布夫妇一道，是费边社的 一位新的工党议员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后来担任了财政大臣——说，为了让穷人更富，必须要让富人更穷，而这份预算案是民主政府的开头。贝尔福反驳道：“通过废除富人来废除贫穷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会把民主和抢劫联系起来”。快要中风发作的拉特兰公爵提议，塞住所有工党议员的嘴。愤怒不断升级，连国王也不得不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愚蠢而卑劣的演说和言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所有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都意识到处于存亡关头的不是预算，而是否决权。当“藤井”在那年夏天的德比赛马大赛上获胜时，从喝彩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国王您已经赢了德比——回家解散该死的议会吧！”丘吉尔9月在莱斯特演讲，高兴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如果财政法案被上议院拒绝，“粉碎”否决权则指日可待。贝尔福把问题归结于土地估价条款，他声称在财政法案上要求“强制注册”是非法的；“您竟然敢说这是财政法案？”事实上，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就此前的一份预算案说过，上议院否决财政法案在宪法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连同财政法案把现在的政府也否决掉是做不到的。否决预算但保留政府无异于陷入僵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可能会建议国王册封足够的新贵族，让上议院的自由党也过半数。如果必要的话，可能会有多达500名自由党涌入上议院，世袭贵族的体系就被冲垮了。尽管如此，保守党却没有退让的表现。大胆行动，“不顾后果”，米尔纳勋爵如是说。这种精神得到了贝尔福的首肯，在他的指导下，保守党做出了决定。

“整个政坛都因为兴奋而剧烈震动”，比阿特丽丝·韦布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所指的当然是上议院是否会拒绝预算案。11月22日，辩论在上议院展开，延续了10天。上议院议员的夫人以及访问者（包括葡萄牙国王在内）挤满了旁听席，年迈的贵族从乡下赶来，这些人“连找到议会大厦都成问题”；总共有400人出席辩论，这是否决爱尔兰自治之后上议院人数最多的集会了。贵族的成员，有年老的——比如前任大法官霍尔斯伯里（Halsbury）勋爵，也有年轻的——比如威洛比·德·布洛克（Willoughby de Broke），都宣称自己有否决预算案的责任。身为自由党的里布尔斯代尔勋爵承认，他厌恶劳合·乔治，这个人“半是丑角，半是拦路强盗”，但是他并不觉得预算案是真在搞社会主义，也不认为“有钱人的呜咽”对国家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唱票表决时，他会帮政府说话。

罗斯伯里勋爵虽然惊惧万分，还是建议通过预算案，而不是拿“上议院的存在本身”冒险。寇松勋爵的演讲把辩论推向高潮，一位深受感动的贵族说，这是40年来议院里最出色的演讲。寇松说，政府想借财政法案之名，批准它想要的任何措施，逼迫上议院通过——无异于建立一院制政府，这是“革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要求”。他建议，无论后果如何，还是应该否决，也许能以此促成上议院的改革，使其成为宪法的“基本元素”，而不是“一个无力、荒谬的幻影”。

1909年12月1日，表决的时刻到了；上议院的贵族庄严地坐满了大厅，最后以350∶75的票数否决。 [12] 邓迪（Dundee），苏格兰东部港口城市。

[13] 贝尔格莱维亚，伦敦中西部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14] 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是凶事的预言家。

[15] 即本书 [16] 指一系列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民基础的法案。其中1832年的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中增加了中产阶级代表，改变了保守派独占的局势；1867年又在下议院中加入了工人代表，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

[17] 即1881年成立的米德尔塞克斯军，别名“宁死不屈”（Diehard）。

[18] 托马斯·立顿爵士：苏格兰商人，立顿茶叶公司的创始者。

[19] 即上议院。

[20]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8世纪英国美术史学家，作家，著有《奥特兰托的城堡》，被视为 [22] 约翰·雷蒙德（1856—1918）：爱尔兰议会党在英国下议院的领导人。保守党以此指责阿斯奎斯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胁迫。

[23] 即要求通过分组投票表决，让观点不同的议员分离到相应的议事房间。——原注

[24] B.M.G.即Balfour Must Go，贝尔福必须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