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罗德尼上将登场_第一声礼炮

在乔治·布里奇斯·罗德尼爵士上将受命进攻圣尤斯特歇斯岛的时候，他是西印度群岛英国舰队背风岛基地的指挥官。对于圣尤斯特歇斯岛沦为英国敌人的经常性补给地，他早已耿耿于怀。他个性倔强，雷厉风行，早就期待有机会教训荷兰人。当他在向风群岛东端、离巴巴多斯不远处驻防时，在1781年1月27日，他接到了命令，告知他英国现在已经与荷兰联省处于交战状态，鉴于“联省议会及其臣民的诸多侮辱性举动，为了获得赔偿，洗刷耻辱，国王陛下的陆海军队指挥官对西印度群岛荷兰属地的进攻和征服必须成功”，海军部建议立即采取行动。他们建议“Discipline Act）。根据该法令，作战时如果非常消极，完全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则应以“失职”做出处罚。这项立法导致了那个世纪海军史上争议极大的一个事件，这就是1757年对海军上将宾（Admiral Byng）的审判，因为他在救援米诺卡的战斗中“未尽全力”而被判处死刑。在导致宾悲剧的这场战役中，当他受命救援米诺卡时，海军部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派遣给宾的舰队规模太小，装备也不够好。当他到达直布罗陀海峡时，敌人已经登陆并占领该岛。直布罗陀总督本应派兵支援宾，但是他拒绝发兵，理由是这些部队对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宾已经抱怨过自己的兵力不够，但他并没有违抗命令，继续向法军进发。法军的舰船比宾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于防守。当两支舰队相遇时，法国人在下风处，宾在上风处。他发出排成纵队的信号，但没有在处于有利地位时立即命令对敌发起攻击，因为他的舰队还没有形成战列线。他隐隐感到了马修斯军事审判的影响，马修斯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形成战列线便贸然作战而受到惩处。宾在审理马修斯－莱斯托克一案时曾担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决对其旗舰舰长说：“你看，加德纳舰长，纵队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他还指出有两支舰船还没有到位。“马修斯上将很不幸，由于未能带领全队一道作战而不被理解，因此我应该竭力避免重蹈覆辙。”当宾发出信号进攻时，他的船只还没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战列线，因此前卫遭受了法军猛烈的袭击，而主队和后卫距离敌人尚远，无法进行火力支援。结果，前卫被击溃。在黄昏时，舰队已经分散开了。宾并没有尝试重新集结，只是召开了一次战事会议，并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挥下形成的建议：已经无能为力，米诺卡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他没有再展开进一步战斗便带着舰队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这里他被撤职、逮捕并押解回英国。根据《海战条例》（Articles of War）第十二条规定，他被指控未尽全力解救米诺卡要塞，未尽责任夺取并摧毁敌人舰队。第十二条规定是指“胆怯、疏忽或者不满”而导致的失职行为，既然已明确宾并无胆怯或心怀不满之罪，那么就只能指控他失职了。对他的判决让《作战条例》显得愈加怪异，因为这意味着，马修斯因擅自离开纵队攻击敌人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宾则因拒绝这样做而同样受审。海军将领们现在是进退维谷了。指挥一旦被剥夺了独立判断的权力，必然无法赢得战斗，包括将要影响美国命运的那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这个死刑判决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大臣们很乐意看到由宾承担罪责，这样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调遣足够兵力进行防御的责任。乔治二世从不心慈手软，因此没有特赦宾。罗德尼是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样把荒谬性和实用性区别看待。他与极力主张为</a>宾辩护的海军上校奥古斯塔斯·赫维（Captain Augustus Hervey）一道，积极为宾求情，希望宾能获得宽恕，但未能成功。判决使得舆论一片哗然，海军内部的分裂对立情绪也更加严重。最终宾被由军官同事组成的行刑队射杀，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狭隘的法国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激励别人”。伏尔泰的评论让这件事永垂史册，成为启蒙时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这种处决不可能有什么作用，因为即使是当时的人们，也不认为通过法规就能让人变得勇敢，或者通过惩罚就能使人纠正自己的弱点。

如果毫无意义，为什么还要执行死刑？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这样规定的，所针对的正是宾犯下的这种所谓的罪行。因为规定就是如此，又没有替代处罚，结果是无法避免的。法庭的自由裁量权被取消了，并要求没有替代处罚。然而，进行选择是拥有思考能力、身而为人的责任之一。不进行选择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长期不选择会使人变得滞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英国在美洲殖民地战争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宾是在为自己的时代承受痛苦。这个时候，英国正担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浇愁的穷苦人会揭竿而起，害怕所谓的罪犯阶层——他们认为这一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会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镇压他们，他们制定了各种严刑峻法。一个11岁的小男孩会因为偷了一只袜子而被判终身流放，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故土，无论从理性上，从同情心的角度或者从常识的层面来说有何种反对意见，国家都置之不理，因为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未经思考的严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结果，而英国人正是这方面的先驱，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为了建立宪法制度以取代专制而不惜发动革命。英国的孩子们，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时正为此奋斗，但英国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叛乱不过是由于受到误导而陷入狂热罢了，结果葬送了重新赢得效忠或和解的机会。

宾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国王或者大臣们会赦免他。民众因为失去领土而叫嚷着要血债血还——米诺卡是1708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的，在英国人手中不过48年——对此心存顾虑的政府没有进行特赦，宾作为替罪羊被枪决了。行刑队奉命开枪了，这位海军部的大人物躺在“君主”号（Monarch）的后甲板上，蜷成一团，成为法律之暴行的无声见证，而法律本应是人类行为的看护者。

考虑到开火的角度问题，也许纵队是唯一的选择，不过富于创造性的人还是会在战术上有所变化、出其不意，正如罗德尼所做的一样。但是海军并非接纳创新之士的场所，而是收容家里那些不求上进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们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们往往会加入陆军，或者成为神职人员。突破战列线可以说是对当时战术思想最为激进和重要的贡献，此后的情况大为改观，不过提出这种思想的并非职业海员，而是爱丁堡的一个男学生。这个孩子很小就喜欢在池塘中摆弄玩具帆船，最后在一篇论文中阐释了他的想法，而罗德尼在机会到来时竟然有胆识采用这个想法。这个男孩便是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由于听说鲁滨孙·克鲁索的船只遇难的故事而对航行船只的运行状况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借同学的模型船，研究在刮过爱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风作用下船的移动规律。不久他开始自己制造模型船，观察这些船在父亲的池塘里航行的情况。此时公众都在关注凯佩尔和帕利泽的军事法庭庭审，男孩在跟踪了各方证词之后，了解了什么是“纵队”，还有其他在海战中产生的问题。克拉克有苏格兰人特有的机敏——这种秉性常让边境那边的英格兰人感到不安——他注意到纵队的一个重大缺陷：如果敌人舰只未能抵达相应的位置，那么依据《作战条例》规定，那一天将无法开战。在观察自己的小船在风的作用下的移动时，他想出了摆脱这种致命束缚的解决办法：不采用己方舰船与敌方相应舰船战斗，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敌人一点，这样便可以打开一个缺口穿透并切断敌人的防线，而敌人此时正忙于调遣舰船，借助风力试图增援自己的同伴呢。约翰·克拉克在一本题为“论海军战术”（An Essay on Naval Tactics）的小册子中图文并茂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此书本来在他的友人和海军爱好者之间传阅，后来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职业海军人员的注意，其中就有罗德尼上将。调查人员后来发现他曾拥有此书的抄本，做过批注，并在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和1780年马提尼克岛附近那场受挫的战斗都使用了这一战术，尤其在1782年“圣徒之战”（the Battle of Saints）取得最终胜利时，最为明确地应用了它，赢得了对法国的关键性胜利，使得英国在约克镇失利后重新获得自信。该战斗的名称是用位于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之间海峡的两个岛屿命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在船上经常有一半的船员处于生病状态，不仅因为海员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甲板以下，天气炎热，空气龌龊，食物腐败，饮水变咸，而且也由于种种因循懒惰的恶习。如果当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决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观的。从1622年到1825年这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咸猪肉及咸牛肉、燕麦、干豆子、黄油及奶酪（通常是变质的），还有像在斯摩莱特（Smollett）小说中的罗德里克·朗德姆（Roderick Random）所说的，会自己走来走去的饼干——这是由于有虫子已经在那里安了家。由于食物无法提供身体所需的维生素C，结果船员们普遍得了坏血病，起初的症状是出现标志性的皮肤损伤，然后扩展为全身性衰弱，再发展为衰竭，最后是死亡。海军部花了40年才开始采用现在广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吃柑橘。这是皇家海军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的外科医生发现的：给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发放橘子、柠檬和酸橙有特效。他在1754年发表了《论坏血病》（A Treatise on the 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须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当时认为这过于昂贵，因此直到1795年才强制实行。虽然这是启蒙时代，但当时并未意识到，装载那些身体虚弱到无法工作的海员，为他们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顾，要比装一桶酸橙汁的代价更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600年的一位传奇“哲学家”认为，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活着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有没有可能海军将领们是因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种影响而拒绝改变？直到20世纪，信号甲板上还是墨守成规，惰性严重。根据权威海军史学家理查德·霍夫（Richard Hough）的观点，1914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一战’时皇家海军的各级职业军人都固守传统，毫无冒险精神，缺乏主动性和聪明才智。”

然而罗德尼却是个异类，他有这些稀缺的品质，还自始至终充满自信。当他认为某种状况明显需要改进的时候，就会非常积极主动，勇于创新，尽管这样做一度对自己造成了损害。他在牙买加服役期间，安装了一种从水库往船上泵水的装置，这样海员可以不必费大力气把水桶长距离推来推去了。然而当他们发现，这种办法效率如此之高，导致他们没有时间上岸休假时，情绪就从喜悦转为怨恨了。水手们的怨恨是罗德尼无法得到牙买加总督职位的原因之一，他的革新之举所遭受的不幸结局，表明因循和惰性会更加安全。

容忍那种令人恶心的生活条件，不思改进，这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惰性，正是这种惰性奠定了积习难改的习性。其实，其他选择并非遥不可及。当时到处都是敌对关系，要找到采购新鲜食品的港口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完全可以打开舱盖引入新鲜空气，只要小心地在船向右舷倾斜时打开左舷舱口，或者反过来，就可以避免海水灌入。然而为了生活舒适如此殚精竭虑，这不是通常的做法。食物腐烂也许无可避免，人的臭味却并非必然。汗味、呕吐物、大便、小便、性交时排出的东西，以及妇女经期流出的东西，人本不是一台洁净的机器，把众多人群聚集在一个封闭空间，他们的各种排出物自然会让人极为不快。假使人们有意，本来不难找到改善卫生条件的方法，因为人为了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通常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找到办法，除非“这办不到”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偶尔也会有创新，不过那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改善船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创新便是用铜包裹船体，避免甲壳类动物、虫子以及植物的寄生造成船底腐烂、船速降低，有时甚至使船只完全无法再使用。罗德尼总是要求得到船体包铜的舰船，尽管海军部很少舍得花钱，但偶尔要求也可能得到满足。驾驶台上的方向舵通过滑轮与舵相连，这种装置使得舵手可以拥有机械控制力，算是另外一种创新，因为新装置效率实在太高，成功克服了一贯的惰性。还有，自中世纪以来为弓箭手建造的船楼被拆除了，这样可以降低船的重心，也可以腾出地方安装更多的船帆。另外，为了利用那些飘忽不定的风，还安装了船首三角帆，尽管老水手曾经对此讪笑不已。

1742年，罗德尼首次在地中海指挥舰船“普利茅斯”号就身手不凡，让人刮目相看。他护送一支有300条里斯本商船的庞大船队，尽管在海峡西侧到处有私掠船出没，但他还是平安地把船队护送回来。他的非凡表现引起公众以及伦敦和布里斯托尔感恩不尽的商人的关注，当然也受到海军部的注意。海军部不久提升他为舰长，委任他指挥拥有64门火炮的主力舰“老鹰”号。

罗德尼舰长在“老鹰”号上忙于摧毁商船，未参加土伦战役，否则他定能展开战役亟须的积极进攻，就像三年后，他在1747年10月第二次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战役，以及那之前在布雷斯特的战斗中一显身手时那样。那年罗德尼是霍克上将的部下，受英国海军部派遣，率领一支舰队在大西洋巡航以搜寻法国商船队。在第一次交锋时，罗德尼的舰队在托马斯·福克斯准将（Commodore Thomas Fox）率领下向4艘法国战舰发起攻击，当时这些战舰正护送大约150艘来自圣多明各的商船，商船满载着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食糖、咖啡、靛蓝以及其他物品。在追逐这支分散得很开的船队的两天里，罗德尼俘获了6艘船，然后将战利品护送回国，再次出海。他重新加入霍克的舰队，受命袭击一支准备出港的由250艘船组成的法国商船船队，该船队由9艘主力舰护送。英国人在欧洲最西部的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不远的水域阻截了法国船队，在随后的战斗中亦绝无被动或者失职之嫌。法国海军上将伊艾蒂安杜尔（Admiral l’Etenduère）为了让自己护送的船只有逃脱的机会，把自己置身于船队和英国舰队之间，展开了6个小时的战斗。这大大激励了舰长们的战斗意志，他们就像保卫载有法国皇太子的船一样毅然决然。法国损失惨重。拥有70门火炮的“海王星”号（Neptune）弃船前，7名军官和300名海员阵亡。罗德尼一直与比自己的舰船更强大的“海王星”号以及旁边另外一艘法国船战斗了足足一小时，直至遭受舷炮袭击，方向舵被毁，船帆和缆绳也被击碎，之后才通过漂流脱离战区。尽管法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到了晚上，共有6艘法国战舰投降。只有两艘逃跑了，经过修整并渴望再战的罗德尼以及另外两艘英国战舰一直追击到夜里。最后护送的法国商船逃跑了。

罗德尼的这番收获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这主要因为菲尼斯特雷角之战所展示的精神，一洗土伦之战导致的军事法庭审判之耻，更是因为此次战利品价值超过30万英镑。这些战利品在伦敦街头展示，市民们可以再次体验他们并不感到陌生的胜利的喜悦。

为政府带来这笔财富的罗德尼受到了佩勒姆兄弟的提携。佩勒姆兄弟——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和他的弟弟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是那些渴望上进者的主要庇护者。通过他们，罗德尼得到了执政党的庇护，以及任何有进取心的人都不可或缺的东西：议会席位。通过菲尼斯特雷角战役时的舰队总司令安森上将的引荐，他受到乔治二世国王的接见。他的年轻令国王印象深刻。正如周围的朝臣们在记录中所写到的，乔治二世说他“过去从未想到在自己的海军里有如此年轻的舰长”。对此安森勋爵的回答是：“我希望陛下能有上百名这样的舰长，这样陛下的敌人们就会不寒而栗了。”

国王迅即回答道：“我也是这样希望的，勋爵。”

作为罗伯特·沃波尔的追随者，佩勒姆兄弟想结束战争，菲尼斯特雷那次斩获丰厚的战役后，在1748年签订了《亚琛和约》（The peace of Aix-chapelle），从名义上说战争结束了。该和约交换了一些领土，但实际上只是暂时的休战，根本没有解决任何有关争夺殖民地霸权的问题，因为各国担心会延长战争，根本不愿意认真谈判。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的边界问题、针对西班牙的贸易问题以及航行权等问题均悬而未决，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敌对行为也继续存在着。

次年，即1749年，受到皇室青睐的罗德尼被任命为“彩虹”号（Rainbow）舰长，同时任纽芬兰基地总司令兼总督。1753年，他与诺思汉普顿伯爵（Earl of Northhampton）的妹妹结婚，在完婚前他已经在汉普郡一座庄园主的旧宅基础上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大房子。秉持着凡事只求最好的一贯风格，房子由凯珀比利提·布朗（Capability Brown）这位业内翘楚担当景观设计，正如罗德尼曾经请雷诺兹作肖像画一样。同时他还在伦敦希尔街购买了一处私宅，这对一位海军舰长来说可谓是出手阔绰了。

1752年，由于严重的痛风病，罗德尼从纽芬兰回到英国时不得不被人抬到朴次茅斯港岸上，并将自己的船交由副手指挥。此后这种病还多次发作，他在最后的40年里饱受病痛折磨，有时甚至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他初次患痛风时只有33岁，算是很早的。此病的起因之一系18世纪盛行的饮酒之风，在船上人们喝得更厉害，为了忘记船上令人作呕的气味，打发无聊的漫漫长日。正如痛风病摧毁了英国最了不起的政治家——查塔姆伯爵老皮特（Elder Pitt，Earl of Chatham）的健康一样，最终痛风病也摧毁了罗德尼，那要到他74岁的时候了。他回国后，糟糕的身体状况也还有些用处——1756年，他接到命令要参与对宾的军事审判，但他以“腹部剧烈绞痛”为由获准不必参加。更加幸运的是，对宾的处决计划在罗德尼的“君主”号上执行，但处决前不久他恰好被调派到“都柏林”号（Dublin）上，因此他无须在自己的甲板上向行刑队下达“开火！”的命令了。然而他的好运气也有到头的时候，1757年2月，已经为他生下两个孩子的妻子简（Jane）在生第三个孩子时死了，女婴活了下来。失去妻子的罗德尼渴望战斗，不久便迎来了1759年这个“奇妙的年份”，此时“七年战争”战事正酣，英国在几乎所有的交战中都所向披靡。

“七年战争”是那个世纪的主要战争，主要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为的是争夺海上霸权以及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在美洲，此次战争被称为“法印战争”（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后来的历史学家高屋建瓴，把它视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因为在欧洲，这场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为了领土和王位的决斗，引发了错综复杂的各种规模的争斗，其他国家也各自结盟，支持其中一方。站在普鲁士一方的法国反对与奥地利结盟的英国，而瑞典、西班牙和联省亦各有归属。

战争的结果是肯定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其海上的主导地位不久即被公认。霍勒斯·沃波尔在描述英国船队从印度归来时平静地写道，船队“经由我们都市的街道——海洋”回归故里。陆地上主要的收获，乃是法国割让了加拿大，以及因为把哈瓦那归还西班牙而得到了佛罗里达。马汉将军用一句话精辟地总结了战果：“大不列颠王国已经成了大英帝国。”

皮特的乐观并非毫无根据。“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的海上力量得到增强，贸易量高达50万吨，相当于欧洲贸易总量的约1/3，共计8000艘商船满载新兴产业的商品驶向新市场。对这些船队的护卫被视为神圣的。贸易便是实力。贸易收入使英国可以维持舰队，为20万士兵和商人提供薪俸，其中包括驻扎在美洲的5万人。英国所看重的是贸易，以及贸易带来的收入。在各个航线上行驶着那么多英国商船，以至于法国那些专门攻击商船的船只和私掠船的侵袭，并未对战争的力量对比产生实际的影响。西印度群岛物产价值极高，而其贸易至关重要，这一点直接体现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身上，他们在议会占有12到15个席位，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通过财富和关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这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牙买加最大的地主，18世纪60年代曾经两度出任伦敦市市长。即使北美革命已经变成武装反抗，那里的殖民地之重要性仍然是次要的。1778年，费城有5000名士兵被抽调去西印度群岛，以防法国人重新夺取那里的岛屿，此后又第二次往背风群岛运送了四个团的兵力，1779年又往牙买加运送了四个团。正当克林顿将军在纽约频频告急、要求增援的时候，英国在爱尔兰搜罗、招募士兵，动员监狱的囚犯，自美国革命开始后，英国将总计22个营的兵力运送至西印度群岛。

在1759年这“美妙的一年”里，最不同寻常的战绩便是沃尔夫将军（General Wolfe）在魁北克击败法军。这是英国海上力量取得的一次间接胜利，而皮特却深信它预示着英国将会在长达数世纪的争霸战中最终战胜法国。通过英国控制的海路，沃尔夫的9000名士兵被运至加拿大，在他们打算攀越悬崖进入亚伯拉罕（Abraham）平原之前，由于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和皇冠角（Crown Point）已经先期取得的胜利，通往平原之路已经洞开。尽管损失了一位英雄——沃尔夫将军在山顶的战斗中殒命，这场胜利还是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此后的占领蒙特利尔，为英国最终征服加拿大奠定了基础。法国人因此失去了可以与英国人争夺美国所依赖的领土基地。蒙特利尔同时还在后方受到来自安大略的阿默斯特将军（General Amherst）的进攻，腹背受敌。因此，法国的加拿大总督沃德勒伊侯爵（The Marquis de Vaudreuil）只得在1759年将魁北克省，即新法兰西，交给英国。法国系天主教势力，且与易洛魁（Iroquois）印第安人勾结，而这些印第安人对新英格兰定居者充满敌意，因此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殖民者都认为，这些因素能使殖民地效忠英国，以期得到保护，免受来自北部的威胁。真是造化弄人，命运喜欢让人空欢喜一场。英国人在魁北克取得的胜利，以及他们解除了天主教的威胁，都使得美国可以放手进行反叛了。

虽然罗德尼在1758年随博斯科恩上将（Admiral Boscawen）率领的舰队向路易斯堡（Louisburg）进发，但是他的船“都柏林”号状况很糟，船员大多感染热病。结果船没有跟上舰队，停在了哈利法克斯，船员都待在由船上的木匠仓促搭建在岸上的棚子里。由于“都柏林”号所处的困境，罗德尼未能参加对那个宏伟的法国要塞的攻击战。攻下这个要塞后，去魁北克的道路便打开了。就在敌人投降前，他才与胜利者会合，与他们一道胜利回国。他也错过了1759年11月霍克上将摧毁了企图入侵英国的法国主力舰队的战斗，这是发生在布列塔尼海岸的基伯龙海湾之战（the Battle of Quiberon Bay）。一位不知名的狂热分子称此次胜利为“自无敌舰队之后最了不起的胜利”，为这“美妙的一年”锦上添花了。当时罗德尼参与了抵抗入侵计划的另外一项行动，受命率领一支中队，通过爆破船摧毁集结在勒阿弗尔（Le Havre）的一支登陆平底船小舰队。这些船长100英尺，每艘可以装载400人。在1759年5月，罗德尼已经被提升为蓝旗少将（Rear Admiral of the Blue，蓝色、白色与红色最初是用来标志主力舰中队位置的，从蓝色到白色再到红色在级别上略有提高），他率领有60门火炮的“阿喀琉斯”号（Achilles）旗舰，以及4艘炮舰、5艘快速帆船及6艘爆破双桅船，前往勒阿弗尔港轰炸、烧毁那里的船只。尽管罗德尼受到“着实猛烈的”岸上炮火的袭击，他还是让法国船遭受重创，船只樯橹损毁，“船体看起来严重折弯”，作为海军军火库的港口亦被摧毁，在后续战争期间已经不复为英国的心腹之患。法国舰队在基伯龙海湾之战遭受失败之后仅存的入侵意图，都被罗德尼的这番轰炸彻底终结了。

罗德尼从硝烟弥漫的勒阿弗尔返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英国有了新的国王。1760年10月，乔治三世加冕为国王。他是汉诺威王朝第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君主，坚信自己的公正，也不断受到母亲的激励：“乔治将成为国王。”他想成为英国的好国王，以及英帝国，尤其是那些蠢蠢欲动的美洲殖民地至高无上的君主。乔治三世和他的大多数国民一样，认为这些殖民地忘恩负义，因为英国是为了他们才与法国开战的。他们拒绝为这场战争以及未来的防御费用缴税，这被认为是忘恩负义之举，而无关乎缴税的基本宪法问题：他们在决定征税的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席位。不管乔治三世是否能从这种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他都决心肯定议会的权力，或者不如说王冠的权力，向殖民地征税。他希望采取积极的行动，起用富于进取心的指挥官。

国王也意识到，西印度群岛是一个关键的防御区域。20年后的1779年，当美国革命已经演变为战争的时候，乔治三世在写给桑德威奇勋爵的信中说：“我们的岛屿必须得到防卫，哪怕是面临我们本岛受到入侵的危险亦在所不惜。”乔治喜欢过甚其词，大臣们恐怕未必赞同“哪怕是面临我们本岛受到入侵的危险”的说法。但是海军无法同时顾及各个地方的情况，如果守着领海防止法国入侵的话，就无法在加勒比海派遣足够的防御力量。这位国王在信中继续写道：“如果我们丢掉了产糖的岛屿，那么将无法再筹钱进行战争了。”此言看似有些绝对，但是考虑到西印度群岛那些富有的庄园主和商人为政府所输送的财富之多，这并非没有根据。桑德威奇也同样认为，由于法国在海上的支配地位危及了产糖岛屿，因此英国的海上战斗应该主要集中于加勒比海。尽管1779年背风群岛的舰队情况“非常可悲”，亟须增强，但是还是“急切需要”针对马提尼克岛发动一场成功的攻势。如果攻取了该岛，其他的法国岛屿就会应声归顺，对法国的打击将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它有可能就此终止战争”。桑德威奇在1779年给国王的备忘录中还建议说，应对圣尤斯特歇斯岛发起进攻，因为法国人可以通过该岛为西印度群岛的舰队提供给养。假如击溃了法国在加勒比海的舰队并夺取岛屿的话，那么英国海陆军的主力便可开赴美洲，平息叛乱。尽管在1759年，美国还没有发起武装叛乱对抗其宗主国，而国王和海军大臣的信件所反映的也是针对未来局势发展的战略，但是这些信还是显示了在英国人的思维中，西印度群岛有着高于一切的重要性。国王总想发动“勇敢而威猛”的战役和攻势挫败法军，而不愿采纳大臣们所建议的“谨慎策略”。在国王登基一年后，即1761年10月，他便如愿任命罗德尼为背风群岛基地巴巴多斯的总指挥官，其用意是在马提尼克岛发起的海陆攻击中，由他来负责海军行动。马提尼克岛是所有法国岛屿中人数最多、最繁荣的，是岛链中最大的岛屿，有时被归为向风群岛，有时被归入背风群岛。正如研究该地的历史学家所哀叹的，这种命名法“不够严密”。马提尼克岛名义上归入背风群岛，但实际上主要占据着上风位。皇家要塞（Fort Royal）有最好的海港，作为最繁荣的法国岛屿，它是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首府，亦是法国总督府政务议会（sovereign Council）所在地，对所有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拥有管辖权。岛链更远处的巴巴多斯岛更加背风，没有好的港口。英国人使用的英吉利港（English Harbour）位于比马提尼克岛更北的安提瓜。

1761年10月21日，当罗德尼接受新的指挥任务，从普利茅斯出发加入西印度群岛的舰队时，攻击计划已经被制订好了，最初的制订者还是时任首相的皮特。

罗德尼向西穿越大西洋，经过30天航行，于11月22日抵达巴巴多斯，与蒙克顿将军（General Monckton）的登陆部队会合。1月7日，他们一起到达马提尼克岛。尽管对方进行了异乎寻常的顽强抵御，登陆还是波澜不惊，与其他西印度群岛的登陆行动没有什么不同。“让海岸的要塞安静下来”之后，舰队在圣皮埃尔湾停靠，此时仅损失了一只舰船，而且并非因为敌方的炮火，而是碰上了珊瑚礁。罗德尼就此报告说：“我们已经救出了船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物资，我希望还能搬出所有的火炮。”舰队现在已经登陆并获得一个优良港口，于是便派遣由两个分队组成的中队前往小海湾（Petite Anse）建立基地，并派遣另一支中队去大海湾（Grande Anse）。“威龙”号的赫维上校停下火炮后，罗德尼的海军陆战人员及海军士兵发起攻击，占领了要塞。“1月14日，我也随舰队和陆军抵达”，此时已经再次摧毁了敌人的岸上炮火。他在巡视了岸上情况后，与蒙克顿将军决定于16日袭击皇家要塞。在“成功以最小损失平息了火炮后（此次这些炮似乎发挥了超乎寻常的用处），我在日落前把蒙克顿将军及其大部分部队运上去了；第二天黎明，所有的陆军都已经上岸，连一个人都没有损失”，所有必需的供给品均完好，且“就海岸状况而言，所有舰船及运输船均以最安全的方式抛锚停靠”。接着，各由4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两营队伍也安全登陆，开始攀登高地，以便包围要塞。到了2月10日，罗德尼已经可以向大臣们表示祝贺了：皇家要塞这个重要的堡垒投降了，“国王陛下的部队拥有这个地区最宏伟、最好的海港了”。他还缴获了“敌人最好的私掠船”中的14艘，而且预计岛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私掠船会依据投降条款归顺于他。他非常高兴地报告，陆军和海军“和睦相处，融洽无间”，都奋发效力于国君和国家。一位参与登陆行动的步兵军官生动描述了海员如何将榴弹炮和最重的迫击炮拖拽到山上，以占据有利地形。“因此，”罗德尼报告中转述道，“无论在岸上还是在海上，他们为我们所做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无疑，摆脱了船上的痛苦生活，他们在崎岖的地面上进行拖拽时格外有劲。

马提尼克岛投降后，整个小安的列斯（the Lesser Antilles）群岛无力防御，因此有三个岛屿向罗德尼的舰队投降了，包括马提尼克岛以南的圣卢西亚岛，以及岛链最下方的圣文森特岛和格林纳达。这些基地都很有价值，因此罗德尼祝贺海军部“和平占有”这些岛屿。圣卢西亚岛是英属向风群岛中最大的，同时也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德尼对之垂涎已久，该岛良港众多；而格林纳达这个“重要岛屿”在飓风盛行的几个月里可以作为避风港和坚固的堡垒。

与此同时，由于预计会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进攻，牙买加向他紧急求救。罗德尼认为此番冒险必然所获丰厚，于是没有英国的命令便擅自打算前去救援，但蒙克顿将军更倾向于服从权威，在没有接到本部指令前不愿派遣部队和他同去。罗德尼向海军部报告了他的意图，解释说自己“有权力、有义务为任何处于危险境地的国王殖民地提供救援”，并向大臣们保证，他“除了忠心耿耿效力国王之外别无他意”。然而，海军部并不相信他“别无他意”，命令他不得擅自施行自己的计划，因为此时正在筹划一次秘密讨伐，“其他一切都应让位”，他必须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协助。被剥夺了像其他海军将领一样发笔横财的机会，他在愠怒之下准备率舰队参与即将展开的对哈瓦那的行动，哈瓦那是西班牙贸易的支点。对古巴用兵获得胜利后，负责指挥海军进攻的波科克上将确实发了横财，罗德尼却闷闷不乐地一无所获。心怀不满的罗德尼和蒙克顿将军吵了一架，声称这位将军对在马提尼克岛之役所缴获的战利品分配不公，就在不久前他还声称，自己和这位将军在马提尼克岛战役中“和睦相处，融洽无间”呢。

第二年，即签订《巴黎条约》（The Peace of Paris）的1763年，出现了更大的失望。因为英国软弱的让步，该条约使得英国几乎放弃了在“七年战争”中通过战争得到的所有好处。新近得到的马提尼克，这颗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以及邻近的瓜德罗普岛和圣卢西亚岛，都归还给了法国，以换取法国割让的全部加拿大，包括新斯科舍、布雷顿角岛以及圣劳伦斯湾的岛屿。与英国一样，法国也认为西印度群岛的价值超过了加拿大。法国情愿用加拿大换回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岛和圣卢西亚岛，因为它认为一旦英国失去这些岛屿，就会对英国视为生命的贸易造成重创。法国人和乔治国王一样，认为贸易对英国人至关重要。英国公众对这个交换深恶痛绝，认为英国对殖民地的重视超过了对西印度群岛巨大财富及贸易重要性的重视。同样让公众不满的还有英国和西班牙达成的协议：古巴和菲律宾将归还西班牙，条件是西班牙保证将佛罗里达以及除新奥尔良之外所有密西西比河以东的西班牙领土都割让给英国。此次交换旨在保障南部殖民地的安全，也被认为是视美洲殖民地利益高于一切的一个明证。

英国公众认为，“七年战争”是为了保卫英国殖民地不被法国蚕食而进行的，而殖民地却没有为自己的防御出一丁点儿力。实际上，殖民地士兵曾帮助沃尔夫打通从提康德罗加到魁北克的道路，参与对路易斯堡的第一次包围，抵抗受法国人挑唆的印第安人对殖民地居住地的攻击，但这些事实都被一笔抹杀了。既然战争后英国的地位已经空前巩固，成了毋庸置疑的海上霸主，在巴黎的退让就显得更加没有必要了。英国通过条约实际上获得了整个北美大陆的控制权，但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占了便宜，反倒普遍被认为过于看重那些荆棘丛生、森林密布、没有路径的荒野，却看轻了可以马上产生效益的食糖和贸易。对当时的人来说，这种交换之荒谬是难以想象的。如果说这意味着对美国未来潜力隐隐有所预见，那么这或许是启蒙世纪直觉的第一次启示，正因如此，当时的英国公众才不能理解。

对于那些有非凡洞察力的人来说，让这些殖民地高枕无忧，不必再担心受到法国或者西班牙的蚕食，这种前景并不那么美妙。罗德尼的女婿，同时也是其传记作者写道，当他们“不再需要英国的保护”，“从那一刻开始，就可以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独立”。不过这自然都是事后的看法，他这是在让历史加速前进，因为这时距离独立运动真正生根发芽，还要经历多年的各种纷繁事件。然而就殖民地从此摆脱了法国和天主教控制而言，的确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转折点。对于1762年10月升为蓝旗中将的罗德尼来说，战事终结意味着升迁放缓、沮丧和陷入债务，这把他的生活带入一个奇怪而具决定性的阶段。在《巴黎条约》签订后，他回到英国，最初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过还算平静。与舰船上其他士兵和军官的命运一样，即使发了薪水也只是半薪。1764年1月，为了表彰他把三个很有价值的岛屿纳入英帝国版图，罗德尼被加封为男爵。次年，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7年后，他再婚了，第二任妻子是亨丽埃塔·克莱斯（Henrietta Clies）。她后来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此外对她的情况所知甚少。1765年11月，罗德尼出任格林尼治医院（Greenwich Hospital）总管之职，这类医院是为了帮助那些有残疾或者贫困的海员设立的，是个经常会接受打点、进项颇丰的肥缺。在罗德尼任上有一事值得提上一笔。他曾经指责他的副手，因为在冬天后者拒绝为那些领退休金的人发放大衣，自己却穿着大衣在炉火边烤火。罗德尼说，他的管理方式是要“让老人们生活得舒适自在”，这样那些年轻的访客们便会说：“谁不想做个海员，老年生活像王子一</a>样幸福！”这之后便定做了大衣。

远离舰船，距离伦敦和那些时髦人士又近，罗德尼再次受到赌博的诱惑，但是与其说最后毁掉他的是赌博的诱惑，倒不如说是议会的诱惑。靠恩人的提携，罗德尼曾拥有三个席位。但是在1768年，他所代表的北汉普顿突然被外人争夺，罗德尼若想继续拥有这个席位，就必须进行一番竞选。尽管当时的竞选不像现在一样有诸如上电视等开销，但还是有娱乐、酒水、直接用钱买选票等花费，足以使人倾家荡产。议会的魔力极大，罗德尼心甘情愿花3万英镑换取那虚幻的权力，但这权力无法让他施展任何影响力，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债台高筑。1771年，他荣膺大不列颠海军少将这个荣誉职位，并被任命为牙买加总司令。他做海军少将时有一半的工资被暂时扣下，要等他就在牙买加的公款花费情况向海军部陈述</a>完毕、清偿完要求用工资支出的费用后才能发放，因此他要求保留在格林尼治医院的差事，指出有三个前任都曾经获准保留职位。然而，不知为什么，桑德威奇勋爵好像对他抱有成见，拒绝这样做，而且当罗德尼在牙买加任职结束后提出就任牙买加总督一职时，同样遭到了拒绝。三年任职结束后，他将回到英国靠半薪生活，除非他能得到其他职位，这个局面让他大为恼火、愤愤不平。1774年9月他回国后，有人建议他出国，否则可能因为欠债而招致牢狱之灾，于是他逃往巴黎。在巴黎，他沉湎于上流社会的种种享乐之中，周围不乏景仰这位英俊的英国海军上将的时髦人士，于是他故态复萌，欠下的新债又把他囚禁在这个法国首都，尽管他并没有真正被关进监狱。法国警方明确向他表示，除非他偿清巴黎债主的欠债，否则他不得离开这个城市。

此时，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枪声宣告美洲叛乱开始了，兴奋不已的罗德尼迫不及待地想出海作战。然而他却完全无法动身。他给桑德威奇勋爵写了很多急信，宣称他愿意奔赴战场，随时准备“一有召唤……便欣然赴命”。海军部杳无音信，就连与他通信时总是虚情假意地自称为罗德尼的挚友的海军大臣，也只是回复了一封正式的公函而已。

英国的首要殖民地反叛既然已成事实，这预示着可能出现国际纷争。1778年2月，法国与殖民地结成同盟，国际纷争也成为现实。不久之前，1777年10月，美国在萨拉托加取得辉煌的胜利，迫使伯戈因将军的5700名陆军士兵投降，他们在发誓不再对美国作战后，作为战俘被运送回国。四个月后，1778年3月，法国向英国政府通报说，法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并已经与大陆会议签订同盟、友好贸易协定，前提是双方的任何一方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前，均不得与英国单独媾和。这个同盟改变了这场战争，让一个大国站在了叛乱者一方，将英国再次卷入了与宿敌的对抗之中。

[1] 除了自己做生意，很多人还在英国充当商人的代理。这些代理负责将货物通过英吉利海峡运至荷兰，再与荷兰货物一道转运至圣尤斯特歇斯岛，从那里再运至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