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沉静的鼓手 海牙：1899—1907_骄傲之塔

欢乐，希望，怀疑——尤其是惊讶——是1898年8月29日世界上的普遍情绪。这一天，年轻的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号召所有国家聚在一起，为限制军备开一次国际会议。各国政府都吃惊不已，法国《时代报》称之为“北方的闪电”。这样一个号召竟会来自一个不断扩张、令许多国家都恐惧的军事强国，着实令人费解。尽管俄国披上欧洲的外衣已有200多年，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仍处于半开化的状态。因此，对此号召的不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从阿拉斯加到印度，从土耳其到波兰，处处都能感受到俄国扩张的压力。“手拿橄榄枝的沙皇，”维也纳人说，“这可是历史上的新鲜事啊。”不过，沙皇的邀请却触及了一些人急于响应的心弦。

对不断膨胀的军火工业的畏惧十分普遍。位于德国埃森市的军火巨头克虏伯是欧洲最大的单一业务公司。斯柯达（Skoda）、施耐德——克鲁梭（Schneider-Creusot）、威克斯——马克沁（Vickers-Maxim），这些经过多次商业合并组成的庞大集团，连名字都很刺耳。它们在每个阵营都有利益关系，产品销往每个大陆，每一次争斗的双方都是它们的客户，每一回冲突它们都从中渔利。每年它们中的某一家公司就会制造出更致命的新型武器，当这个武器被某国的军队采用后，它的对手很快就要拥有相应的武器才能敌得过。每年军费的支出不断累积，成堆的武器越垒越高，最终致命的爆炸似乎已为期不远。

沙皇要求终止这一进程。他向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公使发出邀请说，尽管过去的20年中，大家对和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各国政府和劳动人口却把脑力和体力消耗在了创造可怕的毁灭性武器上，非常不应该”。今天还是最新科技成果，明天就已经过时，要被淘汰。“过度（l’outrance）的武器装备正在将武装和平转变为各国肩头的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必将会导致那场武装和平意在避免的大灾难。”阻止这种反常的军备竞赛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责任。

来自俄国的召唤超越了和平人士最疯狂的梦。这将是“响彻全球的美好音乐”，维也纳一家报纸这么说。每个国家的报纸上都能找到诸如“文明的新纪元</a>”“新时代的曙光”“新世纪的预兆”之类措辞。在比利时，沙皇的召唤被称为是“名副其实的解放”，一个“异常重要”的行为，而沙皇将以“爱好和平的尼古拉斯”的形象被载入史册。纽约人感觉“现代史上——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历史长河上——最重要、最仁慈的运动”就要开始了。罗马人颂扬这是“使本世纪增光的伟大文件之一”；柏林人向“涅瓦河的新福音传道者”致意，这位传道者的目标在理论上高尚而美好，但实际上无法实现。空想的博爱情绪传遍伦敦，只有吉卜林一人未受感染。当时英国和俄国正要就印度西北边界问题大打出手，吉卜林写了一首名为“像人一样走路的熊”的诗，以可怕的警告回敬沙皇的宣言。这是一则残忍的寓言，一只熊在猎人的枪口下站了起来，好像在祈求，猎人“满怀怜悯和惊奇地伸出手”，把火枪放到一边，结果却被“装有钢皮的爪子”撕去了脸，身负重伤，双目失明：

当他站起身来，好似祈求，似人似兽的装扮，摇摇晃晃，

当他掩饰仇恨，遮盖狡猾贪婪的小眼神；

当他寻求宽恕，装作投降的人，爪子像祈祷的双手，

熊休战的时刻——那才是危险的时刻！

对俄国动机的质疑和冷嘲热讽也有不少。最常见的疑问是，俄国有没有事先征询它的盟友——法国的意见？既然对现状满意是裁减军备的先决条件，而法国一直对阿尔萨斯和洛林耿耿于怀，它的盟友此时的做法，在《泰晤士报》看来，是“最意外的谜团”。从法国人的反应看来，俄国并没有咨询他们的意见。“阿尔萨斯和洛林怎么办？”是《强势报》（l’Intransigeant）的总结。尽管如此，许多人觉得盎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过分自负、野心不可估量”，使大家神经紧张，维持和平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均衡的奇迹”了，此时提议开会还是很受欢迎的。

沙皇的宣言就像一面魔镜，每个集团都在其中看到了对手的身影。在德国看来，如果英国不同意裁减海军军备，沙皇的号令无疑是“以剑击水”，无济于事。几天之后，德皇便毅然决然发表声明，说：“我们的未来在于海洋。”英国人从德国人在海军上的野心中看到了重大问题。分散在各地的社会主义者考虑到沙皇政权的残酷压迫，认为不管俄国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太可能是对人类的热爱。德国社会主义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断言这是一个“骗局”。许多倡导和平的人士认为这是对美西战争的回应，在他们看来，美西战争是世界灾难的序幕。许多欧洲人深信，占领菲律宾后，美国的扩张就会得到抑制。有人认为沙皇的号召是因美国战胜西班牙而起，美国人自己也并不反对。为反帝国主义者辩护的戈德金悲痛地指出，这个“杰出的召唤”到来之时，正是美国以史上从未有过的热情深深投入“军事精神和暴力政府的理念”之际。

关于动机的疑问尚待解决。有种解释的方法广受青睐：与其说尼古拉斯是为了人类，倒不如说他是出于私心，想阻止德皇捷足先登。据说后者策划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做出类似的声明——降福于城市和世界[1]。

亨利上校因为德雷福斯事件而自杀，很快吸引了公众的目光。10天之后，世界再一次因为伊丽莎白皇后遭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倒吸一口冷气。美国人正为了欢迎从古巴回来的军队忙得不停，英国人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向喀土穆挺进的基奇纳身上。9月以来，英法之间乌云密布，可能会随时爆发战争；正如德国大使愉快评论的，法绍达几乎涂抹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记忆。和平好似轰动一时的事物，和当时的氛围格格不入。

不过，欧美和平运动的忠实信徒们并不这么看。沙皇的召唤像电流一样，令他们深受触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一书的作者，伯莎·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男爵夫人。托尔斯泰认为，此书在和平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如同《汤姆叔叔的小屋》之于废奴运动。男爵夫人的丈夫挥动着报纸回家，就像带来荷姆斯泰德消息的艾玛·戈德曼一样，听闻之后，男爵夫人喜不自禁。很快，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跨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和平与仲裁协会（Peace and Arbitration Association）就向她寄发了大量的祝贺信件。“不管最后发生什么，”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写道，“从此时起，空气中就弥漫着和平的思绪。”代表这项热情运动的人正是男爵夫人，她以金斯基（Kinsky）女伯爵的身份于1843年出生在一个日渐落寞的奥地利贵族家庭。她意志坚强，充满活力，不愿在上流社会的腐朽中沉沦</a>，30岁时担任起冯·苏特纳家女儿们的家庭教师和陪护。她的出现引发了冯·苏特纳家儿子兼继承人的热烈爱慕，她也爱上了这位小她7岁的年轻人。无奈，她身无分文，两人的爱只能以日耳曼式的悲剧收场。“他谦卑地跪在我面前，亲吻我的长袍边缘：‘无与伦比，像皇室一般慷慨大方的女性啊，你的爱让我认识到一种特别的幸福，我愿为此奉献一生。永别了！’”而就在此时，一位“住在巴黎，富裕且有教养的年长绅士”在寻找一位成熟的、受过教育的女士担任他的秘书兼管家，这则报纸上的广告为女公爵提供了出路。她很快便被录用，而她的雇主正是火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

诺贝尔是个怪人，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虽然不过43岁，却过着隐士的生活。诺贝尔通过制造炸药赚了几百万，但这项工作产生的影响却又让他寝食难安。比起秘书来说，他更需要的应该是一个愿意听他谈心的人。他对这位新雇员说：“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物质或者机器，具有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以至于有了它战争就不可能存在了。”虽然他立即赢得了这位女士的同情，她也在他的陪伴中获得了“强烈的知性享受”，而且两者的关系似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但女公爵还是向自己的悲痛屈服了，一周之后就离开了诺贝尔，回到了她的爱慕者身边，两人私奔了。在结婚12年，以写作为一生事业之后，她发现了伦敦有个和平与仲裁协会，从而豁然开朗。该协会宣称，在19世纪末的今天，是时候让所有人济济一堂商议和平解决争端、废除战争了，这也是该协会的宗旨。伯莎·冯·苏特纳一下子就热情地皈依了这一信念，投身到为该协会在维也纳和柏林建立分支机构的努力中。她的努力在1891年的维也纳获得成功。《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对此加以宣传，因为这个场合而发表的协会宣言也将和平的理想四处传播。他们认为，新的战争在道义上行不通，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野蛮和对生命的漠视”，新的武器极具杀伤力，也使战争不再符合自然规律。他们认为，民众纵然愚钝，却也渴望和平。所有的政府都坚持务必避免战争，但与此同时也都在聚集武器备战，是结束这种“荒谬的矛盾”的时候了。

1888年成立于巴黎的跨议会联盟为了和平事业而联合各国议会，如今每年在各大首都轮流开会。美国的国际和平局把分阶段裁军和常设仲裁法庭定为其主要目标。日内瓦会议曾就亚拉巴马的争议对美英两国做过裁决，仲裁运动的势头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强大。这一运动的目标是用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来取代战争。支持者们认为，如果可以协商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首先各国要签订条约，继而再达成一般性条约，与此同时，战争的危害性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打仗了，人类最终会选择接受仲裁而不是开战。这一观点的前提是，人是理智的，战争的起因是不和，且不和是可以由其他裁决方式解决的。那是一个相信道德和物质文明进步的时代，他们不认为战争就像刮风一样，是力量的冲突。

诺贝尔也虔诚地倡议仲裁，但他不支持裁军，因为他觉得这在当前是个愚蠢的要求。他敦促建立特别法庭，各国达成协议，在就任何冲突开战之前都必须满足一年的停战期。尽管匿名，但他亲自出席了1892在伯尔尼召开的和平议会。他告诉伯莎·冯·苏特纳，如果她能“告诉我，说服我，我就会为这项事业做一些大事”。他们通过信件和偶尔的互访维系着友谊的火花，如今，他在信中告诉她，一个新的暴力时代似乎在逐渐发展壮大；“人们已经听到远处空洞而低沉的隆隆声”。两个月后，他又写道：“我愿意贡献出我的财产，建立一个奖项，每隔5年颁发一次”，授予对欧洲和平贡献最大的人。他以为这个奖项会在颁发六次之后终结，“因为如果30年后，社会改造还未完成，我们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对于这个计划，诺贝尔苦思冥想，终于在1895年以遗嘱的形式使之具体化，从而延长了几年人类的最后期限。他于1896年去世。

仲裁事业几乎在1897年1月大获成功：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和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爵士的斡旋下，美英两国清算了领土以外的所有争端——因为对委内瑞拉事件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参议院认为这么做侵犯了其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遂以三票优势否决了这项决议。这次失败是极大的不幸，用奥尔尼自己的话说：“不仅是国家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不幸。”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也受到了打击。

这个信念之所以形成，乃是因为此前10到15年间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而进步也成为和平运动的来源。科学的长足进步把人类带入了物质财富的新阶段，已做好准备来证明这个19世纪的信念，即人的生活越优裕，就越没有攻击性。现代社会已经有了自来水、路灯、公共卫生设施、腌制和冷藏的食品、缝纫机、洗衣机、打字机、割草机、留声机、电报、电话，以及不久前（19世纪90年代）刚出现的非凡的礼物——没有马的马车，从此个人出行更方便了。如果说这么多物质上的好处都无法带来精神上的转变，新的世纪不会翻开人类行为的新篇章——简而言之，说人类的文明程度仍没有超越战争——还真不太可能。科学使得所有自然现象都变得精确，遵从定律，既然人类的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并掌控，那么社会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呢？“社会条件注定要有所不同。”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坚定地写道。年轻的一代也赞同。“我们在1898年真心以为战争的时代结束了，”一位当时31岁、名叫于连·班达（Julien Benda）的法国知识分子说，“从1890年到1905年那15年间，我们一代人都对世界和平怀有真切的信念。”

除了信念以外，恐惧也是和平运动的推动力，人们恐惧的对象正是机械时代释放的能量。机械的能量不断累积，新的技术工具、创造发明接连问世，令人们心神不定，似乎人们聚集在手中的能量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这些能量如果不加以限制，恐怕会逃脱出去，不听将令，反过来毁掉造出它的人。1820年，全世界创造的机械能有778吨（这个数目是由矿物燃料和水力的煤当量统计而来），而18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500万吨。人均生产力也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各大国的领土和实力也膨胀起来。因为公共卫生和医学的发展，死亡率大幅下降，结果到1870年，欧洲的人口与1650年相比增加了1个亿。与此同时，大英帝国获得了470万平方英里（约1217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法国获得了360万（约939万平方千米），德国100万（约259万平方千米），比利时90万（约233万平方千米）。对于比利时来说，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面积的77倍。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翻了不止一番，人均生产力是以前的4倍。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利润从1896年的6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00年的4000万美元。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成为新的原动机，由此产生了石油工业。汽轮机和柴油机增加了新的电机功率，水力电能推动着无数的发动机。轮船的吨位、速度和载货空间都在增加。那个年代的拳头产品——钢铁，随着贝塞麦转炉的发明，用途越来越多，成为众多物件的原材料。创造发明的相对率在19世纪90年代到达了历史高峰。铝及其他轻金属合金被开发出来。化学工业创造出新的材料和工序。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开始采用“美国体系”，即使用通用零部件的批量生产方法。炸药作为爆炸剂使得大型挖掘项目成为可能：采石场、矿井、辛普伦火车隧道、巴拿马运河等庞大的建设项目都用到了炸药。1867年，当诺贝尔首次将炸药投放市场时，它的产量只有11吨。到了1897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66550吨。重工业筹措资金所必需的财团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卡特尔和托拉斯，拥有巨大的金融资源。

最能体现这些能量累积的莫过于武器等战争装备了。人口的增长使得维持常备军成为可能，欧洲大陆诸国步德国后尘，在1871年后纷纷采用了征兵制。武装大规模的军队需要大规模的工业，于是原材料、矿藏、铸造、物流运输都囊括在了军火商的控制下。面对几乎无限的市场和利润，军火商们干劲儿十足，迎头而上。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弹夹供弹的小口径步枪、马克沁机关枪以及无烟火药的引入彻底变革了地面战争。这些武器加在一起，使火力的射程、速度、精准度翻了5倍，转变了战斗的性质。在滑铁卢战场一分钟发射3发炮弹的步兵团，现在可以一分钟发射16发。使用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射程更远，精准度更高。野战炮的发展同样增加了炮火的效率。尤其是在1887年至1891年由诺贝尔获取专利的无烟火药，大大开拓了战场。这项发明使作战的视野更清晰，允许枪炮隐蔽，加快了重新装载炮弹的速度，把火药的射程和准确率从1000码增加到了5000—6000码（1000码约为914米，5000码为4572米，6000码约为5486米）。战场的范围因此大为扩张，军队可以在枪林弹雨中看清敌人。虽然没有什么人开始怀疑，但当时的条件已经表明，火炮将取代步枪。与此同时，鱼雷和深水炸弹大为扩展了海军的战斗力，技术实验也预示了潜水艇可怕的攻击力。

有的人崇拜世界的血管里所流淌的能量，有的人害怕它，他们和易卜生一样，认为“我们正载着尸体航行在大海上”。让所有国家聚在一起，共同努力按下减速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都不能置若罔闻了。他在1897年的市政厅演讲上说，武器的累积和每一年在“死亡装置”上的进步，如果不加以阻止，将导致“相互毁灭的可怕结果，对于基督教文明是致命的”。虽没有提及裁军，但他说到，预防灾难的唯一希望在于集结各国力量，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求同存异，最终“签署某种国际宪法”。索尔兹伯里勋爵从来不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还没有发展到说这么做将全面终结战争的地步。他的希望停留在“长期繁荣的贸易和持续的和平”之内。

沙皇并不比索尔兹伯里更爱好和平、更理想主义；1898年，沙皇年方30岁，是个又瘦又高、木头木脑的年轻人。此人没什么洞察力，心中只存一个念想，那就是：绝不削减祖先留给他的贵族权力，并以此统治俄国。他那狭隘的观念是“受他母亲身边众多侍女的影响”，主教公会检察长波别特诺斯采夫（Pobiedonostsev）说过。他的努力集中在阻止立宪上，对其他的事情没有兴趣，也没有政治能力处理它们。与精神饱满的德国皇帝不同（德皇每接到一份急件都按捺不住、急于出牌），沙皇觉得国际事务很伤脑筋。“真是的，”他在法绍达风波和德皇访问耶路撒冷期间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a>，“世界上怪事不断。读到这些消息都要耸耸肩。”

和平大会不是他的主意。这个想法是三个重要部门的大臣——战争部、财政部和外交部——想出来的，有着实际的原因。道理很简单：俄国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了一大截，已经不可能赶上来了。战争部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Alexei Kuropatkin）将军获悉，俄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正打算使用改进过的速射野战炮。这种野战炮每分钟可以打6发炮弹，德国和法国已经拥有了。俄国的野战炮每分钟只能打1发，要想重新武装整个炮兵团是没指望的，因为为了武装步兵团，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了。库罗帕特金认为，要是能说服奥地利延期10年购买新火炮，俄奥两国便能省去这笔开支——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两国都武装也好，不武装也罢，“如果俄奥打起仗来，最终结果都一样”。

于是，库罗帕特金带着这个简单而伟大的构想来到了沙皇面前，沙皇看不出来有什么缺陷，便叫来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公爵，后者为了规避风险又找来财政大臣维特公爵一同参谋。维特公爵是个积极能干的人，既有常识，性格又强硬，在沙皇手下的大臣中是与众不同的。面对死气沉沉的独裁和侵蚀，维特正努力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为俄国寻找位置。他对花在武器上的每个卢布都怀恨在心，憎恨对战争的介入，并认为军备竞赛可能会变得“比战争本身更令人苦恼”。然而，他指出，库罗帕特金的中国式哲学要求在一开始就要认同敌人，这是建立在对奥地利人的信任上的，所以不可能办到，也很有害处，而且这么一来“我们财力不足的事实也暴露在世界面前”。维特的想法是，以一份国际性的新武器暂停协议来取代俄奥两国之间的协议。他向穆拉维约夫详细讲述了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加，给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如果限制武器的协议奏效，人类将因此得到莫大的恩惠。维特后来写道，这些“相当陈腐的想法”，对穆拉维约夫而言还很陌生，而且显然使他印象深刻。几天之内他便召集内阁会议，请各部大臣商议和平会议的呼吁。沙皇也同意了。要是世界那可怕的脚步能慢下来就好了，沙皇和他的顾问们这么想：只要能做点儿什么来“阻止人们发明新东西”，俄国便能从中获益。

就在此时，一部六卷本的宏伟著作《战争的未来》在俄国出版。维特认得此书的作者伊万·布洛赫（Ivan Bloch），也了解他的观点；至于这些观点是否影响了维特自己的看法，暂且不知。布洛赫是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改信了犹太教，对做铁路承包生意成就未来不太满意，便出国进修，在外国的大学</a>研究起经济学和政治学。他从西欧回来后曾在华沙停留，并成为银行业和铁路行业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和维特结识。此时，他已完成了几本探讨工业和货币政策问题的学术书，正准备投身到他最重要的著作中，这部著作也注定使他跻身不朽人士的行列。在商业领域的研究和经验使他的顾虑日益增长，他意识到，过去那种有限度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征兵制意味着全民皆兵，在他眼中，未来的战争会把参战国的所有力量和资源都耗尽——它们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便拼死顽抗，直到两败俱伤，完全崩溃。各国之间在金融、外贸、原材料及所有商业上的关联说明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命运互相纠缠，难以分开。而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则意味着杀戮的升级。一天之内结束的战役已经成为过去；战役将变成围攻，平民也会被拉进战争中。现代国家想要在战争中获胜，就不得不付出资源毁灭、社会解体的代价。战争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想自取灭亡”。

这一结论使得布洛赫走向和平运动之路（抑或者是参与了和平运动才启发他得到上述结论）。为了增加说服力，他动用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社会革命。他主张，如果当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各国面临的要么是军备竞赛导致的枯竭，要么就是战争惨祸，无论如何都是“社会秩序的动乱”。在一个毫无结果的产品上消耗国家资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备战的时候也在“为社会革命的胜利做准备”。布洛赫认为，如果政府能被这个论点说服，它们就会在战争之外寻找解决争端的方式了。他的六卷本著作结合了大量有关火药、封锁、运输能力、伤亡率的事实，以及每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因素，来证明现代国家的脆弱。和马克思一样，布洛赫根据特定的情况推断出一条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即在军备上的花费必然使国家“枯竭”，正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一样。但不论是布洛赫，还是其他的和平运动传道者都没有考虑武装力量，以及参与其中的产业、工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在俄国确实是个有效的论据，沙皇成了布洛赫的听众，穆拉维约夫所做的宣言也呼应了布洛赫的观点。这位外交大臣显然被布洛赫说动了。在向英国大使传递这份文件时，他特别要求对方在报告中强调，俄国的和平倡议将使“对现状不满、躁动不安的阶级”意识到，强大的政府和他们一样，也认为国家的财富应该更有成效地加以利用，而不是花费在“毁灭性的竞争”上。英国大使温和地回应道：“想要在启发这份非凡文件的高尚情操面前麻木不仁，是很难做到的。”

“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废话。”威尔士亲王在给沃里克夫人的信中写道，他的态度就没那么温和了。他发怒的时候，口气很像他的母亲。“这件事根本办不到。法国是绝不会同意的——我们也不可能。”他断定，这是“那个老狐狸的新花招”，那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说的是穆拉维约夫——“诱使沙皇做出的决定”。这基本上也是各国政府的看法。它们都很厌恶沙皇的提议，但是又都接受了开会的邀请——因为没有谁愿意成为拒绝提议的人——而与此同时又预料这次会议只会制造麻烦。正如奥地利外交大臣所说，这么一来，政府向议会申请批准更多军费支出时就更难办了。

虽然遭到了打击，穆拉维约夫还是在1899年1月毅然决然地发出了 装订成册的决议上有着颤巍巍的“S”标志[6]，表明索尔兹伯里爵士在留意民意的动态。以阿伯丁伯爵和伦敦主教为首的国际和平远征会（International Crusade of Peace）代表团访问了贝尔福先生。贝尔福以优雅的演说接待了他们，称他“对未来战争规模的减弱——虽然不是绝迹——保持乐观的态度”，并盼望着即将召开的会议成为“人类进步的伟大地标”，不管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他补充道。这种态度和彪罗的希望并非完全一致。

一位名叫威廉·T·斯特德（William T. Stead）的记者可谓是这场和平运动的缩影。那个时代热情洋溢、多产的记者有不少，而他是最突出的一个。可以说斯特德行善的热情就像滚滚江水，奔流直下。他的精力永无止尽，他的乐观不曾枯竭，他的自负无与伦比。他自诩为新闻业的教皇，注册的电报地址是“伦敦，梵蒂冈”。他在19世纪80年代编辑了有自由派日报之称的《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7]，刊载了一系列爆炸性新闻，使这份报纸成为公共生活的必需品。“你太强悍了，始终如一地强悍。”该报的忠实读者威尔士亲王断言。斯特德不畏艰险、不顾一切地加入了各种改革运动，从保护性工作者权益到“理智的帝国主义”，囊括了反对保加利亚暴行[8]、西伯利亚囚犯生活、戈登将军放弃喀土穆、刚果奴隶制、特拉法加广场“血腥星期天”的受害工人以及支持婴儿领养、村镇图书馆、世界语、国际学者通信、给穷人提供住宿等活动。他的一篇题为“现代巴比伦——少女的献祭”的文章令他声名狼藉，此文描述了他亲自以5英镑的价钱买下了一位13岁的少女，以此来戏剧化地表现采购女孩、组织卖淫的罪恶。此文引起举世轰动，给斯特德引来一场官司，他以诱拐的罪名遭到起诉并被关押，但除此之外，此文也成功地迫使一份修正案的出台，使英国的性行为合法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

斯特德1889年访问了俄国，采访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此成了英俄关系的簇拥者，也喜欢上了俄国的一切。应友人费希尔上将之请，他发起了支持建设强大海军的活动；他与布斯（Booth）将军合写了《在最黑暗的英格兰》一书；参与了塞西尔·罗兹发起的帝国联邦和英语国家联盟的活动。1893年去过芝加哥之后，他决定改革那座城市，于是在一本名为“如果嫉妒降临芝加哥”的书中曝光了该城的罪恶，并展示了一份改造方案。他还组织了一个公民联合会，邀请包括波特·帕尔默夫人（Mrs. Potter Palmer）[9]在内的名人将改造方案付诸实施。在这次访问中，他和奥尔特盖尔德州长交谈，并邀请菲尔登（Fielden）——一位被赦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一同演讲。

贯穿斯特德所有社会活动的原则是他相信人类有责任改善社会，并传播英国式的治理方式。他喜欢用“上帝的英国人”这个词，并愿意把这个人物想象成纠正社会不公的形象——他所获得的每一分力量都是仁慈的影响。就同一个问题他经常变换立场，比如他既支持裁军又支持建设强大的海军，因此有人指责他缺乏诚意。事实上，他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是至真至诚的，只是他的想法比较灵活。

1890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一份名为“评论回顾”（Review of Reviews）的月刊。他有意使此刊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使人们读它就像“过去的人们读《圣经》一样……从中发现上帝的旨意和他们对同胞的责任”。他觉得月刊难以满足政治出版物的要求，急切地希望获得某个百万富翁的资金支持，让他出版自己的日报。又一次他在巴黎告诉一位朋友：“我去圣母院和上帝就这个问题谈了一阵。”

憎恨斯特德的人是有，但他的朋友中也不乏名人。除了罗德与费希尔，还有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枢机主教曼宁（Cardinal Manning）、艾舍尔勋爵（Lord Esher）、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夫人和沃里克夫人，后者还为他安排了一次和威尔士亲王共进午餐、促膝谈心的机会。他采访过各国君主、内阁大臣、大主教，帮助过所有“受压迫的种族、遭虐待的动物、低收入的打字员、被误解的女性、受迫害的牧师、遭诽谤的公众人物、想自杀的人、各种各样狂热的传教者，以及没有子女的父母”。他演说时滔滔不绝，作为演讲家，就像“踩着弹簧高跷一样，从地球上的一处跳到另一处”。除了写书、编辑、旅行、采访、演讲以外，他22年间为《评论回顾》写过或口授过8000封信件，平均一天10封。他是招魂说的拥护者，自认为是查理二世的化身，后者希望凭借他来弥补前世所犯下的错。

斯特德个头不高，面色红润，长着明亮的蓝眼睛，浅红色的胡须。他讨厌黑色绒面呢制品，所以穿着粗糙的花呢大衣，戴着软扁帽。他充满善意，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用米尔纳勋爵的话说，如果他的判断力能和精神与人品成正比的话，他将令人“难以拒绝”。一位美国记者在斯特德身上看到了那一代英国人的所有特质（被放大了好几倍），称赞他为“19世纪的理想典型”。米尔纳认为他是堂·吉诃德与P·T·巴纳姆[10]的结合——这两个人也许就是一回事吧。

斯特德自然是仲裁的热情拥护者，他认为仲裁的结果是成立世界法院，最终形成一个欧罗巴合众国。早在1894年，沙皇发表宣言之前，斯特德便倡导各大国签订协议，在世纪结束前不再增加军费预算。当俄国的提议横空出世时，斯特德觉得这乃是发展他的事业的最好机会。为了说服世人相信沙皇的诚意，并激发大家对大会的支持，他准备了一套浩大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以个人身份访问各国首都。这次访问将以对沙皇的采访告终，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被威尔士亲王的想法震住，后者通过沃里克夫人告诉他，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也是他妻子的侄儿——“意志薄弱得像水一样，……没有一点儿骨气，对你而言毫无用处”。在路上，斯特德还计划采访教皇、德皇、法国总统，以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他看来利奥波德会被说服成为小国同盟的代言人。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官方干</a>涉，他去外交部拜访了贝尔福先生。起初，他觉得贝尔福“冷淡、刻薄”，但在斯特德的狂轰滥炸下，贝尔福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他无法理解，斯特德怎能如此漫不经心地谈及“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他们这一辈是没什么，“但是我们的子孙怎么办？……假如俄国主导整个欧洲东南部，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不过，他并没有给斯特德的访问设置任何障碍。

和平大会的消息发出不到一个月，斯特德就上路了。他在巴黎没能见到菲利克斯·福尔总统，但他见到了克列孟梭，后者称“这次大会不会有什么结果”，并拒绝改变看法。利奥波德国王、德国皇帝和利奥十三世教皇也避开了他，只有尼古拉斯二世遵照其父10年前对斯特德的许诺，召见了他，甚至还带上了两位听众。皇室亲切得让斯特德晕头转向，他还不习惯在宫廷里走动，以为是沙皇人品出众，哪曾料到这是君王的惯用手段。不管怎样，他决心已定，要塑造尼古拉斯二世的英雄形象。他告诉他的读者，这位沙皇极具魅力，有同情心，机警敏捷，头脑清醒，还很有幽默感，真诚坦率，谦虚得令人钦佩，拥有贵族气派，意志坚强，记忆力惊人，还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面”，而所有这些优点都是为了和平事业服务的。斯特德对俄国的赞美跟俄国的真实意图相去甚远，以至于俄国大臣向英国政府抱怨说，如此描述令他们“太困窘了”。但斯特德的文章却成了和平运动的天赐甘露。回到伦敦后，他买下了一份新的周刊，名为“战争对抗战争”，组织起国际和平远征会，鼓足他那极度活跃的干劲儿，加强公众对和平大会的期待，大会不能也不允许失败。

公共舆论也不是一边倒。就算自由党——也不是自由党的全部——和斯特德一样热情万分，保守党也不会买账的。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着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歌唱的那种“在我血液里流淌的战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后来成为著名和平运动人士的罗曼·罗兰在1898年欢乐地高呼：“给我战斗吧！”那个时代的物质主义，生活的安逸富足，取代肌肉的金钱和权力，使得许多人心生厌恶，甚至刻意寻找紧张感——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就向落基山进军了。人们需要更高贵的东西，从战场上的危险、肉搏、牺牲甚至死亡中，他们看到了高贵的光芒在闪烁。记者亨利·内文森在志愿军接受军官训练时，感受到一种尚武的热情，并对他的社会主义同伴们宣称，他“不愿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似乎觉得当时的热情部分是由于对战争的无知，部分是受吉卜林和亨利的影响。

在一定的限度内，亨利是保守党中的斯特德，尽管他没有斯特德粗犷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歌颂条顿优等民族的赞美诗中，没有哪首能胜过亨利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英格兰“披着盔甲的手”指引着欣欣向荣的命运，“强大的人种”无与伦比，她的船只为“凶狠而年迈的大海所欣喜”。英格兰是——

上帝选中的女儿

远古之剑的皇后。

这个词里散发着危险

你吹响的号角

英格兰啊！

天堂里响彻你的号角！

这是走向极端、变得发狂的爱国主义，它代表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情绪。美国人也带着同样的情绪倾听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咆哮：“我们是政府的民族……必须听从血统的召唤。”

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Beagle）海军舰艇，完成哥伦布之后意义最为重大的航行，是产生上述情绪的间接原因。一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发现被应用在了人类社会，便给下述理论提供了哲学依据：战争是自然界固有的，也是一种高贵的体验。通过战争这种冲突形式，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存活下来，因此推进文明的进步。德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科学家像鼹鼠一样孜孜不倦，像斗牛犬一样坚韧不拔，他们深入研究这个理论，将之提升到国家信仰的层次。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in）在他的德语著作《19世纪的基础》中提供了区分种族的理由。他说，雅利安人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比其他人优越，所以有权做地球的主人。特赖奇克解释说，战争净化并统一伟大的民族，是爱国主义的源泉。战争鼓舞伟大的民族，是力量的源泉。和平死气沉沉、颓废堕落，永久的和平不仅“遥不可及，也是不道德的”。用德国将军戈尔茨（von der Goltz）和伯恩哈迪（Bernhardi）的话说，战争的体验如此高贵，推而广之，便成为必要。更高贵、更强大、更优越的种族有权利也有责任扩张开来，统治劣等民族。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劣等意味着殖民。达尔文主义成了白人的负担。帝国主义获得了道德使命。

达尔文的间接影响被马汉上校神话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碰撞”“显然是进步的法则”，他在1897—1899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说道。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美国人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上述引文出现在《战争的道德观》上。在另一篇名为“20世纪展望”的文章中，他写道，“我们种族未来最不祥的征兆”莫过于“拒绝承认军队和战争”的趋势，否认“英勇理想”的源泉，这种想法近来甚嚣尘上，很得人心。马汉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如果文明国家放弃备战，借助仲裁来解决争端，这将是可能出现的最不幸的事。”他的中心思想是，权力、军队、战争是决定一国命运的重要因素，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仲裁，只能是空想。如果仲裁可以取代陆军和海军，那么“失去了战斗力量的”欧洲文明“也许就活不下来了”。但是，马汉也认为人们的道德意识会在20世纪有所提高。他相信人类的进步，不然也不会如此积极地宣扬权力。马汉正直的道德态度在他和妻子、两个成年女儿的照片上表现出来。四双眼睛直视前方，凝视着镜头。四个人的鼻梁坚挺，嘴角坚毅，女士们身着高领衬衫，喉咙处别着饰针，帽子戴在高高盘起的头发上，整个人看起来“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确信”，这样的人和里布尔斯代尔一样，快要绝迹了。

许多代言人都以各种不同的名目表达过斗争之必要。亨利·柏格森谈生命冲动（&eacuten vital），萧伯纳说生命力，尼采的一堆魔幻学说当时正在欧洲传播。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冲突的汇集在空气中蔓延。1895年的某个早上，住在巴黎的叶芝从末世景象中惊醒：

……陌生的长矛

猛地在我梦醒的眼前疾驰而过，

然后陌生的军队惨败，

跌落的骑士和哭喊声撞击我的耳膜。

同样是在1895年，A·E·豪斯曼（Housman）隐蔽的房间里也传来了遥远的鼓声：

在夏日悠闲的山头

溪流边困倦的我，

听到远处沉静的鼓手

鼓声像噪音在梦中。

忽远忽近，忽高忽低

走过大地上的路，

亲密的友人，终为粉末，

行军的士兵，都将赴死……

军号远远地呼唤，

高处，横笛尖啸着应答，

红色的队伍轻快地跟随：

女人生我，我将起来。

海牙，一个中立小国的首都，被选作了和平大会的地址。1899年5月18日敲定为大会开幕日。大会的前期准备搅起了几番旧怨新愁。当时，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和希腊、西班牙和美国刚打完仗；英国和德兰士瓦剑拔弩张，形势千钧一发，随时可能开战。作为东道主和布尔人的支持者，荷兰要求向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11]发出邀请——这差点儿没把大会扼杀在襁褓中。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参会；意大利威胁着要退出，因为它反对梵蒂冈参会，认为这是变相承认后者俗世政权的地位。德国从这里看到了“相当阴险的把戏”，认为意大利想脱离三国同盟，于是也威胁道，假如有任何大国退出大会，德国也跟着退出。等到上述问题都克服了之后，与会国家才开始安排代表。

对代表的选择反映出了大会议程的矛盾性：既是关于和平仲裁的，又是关于战争行为约束的。尽管沙皇的宣言中并未提及仲裁，穆拉维约夫却把这个议题放在了大会议程表里，此后，仲裁便在公众心目中成为此次会议的重要目标。波士顿和平远征组织在3月和4月间每周都要开会，要求美国专心致力于为“20世纪”建立“永久法庭”。当时国会正就西班牙和平协议投票问题陷入危机，人们呼吁麦金莱任命哈佛校长埃利奥特出任首席代表，以平息反帝国主义者的情绪。不过，埃利奥特不太可能是个易于操纵的代表，麦金莱决定优先考虑康奈尔大学的前任校长，现任美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是个努力工作、品德高尚的人，历史学教授出身，很有名望，只要是对的事情，他都相信。在海牙，他很快便和近来的敌人——西班牙代表德土安公爵（Duke of Tetuan）交好起来，两人都“对天主教建筑和管风琴音乐兴趣浓厚”。和怀特一道来的还有一位代表，显然是美国利益的看门狗，任何人都想象不出头脑冷静的他会对此次大会报以同情——这个人正是马汉上校。他的名字加深了德国对大会的猜疑。“我们最伟大、最危险的敌人。”德皇阴险地指出。

美国政府对代表们的指点，首先是反对这次会议的初衷。讨论军备限制“不可能有益”，因为美国的军备本来就不及欧洲水平，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交由他们首先提出。至于对新型武器研发的限制，“任何国际协定都不太可能奏效”。与会代表将对更人性化的战争法表示支持，他们也将提出一个具体的成立仲裁法庭的计划。他们也被要求提出私有财产免于海上捕获的建议。这个建议看似平淡无奇，一旦抛出则险象环生。

法国指派的首席代表是前任总理、仲裁的支持者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他在1895—1896年的任上一直不顾上议院反对，顽固地致力于建立分级所得税制度。这个税收法案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德雷福斯事件随时可能引发政府危机，布儒瓦恐怕会趁机卷土重来，登上总理宝座。海牙和会来得正是时候，可以把布儒瓦从现场转移。布儒瓦在政坛的同事称他“和蔼，优雅，口才好……留着漂亮的黑檀木色胡须，用圆润的嗓音表达平凡的想法”。这个人可能算不上是布儒瓦的朋友吧。

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使法国陷入了超级爱国主义的情绪当中，而俄国没有征求法国的意见就擅自发表倡议，使法国人很生气，他们决定不接受任何维持现状的提议，所以法国并不比其他的国家更欢迎这次大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宣布放弃战争就是宣布放弃你的国家”，这便是法国军官对沙皇宣言的评论。有人邀请甘必大的朋友、复仇运动（revanche）的布道者亚当夫人（Mme Adam）去听伯莎·冯·苏特纳的讲座，亚当夫人回答：“我？去听和平讲座？怎么可能。我是支持战争的。”尽管如此，法国仍然派去了忠实的和平使徒艾斯图内勒·德·康斯坦（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作为布儒瓦的副手，前往海牙。这位男爵在43岁前一直是职业外交官，但国际事务的形势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1895年的某一天，某个小小的矛盾就引来轻率的战争威胁，他十分震惊，终于递上辞呈，离开了外交界，带着和平的使命跻身政坛，进入国民议会。于是，这个面容俊朗、举止优雅的人将和平运动的热情和愿望带到了大会上。

作为发起者的俄国，派出了其驻伦敦大使德·斯塔尔（de Staal）男爵，担任大会主席。斯塔尔是个和蔼的老绅士，头戴礼帽，白须冉冉，被威尔士亲王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从未说过假话”，有此禀赋，对眼下的工作无疑是有益的，虽然不一定够用。俄国代表团真正的领导是费奥多·德·马顿斯（Feodor de Martens），彼得堡大学国际法名誉教授，他总是乐意提醒别人，他是欧洲国际法领域知名的法学家。维特说，马顿斯“知识渊博……但心胸一点儿也不宽大”。未来的参谋长基林斯基（Jilinsky）上校是俄国的陆军代表。

德国驻巴黎大使明斯特伯爵很不情愿地担任了德国的首席代表。正是他所在使馆的废纸篓里的某份文件引发了德雷福斯事件。“击打空气，白费力气。”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限制军队根本办不到（ausgeschlossen）——他用了这个德国人最喜欢的词。仲裁是重要的，但达成协议恐怕没什么希望。为了顾及俄国的脸面，大会不能以彻底失败告终，大会的运作必须披着“和平的大衣”。这位头发花白的绅士被安德鲁·怀特誉为老派德国贵族的“极好样本”。他曾被派到英国工作，娶了个英国太太，最令他愉快的是被人当成英国绅士。除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外，明斯特还有两位法律干事——柯尼斯堡大学的佐恩（Zorn）教授以及慕尼黑大学的冯·斯坦格（Stengel）男爵教授，后者的主要资质是他刚刚出版的名为“永久和平”的小册子，这是一本嘲弄和平大会、歌颂战争功勋的出版物。尽管斯坦格表达的观点和别国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之处，但他说话的方式粗鲁而高亢，是典型的德国风格。德皇立刻派他担任代表，不用说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时还在柏林的斯特德表示抗议，彪罗像挤牙膏似的做出解释。在德国的漫画报纸上，斯坦格成了一只被放入郁金香花坛的公牛。

尽管很多人看不起它，和平大会还是有着某种魔力，英国派遣的强大代表团就是对它的赞誉。首席代表朱利安·庞斯富特爵士乃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世界上 海牙和平会议的全部结果是：三项公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即仲裁法庭），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以及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三个宣言——禁止从气球上投掷投射弹的宣言，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宣言，以及禁止使用在人体内裂开的子弹的宣言；六个期待在今后完成的“愿望”；还有一项决议。最后的决议表达了大会的意见：限定军事支出和新武器对于“人类道德和物质上的益处很有必要”，各国应当对此做“进一步研究”。这首虔诚的挽歌就是俄国初衷唯一剩下的东西了，但是代表们似乎还不想立刻把海牙的理念埋葬掉。不论他们过来时是多么玩世不恭，也不论他们的成果是多么可怜，大多数的代表都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参与到了某项重要的事业当中，觉得他们打下的基础不该白白丢掉。他们把这种感受登记注册，成了一个“愿望”，在今后的某个时候重聚，开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宣称他已做好准备，随时可在海牙讨论军费限制问题。霍尔丹真诚地和美国外交官亨利·怀特交谈，告诉对方军备限制的重要性，并在1906年前往德国，试探可能的协议范畴。但是，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其他政府，都没有任何意愿，对各自军事装备的自由做出限制，这是交谈背后铁的事实。意大利国王是唯一一个提到军火商的人，他表示，裁军会导致军火商们“大爆发式的反对”，他可以肯定，德皇绝不会同意“剪掉克虏伯的翅膀”。德·马顿斯教授作为俄国的代表，访问各国首都，收集意见——就像已经去世的穆拉维约夫曾经做过的那样。美国驻柏林大使直截了当地总结了情况：“德·马顿斯不相信，其他人也不相信……下次海牙和会上就裁军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没有一丁点儿的可能。”

这些是外交官们私下的交流，在公众面前，可不能如此粗暴地处理和平问题，至少在英国和美国不行。这不是沉默的、被动的大多数人的问题，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大众舆论一旦成形便跟风变幻，更可能接近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然而，裁军问题如果被排除在海牙的议程之外，会引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和平运动人士——舆论的哗然。反战人士每年都召开代表大会——1901年在格拉斯哥，1902年在摩纳哥，1903年在鲁昂（Rouen）和勒阿弗尔，1904年在波士顿，1905年在卢塞恩（Lucerne），1906年在米兰——通过一份份决议，要求政府认真努力，结束军备竞赛。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和她和平协会的同事们每年都在美国莫洪克湖开会，情绪仍然十分激动。1907年，简·亚当斯出版了《和平更新的理想》一书，引发了罗斯福的不满，因为和平合唱队里又多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声音。

卡内基紧紧抓住C.-B.关于和平联盟或者国际联盟的想法（名字还没有定下），决定应该由德皇建立这个组织，因为“我认为他应该为地球上的战争负责”。德皇喜欢百万富翁，曾多次邀请卡内基赴宴，现在他终于起程，准备说服德皇承担责任。出发之前，他写信解释，德皇将以“和平缔造者”的称号名垂青史，并附信给美国大使，“只要他和我们的总统在和平事业上共同努力，就能组成一个团队”。1907年6月，抵达基尔港的卡内基两次和德皇共进晚餐，其结果和斯特德与沙皇、冯·苏特纳男爵夫人与罗斯福的会面出奇相似。卡内基觉得这位帝王是个“出色的人，那么聪明，幽默，面带甜美的微笑。我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会表明自己是支持和平的……非常迷人——非常；没办法不喜欢他”。远离甜美的微笑后，卡内基想起了他的任务，又写信敦促德皇在海牙表明姿态，让世界认识到他其实是“和平的门徒”。

这样的言语和姿态是和平人士的习惯性弱点，其对公众的影响——假如这种影响存在的话——只能是欺骗性的。与此同时，政治家告诉公众的东西，听起来都很崇高、有益，残酷的现实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唯有一个人试图指导公众诚恳地看待战争。这个人就是马汉。如今已是将军的他，仍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自由控制战斗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私人财产免于捕获的危险，他预计这个问题会在新一届海牙和会上再次提出。在他看来，军事力量需要保护，以防止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对它构成损害。结束国外旅行后，马汉焦急地写信给罗斯福：“大多数国家的公众有着已然成形的观念”，那就是战争的问题“存在着判断错误和‘贸然行事’的危险”。

正是因为这个已然成形的观念，英国和美国不得不支持将裁军问题摆上台面。格雷和罗斯福都不相信这样的讨论会导致任何实际的结果，在和外国大使的谈话中，他们都解释说，坚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公众舆论着想”。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下定决心不予讨论，否则可能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经过了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平会议的日程终于昭告天下，裁军问题不在其中。各国的接收函上包含了许多保留意见，恐怕一见面，这个会议就要散掉。大英帝国、美国和西班牙保留了提出裁军问题、展开讨论的权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保留了在裁军问题提出时，弃权或退出会议的权利；其他国家保留了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种权利。

虽然面临这么多压力，各国还是在1907年6月15日齐聚海牙。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20世纪的三大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迅速发展的经济，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以及沉静的“鼓声，好像睡梦中的噪声”。有的人听不见，也有许多人听见了，听见的人也不一定因此担心。为“决战的那一天”干杯是德国海军军官的习惯。一位英国游客在拜罗伊特附近的一处温泉与一群德国学生及年轻的海军军官相遇，他们“以最友好、最亲切的方式，和我讨论起我们两国即将迎来的战争”。他们认为，风水轮流转，每个帝国都有出头的日子。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已经衰落，英国也不远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当然是德国，这个强大、明智、高贵、天才的国家，其发展在19世纪尤为突出，现在已“泰然自若，做好了英勇战斗的准备”。不过，德国不是唯一一个泰然自若的国家。咄咄逼人的新强权——日本和美国使欧洲确信，这些国家冲突在即。《加利福尼亚州移民排除法案》在日本国内引起民愤后，这两个国家都对自身很有信心。“战争是大势所趋，”国务卿鲁特写道，“不是现在，而是几年之后。”

战争的前景在统治阶层的许多人看来，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事实。兰斯顿爵士在上议院反对《养老金法案》时说，这个法案的花销和打一场仗差不多，而去南非打仗是一项更好的投资。“战争的后果固然可怕，但至少能提升这个国家的道德品质”，而目前讨论的措施则会削弱它。如果说战争的前景令工人阶级的发言人胆战心惊，暴力本身却不会。乔治·索列尔在1908年出版的《反思暴力》一书中宣称，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暴力“卓越而英勇”，将把世界从荒蛮中拯救出来。

和平运动人士照旧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海牙，伯莎·冯·苏特纳和斯特德也在其中。斯特德再次自封为独立书记员，记载会议进程、各色人物、激烈争辩和私下交易——这次是以名为“和会邮报”（Courrier de Conférence）的日报发行，每天四版。安德鲁·卡内基取代了死去的布洛赫的位置，为新的和平宫（Peace Pce）打下地基，他为此捐赠了125万美元。经商定，每个与会国家都要为这栋楼贡献出最好的东西，以表达“普遍的善意和希望”。社会主义者照旧来了，这一回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来了，利用和平大会的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开他们的代表大会，希望为他们的事业引来世界的关注。荷兰牧师兼和平主义者多米拉·尼文会斯（Dom Nieuwenhuis）设法将无政府主义和宗教结合，并保持真诚的态度。他毫无偏见地谴责卡内基和各国代表——他们做着带来死亡的交易，一边建造和平的神殿，一边坦然接收武器订单，“连日本来的也不例外”。他的职责也许不合时宜，但却是准确的。“让所有的工人，无论国籍，都起来罢工，抗议战争吧！战争就不会再有了！”尼文会斯呼喊道。

大会的工作照旧按照委员会来组织——仲裁委员会、陆战法规委员会、海战法规委员会——还增加了 [21] 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

[22] 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

[23] 海伊于1905年6月去世。——原注

[24] 此处探讨的问题是限制军备（limitation of amaments），而非裁军（disarmament），但因为裁军这个说法较为简练，在当时普遍使用，故本书也遵循这个用法。——原注

[25] 指的是法国总统在欧特伊遭反德雷福斯派的袭击一事，详见本书 [26] 斯坦福·怀特（Stanford White）：美国著名建筑师，华盛顿广场拱门（纽约）的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