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美梦终结 美国：1890—1902_骄傲之塔

1890年1月，美国国会开会的当天，一位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正在主持会议。他像巨人一般，身高6英尺3英寸（约1.9米），体重300磅（约135千克），全身黑衣，“领子以上是一张巨大的娃娃脸，胡子刮的很干净，好似一颗卡萨巴甜瓜长在粗壮的黑梗上。他可以做肖像画大师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模特，长长的白手指会让梅姆灵（Memling）心花怒放”。他说话慢条斯理，喜欢丢下几句挖苦的珠玉之言，为最热烈的雄辩降降温，然后以温和而庄重的表情欣赏嘶嘶的响声，好像一尊新英格兰的佛像。一位伊利诺伊州来的啰唆的议员在议院慷慨陈词，称自己与其当总统，还不如做个正直的人时，议长突然插话：“这位先生不必烦恼，这两件事他都做不来。”另一位以不成熟的观点、吞吞吐吐的说话方式臭名远扬的议员开始发表评论：“我在想，议长先生，我在想……”议长希望：“没有人会打断这位先生值得称赞的创新意见。”对于另两位特别不擅长说话的发言人，他的评语是：“他们只要一说话，人类知识的总和就变少了。”据说，比起结交一个新朋友，他更愿意说一句机智的格言。但是，在他精挑细选的朋友中间，他又被称作“最亲切、最能活跃气氛的人”，他的谈吐“闪耀着和善的光辉，比最好的香槟还要美味”。他就是托马斯·B·里德（Thomas B. Reed），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人，50岁，在国会工作14年后就被公认是“最擅长持续辩论的美国人”。任期结束前，他就被称作“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会领袖……无疑是美国政界最杰出的人物”。

尽管里德属于最早在新英格兰扎根的家族，他所继承的财产、土地或社会地位并没有成为其政治生涯的砝码。这些东西对于美国政治不起任何作用，拥有它们的人往往也不从政。富有的名门望族不想承担（甚至巴不得躲开）治理国家的责任。亨利·亚当斯[1]的长兄约翰“被认为是家里最出色的成员，注定会取得杰出的成就”，结果他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获得了财富，并从政府中“抽身而出”，用他弟弟的话说，“他想要的都有了：财富、儿女、社会地位、名望，为了装饰克利夫兰内阁或得到爱尔兰暴民的拥护而牺牲自己，这种想法在他看来太可笑了”。这种态度不是厌世的亚当斯家族特有的。1880年的纽约，当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表明有进军政坛的打算时，便遭到“文雅而安逸的绅士们”的嘲笑。他们告诉他，政治是“庸俗的”，只有“酒店老板、马车夫那样的人”才会参与其中，“和他们接触很不愉快，让人难以忍受”。

美国独立后，汉密尔顿设计的以统治阶级利益组织国家的方案被否决，这就是富人们之所以放弃政治的原因。杰斐逊的原则和杰克逊的民主取得了胜利。尽管美国的开国元勋和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大多是有财产和地位的人，但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反过来成了阻止这类人进入政界的因素。成年男子普选权确立后，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从 没有土地，就无法发展世袭统治阶级，缺乏这样一个受传统道德法则规范的阶级，美国便充斥着“投机者”（plungers）、掠夺者、创造者、罪犯和投机倒把的奸商，在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他们也导致了政治腐败问题的产生。美国在内战后迎来了产业大发展，前所未有的扩张开始了。美国人口从1880年的5000万增加到1900年的7500万，增长达50%。既然机会到处都有，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持国家的安全，好让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利润。政府就好比受雇于资本家的经理人。到处是无耻的丑闻与交易，愤怒的人们开始要求改革。但与此同时，绅士们并没有“降低身份，参与政治”，这是伊迪丝·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的评论。她那些“最优等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凭借自身的能力改造公共服务。美国“在浪费而不是利用这个阶级”。

美国的富人既不担任政府职务，也不能从土地上获得安全感，因此很容易惊慌失措。当1893年的经济危机威胁到约翰·亚当斯的财产时，“他彻底崩溃了，”亨利写道，“似乎波士顿的整个精神系统都坍塌了，他以及其他不少领袖人物都垮掉了。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中有人比他更坚强。我自己的神经很久以前就崩溃了。”事实上，那个阶层的不少人都比亚当斯一家更坚强些，但他们还是比不上莫里斯安尼亚（Morrisania）的庄园主路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当他的兄弟劝他别在《独立宣言》上签字，因为会威胁到他的财产时，他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后果呢，把笔拿来！”

议长里德在个性、才智以及接近残酷的独立性上，都代表了当时美国政治人物的最佳状态。他来自新格兰北边那个强硬的角落，单音节的姓氏也透露着不屈不挠的态度。他在1839年出生时，他的祖先已经在缅因州生活了200年。他母亲的祖先曾是“五月花”号的乘客，祖母是乔治·克莱夫（George Cleve）的后代——克莱夫在1632年从英国抵达新大陆，在缅因州建了 1865年进入律师界的里德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年方25岁，有一头厚实的金发和一张帅气的方脸，棱角分明。接下来的10年，他在波特兰市议会工作，当选立法委员，进入州参议院，任职缅因州首席检察官。他结了婚，发了福。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夭折的儿子。他的头发越来越少，直到几乎秃顶，肚子却越来越大，走在波特兰街上像是“一搜护航舰，周围都是小扁舟”。他沉默寡言，面无表情，眼窝内陷，目不斜视，好像一头大象，迈着笨重的步伐，慢悠悠地晃着。“他一过来，整条街都变窄了！”一位路人大声说道。

1876年，36岁的里德入选国会，代替提拔到参议院的布莱恩（ine）。作为调查民主党海斯-蒂尔登（Hayes-Tilden）竞选欺诈事件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证人展开了很有艺术技巧的盘问，使他闻名全美。在随后的国会中，他进入了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法案委员会（Rules Committee），并担任司法委员会（Judiciary Committee）主席。一次又一次会议使他在国会实务和策略上的知识不断完善。

用一位同僚的话说，国会存在着一系列为“阻碍立法”而“刻意精心制作”的规章制度，像中世纪秘法师的医疗器械盒一样，充满“错综复杂的秘密”。但是里德掌握了一切。“在我看来，任何时代都没有人比他准备得更充分，更适合做议会的领导。”说这句话的是和里德共事7年的专业观察家，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里德不但熟知国会实务和法律，而且“理解这个体系的理论和哲学，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此时的工作是在为了日后当议长做准备，届时国会里所有人都会被他的能力震惊，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会操纵规章制度。

他除了有这方面优势以外，还是洛奇听说过或见到过的“最准确、最有效力的辩论家”，没有这一点，他的权威也不可能得到承认。他从不说一句废话，在说话的中途从不出错，不会犹豫不决，也没有被迫收回或修改过立场。他回答或反驳的速度很快，简洁有力，清楚明白。他可以陈述</a>案件，阐释观点，摧毁论点，或揭露逻辑上的谬论，令对方无可置辩；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这些。他的语言生动形象，绘声绘色，比如用“草莓刚成熟所需的时间”来描述两个月。他的用词恰当而特别，很有个性。一次，在争论两位国会议员贝里或柯蒂斯哪一位更高时，他让两人站起来比较。贝里慢慢地伸展到全身的高度，里德说：“天呐，贝里，你的兜里还塞了多少？”他的诙谐妙语也是有名的，比如“贤明者与大众一同喧哗”，以及“政治家就是死掉的政客”。他说话时很少打手势。洛奇说：“他站起来等待对手结束讲话，他庞大的身躯将过道挤满，手倚靠在桌子上，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看上去好像一点儿都不懂，甚至根本没听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候的他是最危险的。”一次，他的驳斥让对方目瞪口呆，气得说不出话；里德却惬意地环顾四周，说道：“既然已经把那只虫子嵌在评论的琥珀里，我可以继续了。”

他清晰的逻辑能力在“5分钟辩论”里特别管用。“拉塞尔，”他对马萨诸塞州议员说，“你不太了解5分钟辩论的道理。这个环节的目的是向国会提供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信息。今天下午你已经用掉好几个5分钟了，却没有提供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

里德经常通过叙述，而不是演说来表明观点。他觉得相邻的议事厅（即参议院）不值得尊重，也最喜欢拿它开玩笑，激怒参议员。一次，他畅想50年后的总统选举，说宪法修正案决定总统将在参议员中产生，且只有参议员有资格投票。“总票数统计出来后，主持投票的首席法官犹豫了一阵，脸色发白，周围的人意识到有意外发生。但是，他努力站起身，用爱迪生当时的新发明——扩音器，以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宣布了令人震惊的结果：66位参议员各获一票。”

一次关税辩论上讨论到经济特权问题，他说起了在纽约街头走路时，“看见有钱人住高级住宅，普通人的美德却没有回报，两者对比鲜明，使我喉头一紧……对住在里面的人我不觉得亲切，这种感觉我深有感触，我是在羡慕他们，这是善良诚实的情感。如果过道对面的先生们[3]也有同样的感觉，就会认为是政治经济问题”。

一听说里德已经到了走廊，快要过来讲话了，议员们便赶紧回到自己的座位，闲聊的人纷纷解散，厌烦和注意力分散的现象也一扫而空。整个议会都期待着他妙语连珠的演说、刺痛人心的挖苦话、一闪而过的机智言语。每个人都想感受下和里德辩论的滋味，但他拒绝和“小人们”同台竞技，只把时间预订给配得上他的对手。

记者们为了捕捉一两句巧妙风趣的话，很喜欢让里德就当日的新闻做评论。他们并不总能成功。当被问及罗马教皇的一次演说时，他回答：“我被他的无足轻重打败了，无话可说。”被问到美国人遭遇的最严重问题时，他说是“如何在街上躲避自行车”。

他的Canal）地带的必要性。

马汉人如其文，措辞很权威，所写的东西似乎都有无可辩驳的道理。此时，他已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作者。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书整理自他1887年在海军战争学院的讲座。此书对国际海军界有直接且惊人的影响，在美国国内也如此，尽管联系愿意发表此书的出版社花了3年时间。许多有思想、关心国家政治的人都对此书兴趣浓厚。24岁的西奥多·罗斯福著有《1812年的海上战争》一书，他受邀在海军战争学院演讲，并成为马汉的门徒。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罗斯福“一口气”读完并写信给马汉，说他确信此书是“海军的经典之作”。当时杂志是舆论的重要舞台，《论坛》的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亚特兰大月刊》的贺瑞斯·E·斯库德经常为马汉的文章在杂志上留位置。哈佛和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同行也并不尽是反对新事物的保守派。当海军战争学院的校长斯蒂芬·卢斯海军上将（Admiral Stephen Luce）被任命为北大西洋舰队司令时，他选定了马汉继任自己的校长职位，并将他的舰队带到纽波特聆听马汉的讲座。卢斯预言，马汉对海军学的贡献将会和若米尼[8]在拿破仑时代对军事学的贡献一样重要。 在这一关头，历史伸出了援助之手。1895年2月24日，古巴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的统治；3月8日，一艘西班牙炮艇认为美国商船“联盟”号蓄意妨碍公务，追赶并向其开火。这次被称作“对星条旗的侮辱”的事件，引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批知名人士的评论，这表明和洛奇观点相同的大有人在。美国对新版图的胃口越发明显。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摩根（Morgan）说，解决办法显</a>而易见：“古巴应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里德的同僚（但非友人），缅因州的弗莱（Frye）同意摩根的观点：“很显然，我们应当拥有这座岛屿，这样，领土就完整了。”他的态度很明了：“要是不能买下来，至少对于我而言，希望通过征战来取得它。”另一位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卡洛姆（Cullom），把美国人心中所想表达得更直接。“是时候醒醒了，”他说，“要知道吞并一些土地是必要的——整个北半球我们都要。”在1895年，侵略的意图还没有必要掩盖。但并不是说参议员们支持古巴民众自由斗争的正义行为，造反派（insurrectos）还没有在谈话中出现。他们烧掉西班牙人的房子时也没有放过美国人的。

只要克利夫兰坚定地反对扩张，某些贪欲高涨的参议员们就无法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但是那一年年底，克利夫兰自己的一项行动引发了美国人的情绪大爆发。他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维护门罗主义、藐视英国的做法开启了美国历史的新篇章，像信号旗插在了美国最高的旗杆上。委内瑞拉问题并不涉及领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在克利夫兰及其坚定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看来，不过是维护美国的一项权利。随即触发的沙文主义、侵略主义和普遍的好斗情绪令所有人震惊，尽管表现出这些情绪的更多是有权有钱、直言不讳的人，而非普通群众。联邦同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的1600名成员之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克利夫兰先生身后，支持他的1600个人，没有一个有异议。”共和党人也过来庆贺，敬意如潮水涌入白宫，西奥多·罗斯福也在其中。《纽约时报》添枝加叶，刊登与报道无关的大字标题，诸如“准备战争”，“美国醒过来了”，或者“与英格兰奋战：陆海军人参战心情迫切”，“谈谈侵占加拿大”。而报道中引用的军队领导则完全没有讨论攻打加拿大，反倒认真而审慎地指出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力量还不够强，并表达了这个想法：此时“和英国作战恐怕要大出洋相”。

汹涌澎湃的好战情绪震惊了那些仍然以开国元勋的方式看待美国的人，他们认为美国反对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常备军以及所有与旧世界君主国家相关的坏习惯。这一传统在新英格兰最为强烈，老一辈人——粗略估计，是在1890年超过50岁的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与杰斐逊相似，后者曾说过：“如果有一条原则埋在每个美国人内心最深处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当远离任何征服。”这些人认真地看待《独立宣言》及其原则——公正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赞同，认为在外国的土地上扩张美国的统治破坏了这项原则，是对美国意志的亵渎。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民主的最初形式是火炬，是理想，是美丽新世界的楷模。他们坚决反对旧秩序的一切：贵族头衔、勋章、膝盖下方束紧的短裤……任何君主制的诡诈的装饰物都不要。首次提议在海军中使用“上将”（Admiral）头衔时，一位军官火冒三丈：“叫他们上将？想得美！下回他们就想当公爵了。”

在美国梦的召唤下到来的 在委内瑞拉危机的过程中，他很少公开演说，而在国会里把共和党人牢牢控制住。他与克利夫兰一样，憎恶对外冒险，也相信后者能够抵制住沙文主义到处兼并的叫嚣。里德坚决反对扩张和扩张带来的“好处”。他坚信美国的伟大就在国内，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国民的政治理解力来实现，而不是在半开化的人当中推行美国的统治，他们是很难被同化的。在他看来，共和党是这一原则的守护者，而扩张政策是“任何共和党人都不应该为其辩解的，更别说采用了”。

1896年是总统选举年。里德想得到党内提名，参加角逐。此时的民主党因为内部分歧自顾不暇，共和党很有可能赢得选举胜利，所以党内提名是值得奋斗的奖品。“他身体很棒，精神振奋，觉得势头不错。”罗斯福说。在一位记者眼中，剃掉小胡子的里德觉得“有必要在意自己了”，这么做往往会压抑他的风趣。作为党内提名的竞选者，他的立场有点儿复杂。因为他最有力的副手洛奇和罗斯福在扩张问题上和他的意见完全相反。不过这一点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检验关系的试金石。“我全身心地为里德拉票。”罗斯福说道。

里德不愿以司空见惯的方式笼络人心。议员们要求经费拨款，不然恐怕无法在各自的选区培养支持里德的情绪，而里德却无动于衷。他对一位议员说：“就算用我的头像装饰衣服纽扣，你们也拿不到拨款。”南太平洋公司的铁路巨头科林斯·P·亨廷顿曾三次要求与里德的竞选经纪人F·J·奥尔德里奇（Aldrich）议员会面，里德同意奥尔德里奇去拜访他，“但要记住了，我们的竞选不能花亨廷顿先生的一分钱！”奥尔德里奇还是去见亨廷顿了，并向他透露，里德只接受几位私人朋友的捐助，目前积攒了1.2万美元。亨廷顿怄气地说：里德的竞争者对钱可没这么挑剔。“其他人已经拿了我的钱了。”他说，意味着他已经把赌注押在了里德的对手身上。

还有一个人大方撒钱给里德的一位对手。俄亥俄州的老板马克·汉纳（Mark Hanna）曾认为里德有当总统的潜力，但是他的讽刺、过分“东部”的演说方式不太讨喜；在他看来，里德个性独立，也不大可能受旁人的影响。正如亨利·亚当斯所说，里德“太聪明、太顽固、太喜欢嘲讽”，不适合当政党的领袖。汉纳转而和一个与里德完全相反的人套近乎——好脾气、说话圆滑、相貌堂堂的麦金莱，据说此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别人的喜爱。麦金莱天生顺从、服帖，从未树过一个敌人，在重要的通用货币问题上“为了避免不受欢迎，从未直言不讳地表达观点”，一位传记作家机智地说。所以无论是倡导银本位的，还是金本位的组织，都不反对他。里德现在应该懊悔当初任命麦金莱为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使自己成了麦金莱关税法案的支持者。在 他的声音在参议院回响——由洛奇出面，重申运河将使古巴成为“必需品”的论调。针对参议员中没什么战略头脑、更看中实际利益的人，他进一步扩展了马汉的观点：“这座壮丽的岛屿……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是美国人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是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罗斯福当时还不是参议员，但只要有发言的机会便会急切地为同样的目标吹锣打鼓。他和洛奇的喧嚷传到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听众耳中，他很不高兴。

这个人就是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校长，新英格兰“最高大的橡树”。他针对华盛顿争论激烈的国际仲裁发言，谴责沙文主义“令人反感”。这种学说是与一直有军士阶层存在的国家相连的，“和美国社会完全没有关系，”他说，“但是，我的一些朋友们却努力把它伪装成爱国式的崇美主义。”接着，他明确地阐述了他眼中美国与旧国家的不同之处：“建设海军以及常备军意味着……抛弃美国特有的东西……建设海军，特别是战列舰，是英国和法国的政策，不应该是我们的。”美国依赖和</a>平的力量，而沙文主义是“人类好斗性”的产物。他特别指出洛奇和罗斯福就是沙文主义者，并在私下里叫他们“哈佛的堕落子弟”。

他的权威无可匹敌。作为埃利奥特和莱曼家族的后代，他的祖先早在17世纪就来到了新英格兰，属于自视清高的团体。“伊莱莎啊，”埃利奥特夫人和友人去圣公会教堂祈祷时抗议道，“你怎么跪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可怜的罪人？我和我的家人绝不会这么做的！”埃利奥特的父亲曾任波士顿市长、国会议员、当时哈佛的财务主管，也是七人集团——哈佛的主管团体的成员。一位英国观察家称之为“七个表兄弟组成的管理机构”。在他担任哈佛校长的25年中，曾坚持不懈地和传统派做斗争，将哈佛从18世纪的停滞状态转变为一所现代大学。正如鲍登大学校长海德所说，那段时间里，他被“误解、重伤、歪曲、憎恨”。埃利奥特自己也承认，当时每在公众场合露面都会“深刻地感受到听众们充满敌意的目光”。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天生就不讨人喜欢，身高超过6英尺（约1.8米），“背像划桨手一般，头好似一座雕塑”，“仪态高贵”，是天生的领导者。但他的半边脸被草莓状的胎记覆盖，看起来好像目空一切，所以从小就被孤立。此外，他还是个化学教授，一位科学家，这在当时不算是优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在35岁就当上了哈佛校长。他理想的品行是“绅士加民主主义者”，这是他自己的话。他在价值判断上也比较死板。哈佛的一位棒球明星学生因为分数低而退学时，埃利奥特不觉得可惜，因为该生使用欺骗的手段打球。“他们吹嘘他是如何在一个方向虚晃一招，然后把球投到另一个方向！”埃利奥特如此解释。

与死硬分子的斗争是艰巨的，但埃利奥特还是成功地开设了现代研究的新课程，引进了选课制，招聘了大批优秀教师，带领哈佛进入了黄金时代，使法学院和医学院声名远播，并且通过他自身的影响力，革新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体制。1894年，60岁的他庆祝当上校长25年的业绩，而原先反对的他的人也对他表示尊敬和钦佩。忽然间，他被视为哈佛最杰出的校长，“美国的 马汉的头脑中谋划着与西班牙战斗的策略，他已经从夏威夷跳了出来，转向了遥远的西属菲律宾。他的动机不是“对土地的渴望”，而是制海权。他从这个中心思想中得出了交响乐般宏伟的言论，他是这么说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海军的：“这些遥远的、饱经风霜的战舰——浩荡的陆军从未看过一眼——统治着世界。”1897年末，他以《美国的海权利益》一书加入愈演愈热的辩论，此书包含了他过去7年所有重要文章。他也在任命亚洲舰队指挥官上为罗斯福提供了建议，这个人必须可以信赖，并能在挑战到来之际积极行动。被选中的军官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他的任务很明确。“我们的亚洲舰队将封锁马尼拉，如果可能的话，就占领它”，罗斯福在1897年9月21日写信给洛奇说。他也留神为亚洲舰队的任务准备了足够的燃料。

1898年2月15日，美国的武装巡洋舰“缅因”号在哈瓦那的港口爆炸并沉没，260人丧生。爆炸的起因始终没有查清，但当时群情激动，都认为是西班牙的卑鄙阴谋。战争的支持者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和平人士的声音被淹没。麦金莱畏缩不前，但又害怕党派分裂，很快加入到了喧闹中。里德议长却没有这么做。强迫西班牙参战的谈判进行了两个月，里德尽最大努力阻挡住浪潮，限制辩论的时间，宣布承认古巴独立的决议无效。拥有大理石厂的参议员伯克特（Proctor）激情澎湃地发表战争演说后，里德评论道：“伯克特的立场是可以预料的。战争会开拓巨大的墓碑市场。”他受到支持战争的媒体的轰炸，他的裁决遭到国会的憎恨——国会和整个国家一样，都想要战争。“野心，利益，对土地的渴望，骄傲，纯粹的战斗乐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华盛顿邮报》承认道，“我们被一种新感觉怂恿……就像丛林中的血腥味一样，人们品尝着帝国的味道。”

事态已经严重到里德也无法控制的程度了。一天早餐时，记者们在肖勒姆饭店要里德对参战的冲动做出评论。他拿出了一封刚收到的信，是纽约州州长莫顿（Morton）写给他的，莫顿敦促他走下主席台，到国会议员当中，劝阻他们不要干涉。“劝阻他们！州长不如叫我去堪萨斯的废墟当中劝阻龙卷风算了！”他不能阻止发送对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该通牒在国会的投票是311∶6，威力确实堪比龙卷风。他对这六人中的一个说道：“我羡慕你有反对的权利，我什么都做不了。”

战争在1898年4月25日打响。马汉当时在罗马，有记者问他战争会持续多久，他给出了精确的预测，“大概三个月吧。”他回国后即被聘为海军战争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罗斯福给了他一份菲律宾行动计划，在收到评论意见后写道：“毫无疑问，你站在我们的肩膀和头上。你给的意见正是我们需要的。”

4月30日，杜威准将的舰队驶入马尼拉湾，轰炸了一天之后，接到了经典的指令：“准备好了就开火吧，格里德利。”摧毁西班牙舰队及其海岸炮台，或使之不起作用。美国还从没有这么兴奋、骄傲过。“最伟大的海军战斗”，报刊标题写道。但是马上又有了新问题，整个美国只有少数人想到过：接下去该怎么做？正如杜里（Dooley）先生所言，美国人总的来说还不知道菲律宾是岛屿还是罐头制品，甚至麦金莱也坦承“他不确定那些该死的岛屿是不是在2000英里之内”。马汉的门徒们当然知道菲律宾在哪里，接下去要怎么办。杜威胜利四天之内，洛奇就写道：“我们决不能放弃这些岛屿……美国国旗已经升起来了，一定要让它留下。”因为菲律宾独立运动已经存在了30年，很多人因此被关押、流放甚至死亡，参议员洛奇简单的解决方法几乎没有考虑到被统治者的想法。独立运动的领袖是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一个28岁的年轻人，被流放到香港。杜威获胜后，他立即赶回菲律宾。

一场在别处爆发、远离本土的战争并没有让反对它的美国人保持沉默，相反，倒是刺激了他们。他们一下子有了名字——反帝国主义者。年逾七旬的诺顿教授因为敦促学生不要入伍参战，“丢弃国家最美好的东西”，而遭受一连串人身诽谤和暴力威胁，他的住所也不能幸免。一位波士顿的爱尔兰裔政客提出要对他处以死刑，新闻界称他为“叛徒”，甚至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Hoar）也谴责他。但是诺顿对国家的做法太痛心了，无法抑制自己。他在剑桥的一次公理会集会上发言说，这个世纪见证了最伟大的知识进展以及和平的希望，但在它就要结束之际，美国却背叛了理想，“纵身跳入一场不义之战”。

波士顿敢于说话的大有人在。穆尔菲尔德·斯托里（Moorfield Storey）就是一个，他是马萨诸塞州改革俱乐部、公务员改革联盟的主席，曾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还有加梅利尔·布拉德福（Gamaliel Bradford），一位自由奔放的政府批评者，以独自一人连续不断地给报社写信而闻名。布拉德福的祖先在1635年就定居马萨诸塞，家族中还出过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长官。这些反对派集结起来，在法纳尔大厅抗议，并在1898年6月15日，阿奎纳多宣告菲律宾独立后的 尽管困难重重，执政的共和党并没有重新思考美国刚踏上的新生涯，也没有犹疑不决。建造尼加拉瓜运河的议案也递交参议院。阿尔伯特·贝弗里奇比以往更接近上帝。“我们不会放弃民族的使命、上帝的委托、世界的文明。”他在1900年1月8日说。他还告诉参议员们，上帝已经为这个“说英语的条顿人”必须承担的使命准备了上千年。

和贝弗里奇同时代的一些人却觉得美国的新形象很恶心。听见“卑鄙的战役”的声响“阴郁地降临太平洋的海面”，威廉·沃恩·穆迪（William Vaughn Moody）写下了《犹豫年代的颂歌》，1900年5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我们还是“鹰之国”吗？他问道，或者说：

要不要剔除不太尊贵的鸟？

那些在沼泽里觅食的涉水禽？

那些太阳下的吞食者？

和蝙蝠一同徘徊的小偷？

这是少数人的良心。戈德金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在梦想破灭之际说了一句在当时很奇怪但有洞察力的话。“尚武精神，”他在1900年给穆尔菲尔德·斯托里写道，“已经占据群众的心，而群众已经取得了权力。”

战争爆发已过去一年，美军仍然驻扎在菲律宾，但有一件事可能会使一切结束：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反帝国主义者和阿奎纳多都寄希望于此。选举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件怪事：杜威将军的呼声很高，部分原因是民主党人除了布赖恩以外就找不到别的候选人了。经过一番研究后，杜威将军断定“当总统也不是那么难的事”，继而宣布参选，但是他的措辞没能激发起大家的信心，他的党派特征也不太明显，因此候选人资格不了了之。布赖恩开始浮现。

反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恼人的窘境。麦金莱代表着帝国主义政党；布赖恩用卡尔·舒尔茨的话说又是“反帝事业的邪恶精灵”，因为在条约问题上的背叛而令人生厌，又因为激进主义而惹人害怕。1900年1月，舒尔茨和卡内基、加梅利尔·布拉德福、参议员佩蒂格鲁在纽约的广场酒店碰面，想建立 [7] 克利夫兰的名字。

[8] 若米尼（Baron Henri Jomini，1779—1869）：瑞士军人和军事学家。

[9] 茹尔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芭蕾喜剧《中产阶级绅士》（1670）的主角。

[10] 蒙森（Theodor Mommsen）：德国历史学家，曾获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

[11] 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18世纪英国化学家，以对氧气的早期研究闻名。

[12]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后来成为美国的劳工运动领袖，本书 [13] 拉德克利夫，哈佛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14] 雅各布·考克西（Jacob Coxey，1854—1951）：美国商人和社会改革家。

[15] 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国探险家和东方学家，游历甚广，曾翻译《一千零一夜》。《卡西达》（Kasidah）是他以Haji Abdu El-Yezdi的名义写的长诗。

[16] 也有人把这句话归功于罗斯福。尚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原注

[17] 罗恩格林（Lohengrin），德国传说中化身为天鹅的圣杯武士。瓦格纳写过歌剧《罗恩格林 》。

[18] 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曾两次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75年，他在弗吉尼亚宪法批准大会上做了著名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

[19] 克拉伦斯·达罗（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律师及社会改革家。

[20]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鼓吹美国有权利和义务对外侵略——横贯北美，直达太平洋，传播民主自由制度的学说。

[21] 詹姆斯·布赖斯：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即前文所述的《美国国民》一书的作者。

[22] 即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 [24] 脱离联邦，指1860—1861年间，美国南部八州退出联邦，从而引发南北战争的重要事件。

[25] 此处说的是共和党在1900年总统竞选时的宣传口号“Full Dinner Pail”。该口号强调麦金莱在第一任期时成功摆脱经济危机的成绩，试图拉近他与劳工阶级的距离，以获得更多票数。

[26] 俗称“开花弹”，是一种弹头内凹的子弹，遇冲击时会扩开，增大伤口，有极高的致死率，是很不人道的武器。

[27] 受战争或战后情绪影响的选举被称作卡其选举。此处指英国1900年大选，保守党在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影响下战胜自由党当选，详见本书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