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念与行动 无政府主义：1890—1914_骄傲之塔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 这个和蔼可亲的人穿着维多利亚绅士传统的礼服大衣，却在鼓吹暴力的必要性上立场强硬。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被“既得利益者的惰性”所抵制。进步需要一场暴力事件“把人类从陈旧的常规中拽出来，扔到新的路上去……革命成为必要，不容置疑”。必须通过“行动宣传”在大众中唤起反叛的情绪。成为无政府主义暴力旗帜的“行动宣传”这一措辞最早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在1878年使用的。这一年见证了四次针对欧洲皇室的袭击：其中两次的对象是德国的威廉一世，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王各一次。“理念已经出动，”布鲁斯写道，“我们也必须发起行动宣传。皇室的胸膛将打开通往革命之路！”

次年在瑞士汝拉召开的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上，克鲁泡特金特别强调了行动宣传，虽然并未明确宣传的方法。尽管没有大力推荐暗杀，他还是在19世纪80年代继续敦促一种通过“演讲、文字、匕首、枪炮和火药”实现的宣传。他在《反叛》的版面上鼓舞人心地召唤：“言行合一的勇者，有骨气的人，不愿过与自己的原则冲突的生活，宁愿选择监狱、流亡与死；果敢的人，知道为了胜利，必须敢于冒险。”这样的人必须成为先进的革命卫士，远在群众做好准备之前，除了要“说话、控告、讨论”，还必须“行叛变之实”。

“仅仅一次行动，”克鲁泡特金又在别处写道，“就比1000本小册子更有宣传力度。”词语“像教堂的钟声一样消失在空气中”。需要行动来“刺激对剥削者的憎恨，嘲弄统治者、表现出他们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一直要唤起反叛的精神”。他在报纸上傲然呼吁的行动确实成为现实，但行动的执行者却不是他。

到了19世纪90年代，克鲁泡特金50多岁的时候，尽管从未改变对革命的需求，却对个体的行动的热情上做出了一些克制。他在1891年3月的《反叛》上写道，纵然“革命精神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得到极大的提升，英雄行为本身却无法构成革命。革命首先是群众运动……几斤炸药摧毁不了有几百年历史的体制。这些行动的时机已过，现在应该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穿透群众的时候了”。可惜，免责声明很少和先前的主张一样有力。

1893年煤矿罢工的中途，在伦敦霍尔本一家饭店，克鲁泡特金与固执的工团主义者本·蒂利特（Ben Tillett）、汤姆·曼恩（Tom Mann）争吵。“我们必须摧毁！我们必须破坏！我们必须把专制者赶下来！”曼恩喊叫。

“不，”克鲁泡特金说，带着外国口音，镜片后的双眼像科学家一样闪着光，“我们必须建造。我们必须在人心之间建造。我们必须造出天国。”

他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方案。革命之后——他估计需要三五年才能摧毁政府、监狱、堡垒、贫民窟，没收土地、工业及所有形式的财产——志愿者们会盘点所有的食物储备、住所以及生产工具。打印出的单子将散发给大众。每个人都能按需得到供大于求的东西，而供不应求的东西则会定量配给。所有的财产都是公有财产。所有人都根据自身需要在公共仓库中获得食品和用品，也有权“决定对于他来说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既然没有了继承，贪婪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体格健全的男性都通过团体和公社与社会订“协议”，规定他们从21岁到45岁或50岁，从事自己选择的工作，每天5小时。作为回报，社会将保证其享受“房子、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等”。执法部门、法官或刑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们会出于自身与邻居“合作、支持和同情”的需求而履行协议。这项过程非常合理，所以行得通，然而就是克鲁泡特金也应该注意到，合理性很少是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常识上不留情面的萧伯纳在费边主义小册子《论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中指出了问题所在。这本书于1893年出版，其后10年内再版多次。他问道：如果人是好的，体制是坏的，如果一旦腐败的体制不再压迫人，人就能变好，那么“令他痛苦呻吟的腐败和压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然而，萧伯纳觉得有必要写下这本小册子，这正是他对理念力量的致敬。

对于无政府主义规划而言，最棘手的问题是核算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蒲鲁东和巴枯宁的理论，每个人是根据他的产量来分配物品的。但这就需要一个团体来确定价值并做核算，一个权力机构——正是“纯粹”无政府主义谴责的对象。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假定所有人都愿意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而工作，既然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尚而愉快的，每个人都会主动地贡献，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取出所需，没有核算的必要。

为了证明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发展了他的“互助”理论，以展示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然法则中的科学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家歪曲了达尔文的命题。自然界其实并非红牙利爪，各种生物本能地以消耗他者为代价生存。相反，它们是出于本能，通过“互助”来保</a>存物种。他举的例证包括蚂蚁、蜜蜂、野马和牛——它们会围成圈以抵御狼群的攻击——以及中世纪生活在乡村公共农场的人们。他特别佩服兔子，虽然没有防御的力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却存活并繁衍。兔子在他看来象征着柔者的耐久性，而柔者将承袭地土，正如过去的一位布道者所言[3]。

尽管克鲁泡特金始终构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面毁灭，资产阶级却忍不住要授予他荣耀。他是如此杰出的学者——而且还是个亲王。他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资格，因为学会接受皇室的赞助，但他还是受邀参加学会晚宴。他在宴会上拒绝站起来加入主席提议的“为国王干杯！”活动。主席随即又站起来说：“克鲁泡特金亲王万岁！”于是席上所有人起立，一同为他干杯。他在1901年访问美国，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做讲座，受到当地知识精英的款待，风头不输芝加哥名媛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亚特兰大月刊》请他写回忆录，他的书也由最体面的出版社发行。《互助论》一书上市，就获得《评论之评论》的褒奖：“一本健康、开朗、愉快的好书，读了对人有好处。”

除了克鲁泡特金之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法国最流行。支持者形形色色，有的严肃，有的轻率。他们的领导者是爱理塞·邵可侣和让·格雷夫（Jean Grave）。邵可侣一脸黑须，形容忧郁，有种拜占庭耶稣像式的阴郁之美。他是这项运动的占卜师，曾奋战在公社的栅栏，向着监狱，前进在通往凡尔赛的血腥的路上。他出身书香门 《自由》的煽动与残暴丝毫没有减弱，在某位读者看来似乎是“喷射着嘲弄、蔑视和反抗火焰的岩浆……散发的仇恨令人透不过气”。在泽西城的一家炸药厂秘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莫斯特出版了一份关于炸弹制造的手册，并在《自由》上肆无忌惮地详细讲述了黄色炸药和硝化甘油基炸药的使用方法。他的目的和他的仇恨一样是普遍化的，目标是通过“不留情面的”革命行动消灭“现有的阶级统治”。莫斯特对8小时工作制不感兴趣，称其为“该死的东西”，他认为8小时工作制即便实现也只能令劳动者的视线从真正的问题上——反抗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转移。

1890年莫斯特44岁，中等身材，灰白茂密的头发覆盖在一个大大的头上，脸的下半部分因为移位的下巴而扭曲向左侧。他是个严厉而愤世嫉俗的人，而他在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又是那么雄辩而激情四射，那令人厌恶的面孔已被忘却。一位女观众认为他的蓝眼睛富有同情心，而且他似乎同时“洋溢着仇恨与爱”。

在场的一位叫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人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她是刚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21岁，个性反叛，天生很容易激动。她当晚的同伴是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和她一样也是俄国犹太移民，在美国生活了不到3年。俄国的迫害和美国的贫穷使这两个年轻人革命激情高昂。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的信条。艾玛在美国的 其间，法国的袭击事件还在继续。1892年11月8日，在反抗卡莫矿业公司的罢工过程中，有人在该公司位于巴黎歌剧大道的办公室投了一枚炸弹。门卫及时发现了炸弹，把它抬到公司的街旁，接着由一位警察小心地运送到最近的好孩子街（Rue des Bons Enfants）分局。就在警察运送的过程中，炸弹爆炸了，破坏极大，其他5名在场的警察同时遇难。他们被炸得粉碎，碎裂的墙壁和窗户上血肉四溅，手臂和腿的断块到处都是。警察的怀疑集中在了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身上，他的哥哥是著名的激进演说家福都纳·亨利（Fortuné Henry），在巴黎公社中被判死刑后逃亡西班牙。但是当人们排查埃米尔·亨利当天的行动时，却发现他不可能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在歌剧大道，所以暂时没有拘捕他。

警察局爆炸事件令巴黎陷入恐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炸弹会出现在哪里。因为大多数巴黎人住公寓，邻居中任何与警察、法律有关系的人都被视作祸患，甚至房东还会请他搬出去。一位英国游客写道，整个城市因为恐惧而“完全瘫痪”。上层阶级“再一次重温公社时代。不敢去戏院、餐馆，去和平街的时尚商店购物，或者赶车经过博伊斯，因为他们怀疑那儿的每一棵树后都藏着无政府主义者”。可怕的流言纷纷：无政府主义者在教堂埋下地雷，往城市蓄水池倾倒氰酸，藏在出租马车的座位下，随时准备跳出来抢劫乘客。郊外聚集着待命的军队，游客逃离了城市，旅馆空空，公交车也没有乘客，戏院和博物馆被封锁。

不管怎样，当时的事态也惹得民怨丛生。共和国刚从布朗热政变（Bonger coup d’état）中幸免，还没有喘过气的当口，又因为在巴拿马贪污丑闻中的关联而蒙羞。1890—1892年法国国会每天都不断发现与巴拿马财政有关的贷款、贿赂、非法基金，及兜售政治影响力的现象，以至于最后据说104位议员都牵涉其中，甚至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也因此遭到诋毁，失去了国会席位。

当国家的威望陷入低谷，无政府主义就相应地蓬勃起来。知识分子对它眉来眼去。大多数人心中都埋藏着对政府的憎恨，而此时某些人的憎恨快要爆发了。好比胖子心中总有个瘦子闹着要冲出去，即便是有身份的人心里也藏着个小小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这个小人的哭喊声在90年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中则更常听闻。因为写作才华而多次担任公职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法律的敌人》（l’Ennemi des Lois）和《自由的人》（Un Homme Libre）中大唱无政府主义哲学的颂歌。诗人骆朗·泰安德（Laurent Tailhade）将无政府主义社会吹捧为“神赐的时光”，使贵族成为知识分子，“普通人亲吻诗人的脚印”。文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响应了马拉美、瓦莱里等人的象征主义。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因为害怕权威，也被无政府主义吸引。他憎恨所有穿制服的人：警察、职业军官、信差、门房、仆人。据他的朋友莱昂·都德（Léon Daudet）说，他视房东为变态，部长为小偷，律师和金融家令他呕吐，他容忍的只有小孩、乞丐、狗、某些画家以及非常年轻的女人。“他坚定地相信，这世上无须任何痛苦。而使他暴怒的东西却始终存在。”一位朋友说道。在画家之中，毕沙罗为《悠闲老爹》杂志画画，几位卓越而野蛮的巴黎插画家（包括泰奥菲·史丹林）在内，在无政府主义杂志中抒发对社会不公的反感。有时法国总统身穿脏兮兮的睡衣，出现在讽刺漫画上，以至于报刊次日无法刊印。

这些短命的杂志、公报有不少，名字诸如《无政府主义者》《初阳》《黑旗》《人民公敌》《群众的呼声》《火炬》《鞭子》《新人类》《坚不可摧》《极端革命》《土地与自由》《复仇》等。自称为“反爱国者同盟”或“自由意志者”的团队在阴暗的过道开</a>会，成员们在座椅上表达对国家的蔑视，讨论革命，但从不组织起来，从不隶属于什么机构，不承认任何领导，不做出任何计划，不服从任何指挥。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恐慌，在巴拿马事件中的腐败，表明它已经摇摇欲坠。

1893年3月，一个叫奥古斯特·瓦扬（August Vaint）的32岁男人从阿根廷回到巴黎。他想去新世界建立一番新生活，却失败而归。他是一个私生子，母亲怀胎十月后和不是他父亲的人结婚，而此人拒认这个小孩，把他送出去寄养。12岁时，这个孩子只身在巴黎，无依无靠，以零活、小偷小摸和乞讨为生。不知怎么的，他上了学，找到白领工作，曾一时编辑短命的周刊《社会主义联盟》，但很快，就像其他失去财产的人一样，他被无政府主义小圈子吸引。作为独立组织同盟（Fédération des groupes indépendants）的秘书，他与无政府主义发言人有接触。其中有个叫萨巴斯蒂安·弗雷（Sebastien Faure）的人，“声音和谐，亲切悦耳”，用词华丽，举止高雅，可以使任何听他说话的人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瓦扬结了婚，与妻子分居，但抚养了他们的女儿西多尼，并有了情人。他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论者，一直到死都没有与家庭彻底分离。在阿根廷创业失败后，他再次试图在巴黎谋生。结果，像他的同时代人、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Knut Hamsun）一样，饥饿地在奥斯陆的街道徘徊，受尽羞辱——“常吃闭门羹，许诺没有后文，被粗暴地拒绝，满怀希望，努力尝试却全部化作泡影”。最后挫败到找工作时都没有体面的衣服了。买不起鞋的瓦扬在街上捡了一双被人丢弃的胶鞋穿。终于，他在一家炼糖厂找到一天3法郎的工作，却无法支撑三口之家的生活。

他又羞又恨地看着饥饿的女儿和情人，从一个没能建造出的世界中醒悟，决定终结自己的生命。但他不会默默地死去，他要哭喊着抗议。“这声哭喊属于整个阶级的人，他们要求权力，在不久的将来，会把行动和语言结合起来。知道我的所作所为会加快新时代的到来，我会死得心满意足。”他在行动的前夜写道。

瓦扬并不忍心杀人。他的计划还是有些逻辑的。在他看来，丑闻不断的议会代表着社会的痼疾。他在炖锅里用钉子和不到致死剂量的炸药制造了一枚炸弹。在1893年12月9日的下午，他带着炸弹来到众议院的走廊上坐下来。在场有人观察到：一个高大憔悴、脸色苍白的人站起身来，把一个东西用力扔进了辩论的人群中。瓦扬的炸弹在火炮的轰鸣中引爆了，金属片四溅到议员的身上，有几个人受了伤，但没有人死亡。

消息一传开，就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位工作热忱的记者更使此事深入人心。在那天晚上一场《笔尖》（La Plume）杂志举办的宴会上，他问了在场几位名人的意见，包括左拉、魏尔伦、马拉美、罗丹和骆朗·泰安德。泰安德的回答崇高而充满韵律：“如果姿态美好，又何必在乎受害者？（Qu’importe les victimes si le geste est beau？）”这句话次日早上发表在《杂志》（Le Journal）上，很快因为太触目惊心而被收回。那天早上正是瓦扬自首的时候。

整个法国都理解他，有一些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甚至还同情他的做法。讽刺的是，这些同情者来自极右翼、反对共和国的人士，包括保皇派、耶稣会、游离的贵族人士和反犹主义者。他们出于自身的理由鄙视资产阶级国家。埃德瓦·德拉蒙特（Edouard Drumont），《犹太法国》（La France Juive）的作者和《自由言说》（La Libre Parole）的编辑，曾在巴拿马丑闻中向牵扯其中的犹太人大发脾气。如今，他写了一篇题目含义隽永的文章“泥、血、金——从巴拿马到无政府主义”。他说道：“有血性的人在巴拿马的泥土中诞生。”嫁入三大公爵世家之一的德乌采兹（d’Uzès）公爵夫人愿意为瓦扬的女儿提供住所和教育（而瓦扬则更希望由萨巴斯蒂安·弗雷来监护她）。

怒火中烧的政府决心断了无政府主义的根，下令扼杀它的宣传。瓦扬炸弹事件两天后，议会全票通过了两道法令，印刷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恐怖主义行动的传单都是非法的，有恐怖行动意图的宣传也属非法。尽管被称作是恶棍法令（les lois scélérates），却不存在不合理的措施。因为行动宣传正是恐怖行为的主要诱因。警察搜查了无政府主义咖啡馆和集会场所，发出了2000份逮捕令，驱散了俱乐部和讨论组，查封了《反叛》和《悠闲老爹》，逼得无政府主义者逃出法国。

1月10日，瓦扬走进审判庭，站在了5位穿着红色法衣、戴着金边黑帽的法官面前。罪名是故意杀人，但他坚持自己的目的只是伤害。“如果我真想杀人的话，会用更多的火药，在容器里放弹药而不是钉子。”他的律师，注定要在另一场案件中制造戏剧性和暴力场面的麦特尔·拉博里（Ma tre Labori），此时以“急切地诘问苦难”（un exaspéré de misère）的精神为他辩护。拉博里说，有罪的是议会，因为它无法“使三分之一的贫困国民得救”。拉博里的努力并没能使瓦扬脱罪，他仍被判处死刑。这也是19世纪 但在解释选择终点咖啡馆的原因时，他一下子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说，到这里来的人“都是那些对既有秩序满意的，那些资产和国家的雇员和帮凶……那些月薪300至500法郎的小资产阶级，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反动，仇恨穷人，站队到强者的一边。他们就是终点咖啡馆和其他大咖啡店的主顾。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下手了吧”。

在法庭上，他被法官谴责危害无辜生命时，他冷漠而高傲的答案应该被文在无政府主义的横幅上。他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是无辜的。”

至于“与行动宣传脱离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比如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在拉瓦尚尔事件中的表现，亨利说：“试图在理论家和恐怖分子中划出微妙界限的人，他们是懦夫……我们带来死亡的人知道如何接受死亡……我不是你们要杀的最后一个。你们在芝加哥、在德国、在赫雷斯、在巴塞罗那、在巴黎都杀了不少人，但有一样东西你们无法摧毁：无政府主义。……它是对既有秩序的暴力反抗。它的结局会要了你们的命。”

亨利自己坚定地接受了死亡。甚至刻薄的克列孟梭在1894年5月21日的处决现场都觉得感动和不安。他看见亨利“像受折磨的基督一样的脸，惨白得可怕，充满无法消解的仇恨，试图将知识分子式的骄傲强加在他孩童般的身躯上”。这个死囚尽管身被束缚，仍然走得很快，踏上断头台，环视四周，用那沙哑的声音忍不住叫道：“鼓起勇气来，同志们！无政府主义万岁！”社会交给亨利的答案在那个时候的克列孟梭看来是“残暴的行为”。

下一次打击接踵而来。这是法国系列中的最后一次，受害者也是最重要的人，尽管杀手不太引人注意。1894年6月24日，里昂，访问当地举办的世博会的总统萨迪·卡诺被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工人刺死，后者大声呼喊着：“革命万岁！无政府主义万岁！”总统当时乘坐着敞篷车穿越人群，对护卫说，允许愿意过来的人们靠近他。所以，当一个拿着卷起来的报纸的年轻人在de Oro）——西班牙的魔鬼岛。

与此同时，外界听说了关于1893年蒙特惠奇山虐囚的 一段时间过后，到了1897年8月。卡诺瓦斯首相到巴斯克山区的温泉疗养所圣阿盖达山度假。在他享受平静时光的中途，注意到一位金发年轻旅客，此人举止得体，以带意大利口音的西班牙语向他礼貌地致敬。卡诺瓦斯对他产生了好感，便问秘书是否认识这个年轻人，随后得知他是以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驻外记者的身份登记的。一天早上，首相和夫人坐在阳台看报纸，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突然出现，从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离卡诺瓦斯有3码（约2.7米）远的距离，当场杀死了他。卡诺瓦斯夫人受愤怒和悲伤的刺激，冲向拿着手枪的人，用手中的扇子向他的脸打去，哭喊道：“杀人犯！刺客！”

“我不是刺客，”这名意大利人断然回答，“我是无政府主义同志的复仇者，和夫人您无关。”

逮捕和审讯后得知，他的真名是米歇尔·安乔里罗（Michel Angiollilo）。他在意大利军队服役时曾因为三次不服从上级遭到处罚。复员后他当了印刷工，这个行业和无政府主义走得很近，也许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和印刷品寻找联系，不然就是和印刷品的联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无论怎样，安乔里罗很快就因为印刷颠覆性文献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1895年，他在马赛和一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秘密出版社失败后，来到了巴塞罗那，又在圣餐节爆炸事件后离开。他游荡于比利时，然后是伦敦，为了杀掉“下令大规模拷问和处死无政府主义者”的西班牙首相，他在伦敦买了把左轮手枪。回到西班牙后，他在马德里跟踪过卡诺瓦斯，但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跟着他来到圣阿盖达山。接受军事法庭审讯一周后，他试图阐发无政府主义原则，却被法庭责令保持沉默，他喊道：“我必须为自己辩护！”法庭不予理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在绞喉的刑场上，他拒绝宗教仪式，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惧。

欧洲的新闻业沸腾了，强烈要求齐心协力镇压“疯狗”一般的无政府主义。当时人们感到，失去卡诺瓦斯这样地位的人，对于西班牙一定意义重大，纽约的《国家》甚至认为这是西班牙的“国难”。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死属于那种导致历史事件发生决定性转变的意外事件。卡诺瓦斯死后，自由党人成功上任。当时，报业巨头赫斯特（Hearst）制造的反对“屠夫”魏勒的狂野号叫正响彻美国[8]。自由党政府很快退缩了，就在快要恢复秩序的当口，魏勒将军被调离，于是古巴暴动急遽再起，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提供了故意制造美西战争的借口。如果卡诺瓦斯还活着，这个借口将不会存在。

他的死确实事出有因，但其后3年内发生的三起死亡事件中的两起则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部分是无政府主义宣传所暗示的产物，更多原因则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使得当时群情嚣然，刺客获得英勇的恶名，这成了心智不健全者的麻醉品。

首次死亡事件发生在1898年9月10日，日内瓦勃朗峰桥（Quai Mont nc）的一艘大湖汽轮上。这是致命的汇合点，两个在真实世界中毫无关联的人相遇在疯狂的一刻，就像一道闪电夺去小孩的性命一样，无法用常理解释。这两人中的一位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佛朗兹·约瑟夫皇帝之妻，另一位是流浪的意大利工人路易吉·路切尼（Luigi Lucheni）。

伊丽莎白堪称欧洲最美丽而又最忧郁的皇室成员。16岁即结婚加冕，到了61岁仍然为了逃离忐忑的灵魂，烦躁不安地在各处游荡。她以可爱的相貌，1码（约0.9米）长的金发，修长的身姿和流动的步伐闻名于世。她是“魅力的化身”，光耀会场；但同时也受“舞会头痛”的折磨，在公众场合必须以扇遮面。罗马尼亚王后卡门·西尔瓦（Carmen Sylva）说她是“仙女的孩子，长着看不见的翅膀，一旦觉得世界无法忍受，就飞到别的地方”。她创作浪漫的诗篇，还见证自己的儿子结束生命的过程，那是19世纪最伤感、最悲剧的自杀事件。她的表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因为发疯投水自杀；她丈夫的哥哥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在墨西哥被宪兵队枪杀；她的妹妹在巴黎一场义卖会失火时被烧死。“我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重负，”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沉重得像身体的疼痛，我宁愿死掉。”她会突然冲到英格兰或爱尔兰，在猎场最易出事故的地段横冲直撞，骑马翻越篱笆。在维也纳，她训练自己表演最危险的马戏团马术。她时不时采取疯狂的节食措施，每天的营养仅限于一个橙子或一杯牛奶。当她体质差到无法骑马打猎时，她又沉溺于疾走的狂欢，一次走上6到8个小时，没人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她要找的东西很简单——“我渴望死亡”，在抵达日内瓦前的4个月，她在信上如此告诉女儿。

9月9日那天，她造访了阿道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Baroness Adolfe de Rothschild）的湖边别墅。这个偏远的私人园林装点着驯服的小豪猪、奇异的鸟和黎巴嫩雪松，是一个令人陶醉的去处。 布雷西的命运和其他的理念工具如出一辙。当时意大利已废除死刑，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前7年在隔离牢房度过。被监禁几个月以后他就在狱中自杀了。

美国报纸上对翁贝托国王遇刺事件的报道被一位叫里昂·柯佐罗兹（Leon Czolgosz）的波兰裔美国人一读再读。剪报成了珍贵的收藏品，每天晚上都被他放在床头。他当时28岁，身材小巧纤细，淡蓝色的眼睛以独特的方式长久注视着前方。他在父母移民美国不久后出生。这是个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的大家庭，在俄亥俄州一座小农场里。据他父亲说，他“看起来比大多数的小孩思考得更多”，因为酷爱读书，他被视作一家人中的知识分子。1893年，他20岁的时候，因为参加罢工被电线厂解聘，从此变得“闷闷不乐”，他的一位兄弟说。祈祷和当地的牧师不起作用，于是他脱离了天主教会，开始读起了“自由思想家”的小册子。通过这些阅读他开始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波兰裔工人的小圈子，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后来说：“我们也讨论过总统，他们没一个好人。”

1898年，他得了一种无法确诊的病，使他更加郁闷和沮丧了。他放弃了工作，待在家里，在自己的房间吃饭，阅读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社会》、贝拉米的乌托邦著作《回顾》，并忧闷地沉思。他前往芝加哥和克利夫兰，参加无政府主义集会，倾听艾玛·戈德曼的演讲，和一个叫埃米尔·席灵（Emil Schilling）的无政府主义者交谈，他对这个人说，美国军队的做法让他很是苦恼——在把菲律宾人从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又与菲律宾人继续打仗。“我们在公立学校关于星条旗的课可不是这么讲的。”柯佐罗兹焦虑地说。

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把国旗当回事的，席灵对柯佐罗兹起了疑心，在《自由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警告，认为这位行踪奇怪的波兰游客可能是个密探。这篇发表于1901年9月1日的警告错得不能再错了。5天之后柯佐罗兹出现在布法罗泛美博览会的迎宾队列上，向麦金莱总统开枪。总统8天之后去世，继位的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于是柯佐罗兹这位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所知最少的杀手完成了一次影响最深远的行动。

“我杀了麦金莱总统，”柯佐罗兹在忏悔书上写道，“因为我要履行义务。”他后来又补充说：“因为他是善良工人的敌人。”他告诉记者，他听了艾玛·戈德曼的讲座，她的“所有统治者都该被灭绝的主张使我陷入沉思，头脑都快被痛苦分裂了”。他说：“麦金莱在全美国走动，大喊繁荣，但穷人们没有繁荣。”又说：“我们不应该被人统治。杀掉他们是正确的……我知道其他人相信我做的事，他们知道杀掉总统是对的，没有统治者是对的……我不相信选举；这不符合我的原则。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相信婚姻。我相信自由性爱。”

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它对美好世界的愿景并不在柯佐罗兹的知识范围内。像刺杀卡诺总统的那位头脑简单的卡斯里奥，柯佐罗兹属于那种沉溺于妄想的弑君者，认为杀掉元首是自己的使命。在柯佐罗兹仓促的审判和10月29日的电刑之后，沃尔特·钱宁（Walter Channing）博士提出了上述理论。他是塔夫茨大学的精神疾病教授，诗人威廉·E·钱宁的儿子。他对官方精神病学家的分析不满意，自己着手研究，做出结论，认为柯佐罗兹罹患“早发型痴呆病”（dementia praecox），是一种妄想症的受害者，这一疾病早在1890年就被法国的精神病学家伊曼纽尔·雷吉斯（Emanuel Regis）博士发现了。雷吉斯博士的研究表明，这一类弑君者沉溺于思考和孤独，“不管有多少理智的想法，都会被他否决，因为他有着病态的执念，认为自己有义务给予某人沉重的打击，杀掉一个君主或显要人物，为正义的事业，为上帝、国家、自由、无政府主义或其他类似的原则献出生命”。他的特点是充分的算计和痴心妄想。他不会突然盲目地行动，与此相反，他会做出详尽的准备并单独行动。他是个独行的隐士。骄傲于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从不使用毒药之类秘密武器，而是那种要求个人暴力的东西。之后，他也不会逃命，而是骄傲地炫耀他的所作所为，期待荣耀和死亡，不是自杀就是作为判处死刑的烈士“间接自杀”。

这一描述符合柯佐罗兹的情况，但要激活妄想症，某种反抗的氛围和榜样不可或缺。而无政府主义的信条和事迹正提供了这些条件。无论何时，都可能存在着100个沉寂着的柯佐罗兹；需要一系列从拉瓦尚尔到布雷西的事件去启发他们之中的一个刺杀美国总统。

公众们彻底激愤起来，而组成公众的除了有钱人以外，还有冒牌的有钱人。普通人、小资产阶级、靠薪水生活的雇员，都把自己和雇主联系起来——正如向终点咖啡馆投炸弹的埃米尔·亨利所想的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依赖于财产。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无政府主义者意图摧毁日常生活的根基——国旗、合法家庭、婚姻、教堂、选举、法律，这尤其令他们恐慌。无政府主义者们成了每个人的敌人。他们罪恶的身影成了所有邪恶和颠覆性力量的同义词，正如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哈泼斯周刊》上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国王就是魔鬼撒旦。”《世纪杂志》在麦金莱死后说道，无政府主义“给世界带来的邪恶影响是以往任何有关人类关系的思想都无法比拟的”。

新上任的总统是个内心非常矛盾的人，既有敏锐的理解力、英勇的行动力，又极端平庸，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一个罪犯，比普通的罪犯更“危险”、更“堕落”。他在1901年12月3日给国会的演说词中称：“无政府主义是针对全人类的罪行，所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或政治不公正的产物，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抗争是“蛮横无理”的。总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制度“为每一个诚实聪明的本土人”提供了公平开放的机会。他敦促将今后所有无政府主义的演讲、出版物和会议以煽动罪论处，不能允许无政府主义者逍遥法外，已经在美国的将被遣返，国会应当“无条件驱逐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信奉者，以及参与无政府主义社团的人”，而且，各国应当签订条约，将鼓吹杀戮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视作违反国际法，以使联邦政府有权打击他们，就像打击海盗一样。

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于1903年修改了移民法，阻止不相信政府以及“唆使他人怀疑或反对有组织的政府”的人进入美国。这项修正案激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抗议，为自由女神像添加了忧伤的注脚。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两面性——一半是对社会的憎恨，一半是对人性的热爱——公众只意识到前者。刺激他们的是炸弹、爆炸、枪击和匕首。至于无政府主义希望带领全人类穿越暴力的泥沼抵达愉悦山的那一面，则无人知晓。报刊杂志将马拉泰斯塔描绘成无政府主义邪恶的天才，“沉默、冷酷、阴险”，却没有告诉公众，他曾无私地将两套在意大利继承的祖产房屋转让给居住其中的房客。同样，公众也无从得知“行动宣传”的理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对于他们而言当然也就毫无意义。它们似乎是没有目的的疯狂行为，纯粹是为了邪恶而邪恶的放纵。报纸习惯上将无政府主义者称为“野兽”、“隐藏的疯子”、堕落者、罪犯、懦夫、“受变态知识分子和病态癫狂驱使的可憎的极端分子”。英国很受尊重的月刊《黑檀》（ckwood’s）宣称“疯狗在本质上和无政府主义者最接近”。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在卡诺瓦斯谋杀案后发问，怎么做才能保护社会，使之不受“疯子和罪犯的结合体”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了，包括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国际罪犯流放地，将他们送到疯人院，或者全数驱逐出境。问题是，如果所有国家都想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出去，谁又会愿意接收他们呢？

然而，还是有人听见了每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所传达的抗议声。麦金莱事件后美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新英格兰传统的发言人（废奴主义者也诞生于新英格兰）、《前景》杂志的编辑莱曼·艾伯特（Lyman Abbott）鼓起勇气质问，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仇恨政府和法律是不是因为政府和法律在不公正地运作？他说，只要立法者为特殊阶级制定法律，“鼓励从大多数人身上劫掠财物给少数人，保护富人、不顾穷人”，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会“要求废除法律，因为法律在他们眼中是不公正的工具”。他对19世纪俱乐部里安逸的绅士们建议：“打击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就是打击无政府主义。”同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也有所表达，比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在赫尔堂（Hull House）的启发下开展的社会福利工作；揭露内幕的公民记者（Muckrakers）也在之后的一两年内开始暴露美国社会的不公、堕落和腐败。

麦金莱事件为西方民主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刺杀行动画上了句号。甚至狱中的亚历山大·伯克曼也意识到，没有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个人的暴力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他写信告诉了艾玛·戈德曼，令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教义的她“无法抑制地呜咽……全身颤抖”，甚至卧病在床。尽管她还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尽管新闻界仍称她为“无政府主义的女王”，无政府主义的激情大体上已经退却了：在法国演变成了工团主义者的现实斗争；在美国，被吸收进了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当然，每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毫不妥协、孤独坚持着原始信条的人。

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和俄国工业落后，政府专制，炸弹和刺杀事件到了20世纪还在攀升。1906年，西班牙，一枚炸弹投在了阿方索国王和他的英国妻子的婚礼上。20多个观礼者被杀，使人惊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行动背后蕴藏的仇恨是多么深。统治阶级在1909年确认，这种仇恨是相互的。巴塞罗那一场被称作“红色一周”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府处决了激进的反宗教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尽管他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案件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暴风雨般的抗议。和往常一样，西班牙的不公之举成了自由派良心的发泄口。1912年，一位叫曼纽尔·帕蒂纳斯（Manuel Pardinas）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尾随荷西·卡纳来哈（José Canalejas）首相，穿越马德里的街巷。当首相停下来张望太阳门广场上一家书店的窗户时，帕蒂纳斯在背后射杀了他。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在费雷尔死后上任的卡纳来哈计划进行改革，以约束实力强大的教会和地主。但很显然，在与社会的长期斗争中，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良知已经愤怒到了无法忍受的极限”，正如萧伯纳所写的那样。

在俄国，革命的传统古老而深远，绝望与希望并存。造反者与专制者之间有着漫长的战争，每一代人中都会有新的斗士加入其中。1887年，干草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执行绞刑，5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也因为试图炸死亚历山大三世而被绞死。他们的领袖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在法庭上辩护说，警察国家里唯一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恐怖行为。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都是革命者。其中一个弟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dimir Ilyich），发誓要为他报仇，把姓氏改为了列宁，动身投入革命。

19世纪90年代愈加动荡不安，革命者们深信暴动的时机即将来临。最危险的统治者、能力很差的独裁君主尼古拉斯二世在1895年登基，随后驳回所有要求立宪的恳求，认为这些要求是“荒谬的梦话”，这样一来，民主党人绝望，极端分子欢呼。城市中，刚刚工业化的劳动者罢工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总体而言，一股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推动力在世纪之交逼近俄国，就像月亮之于潮汐。人们感受到一种结束，一种开始，一个“打破沉默的时刻”。

所有对现状不满的团体都感觉到需要为行动而备战了，他们要壮大所在党派的力量，提出他们的计划。但是冲突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顽强地坚持组织和训练，而民粹派传统的继承者则信仰恐怖行为引起的自发革命。因此，两个政党在1897年和1898年逐渐成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后者的几个团体在1901年合并成一个明确的党派。

就接受组织和政党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相信恐怖行为会促成革命。他们同样认为革命是冲出地平线的太阳，未来的美好世界会在仁慈的阳光下自然成型。公众习惯将无政府主义者等同于俄国人，俄国人对炸弹上瘾是部分原因——自从1881年刺杀沙皇事件以来，炸弹似乎成了俄国的特有武器。另一部分原因是无意识的三段推论：俄国人是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俄国人。确实有一些正统无政府主义者的小团体从克鲁泡特金处获得灵感，在日内瓦和巴黎发行俄语杂志，但他们在俄国本土的力量并不大。

1902年，高尔基在《底层》中写尽了俄国的悲痛、潦倒和绝望。“人一定要活得更好！”剧中喝醉的纸牌作弊老手哭喊道，“要更好。”他在找词语，找意义，找哲学，但他只能重复“要更好”。为了这个目标，1901—1903年，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恐怖小分队（Terror Brigade）暗杀了教育大臣博格勒波夫（Bogolepov），指挥秘密警察的内政大臣希皮亚金（Sipiagin），以及残暴镇压乌拉尔煤矿罢工的乌法州州长波达诺维奇（Bogdanovitch）。1904年6月15日，日俄战争进行中时，他们又杀掉了内政大臣文泽尔·冯·普列韦（Wenzel von Plehve）——俄国人民最为仇恨的人。如果说普列韦和沙皇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更坚定地信仰并维护独裁政体，不允许对民主进程有任何让步。他唯一的政策就是粉碎厌恶政权的人。他逮捕革命者，查禁正统“老信徒”，限制“zemstvos”，即乡镇政府，将犹太人作为牺牲品，强制地俄化波兰人、芬兰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么做的结果是增加了沙皇政府的敌人，并使他们确信决定性转变的必要。

普列韦最喜欢的方法是将公众的不满转移，用一位同事的话说，“我们要用犹太人的鲜血淹死革命”。受特工的刺激，在警察宽容的注视下，基什尼奥夫（Kishinev）的俄国公民在1903年逾越节中突然对永远的替罪羊发了狂，烧杀劫掠家庭和店铺，亵渎犹太教堂，从一个白胡子拉比的手中抢夺并撕碎了犹太圣经。这位拉比没有震惊很长时间，就被异教徒们用棍棒和长靴杀死了。基什尼奥夫的集体迫害不仅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也成功刺穿了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埃夫诺·阿瑟夫（Evno Azev）的皮肤，他当时受雇于秘密警察，正好也是犹太人。阿瑟夫小心翼翼，没有使刺杀普列韦的计划泄露。刺杀任务圆满完成，俄国举国震惊。重重一拳打在了以普列韦为化身的体制之上。这件事太不吉利了，以至于普列韦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Prince Svyatopolk-Mirsky）将杀手流放到西伯利亚终身劳役，而没有被判处死刑。他认为温和的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此后半年，1905年1月，冬宫门前发生了被称作“血腥星期天”的大屠杀。军队向一群想向沙皇请愿立宪的工人开火，1000多人被杀。恐怖主义者开始制订计划暗杀沙皇和他的两位叔叔——该对这次屠杀负责的弗拉基米尔大公（Grand Duke of dimir），和据说对沙皇的决策最有影响力的谢尔盖大公（Grand Duke of Sergei）。作为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以残忍野蛮的统治，反复无常而又盛气凌人的个性，极端独裁到精神错乱的境界而闻名。据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他的残酷惹人注目，甚至在俄国贵族中间，也以古怪的恶行闻名”。阿瑟夫受雇于警察系统的同时，也是恐怖小分队的领导者。他必须促成小分队的行动，不然也难保其在警察眼中的价值。1905年2月，谢尔盖被一个名叫卡里亚夫（Kaliaev）的年轻革命者的炸弹炸飞。爆炸后现场一片废墟，卡里亚夫身着蓝色大衣红围巾，屹立其间，除了脸上在流血外，丝毫没有受伤，而大公及其车马只剩下“一堆20厘米至25厘米的不成形的碎片”。当天晚上，沙皇听到消息后，照常下楼吃饭，没有和谁提起这场谋杀。但是，据一位在场的客人说，“晚餐之后，沙皇和他的妹夫在客厅玩耍，看谁能把对方从细长的沙发上挤出去”。

1905年4月，法庭上的卡里亚夫纤细、憔悴，眼窝深陷。他对法官们说：“我们属于两大交战的阵营……两个激烈碰撞的世界。你，是资本和压迫的代表；我，是人民的复仇者之一。”当时的俄国被战争包围，国外的敌人是日本，国内的敌人是在公开造反的国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是历史对你们的审判。”当法官宣布死刑的结果时，卡里亚夫希望行刑者能有勇气将死刑过程公开。“学着去直视革命的进程。”他对法庭说。但是他的绞刑是午夜后在监狱执行的，他身穿黑衣，尸体被埋在监狱的墙下。

10月，革命来了。谋杀冯·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的这种行动宣传刺激大众做好了暴动的准备。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也不是社会民主党或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一场巴枯宁想象中的自发的革命，只是他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与工团主义的理论一致，一场大罢工引发了革命，趁沙皇政权惊诧之时成功使其妥协，答应立宪和成立国会（杜马）。尽管这些让步后来都被撤销了，革命也在政权恢复后遭到残酷的镇压，工团主义者还是受到了激励，坚持走大罢工的“直接行动”路线，无政府主义者也积极加入到产业工会中。恐怖小分队在俄国又完成了几起暗杀事件，直到阿瑟夫的身份在1908年暴露，小分队才在震惊下解散。1911年斯托雷平（Stolypin）首相被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暮光变得十分暗淡，人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杀手是真正的革命者，还是警方的密探了。

不管它的行动是多么自我局限，梦想是多么不切实际，无政府主义狠狠地将社会两大分野间的斗争戏剧化。在特权的世界里，它唤醒了社会良知；在抗议的世界中，它传递能量给工团主义，在工会组织的权力斗争中加入了暴力和极端的元素。这是一个吸引人们追随的理念，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人们不可能在它的指引下协调一致，展开行动。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最后一声呼喊，为了个人自由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为了不受管制的生活的最后一次期待，冲着步步逼近的国家挥动的最后一个拳头。不久之后，国家、政党、工会、组织就要包围过来了。

[1] 即无政府，构词取“无——统治”之意。

[2] 愉悦山（Delectable Mountains），朝圣者的避风港，英国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在基督教寓言《天路历程》中提及。

[3] 指《圣约·新约·马太福音》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4] 该词的法语开头与维里相同。

[5] 即巴塞罗那。

[6] 此处指火刑处死10万人的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 威廉·罗塞蒂（William Rossetti）：英国作家、批评家。

[8] 指美国新闻界为美西战争制造舆论，详见本书 [9] 即无政府主义。

[10] 指《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