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权贵 英国：1895—1902_骄傲之塔

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于1895年6月在英格兰成立。当时，英帝国正处于巅峰，大获全胜的保守党所组成的内阁也符合帝国光彩夺目的形象。内阁成员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大地主们，世代承袭对国家的统治。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

担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祖上有一对父子曾依次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战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级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乔治三世时代的首相，祖父曾为三个君主的六个内阁服务过。枢密院议长是一位在十一个郡内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土地的公爵，祖上从14世纪就在政府供职了。他自己也在下议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绝担任首相。印度事务大臣的父亲是位公爵，其祖传宅邸是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时在议会任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乡绅，有个做公爵的连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伦敦市长，自己当议员也有27年了。大法官的姓氏是由征服者威廉的诺曼底追随者带到英国来的，8个世纪以来这个家族坚持不接受爵位。爱尔兰总督是位伯爵，也是威灵顿公爵的侄孙及大英博物馆的世袭理事。这届内阁中还包括了一位子爵、三位男爵及两位准男爵。六个下议院议员中，有一位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有一位乡绅的家族从16世纪起就在议会中代表同一个郡；作为下议院领导人的那位是首相的外甥，继承了400万英镑的苏格兰遗产；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内阁成员是鸟巢中捣乱的杜鹃，他是来自伯明翰的制造商，被普遍认为是英格兰最成功的人。

除去财富、头衔、大片土地和名门世家以外，用一位自由党人的话来说，新的政府还拥有令反对派自由党抱憾的“丰富人才和惊人能力，强大到令人难堪的地步”。他们安稳地栖息于权力的宝座，在下议院选举中占据多数，还永久地拥有上议院的多数席位，占了五分之四。连这位反对派也承认，保守党的地位“无懈可击”。

为这个政府增色的，还有1886年因为反对格莱斯顿先生坚持爱尔兰自治而退出自由党的辉格派贵族。这些人多半是大地主，同他们的保守党亲兄弟一样认为与爱尔兰的联合神圣而不可侵犯。在德文郡公爵、兰斯顿侯爵和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带领下，他们直到1895年仍保持独立；当他们加入保守党时，为了彰显结合二者的政策，两个集团以统一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除了张伯伦之外，这个联盟表明，几个世纪的血统和经验、拥有土地和统治是分不开的。自从撒克逊人的首领集合，在 他不赞成政治平等。有为数众多的平民，也有“天赋的”领导者。“财富总是必须的，有的国家也看重出身。社会团体在情绪正常时，会仰仗那些拥有超群智力和文化的人来进行支配和管理。”这些人有闲暇和财富，“因此他们的斗志不会被贪婪所污染……他们符合贵族最原始和最好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导者应当从他们当中产生”。而且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特别适合当领导，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权利获得政治优势”。

因为笃信这种“上等人合适”的理念，当1867年保守党政府拥护赋予城镇工人投票权、使选民人数翻番的 正是这样的条件使他们得以胜任管理者的职责。没有别的地方像英国一样视政府工作为正当和最高尚的绅士职业。为当大臣的叔父做私人秘书可以是严肃的从政训练，也可以是一位绅士合宜的消遣，正如肖伯格·麦克唐纳爵士（Sir Schomberg McDonnell）所做的那样。他是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私人秘书，也是安特里姆伯爵（Earl of Antrim）的兄弟。外交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特别是对于有才能的人而言。达弗林和阿瓦侯爵（Marquess of Dufferin and Ava）在1895年担任英国驻法大使时，自学了波斯语，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那一年除了读完11部希腊语的阿里斯托芬戏剧外，还背诵了波斯语字典中24000个词条：“其中8000条记得很熟，12000条还不错，还有4000条差强人意。”在护卫队、轻骑兵或枪骑兵等精英团从军也被有权势的人所接受，尽管这往往更能吸引意志稍显薄弱者。不那么富裕的人去了教会或海军；律政和新闻是赢得权力必需的职业。但议院是做“特别适合”练习的首选场所。只有取得议院的席位，才能在以后取得内阁的席位。进入内阁后，权力、影响、枢密院资格、退休后的贵族爵位都可以获得。由235位各界精英组成的枢密院尽管是礼仪性质的，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贵族爵位仍是个魔法斗篷，可以将一个人从群体中区分出来。内阁官邸乃众人垂涎之所，幕后操作紧张激烈，不为外人道。每次政权交替，最吸引英国社会注意力的便是组阁的复杂小步舞。俱乐部、会客室叽叽喳喳，帮派、联盟分分合合，赢家戴着好运的冠冕，骄傲浮现。这项奖赏需要辛苦、长时间的工作，但部门运作的知识却很少用到。大臣不会亲手做事，他的任务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和他管理庄园没什么不同。细节问题诸如小数点——用财政大臣兰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的话说“那些该死的点”——不值得他关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成员大部分（但并非全部）拥有世袭的土地、财富和头衔。他们从政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确实，在他们来看，公共事务应当由（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不受“肮脏的贪欲所影响”的人来管理，这么做必要且正确。作为议员的事业——当然是没有薪水的——赋予人的是荣誉而非利益。下议院是首都、帝国和整个社会的中心，同席之人乃王国俊才。引领他们至此的不仅是抱负还有责任，更何况，这也是期望之中的事。父亲在议院，儿子就跟着来了，往往还同时任职。1895—1905年担任下议院代理议长其后又升任议长的詹姆斯·罗瑟（James Lowther）家族作为威斯特摩兰郡选区的代表差不多已经有6个世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在议会各待了半个世纪，他的父亲也有25年。郡县的代表往往住在方圆70英里（约112千米）闻名的“那座房子”[3]家族在此闻名了几百年，他从出生起就是候选人。因为候选资格、选举，以及选举获胜后管理选区的所有花销都要由议员承担，代表人民出席议会这项特权便被限制在了可以负担得起的阶层。1895年下议院的670名议员中，有420名是有闲的绅士、乡绅、官员和律师。他们中的23人是世袭贵族的长子，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次子、兄弟、表亲、侄子和叔舅，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十六代德比伯爵的继承人，他是排在公爵之后英国最富有的贵族。作为次级政府督导，斯坦利不得不在投票时站在走廊门前，胁迫或哄骗在场的议员表决。但他自己却不被允许进</a>入议院履行这项职责。用一位旁观者的话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贵族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政治生涯的诱惑力。

统治阶级不只培养统治者，也产出和其他阶级同样比例的弱者或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劣等或愚蠢的。除去首相和帝国功臣，还有粗鄙莽撞、言谈乏味的丑角。这些人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只会谈论马甲和领饰；双腿修长的近卫兵，对话内容仅限于“呃、嗯”的支吾声；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自毁于酒精、赛马和牌戏。当然也有正常比例的庸人，他们毫不起眼，出色或出格的事都没做过。就连伊顿公学也有“讨人厌的蠢材”，用一位伊顿校友的话说，“这些男孩举止不佳……就算不是天生恶毒，也是心智愚蠢之徒，也许还退化堕落”。尽管在伊顿是个蠢材——可别和书呆子混淆了——30年后没准就是枢密顾问官，不过也有当一辈子蠢材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有一位外甥，名叫塞西尔·贝尔福（Cecil Balfour），因伪造支票而逃亡澳大利亚，最后死在那儿，听说是因为酒精中毒。

尽管发生过这些事故，统治家族并没有怀疑过他们与生俱来的支配权，而且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没怀疑过这一点。里布尔斯代尔勋爵（Lord Ribblesdale）在1895年写道，身为贵族“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位大人可是个别具一格的典范。因为长得像摄政时代（Regency）的人物而被称为“祖宗”；帅气的他是英国权贵的完美榜样，以至于善于颂扬格调和类型的约翰·辛格·萨金特[4]主动要求给他画像。在这幅全身肖像画上，他身着女王猎鹿犬官员的长款骑手服，头戴大礼帽，皮靴闪耀，手持一卷打猎用的鞭。萨金特画笔下的里布尔斯代尔以天然的高傲、典雅和自信凝望着世界，在他以后没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当这幅画在巴黎的沙龙中展出时，前往观看的里布尔斯代尔被法国人认出来，崇拜他的人群跟前跟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喔唷，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英国爵爷。”

阿斯科特赛马周的开幕式上，里布尔斯代尔带领皇家仪仗队走下草场。他骑着一匹亮丽的栗色马，穿着深绿色外套，由一只悬挂金带的金色猎犬陪伴。这样一幅景象，任何一个看见的人都不会遗忘。作为上议院自由党党鞭、伦敦郡议会积极分子以及国家画廊的主要理事，他也分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像大多数同类人一样，他与在土地上工作的工人阶级，那些为绅士的运动和庄园服务的人很合得来。当女王给一位叫J·迈尔斯的猎鹿犬侍从颁发奖章，以感谢他50年来的服务时，里布尔斯代尔特地从温莎骑马去祝贺他，并留下来与迈尔斯夫人“喝茶谈话”。正如他描述英国普通贵族时所说：“从小享受安逸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好脾气……他们也许自我欣赏、自私甚至愚蠢，但不太会是性格乖戾、不为人喜的。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尽管自由党的报刊倾向于把世袭贵族描绘成“忧郁地走路内八字、发际线后退”的模样，里布尔斯代尔认为贵族们仍然享有郡县当地人的尊重。他认同郡县利益，参与其事务，和佃户、佃农、集镇的商人保持相互友好的关系，除非犯了什么大错，否则还不至于“破坏古老姓氏的威望和久经考验的合作”。但面对这番美好的局面，就连里布尔斯代尔也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隆隆响声，并于30年后为自己的回忆录选择了夏多布里昂的箴言：“我守卫着那种对自由强烈的爱，这对于寿终正寝的贵族意义非凡。”

仲夏是伦敦社交季的巅峰，上流社会自娱自乐，呈现盛世光辉。这幅景象对于一位从巴黎来访的贵族来说是“在六七月份从奥林匹斯山降临到英格兰的天神间的竞赛”。他们似乎“住在金色的云上。就像树叶天生要变绿一样，他们对财富的挥霍懒散而自然”。紧紧跟随着威尔士亲王的是“一队白天鹅，修长的颈项支撑着饰以珠宝的优雅头颅”。这群天鹅的名字分别是格伦康纳夫人（Lady Glenconner）、莱斯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Leinster）以及沃里克夫人（Lady Warwick）。于80年代英年早逝的公爵夫人在欧内斯特·汉密尔顿勋爵（Lord Ernest Hamilton）的眼中“神一般高大……她美得令人头晕目眩、难以置信”。她的后继者沃里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arwick）作为“伦敦最漂亮的已婚女士”，其实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一次有名的打闹也是因她而起：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差点儿给了他未来的君主一拳。在上流社会的杂志上，她闪闪发光“仿佛一位女神，丰满的轮廓上披挂着半透明的礼服，面容靓丽夺目、高傲而美好，她的名声传遍了这个平和之国黯淡的最深处”。她是名副其实的美人（Beauty），这是一个在当时可以给拥有者公众知名度的神奇称号。在某次穿越爱尔兰的航行中，她因为晕船而躺下休息，快到岸时她的母亲叫道：“快起来，黛西，外面一堆人等着看你呢！”

伦敦西区的巴克利和贝尔格莱夫广场门前的行列从未中断。除了垂死的人，大家都外出享乐。每一天开始于早上10点公园的马啸，结束于凌晨3点的舞会良宵。在海德公园的艾伯特和格罗夫纳大门之间某个精心挑选的地点，上流社会小圈子的成员定会在此集结，相遇于早上的骑马散步或下午茶和晚餐间的乘车兜风。伦敦仍保留着乔治王朝时代的风采。吊窗锤箱摆满了明亮的花朵；房屋和广场的名字也还保留着房主的姓氏——德文郡宅、蓝斯顿宅、格罗夫纳广场、卡多根广场。配有随从的漂亮马车充斥街巷。贵妇们驾驶着维多利亚马车（车厢里还有坐得笔直的“老虎”陪同），给奢华的短腿马轻巧的一鞭，然后在男性赞许的目光下经过俱乐部的窗沿。绅士们彼此感叹：“看漂亮女人驾一对好马穿越伦敦真是件赏心乐事</a>。”另一条街道上，皇家近卫骑兵团在巡逻，他们身着绯红夹克衫，白色马裤，骑着黑色马匹，马勒和缰绳闪闪发光、叮当作响。轮廓高大的双轮马车载着知名的政客和俱乐部会员穿行于大家门de Grey）而成为时尚。在歌剧院，妮莉·梅尔芭（Nellie Melba）用天使般纯粹的女声和英俊的让·德雷斯克（Jean de Reszke）表演爱情二重唱。一袭低胸天鹅绒在皇家包厢闪耀着梦幻的光彩，那是沃里克夫人，“靡菲斯特般猩红的衣裙上只有几颗钻石”，头上还有几根猩红的羽毛装饰。人们严阵以待，想看看与她一同竞争伦敦最佳着装奖的德格雷夫人穿了什么。接着走上来的是德格雷夫人一行，被称为“戴三重冠的波西米亚人”，其中可能包括梅尔芭夫人本人、威尔士亲王，以及——在致命的1895年之前的——奥斯卡·王尔德[5]。每晚都有持续到凌晨的政治招待会，或是开到次日拂晓的舞会。站在楼梯弯曲延伸处欢迎宾客的是德文郡公爵夫人或者伦敦德里郡夫人（Lady Londonderry），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权威人物，身上的钻石熠熠生辉。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个个都是英才俊杰。总管以洪亮嗓音宣告的名单是一场头衔的狂欢：“公爵……殿下……大人……勋爵与夫人……大使阁下……”而楼下灯光照亮的广场上，男仆正吆喝着送走某位老爷的马车。

上流社会内部也分门别类，只是边缘有所重叠，人员也有交混。最爱享受、玩得最痛快的是在马尔伯勒宅的一拨儿（Marlborough House set），为首的那位雪茄不离手、大腹便便，凸出的汉诺威式面孔以短灰胡子收尾，粗壮而堂皇，正是威尔士亲王。他兼收并蓄、喜欢交际，对于守寡的母亲[6]定下的枯燥单调的皇家统治极为厌烦（所有为此受罪的人都是这个感受）。亲王的贵族圈子向各种捣乱的局外人敞开，只要他们长得漂亮、有钱或有幽默感就可以来。美国人、犹太人、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甚至制造商、探险家或其他风光一时的名流都曾光顾。亲王的职业就是会见所有人：与他有私交的包括了这个国家最有能力的人，比如海军元帅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说他从来不读书，那是不厚道的谣言。的确，他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是玛丽·科雷利[7]，但他也“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当时还是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并亲切地给作者写了张便条，称赞“描写和语言总体上很好”。但一般而言，他的圈子并不欢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不理解或欣赏智慧。个中原因正如沃里克夫人所说，乃是上流社会（或者上流社会的这一部分）“不想被迫思考”。它热爱享受、不计后果、没有思想、疯狂而奢侈。新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遭到嫉恨，特别是犹太人，“并不是我们讨厌哪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些很有魅力甚至才华横溢，但是他们都有头脑、懂金融”。这一点令人加倍不安，因为上流社会最不愿去想的就是怎么挣钱了，他们只关心怎么花钱。

与这个嬉闹的小圈子相对的是“廉洁者”（Incorruptibles）——他们严格、保守，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家底深厚，认为亲王的小圈子“庸俗”，而他们才是上流社会风气的捍卫者。每个这样的家庭都围绕着一伙乡下来的穷亲戚，他们一代人才来伦敦一两回，目的是带一位女儿社交，要不然干脆躲在18世纪不出来了。另一拨人是“知识分子”或“魂儿”（Souls）。他们聚集在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周围，这位索尔兹伯里的外甥是伦敦最有才华、最受欢迎的，也是这一拨人的太阳和崇拜的焦点。他们这个群体很有文化修养，自恃聪明，自我欣赏起来没完没了。他们喜爱各自的陪伴，就像特别漂亮的男女喜欢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一样。“你们总是坐在一起，探讨各自的灵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在1888年的一场晚宴上说，“索性就叫你们‘魂儿’吧。”于是他们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这位海军上将查尔斯勋爵并非一缕幽魂，而是威尔士亲王小圈子中耀眼的点缀。尽管他娶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妻子，喝下午茶时戴着三重冠，在萨金特的肖像画中有两对眉毛。画家曾简单地解释过，她确实有两对眉毛，真的那对上头还有用眉笔描着的另一对呢。

“魂儿”皆从政，而且几乎都在索尔兹伯里的政府里担任助理大臣。首屈一指的是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他写了一本关于法国诗人的书，并为诺斯[8]翻译的普卢塔克写过导言。在贝尔福先生手下担任议会私人秘书后，1898年被任命为战争部次官，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还有点儿不情愿，“我不喜欢诗人”，他说。曾任外交次官，而后很快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乔治·寇松也在魂儿圈中。后来担任战争大臣的圣约翰·布罗德里克（St.John Brodrick）也是如此。这两位贵族的继承人都因为被上议院强制开除而做过无谓的抗争。其他成员都与坦南特（Tennant）家族有关联：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Alfred Lyttelton）是板球冠军、后来的殖民大臣，妻子（在她去世前）是劳拉·坦南特（Laura Tennant）；里布尔斯代尔勋爵，娶的是夏洛特·坦南特（Charlotte Tennant）；而无拘无束的老三马格特·坦南特（Margot Tennant）和性格开朗的自由党内政大臣阿斯奎斯（Mr. Asquith）结了婚。两位前首相——格莱斯顿和罗斯伯里勋爵——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同来的还有两位未来的首相——贝尔福，以及新郎自己。有位特别受欢迎的成员叫哈里·卡斯特（Harry Cust），布朗洛（Brownlow）男爵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位学者和运动员。他机智过人，声名远播，以至于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在饭桌上就受邀担任《帕码街报》（Pall Mall Gazette）的主编；他当即接受了邀请，并为这份报纸服务了4年。他最大的缺陷是对女人“致命的自我放纵”，因为他实在太有魅力，令女人难以抗拒。他的公职生涯受此拖累，后来没能实现当初大家对他的期待。

上流社会狭小而同质，拥有土地必不可少。外来者要想闯入，定要先买个庄园住上一阵儿，然而这一招也不一定管用。约翰·莫利（John Morley）还是内阁大臣的时候访问了史基博（Skibo），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房产，还建了个游泳池。他向陪同他的私人侦探征求意见，这位侦探很有见解地回答道：“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暴发户的品味。”

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那“强劲而卓越的”两百个世代统治英格兰的家族成员，各个都互相认识，要不就有亲属关系。优越性和舒适的境遇强加给贵族和绅士们自我繁衍的责任，他们也喜欢大家庭：五六个孩子很正常，七八个不算罕见，九个或更多也不是没听说。阿伯康公爵（Duke of Abercorn），索尔兹伯里政府中乔治·汉密尔顿勋爵的父亲，就有六个儿子、七个女儿； 但沃里克夫人是个例外，并非潮流。1895年的英国有着一种毫无矫饰的优越感，激起邻国的怨恨。“光荣孤立”的态度不仅是心理状态，也是既成事实。英国没有特别担心潜在的敌人，不承认结盟的必要性，也没有朋友。在一个他国的精力不断突破旧有的界限的世界中，这样幸福的状况是难以持久的。7月20日，索尔兹伯里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突然受到意外挑战，来自出人意料的地方——美国。此事关系到英属圭亚那和委内瑞拉之间长期争议的边境。委内瑞拉宣称英国的领土扩张违背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刺激美国撑开她著名的保护伞，并坚持仲裁。尽管美国总统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nd）拥有正常而合理的判断力及足够的常识，他的国民却自信心膨胀。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所指出的那样，法国冲着德国，英国冲着俄国，美国冲着英国发泄沙文主义情绪——英国是唯一可以合理地“让美国演说家践踏”的国家。7月20日，克利夫兰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照会大不列颠，说，对门罗主义的漠视将被“视作对美国的不友好举动”。而且，他不加掩饰地把美国描述为“控制局面的大师，在所有挑战者面前都几乎无懈可击”。

在外交界，这番好斗的语言令人称奇，但奥尔尼却是有意为之，因为如他所说，“在英国人眼中，美国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认为“只有用爆炸效应的词句才能起到效果”。但这番言语并没有引起同时担任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重视。他对这种刺激不屑一顾，就像他不会对裁缝突然提出的决斗要求做出反应一样。外交政策是他20多年来的专长。1878年他陪同迪斯雷利参加柏林会议，纵横捭阖于纠葛多年的近东问题。他处理的方法不同于受威尔士亲王仰慕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后者“既知道自己的想法又坚决果断”。但外交事务已不再像帕默斯顿勋爵得势的年代那般直截了当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追求戏剧性的成功。他说，赢得外交胜利靠的是“一系列微小的优势；这里一项明智的建议、那里一次适时的礼仪、这一瞬间聪明的退让、那一刻富有远见的坚持；戒备不懈的机敏手段、坚定不移的沉着和耐心，不会被任何愚蠢、刺激或错误而改变”。但他认为，不值得在民主的美国身上使用这些高雅的策略，正如同他认为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是太抬举他们了。他直接把奥尔尼的照会搁置4个月。

当他终于在11月26日回复照会时，不过冷冷一语：“委内瑞拉的争议边界与门罗总统处理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并断然拒绝仲裁“在委内瑞拉共和国出现之前就属于英国王室的边境”。他甚至懒得理睬外交的首要原则：留有协商余地。这种断然的冷落连克利夫兰都吃不消了。在12月17日给国会的通信上，他宣布美国调查委员会已经研究并确定了一条边境线，英国超越此线的任何扩张都将被视为“故意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克利夫兰成了英雄，主战的旋风席卷美国，纽约《太阳报》宣告“战争必要”。“战争”一词被任意使用，好像它只是关系到远征印 卡文迪什家族的祖先是1381年农民起义时期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的首席法官。此人的儿子正是杀掉起义领袖瓦特·泰勒（Wat Tyler）的人，他当场被查理二世授予了爵位，而作为报复，他的父亲在别处被暴民抓住砍了头。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卡文迪什家族一直忠实地帮助治理国家，哪怕积极性不高。 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他交谈很惬意”，这么做的前提是情况要对劲儿。1885年的一次晚宴，公爵坐在那儿愠怒着，他之前在委员会待了一整天，又饿又累，可晚宴的头盘是华而不实的法国菜，不是他喜欢的那种能填饱肚子的丰盛饮食。当烤牛肉被端上来时，他用深沉的音调大声说：“太好了，终于有能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加入到了与周围人的谈话中。当时在场的一位宾客，作家威尔弗雷德·沃德（Wilfred Ward）留意到，每当哈廷顿勋爵与他的同伴格莱斯顿意见相左时，哈廷顿“总能指出格莱斯顿逻辑混淆之处”。18年之后，沃德与公爵在罗马的大使馆重逢，沃德提醒他上次会面的情景，公爵却一脸茫然。随即，他又高兴地惊呼：“我当然记得啦。那次我们没东西吃。”看来那盘不够档次的法国菜“在他的脑海中留存了将近20年”，沃德写道。

他和索尔兹伯里不同，在1891年继承爵位以后，仍然坚持走访下议院。在举办大型辩论的晚上“通常都有人看见他在前排的贵族旁听席上打呵欠”。作为公爵，他要做的事比以往更多。他在德比郡、约克郡、兰开夏郡、林肯郡、坎伯兰郡、萨塞克斯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和爱尔兰都有产业，牵涉到这些产业的账目，或者房产代理有任何重要问题，他都要亲自前往。他是德比郡治安长官、剑桥大学校长、大英帝国联盟主席，以及各种宗教事业的资助人，因此不得不到各地开会。他还在投资的好几家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其中包括两条铁路线、一个钢铁公司、一个供水设备公司，还有一个舰艇建造公司。尽管他对自己的商业知识持怀疑态度，但据他的一位下属说：“他一旦抓住了主题，就没有人能比他更会驳斥错误的论点，看清真正的问题。”他的脑筋并不敏捷，如果一个问题没有立即理解，他就会要求对方反复讲解，直到明了一切。他做了所有这些事，却始终坚持自己和纽马基特的赛马一起时最愉快。有一回，他在爱克斯温泉碰见了当时下议院的保守党领袖W·H·史密斯（W.H.Swith）。他立即就坐下来与之对谈了半个小时政治，并说：“在这个地方能做些事也很愉快啊！”如果他不从政，可能会觉得无趣吧。

他带给1895年保守党政府的不仅是多年的经验，富有声望的名字和头衔，还有他40年政治生涯中积累的巨大的公众信任。他丝毫没有私人的野心，这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观察家》报的编辑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有卑劣的动机，也没有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在替自己打算。如果有人敢这么做，整个英国会认为这个谴责者纯粹是疯了。”当公爵采取某种态度，人们会觉得带头的人出现了。他从没有当过首相或赢过德比大奖，但“没有人，”《泰晤士报》说，“比他更有能力塑造英国人的政治信念。”他对于自己非凡的影响力迷惑不解。“我不懂，为什么有了选票，我就能告诉人们该怎么做，”他抗议道，“他们会做他们觉得正确的事，我会做我觉得正确的事。他们不需要我来干涉。”当亲王也和他的臣民一样倚仗公爵对人和事的判断力，向他咨询微妙的社会问题时，他发起了牢骚：“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抓到有人在牌桌上作弊，大家总来问我怎么办。”他凭借遗传和人品，已经成为国家良心的监护人。公爵有一种坚实而忧郁的高贵，庄重的仪式场合就需要他这样的人。在罗斯伯里勋爵看来，他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储备力量之一”。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带领下于1895年坐到下议院前排的大臣中还有两位男爵——在各自的家族里分别是 冷淡和倦态也解释了他深不可测的工作能力。除了担任下议院领袖，他还经常代替舅舅在外交部做事。索尔兹伯里1902年退休时，伊舍勋爵（Lord Esher）认为“阿瑟极大的能量”可以弥补索尔兹伯里的缺席。为了保存体力，贝尔福尽量在床上解决公事，很少在中午前起床。

他的阅读从不间断：壁炉台上撑着本科学书，供他穿衣时看，床头柜上有本侦探故事，私人会客室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哲学和神学书，装不下的就叠放在沙发上，书桌板凳上都是期刊杂志，连浴缸上的海绵都用来支撑泡澡时阅读的法国小说。他从不看报纸。留在他家过夜的客人发现他甚至没订报纸。因为这个疏忽，他遭到了《泰晤士报》编辑巴克尔（Buckle）先生的责骂。有一次记者W·T·斯特德（W.T.Stead）在和威尔士亲王交谈时提到，和人争吵时，如果能有贝尔福从后支持是件好事，但是贝尔福这个人有点太冷淡了。“啊，”亲王点头，说，“他从不读报纸，你懂的。”

亲王从来没喜欢过贝尔福，他觉得贝尔福在跟他摆架子。但维多利亚女王却崇拜他。据亨利·庞森比勋爵说，有一次贝尔福在拜访巴尔莫勒尔堡时和女王讨论问题，“指出他和女王意见相左的地方，女王后来又重新思考……我觉得女王是喜欢他的，但有点儿怕他”。比他年轻的庞森比觉得贝尔福和女王相处得很好，“尽管他从没有认真对待过女王”。1896年，在克里特岛，女王在和贝尔福的一次谈话后定下了对他的看法。她被“贝尔福先生极度的公平、公正和开阔的心胸所震撼。他看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对人宽宏大量，很有教养，性情温和”。

那个时代的至尊与安全快要走到尽头，贝尔福的弱点也会在世纪之交变得明显。他从个性和气质上可说是权贵最后的精华，这也是他的弱点之一。普鲁斯特去世时，他的管家希莱丝特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贝尔福身上：“只要认识普鲁斯特先生，就会觉得其他人都太俗了。”

自罗马帝国之后，还没有一个帝国像不列颠一样，版图扩张到超过地球土地的四分之一。1897年6月22日，女王登基60周年的钻石大庆上，帝国活生生的证据组成灿烂的队列，行进至圣保罗大教堂参加感恩礼拜。这次庆典的中心是大英帝国的王室，所以10年前参加金禧纪念的外国国王一概没有受到邀请。坐在马车上、取代他们的是加拿大、新西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以及澳大利亚10个州的殖民地领导人。游行的骑兵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端着枪的开普骑警，加拿大骠骑兵，新南威尔士枪骑兵，特立尼达岛轻骑兵，从卡普塔拉、包纳加尔等印度各邦来的枪骑兵缠头巾留胡须，相貌非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警察戴着流苏毡帽，骑黑鬃马。深肤色的步兵团“看上去可怕而美丽”——用一家狂热的媒体的话来说——穿着形形色色奇特的制服大摇大摆地行进在街头：婆罗洲迪雅克警察，牙买加炮兵，皇家尼日利亚治安队，体形庞大的印度锡克教徒，黄金海岸的豪萨人，香港来的中国人，新加坡的马来人，西印度、英属圭亚那、塞拉利昂来的黑人，一群又一群，在疑惑的英国民众面前走过，他们被力量的证明所震惊，顿生敬畏之情。队伍的最后，一辆敞开的朗道马车被八匹乳色马牵引，坐在当中的正是这一天的中心人物。她矮小的身子穿着一袭黑衣，其上有彩色羽毛装饰，戴着小圆帽，点着头。阳光普照，明亮的旗帜在微风中泛起波纹，路灯柱上也是花朵的装饰，将近10千米的街上有数百万张幸福的脸，人群欢呼雀跃，陷入充满爱和骄傲的狂喜中。“我相信，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女王在她的日记上写道，“每张脸上似乎都洋溢着真实的幸福。我是多么感动和满足啊！”

其实自几个月之前空气中就呈现出志得意满的气氛。用吉卜林的话说，那是“一种使我惊恐的乐观”。他因此写下《退场赞美歌》这严厉的警告，发表在游行次日的《泰晤士报》。这首诗影响深远——“由在世的人所作的最伟大的诗”，杰出的法学家爱德华·克拉克爵士（Sir Edward rke）宣称。且不论人们如何严肃地接受这份警告，当仪式和颂扬持续进行，戴大礼帽的名流竞相去白厅的帝国会议上朝觐时，他们又怎能相信眼前的伟大其实是“尼尼微与推罗”衰败的前兆呢？

1899年10月11日，一个来自远方的挑战——自从詹姆森突袭之后愈演愈烈——变得再明显不过，布尔战争爆发了。“乔的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这么称呼它，为了向鸟巢中的杜鹃——约瑟夫·张伯伦先生扮演的好斗角色致敬。尽管他在早年的自由党激进派生涯中，在原则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张伯伦先生已渐渐学会“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思维转变对于像他那样善于把握机遇的人而言，不难理解。毕竟，仅仅过去的12年中，就有大不列颠24倍之大的领土增加到了帝国的版图中。1895年加入政府时，张伯伦选择了殖民部，因为他坚信这里是帝国的关键，扩张也是“上帝所命”。这一绝对的义务令美国的视线指向古巴和夏威夷，也刺激了德国人、土耳其人、法国人，甚至是意大利人，加入到对非洲的挑选与分割中。

张伯伦是一位魄力超群、能力出众且极具野心的人，可惜他的野心从未被满足。他并非出身贵族，但他表现出完美而独特的权威仪态。他的相貌优雅，轮廓分明，眼神空洞，漆黑的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的脸是一副装饰着单片眼镜和黑缎带的面具；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纽孔上每天都有一朵兰花装点。在伯明翰做螺丝制造积累了足够财富后，他38岁退出商界，当上了所在城市的市长，继而，他在教育和其他社会改革上的成就引起了全英国的关注。他没有浪费一丁点儿时间，40岁时代表伯明翰进入下议院，成了激进派热情的演说者，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谴责贵族与财阀，很快就以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格莱斯顿1880年的内阁。有闯劲，头脑清醒，又有领导才能，他在中部地区席卷了大量选票，显然是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元素，他也自视为格莱斯顿的接班人。可惜“大长老”并不急于挑选接班人，张伯伦也懒得再等，于是借口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还带走了一批追随者。1895年筹备竞选的保守党对于他的加入既高兴又有点儿紧张。他并不认同权贵们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但他又在言谈举止和衣着上迎合贵族，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公众来说他是“斗志昂扬的乔”，是“帝国的大臣”，也是新政府中最出名的人物。

只有索尔兹伯里勋爵不为所动。“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任何信念，”他在1886年写给贝尔福的信上说道，“在这一点上反映出的正是格莱斯顿式的无限优越感。”贝尔福的个性更谦和但也更直接。他给埃尔科夫人写信时讲：“虽然我们都喜欢乔，但他不知怎么的，无法完全和我们大家融合，似乎就是和我们不太投缘。”这并非怪事。张伯伦既没有进过公学，也没上过大学（即牛津或剑桥），那可是“任何一个拥有他这番能力的人学会自我克制的地方”，伊舍勋爵说道。他甚至不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如此，他还是温文尔雅</a>地在他的新同伴中周旋，还被看见参加在下议院的阳台上举办的大型聚会，和包括三位公爵夫人在内的客人们饮茶，言谈甚欢。他显然不会像贝尔福那样，因为过于冷漠而受到指责。张伯伦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信念，在他相信这个观点时，非常热情、执着。但是他却没有永久、根深蒂固的观点。尽管他只比索尔兹伯里小3岁，比贝尔福大12岁，他却代表着新时代的力量和方法。贝尔福说：“乔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和老人的不同：我是老人。”贝尔福身后是对于上层的归属感，长久而稳定；乔则是匆忙而来的企业巨头。他们之间之所以不“投缘”是有本质原因的。

至少目前看来，张伯伦和他新同事之间的合作还是相互忠诚的。当有人怀疑他是詹姆森突袭的背后主使，自由党愤怒地指控他时，政府站在了他身边，下议院调查组成立后没有查出对殖民部不利的确切证据。摆脱困境的乔仍然锋芒毕露，不屈不挠。“我不知道在我们众多的敌人中，该反抗哪一个，”克鲁格电报事件后他写信给索尔兹伯里，“但是，给我们一个反抗的对象吧。”与布尔共和国的磋商越来越不友善，作为负责此事的大臣，他最喜欢用的方法，根据贝尔福向索尔兹伯里的汇报，就是“往伤口上撒盐”。正当这个方法起作用时，一项旧仇被洗雪：基奇纳在1898年重新占领喀土穆，在戈登将军的坟墓上升起了米字旗。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一支法国军事远征军正与英国人针锋相对，经过一阵悬而未决的状态后，法国人认识到了现实，没有开火就撤退了。英国的不得人心与其威望一同增长。

接着，布尔战争爆发了。英国军队在多年的光荣孤立后变得有些僵化，虽然之前打过克里米亚战争，尚有准备，但还是遭遇了一系列失败。至于布尔方面，从克虏伯和克鲁梭[19]处获得大炮，炮手也大多是德国或法国人。克鲁格总统利用詹姆森突袭获得的赔款购买了火炮、马克沁重机枪、大量的步枪及弹药，为最终的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在1899年12月的某个“黑色星期”，梅休因勋爵在马赫斯方丹战败，加塔克将军（General Gatacre）在斯托姆博格战败，总司令雷德福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在科伦索战败，丢掉11把枪，使得金伯利和莱迪史密斯受围。国内的人们被接连的失败震惊。病入膏肓的阿盖尔公爵再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死前还吟诵丁尼生写给威灵顿公爵的诗句：“那个没有丢掉一杆英国枪的人啊。”

黑色星期之后，英国人就不再确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了。而几个月之后，在德国皇帝的坚决要求下，一位德国军官担任了讨伐中国义和团的指挥官。的确，这次讨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的努力，英国的主力军队已经在布尔战争的现场，但是索尔兹伯里却从原则上反对。虽然不合情理，但“无法接受外国人的指挥”就是英国人的特点，他如是告诉德国大使。但在这个当口，他却不能冒险给布尔获得外援的机会，所以只得默认了德国的行为。

在新的一年，新的力量、增援和取代布勒的新统帅使英军逐渐控制住了战争的局势。马弗京在1900年5月解困——国内的兴奋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罗伯茨（Roberts）勋爵在6月攻入比勒陀利亚，9月1日宣告德兰士瓦合并，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扫荡战了。借着恢复信心的浪潮和精神焕发的状态，保守党决定在10月举行一场新的选举，被称作是“卡其”选举。“支持自由党就是支持布尔人”，使用这个口号，他们安逸地重新上台。但是，爱国热情尽管是当时的主流，对这场战争憎恶的情绪也存在。这种厌恶不仅来自格莱斯顿式的“小英格兰人”传统，还与一种特别的不安感有关——卑鄙的动机，兰德金矿的闪光，掠夺性资本主义、商业主义和盈利的气味。一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因为反战出了名，那就是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尽管他没有走到反对合并的地步，却也提议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有一种幻灭感——幻想破灭后将一去不复返。1899年11月过世的索尔兹伯里夫人，在临终前对一位年轻的亲戚说：“随便年轻的一代怎么批评我们，他们能给出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好的东西吗？”

皇家天文学家斟酌多时，终于决定19世纪的最后一年是1900年而非1899年。这一年即将过去了，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充满希望、最充满变数、最不断革新、最繁忙也最富有的世纪的终点。三周之后，1901年1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再次为一个时代画上句号。索尔兹伯里勋爵也对政务厌烦，心生去意，但因为南非的局势难以捉摸，暂时还不能走。胜利的消息终于在1902年6月抵达。7月14日索尔兹伯里勋爵让位。人们又一次黯然地意识到某个终点的来临：一种权威、一种类型、一种传统已然离去。法国巴黎的《时代》报仍对法绍达事件耿耿于怀，写道：“随着今天索尔兹伯里勋爵离去的是一个历史的纪元。讽刺的是，他交来的答卷是一个民主化、帝国化、殖民化、庸俗化的英国——托利主义、贵族传统和高教会派这些他所代表的事物的对立面。这是张伯伦先生的英国，尽管名义上归贝尔福先生领导。”

维多利亚女王、索尔兹伯里勋爵以及19世纪都已远去。女王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去爱尔兰访问，乘游艇回来，路上被波涛汹涌的海面搅得心神不宁。一个特别猛烈的浪头打到船上，她叫来随行的医生，不经意说了一句话，让人联想起一位前辈遥远的声音：“快上去，詹姆斯爵士，转达我对船长的问候，并告诉他，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

但波涛滚滚，又怎么会停下来？

[1] 这三个昵称分别属于亨利·坦普尔，第三代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他们都曾担任过英国首相。

[2] 《笨拙》（Punch），英国政治讽刺类杂志，以刊登漫画著称，在19世纪影响很大。

[3] 英文中议院（House）与房子双关。

[4]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美国著名画家，以肖像画著称。

[5] 此处指1895年王尔德因“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从此退出上流社交界。

[6] 指维多利亚女王。

[7] 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当时很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一战”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8] 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伊丽莎白时代的翻译家。

[9]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等政府机构所在地。

[10] 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1] 巴特勒夫人，即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是少有的以历史画见长的女画家。1881年的马如巴山战役（Battle of Majuba Hill）是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关键战役，英军大败。

[12] 拉丁文：愿伊顿辉煌。

[13] 原文用“他”（或“她”）来指代马，以示亲切，但为符合中文习惯，后文皆用“它”来指代。

[14] 戈登（Charles Geroge Gordon，1833—1855）：英国军官，曾因协助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受清朝皇帝封赏，后任苏丹总指挥，任上被苏丹起义军击毙。

[15] 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夫妇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6] 即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17]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著有《纯真年代》《欢乐之家》等。

[18] 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政治家，以散文、评论和《英国史》著称。

[19] 此二者分别为德国和法国军火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