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要战斗！” 法国：1894—1899_骄傲之塔

“法国的魅力是永恒的。”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人——德文郡公爵的秘书，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Sir Almeric Fitzroy）。他觉得每个西方文明的产儿都要感激法国——这个国家“在痛苦中有毁灭旧世界的冲动，赋予今天生命与热情”。在1897年夏天到1899年夏天这两年间，那种瓦解一切的能量回归了。道德的热情撕裂了旧时的伤疤，社会被打散，思想、能量、荣誉被吞噬。法国纵身跳入历史上最大的骚乱之一。

在这“没完没了的两年”当中，人们为了一个蒙冤的囚犯诉请再审而努力着，“命悬一线”，未来的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说，他当时才20多岁。那个“喧嚣的年代”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内战……所有东西都集中于一个问题。最亲密的感情和个人关系也被打断，世界被倒了个儿，一切要重新分类……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人类危机，和法国大革命一样猛烈，虽然时间没那么长”。

“天堂也会因此事分裂，”在这个事件中与布鲁姆观点相反的沃古尔（Vogüé）子爵写道，“受那场可怕的冲突刺激，法国最美好的灵魂互相攻击，但他们高贵的情感超越了卑鄙的动机和兽欲。”

冲突的参与者在摧残他们的风暴中感受到崇高。他们剧烈的情感驱散了颓废，他们再次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无穷无尽的能量”。包围他们的除了勇气和牺牲，也有仇恨、邪恶和恐惧。他们的斗争是一首史诗，其结局将决定共和国的命运。论辩双方都为了一个理念而决斗，即他们对法国的信念：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国，一方是1789年的法国；一方想抓住最后一次机会逮捕社会进步人士，重振古老的价值体系，另一方想捍卫共和国的尊严，保护其不受反动力量的控制。支持再审的修正派（Revisionists）视法国为自由的源泉、光明的国家、理性的老师、法律的编纂者，所以，法国走向邪路、默许误判使他们难以忍受。他们是为正义而战。另一派的人则以祖国（Patrie）之名而战，为了维护军队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护者，教堂作为国家灵魂的导师和领路人。他们以民族主义者的名号集结，在这个队伍中，真诚的民众与卑鄙下流、蛊惑民心的政客为伍，不惜采取鲁莽残忍的举措，整个世界惊奇而轻蔑地注视着法国的苦难。双方被凶猛的对抗和最后的承诺锁住，无法脱身，而他们的斗争造成国家分裂，给国境线上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而后者每天都在虎视眈眈地等待着。

“我们是英雄。”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宣告。他从圣女贞德那里承袭神秘主义术语，变换、提升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他在1910年写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用英雄主义的需求来解释。这种需求过一段时间就会占据这个民族，这个人种——占据我们整整一代人。其他伟大的考验也一样：战争……伟大的战争或者伟大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民族需要爆发，正因为已经有了足够的和平。这总是意味着伟大的群体感受到一种暴力的需求，为了一种伟大运动的神秘需求……对荣誉、战争、历史的突然需求，这引发了一场爆炸，一次喷发……”如果说佩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价值观和力量无比强大，那是因为当时正是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番经历。德雷福斯事件带给人们刻骨铭心的传奇感。

一位犹太裔军官被以向德国出售军事秘密为由判叛国罪，成为双方开战（casus belli）的理由；战斗的一方想阻止再审，而另一方要争取再审。当时的政府十分软弱，把宝全押在了会摧毁它的力量上——支持原判。法国政府没有英国的那么稳定、受人尊敬、结实可靠；它缺乏安全感，没有多少公信力，备受轻视，处于防御状态。1789年后，共和国经历了两次王政复辟。1871年后以 这种尊敬可了不得。在人民眼中，军队是超越政治的；它就是国家，就是法国，就是法国的伟大。歌德说“这一天将开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时，观看的是革命的军队，帝国的军队，1792年瓦尔密的军队。被欧内斯特·拉维斯[1]骄傲地称为“史上最完美的战争工具”的是马伦戈、奥斯特里茨、瓦格拉姆[2]的军队（Grande Armée）。铠甲和军刀、克皮军帽和红裤子（pantalons rouges）的军队，塞瓦斯托波尔和马拉科夫的军队，紫红和洋红的军队，在普鲁士崛起之前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的军事大国的军队，是悲剧的军队，也是光荣的军队，在色当奋战到最后一枪一弹的军队，骑兵勇猛冲锋，引得德国皇帝惊叫：“哦，勇敢的人啊！”[3]25年过去了，德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军队不仅是国家的捍卫者，也是复仇的执行者，是他日重塑国家辉煌的途径。上校和团长行军通过时，人们纷纷脱帽致敬。用阿纳托尔·法朗士所讽刺的一个角色的话说（这并非失实的歪曲）——军队“是我们辉煌的过去遗留下来唯一的东西。现在它安慰着我们，给我们未来的希望”。军队确实是“勇敢的人”（les braves gens）。

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军队成了它的朋友们的囚徒——神职人员、保皇派、反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及所有反对共和政体的组织，这些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视军队的荣誉为他们战斗的号角。因为一开始就认定了德雷福斯有罪，军官为了定罪还做伪证和密谋，军队的荣誉便成了坚持原判的同义词。必须捍卫这座城堡，抵抗修正派。

这些人认为，再审会破坏军队的名声，而名誉尽丧的军队无法和德国打仗，这就是抵制修正的原因。“修正意味着战争。”保皇派报纸《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宣称。一个杂乱无章的军队去打仗，当然会“惨败”——这个词 Débacle）是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才用起来的。如果战士们鄙视他们的军官，怎么可能接受他们的领导，投入战斗呢？保皇派人士德·豪斯松威尔伯爵（Comte d’Haussonville）问道。虽然他认为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很可怕”，反犹主义宣传“令人反感”，但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反对军队的宣传更糟，因为这么做破坏了对军官团的信心。正是因为担心军队会变得软弱动摇，才使得国会和民众反对修正。军队是和平的保证。“法国热爱和平，喜欢光荣”，有人这么说，连这种情绪也受到修正的伤害。怀疑总参谋部的绝对可靠就是亵渎光荣的军队 gloire militaire），任何一个这么想的人不是亲德派就是叛徒。

人们被复杂的公文、摹本、审讯、密件弄得不知所措，刻意仿造文件以陷害无辜，这种事怎么能和军队联系在一起呢？军队意味着游行、制服、军靴、肩章、枪炮和旗帜。骄傲地骑在马背上，手持利剑，和着音乐和军鼓的节拍的军官怎么可能弯着腰，在窒闷的办公室里仔细仿造笔记、用剪刀和胶水剪切粘贴信件呢？这一点儿都不勇敢，和军事无关，所以一定是污蔑中伤。法国人是爱国的，拥护共和政体的；他们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热爱军队，憎恨并害怕“其他”的东西，即无政府主义者（sans-patrie）、煽动演说家、纵火烧教堂的人，还有支持德雷福斯的人——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人宣誓要消灭军队。人们喊着“军队万岁！（Vive l’Armée！）”“共和国万岁！（Vive République！）”“打倒德雷福斯派！”“打倒犹太人！”“叛徒去死！”“梅西耶万岁！（Vive Mercier！）”以及其他一些驱逐邪恶，恢复信心的咒语。

在这个事件中，奥古斯特·梅西耶将军成了军队的化身。他就是1894年担任战争部长，一开始下令逮捕德雷福斯的人，正是这一做法引起了一连串后果，使他成为军队支持者们的偶像，他们奋斗目标的象征。在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聚会中，梅西耶将军一进屋，女士们就站起身来迎接。他61岁，身材高大瘦削，挺拔而整洁，面部线条很硬，鼻子自然弯曲，小胡子上翘，和德国皇帝的式样相同，他的眼神不带感情，时常半闭着，只有在冷酷地扫视别人时才完全睁开。他是个老兵，在墨西哥和普法战争时的麦茨都打过仗；1893年接受战争部任命时，全体员工都欢迎他，因为他是个真正的战士，而非政客。当无政府主义者瓦扬在议会投炸弹时，梅西耶端坐在烟尘和喧闹中，纹丝不动，直到后座的一个碎片弹到他身边，他捡了起来，交给了身后的议员，面无表情地说：“你可以拿去了。”他的个性坚定果断，深思熟虑，举止温文尔雅</a>，审慎拘谨，他一直彬彬有礼，从未屈从于热情。斗争持续升级时，其他人都用“肮脏的野兽”（sale bête）或“混蛋”（ce sud）来称呼他们鄙视的对手，但梅西耶坚持称呼对方“先生”。

1894年，梅西耶意识到总参谋部出了间谍，针对德雷福斯的罪证又有法律上的缺陷，于是下令先逮捕德雷福斯，希望他能供认罪行。但德雷福斯并没有认罪，调查此事的军官在拼命寻找巩固指控的新证据，此时逮捕的消息泄露给了反犹主义报纸《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该报断言德雷福斯不会被审判，因为梅西耶被犹太人收买了。在《自由言论》和其他报纸的刺激下，梅西耶叫来了《费加罗报》的军事版编辑，告诉他自己由衷相信的东西：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德雷福斯叛国的铁证”，而且德雷福斯的“罪行绝对成立”。因此，梅西耶在审判前就把军队和德雷福斯有罪连在了一起，打上了谁都解不开的死结。人们立即意识到了这一情形。“今天，不支持梅西耶就要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议会副手休将军（General Riu）对记者说。“如果德雷福斯被判无罪，梅西耶就得下台，”保皇派编辑卡萨兰克（Cassagnac）在《权威》上写道，并补充，既然梅西耶也是政府成员，“如果德雷福斯无罪，政府就有罪。”此后，每次重复这个选择都令情形越来越严重。

在审判中，也是梅西耶将军授权呈交密件，并扣押不给被告看的——就是这一行为使得审判不合法。梅西耶完全清楚他的所作所为意义重大，在接下来的两年都没有改变立场。伪造和误判的证据越来越多，梅西耶的态度却越来越傲慢，始终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一旦证实德雷福斯的判决是基于伪造的证据，重审案件就会揭露战争部、总参谋部以及梅西耶本人的欺骗行为。简言之，引用梅西耶同事的话说，如果在重审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无罪，梅西耶将军就成了叛徒”。每一次重新调查和取证，从埃斯特哈齐的审判，到左拉的审判，上诉法院的调查，再到在雷恩的最后审判，梅西耶都击败了修正派，守住了错误判决的堡垒。他举止僵硬，高傲自大，面部表情冷得像冰，即便他所陈述</a>的整个构架都摇摇欲坠，他也没有失去控制。一位旁观者联想到了但丁《地狱》里的一个角色，轻蔑地扫视四周“好像地狱都令他鄙视”。

所有的力量都在他那一边，除了真实。每次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找到新的证据，确信这次肯定会重审的时候，都被宣布无效、被查禁、不予考虑，或者军队再制造新的伪证与之抗衡。支持军队的还有政府、教会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五分之四的报纸杂志，它们惊声尖叫，雷鸣阵阵。正是新闻业制造了这起事件，并断绝了休战的可能。

巴黎的报纸形式多样，有刻毒的，有噪乱的，有文艺的，有独创的，有私人性质的，还有不知廉耻、恶意中伤的。巴黎的日报是公共生活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报从25版到35版不等，代表了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有自称是共和主义的、保守的、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正统主义的、无党派的、绝对独立的、保守——天主教的、保守——君主主义的、共和主义——自由派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无党派的、共和主义——进步主义的，还有共和主义——激进——社会主义的。有的是早报，有的是晚报，有的副刊还配图。每份报都有4版到6版纸是关于政治外交、上流社会、赛马、时尚、戏剧、歌剧、音乐会、画展、沙龙和学术界的。最受尊敬的作家，包括法朗士、勒梅特、巴雷斯、普雷沃，都给报刊写专栏和评论，头版下方就是他们连载的小说。对于重要的话题，编辑们会发表充满抨击的署名文章。报纸是巴黎每天的红酒、肉和面包。上千人从事新闻业，其中也有出人头地的角色。从法兰西学院院士到吃不饱饭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通过给报刊撰稿赚钱。有名的政客退休后也会转投新闻业，作为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收入的来源。

只要有精力，有财力，有一套想宣传的观点，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创立报纸。写作的才能谈不上是特殊要求，因为每个在巴黎的政治文学界混的人都会写——而且下笔倚马可待，又多又快。观点、争辩的专栏像水一样喷涌而出。威严高傲、责任重大的《时代日报》是报业的领头羊。它超大的版面被每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阅读。它的评论决定一出戏的命运，它的外事社论由安德烈·塔尔 左拉对民族主义报刊的敲诈感受最深，他说这是法国染上的“可耻的恶疾，没人有勇气去治愈”。制造麻烦的是私下里受到支持的特殊利益集团或个别编辑，他们要么有狂热的信条，要么就是毫无原则的人。比如《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编辑欧内斯特·朱代（Ernest Judet），他在巴拿马事件中领导了诽谤克列孟梭的宣传活动，当克列孟梭1906年当选总理后，在他位于纽利的别墅周围设路障，好像是为了保护它不受攻击一样。朱代一直担心共济会成员的袭击，故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和一根用铅加固过的手杖，重达5.5千克。还有保罗·德·卡萨兰克那样的老一辈保皇派，在新闻界里掀起侮辱谩骂的潮流，出于习惯地攻击所有事、所有人，都顾不上是否前后一致。还有一个叫阿瑟·梅耶（Arthur Meyer）的犹太人，改信了基督教，是个裁缝的儿子，拉比的孙子</a>。梅耶热情地支持布朗热，还是个保皇派，他编辑的《高卢人》专门报道上流社会的新闻。盖尔芒特（Guermantes）地区的王公贵族很喜欢读这份报纸。如此全心全意地采纳那个世界的观点和偏见是需要勇气的，或者说脸皮要厚，因为梅耶不是夏尔·斯万[4]夏那种可以自由融入周围环境的人。实际上，他的相貌与反犹主义讽刺漫画很相似。不过，他还是在巴黎富人区结了婚，对象是蒂雷纳伯爵（Comte de Turenne）的一个没有继承亡夫财产的女儿。梅耶也被接纳进了乌采兹公爵夫人的小圈子，成了后来觊觎王位的巴黎伯爵的朋友和顾问，两人推心置腹。此人的晨礼服和领结的式样竟也成了男装时尚的标杆。

《强势报》的亨利——罗什福尔伯爵（Comte de Rochefort）则属于那种胡闹的本领不受原则约束的记者：他的想法越变幻莫测，笔杆子就越辛辣、夺目。朋友说他是个“反对”宪法的“保守分子，却不自知”。罗什福尔是热情的讽世者，“有贵族气派”，白胡子尖尖，笑声爽朗，身上汇聚了 站在德雷福斯一边的也有机会主义者。以前拥护君主制，现在声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尔班·高希尔（Urbain Gohier）在《黎明》上猛烈攻击军队，称军官们是“崩溃的统帅”“德皇的马屁精”，只知道“打仗，然后投降”，除了自己人谁都赢不了；他们是“索多玛的骑兵”、姘妇的侍从。“法国有一半人在猛烈攻击另一半人。”法国出生的拉齐维乌（Radziwill，née de Castene）王妃焦虑地在柏林写道。她的丈夫是安东·卡斯泰拉亲王，一个国际家庭的普鲁士成员，有波兰血统。此人“喜欢说英语，而他的俄国哥哥则喜欢说法语”。王妃一生献给法德两国的友好事业。“没人知道结局如何，”她在信中继续，“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道德上太危险了。”

危险并不限于道德上的。德国正密切关注着这个吸引了全法国注意力的内部矛盾。德国之所以一再强调与德雷福斯无关，与其说是出于正义感，不如说是为了加剧法国的斗争。德皇因为在此事上没有过错而高兴，愿意告诉来访者以及在皇室的亲戚，法国抓错了人。他的话通过欧洲的国际皇室网络传播。1897年8月在圣彼得堡，德雷福斯事件当时还没有成为法国的中心问题，但是领导俄国的大臣维特公爵（Count Witte）和一位来访的法国代表团成员说：“依我看，只有一件事会成为贵国的重大问题。那就是3年前一个无辜的上尉被抓起来的事。”

这个看法被圣彼得堡的人们随便地视作理所当然，但同年12月在法国议会上却被一位诚恳可敬、品德高尚的人拒绝了。对于阿尔伯特·德·芒伯爵而言，德雷福斯的无辜被注入了其他的含义；就像圣餐中的面包和红酒一样，彻底地转变了性质。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就是相信上帝。

多年来教会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使上述想法混合。用茹费理（Jules Ferry）的话说，共和国的目标是“在没有上帝和国王的情况下组织人民”，所以自从大革命开始，教会就与之抵触，并处于守势。共和国想取代宗教集团，掌管教育，遭到后者的愤怒抵制。教会在复辟天主教君主制上看到了存活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教会要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它本身就是军队的同盟，共和国也是这么宣传的——“枪杆和香炉”总是连在一起。共和派在耶稣会士中看到了好斗、挑衅的教权派参谋官，德雷福斯事件的阴谋正是这些人推动的。耶稣会的领袖是杜拉克神父（Father du Lac），布瓦岱弗勒将军和德·芒伯爵共同都向此人告解，他被视作这两位军官的喉舌。

教皇利奥十三世是个在外界看来比较现实的宗教领袖，他其实是愿意保留共和国的。布朗热政变失败后，他就不再相信王政复辟的可能了。此外，在抵抗意大利政府上，他需要法国的支持。他在1892年的教谕上敦促法国天主教徒与共和国和解，支持它、渗透它，直到俘获它。这个被称为“团结”（Ralliement）的政策获得天主教中进步主义者的支持、其他人的抵制，而左翼则不相信这回事。激进派领袖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在集会上问道：“你说你接受共和国，那你接受大革命吗？”德·芒就从来没接受过。

德雷福斯事件风起云涌之时，德·芒伯爵也达到了在法国事业的最高峰——入选法兰西院士。为此他选择了“反革命”作为演讲的主题。他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本世纪所有邪恶的起源”，是“人类对上帝的反叛”；他相信，古老的理想和信念即将“在我们的时代重现，引发的变化会无法抗拒地”唤醒“13世纪的社会概念”。他的政治生涯的目标是拯救折磨工人阶级的社会不公，并让被大革命疏远的群众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

在他还是个圣西尔的年轻骑兵军官时，德·芒参加了守备部队在圣文森保罗（St-Vincent de Paul）的慈善工作，开始接触穷人的生活和问题。巴黎公社时期，他是加里菲将军（General Galliffet）的助手，正是这位将军下令向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开火的。一天，德·芒看见一个快要死的人被放在担架上抬过来。卫兵说</a>，他是个“造反派”，谁知那个人突然起身，用他最后一丝力气呼喊：“不，你才是造反派！”然后死了。德·芒意识到，这一声呼喊的对象是他自己，他的制服，他的国家，他的教堂。他明白了内战爆发的原因，并决定弥合这个缺口。他将巴黎公社的出现归罪于“资产阶级的漠不关心和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极度憎恨”。他告诉圣文森保罗的一位教友，该负责的是“你们，富裕的、伟大的、生活幸福的人，你们从那些人身边走过却看不到他们”。为了看见他们，发现他们，德·芒工作在穷人当中。“认识到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还不够，”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责任，承认社会在对待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是失败的。”他决意投身政治，但他参加议会竞选等活动在军队里引发了不满。不得不做出选择之时，他砸碎了刀剑，辞去了军中职务。

然而，进入议会后，他仍然保留对军队的热爱，并以此为主题撰写令人感动的演说词。信徒般的崇拜、热烈的拥护，这样的演说方式使他成为一名神秘的骑兵（le cuirassier mystique）。他是所在方阵最好的演说家，是“右翼的饶勒斯”。朗诵的功夫，他已精心研究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举止得体，文质彬彬，一旦起身发言，权威感就无可匹敌。他的话语精雕细琢，充满信仰的力量，嗓音如同小提琴，或圆润明亮，或低沉震颤，抑扬顿挫，和谐婉转，慷慨激昂。他与克列孟梭和饶勒斯的演说决斗称得上是戏剧性的盛宴，很有风格，观众们就像去看明星萨拉·贝纳尔[10]的《小鹰》（l’Aiglon）一样劲头十足。

尽管顽固的保守派谴责他是社会主义者，鼓励颠覆思想，妨碍现有秩序，他对于自身的阶级还是绝对忠诚的。他曾经支持布朗热，且直到1892年还是很有声望的保皇派，以至于请尚波尔公爵[11]担当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当利奥十三世号召“团结”之时，大多数法国保皇派都震惊了，他们反抗这一要求，而德·芒却宣布从保皇派政治中退出——虽然没说拒绝提供感情支持——当起了团结运动的领袖。尽管社会公正是他的目的，他却拒绝社会主义，理由是“社会主义否定上帝的权威，而我们支持……社会主义断言人类的独立，而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是合乎常理的革命，而我们反对革命。我们之间无任何相同之处，我们之间亦无自由主义的余地”。

他的说法限定了分歧，他所在的立场也难以避免。这么一来，他便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与土匪强盗为伍，用德拉蒙特建立的术语战斗。 在他写的bleu）、枪骑兵信件——并断言“真相正在行进，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的脚步”。一个月之后，军队下令对埃斯特哈齐进行军事审判，德雷福斯的支持者欢欣雀跃，以为这是换个法子屈从于修正派。然而，这其实是军队处理埃斯特哈齐问题的策略，因为这场审讯的结果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埃斯特哈齐被判无罪，并成了暴民眼中“与犹太人战斗的殉道者”。这一判决“像大棒向我们砸来”，布鲁姆写道。这等于是又一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真相的行军看来要停下来了。

唯一能让真相大白的办法是引发一起民事审判。这也是左拉写公开信给法国总统的目的所在。在埃斯特哈齐逃脱罪责的那一天，左拉就已下决心把自己送上法庭。这个想法他只告诉过妻子一人，而且一旦决定就毫不犹豫。他把自己关在书房，连续工作了24小时，掌握了这个如今已成为历史难题的盘根错节，写成了4000字的控诉书。1月12日晚，他把文章交给《黎明》， 莫里斯·巴雷斯是一个将文学和政治生涯结合的小说家，也是朋友眼中期待的修正论者。莱昂·布鲁姆请他签名，把握十足，但是巴雷斯却说他要仔细想想。他想好的答案是拒绝。虽然左拉是他的朋友，他也尊敬左拉，但是他对事件仍有疑问。当他不确定的时候，决定遵循“爱国主义的本能”。几个月之内，他就在鲜血和泥土中找到了神秘的答案；他把左拉说成是“改变了本性的威尼斯人”，也用同样的语言描述犹太人：他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对于我们，国家是祖先的土地，死者的家园。对于他们，国家是最能赚钱的地方”。巴雷斯成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在右派的爱国主义话语中先发制人。

加入此阵营的一个新兵短小精悍，很有邪恶的战斗力。那就是四个版面的漫画周报《嘘！》，作者是福兰（Forain）和卡朗·达什（Caran d’Ache），作品都是在韦伯咖啡馆讨论完成的。卡朗·达什的连环画简洁而有创意。福兰是一个对巴黎社会很有洞见的杰出艺术家，擅长黑白画，不过他的油画有种德加式的死寂感。“他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作画。”在某一期的封面画上，一名普鲁士军官站在一个代表辛迪加的黑暗而阴险的身影后面，给辛迪加带上了左拉的面具。这一张画就包含了民族主义者眼中德雷福斯事件的全部元素。雷纳克是《嘘！》最喜欢攻击的目标，经常被描绘成一只头顶大礼帽、脸形像犹太人的黑猩猩，不停地奔向柏林，向戴着尖头盔的普鲁士人汇报情况。修雷尔-凯斯纳等修正论者以鹰钩鼻子的犹太人形象出现，身穿银行家的皮大衣，为德国的基金会支付巨款，把法国军帽当球踢，或者在拉瓦尚尔的坟墓里采草，做成“花束献给左拉”。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强壮的士兵形象，站得笔直，英勇非凡，面对恶人毫不畏缩——这就是军队。知识分子则瘦高而笨拙，脑袋大得出奇，眉毛中间镶嵌着大卫王之星[19]，举着一个比身体还大的笔在登记他“对所有法国东西的厌恶情绪”。该报唯一的插曲是偶尔将“山姆大叔”画成“新高康大[20]”，大啖由西班牙、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做成的美味佳肴。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莱昂·布鲁姆在一家新的牙科诊所看见一位举止风度很像骑兵军官的年轻人，正和躺在身下的病人说：“这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不敢碰比加！”中世纪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在一篇关于菲利普三世的文章结尾激动地呼吁正义，他自己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立场就显而易见了。波尔多大学文学部的元老保罗·斯塔普夫（Paul Stapfer）因为在一次葬礼讲话上影射死去的同事的修正派观点而被停职。荣誉勋位团（Légion d’Honneur）因为“暂停”左拉的资格也引发了轩然大波，成功地激怒了要求驱逐左拉的军队成员，以及追随左拉的人士。法朗士等人从外套上除掉了红丝带。在咖啡馆，民族主义者与修正论者在不同的桌子、门廊的对面落座。甚至整个村庄都定下了立场。一个居住在距巴黎14英里（约22千米）的萨莫瓦（Samois）的居民说，这里的每个村民都支持德雷福斯，而与之相距三四英里（约4到6千米）的弗兰克维尔（Francoville）则毫无例外都反对德雷福斯。

1898年2月，在议员们常来聚会倾谈的比西奥餐厅（D ner Bixio），德雷福斯事件使得每个人“苦恼愁闷”；3月，加里菲将军说因为这一事件，他不愿出去吃饭或拜访他人；5月，对话一时转向“是美国自己炸了‘缅因’号吗”，除此之外仍然是讨论德雷福斯事件；到了11月，所有人都很郁闷，“这是我吃过的情绪最低落的晚餐”，某议员在日记中写道。

罗曼·罗兰的巨作《狼》（Les Loups）的首演成了战场。剧本是他在六天之内写好的，为了向世界传达法国正被“缠绕人心的最值得敬畏的问题”撕裂，“这个困境可以和高乃依的悲剧相比，那就是：牺牲国家还是牺牲正义”。当天比加上校就坐在剧场包厢，帕蒂上校也在观看演出，使得现场群情激动。比加Petite République）上，令它的读者瞠目结舌。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的 最高法院宣布世纪之案的裁定结论时，整个法国都屏住了呼吸。46位身穿红衣、戴白鼬毛皮的法官宣布改判。一艘巡洋舰被派到魔鬼岛，接德雷福斯回来复审。左拉也从英国赶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在《黎明》上发表，杂志为其冠以“正义！”的标题，这个标题的字体如今大家都熟悉了。左拉看见，所有政党和派别的分歧现在已经消失，一个巨大的分界线把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代表反动与过去的力量，与之抗衡的是代表正义与未来的力量。这正是完成1789年革命任务的逻辑顺序。德雷福斯派无法遏制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他们为法庭的宣判喝彩，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新世纪诞生的社会正义。压在法国人身上的耻辱的重担似乎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豪感。一位《时代日报》派去海牙和平会议的通讯员写道：“除了法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法国过去三年那样，加速世界的心跳？”修正判决不仅意味着正义的胜利，也意味着“人类自由”的凯旋。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感受到这种普遍性的。当时在欧洲旅行的威廉·詹姆斯看到德雷福斯事件大白天下的曙光后写道：“这件事可能会成为那种开启新起点和高水位线的道德呼喊，把传统、集会的呼喊以及新面孔抛在脑后。”

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发作了。卡朗·达什画了一幅漫画，德雷福斯得意地笑着，雷纳克拿着鞭子，命令道：“玛丽安娜，过来。”展开的另一页上画着从马桶中钻出来的左拉，手里拿着一个德雷福斯玩偶。说明文字是：真相从井里出现。

次日，对法庭判决的愤怒就发泄在了卢拜总统的头上。那是个星期天，他要去欧特伊观看大障碍赛（le Grand Steeple）——这个社交季里最时尚的节目。总统的马车行驶到正面看台的时候，一群衣着光鲜的绅士们在纽扣眼里插着象征皇室的白色康乃馨以及象征反犹的蓝色矢车菊，他们挥舞着手杖，有节奏地高声喊道：“下台！巴拿马！下台！巴拿马！”卢拜在号叫和威胁声中就座。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金色胡须、戴着白色康乃馨、打着白领结的人（后来被证实是费尔南·德·克里斯蒂尼男爵）一下从人群中穿出来，冲向楼梯，一步两个台阶，把他沉甸甸的手杖打在了总统的头上。女士们尖声惊叫。接着，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然后，攻击者的朋友们喧闹起来，把他从卫兵的手里救下来。有人被逮捕了，还有人围在一起和警察喊叫争吵，一边叫嚷一边挥动他们的手杖。这真是个“嘈杂的地狱”（un charivari infernal）。巴黎地方长官祖林登（Zurlinden）将军打电话要求派遣三个骑兵小分队支援。卢拜气得发抖，但还是向身旁就坐的意大利大使夫人、托尼埃里（Tornielli）公爵夫人道歉。“能坐在您身边我很荣幸。”夫人回答。

除了卢拜以外，共和国是这次攻击的另一个受害者。公众大吃一惊，异常愤慨。法国各个委员会和市政厅的电报源源不断，表达了人们深切的忠诚感，这是从几年来的经历中无法预料的。卢拜宣布，作为受邀的客人，他准备观看下周日在隆尚赛马场的比赛。有了这个预先的警告，同盟人士以及两大阵营的报纸都号召群众示威，并集结各自的军营。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备措施。30个骑兵中队，一个旅的步兵身穿作战服，排队站在从爱丽舍宫到隆尚赛马场的路上。就连马场的跑道上，每隔10米都有带步枪的禁卫军重骑兵把守，每个投注窗口也有他们的守卫。骑在马背上的警察守卫在草坪上。跑道上聚集了超过10万人，不少人的纽扣眼上插着代表左翼的红玫瑰。右翼的威胁再次引来了工人们，他们可能不是来捍卫资产阶级国家的，而是来藐视统治阶级的代表的。在场的6000多个卫兵阻止了重大暴乱的产生，但是，这一天之内，示威的人群冲突无数，私下的骚乱和混战频发，呼喊与反驳回响，百余人被捕，记者、警察和示威者都有受伤的。晚上，人群重回巴黎，骚乱席卷咖啡厅；“共和国万岁！”遭遇“军队万岁！”，酒瓶、杯子、玻璃饮料瓶、托盘摔得到处都是，桌椅板凳也成了武器，警察冲锋陷阵；愤怒、流血、全国性的仇恨持续升级。甚至位于巴黎外的布列斯特的一家小旅店，入住的军官和教授们——那些同样被爱国感情驱使的年轻人——也无法交谈和互相理解了，到了一开口就要决斗的地步。该是“上帝出面休战”的时候了，这是《时代日报》的恳求。

然而，休战并没有到来。隆尚事件几周后，政府再一次解散，恐惧和困难实在太大，以至于8天过去了新内阁还没成立。站出来填补这个真空</a>，准备“清算”德雷福斯事件的人将有权开出其他情况下不可能的条件。这个人是雷纳·瓦尔德克-鲁索（René Waldeck-Rousseau），53岁，巴黎的顶尖律师，举止优雅的演说家，被称为是“共和国的伯里克利[28]”。他是来自布列塔尼的天主教徒，出身富有的名门望族。他的举止引人注目，长得像英国人，留平头和胡须，喜欢打猎和钓鱼，擅长水彩画，着装无可挑剔。罗什福尔说他是“涂发蜡的瓦尔德克”，因为他总是打扮得很漂亮。激进派崇拜他，中间派也赞成他，他是中庸</a>之道（juste milieu）的代表。

德雷福斯的重审在即，事件的演变也走向高潮。为了在预料中的连续打击下保住乌纱帽，瓦尔德克刻意组成了一个让论辩的双方都很讨厌的政府，这样双方的力量就能互相抵消。他选了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当商业部部长，军事英雄加里菲侯爵（又名公社“屠夫”）担任战争部部长。这个显然的权宜之计引发了新闻界和议院一片喧嚣，抗议的浪潮前所未有。“完全疯了……绝对是精神错乱……太不像话……厚颜无耻！”辩论的双方都愤怒异常。对米勒兰的任命不止激怒了右翼，他接受任命也成了丑闻一桩，造成了自己的政党和Court）时脱罪。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并任命比加为战争部部长。比加坐在梅西耶的老位子上，“真是一出好戏！”加里菲说，“不能选择自杀的人，能从此事上获得安慰。”

雷恩是事件的高潮。雷恩之后，为了正义的斗争以及右翼同共和国的斗争都没结束，但是德雷福斯事件结束了。在事件持续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像大革命时一样，展现出了最好斗的一面。那是个全无节制的年代。人们全力投入斗争，亮出能力与信念之剑。他们不留余地，破釜沉舟。在新世纪的前夜，德雷福斯事件表明，惊人的能量与残暴为期不远。

[1] 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1842—1922）：法国历史学家。

[2] 这三处分别为意大利、捷克和奥地利的地名，拿破仑曾在这些地方得胜。

[3] 原文为法语：Oh，les braves gens ！

[4] 夏尔·斯万（Charles Swann）：《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的主人公，一位出入上流社会的优雅的犹太人。

[5] 原文为法语：Quel animal，ce générall ！

[6] 玛丽安娜（Marianne），法国的象征。

[7] 马志尼（Mazzini，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策划了统一意大利的运动。

[8] 原文为法语：A mort！A mort les juifs ！

[9] “备忘录”（Bordereau），一份从德国军事专员的废纸篓里发现的详细备忘录，是德雷福斯叛国罪的最初证据。——原注

[10] 萨拉·贝纳尔（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著名话剧演员。

[11] 尚波尔公爵（Comte de Chambord）：波旁王朝最后一个僭王，查尔斯十世之孙，自命为亨利五世，于1883年去世。——原注

[12] 胡斯曼（Huysmans，1848—1907）：法国作家，著有《逆天》（àrebours），埃桑迪斯正是此书的主人公。

[13] 这个词是英语ckball（黑球）的法式拼写，表示投票反对或驱逐。以上列举的词也都是英国式的法语。

[14]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15] 比约恩斯特恩·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1832—1910）：挪威作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6] 莱昂·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记者，保皇派，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磨坊信札》作者）之子。在论战中持民族主义观点，反对德雷福斯派。

[17] 勒南（Joseph Emest Renan，1823—1892）：法国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

[18] 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著有《当代法国的起源 》。

[19] 大卫王之星是两个正三角形叠成的六角形，犹太人的标记。

[20] 高康大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的主人公。

[2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著有《玫瑰三部曲》。因支持法西斯主义而颇有争议。

[22] 戈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著有《织工》。曾获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3] 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德国剧作家及小说家，著有《忧愁的夫人 》。

[24] 原文为法语：Que faites vous，Ma tre dans cette galère？

[25] 他此时已升职。——原注

[26] “破毁院”是法国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

[27] 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两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此地相遇，法国因实力不济被迫退出该地区。

[28] 伯里克利：卒于公元前429年，古希腊政治家、军事家。

[29] 卢比孔河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曾是恺撒与庞培领地的分界。对于恺撒来说，渡过卢比孔河就意味着破釜沉舟，内战不可避免。有“骰子已经掷出”，恺撒渡河开战的说法。

[30] 《圣经·新约》中有两个叫拉撒路的人。一个是生前遭受折磨，死后进天堂的乞丐；一个是患病而死，耶稣展现奇迹，令其复活的人。此处应指后者。

[31]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32] 攻占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即法国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