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国民军时代_现代战争的黎明

1　革命与入侵

七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打了7年大战，欧洲没有发生国界变化，列强关系也没有变化。列强已经意识到一国不可能击垮另一国。于是，各国努力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达成协议。 在炮兵领域，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早在法国旧王政时期就显著改进了造炮工艺。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铜铁，减重而不损害强度。直到那时，重炮还会在战斗开始前移入预定位置，通常不会转移阵地。因此，让民夫运输重炮还是可行的。但先锋部队带的是专人拉动的轻型营炮。现在，格里博瓦尔大幅减轻了野战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为此配发的皮带拉炮。大革命为法军带来了普军样式的骑乘炮兵。拿破仑刚刚掌握指挥权就把炮兵辎重人员纳入军事化管理。之前的农家子弟在进入敌军火力范围时太容易自己骑马跑掉了。现在，运炮的人员和马匹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火炮可以按需跟随步兵上战场，于是由专人拉动的野战轻炮就被废弃了。如果说机动性的大幅强化确实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话，可与骑兵一样，炮兵的重要性还是相对下降了，因为只有步兵能沾到军队规模扩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达到了7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落到了两门乃至一门，德意志帝国时期逐渐回升。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两门炮多一点（395门比18万人），1812年约为千人3门炮。18但是，机动性的提升让一种新的火炮部署原则成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于一点，为步兵突破做准备。奇袭时的成功率还要更高。这一观念同样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军中就有教授。19

旧军最大的常备编制是团，每场会战都要专门下令规定哪位将军负责哪个梯队或梯队一部。散兵作战的预计作战时间更长，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种协同配合，因此设立常备编制是有益的。于是，法军先后设立了师和军。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部安排，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会战指挥精神。腓特烈打的会战是最高统帅亲自下令，全力发起冲击，务求速战速决，也必然会速战速决。现在，一场会战分成了多个甚或许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由师长乃至军长负责，按照个人判断运用不同的兵种——散兵、密集步兵、轻便炮兵。只有最高统帅随着会战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总攻决定才能决出胜负。

梯队阵形尽管没有被放弃，但重要性还是降低了。保留和运用预备队对会战进程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交战胜负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前线打响后从后方增强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圣西尔元帅写道：“打赢会战只在于关键时刻强化前线兵力。”

如果不过分细究个别表达的意思的话，腓特烈的会战与拿破仑的会战的区别可概述如下：20

统帅将会战分成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交给部将负责，这样就将自己从具体布置行军中解放了出来。约米尼（Jomini）说，拿破仑会在地图用圆规规定各军的行军目标，张开的半径是7个至8个小时的直线行军距离。1805年，法军从布伦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线距离是465英里（约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约19千米）。

与散兵一样，这种新的作战类型也为法军带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旧军依赖仓库提供的补给是有定数的。大军永远要携带18日份的口粮；士兵本人要携带3日份的面包，每个连配备的面包车装有6日份的面包，军需长掌管的辎重运输系统下的面粉车装有9日份的面粉。21不这样安排的话，严格的军纪便无以为继。在18世纪，这种军队的个人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也愈发强调军务管理机关要确保将士兵照顾好。维持军纪的直接需求与国家的整体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战争是官府的事，与臣民无关；如果本地没有战事的话，臣民用不着关注战争。士兵有严</a>令在行军和驻扎期间都不得骚扰乡间百姓。法军不太在乎安民。在法军看来，战争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战争期间可以从民间索取一切所需。只要仓库供给不上，士兵就会从当地居民强夺物资，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征收很容易变成抢劫，会打散编制，而且会在军中蔓延，鼓励聚众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许这样做，他肯定会担心士兵纷纷逃亡，大军作鸟兽散。他只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允许士兵就食于寄宿的人家。法国革命军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与口粮无关，而且当时也完全没有遏制逃亡的纪律监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渐渐离开，军队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继续服役是出于个人意愿；当然了，他们的不守军纪也让人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佣兵团。

1796年，拉阿尔普将军（General Laharpe）向上级波拿巴报告说，他的部下比当年的汪达尔人还要恶劣；一天之内有两名旅长辞职；波拿巴亲自致书督政府，称耻于统领这样一群形同窃贼的暴民。当然，人们以为法军会给各民族带去自由，法军是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开进米兰的，但米兰人对法军暴行失望至极，8天后便揭竿而起；但起义被燧发枪压制下去了。莫罗于1796年7月17日从德意志发回的报告与波拿巴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别无二致：“我在尽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而且我们走得太快，辎重队跟不上；农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扫荡一空。”7月23日，茹尔当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士兵蹂躏乡间，无以复加；我领导这样一支行迹败坏的军队都要脸红。军官表示反对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真有开枪打军官的事。”尽管如此，将军们还是逐渐整顿了军纪。此举不仅是出于人道，也对军事行动有利。茹尔当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指出，走投无路的当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线就非得有兵力保护才能通行了。打了胜仗以后就四处征收抢劫的士兵现在遭到了攻击。随着秩序的恢复，法军捡起了旧战术和后勤体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纵容士兵抢掠。然而，尽管法军规模远胜以往，但辎重队却一直小得多。考虑军官行李少了，帐篷也取消了，那么吕斯托估算1806年法军步兵的辎重队只有普军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许是正确的。22

腓特烈曾给基斯元帅写过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内容是他正等着一批辎重到位：“它寄托着国家最后的希望。”拿破仑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就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不曾提到由于18世纪下半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扩大，所以为大军提供口粮的任务比以前容易了。马铃薯在七年战争中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年后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被戏称为“马铃薯战争”。在1813年秋季战役中，马铃薯无疑极为重要。23

不管拿破仑整顿军队秩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勤制度的旧伤疤还是时不时被揭开，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兵士四散和缺乏纪律的弊病就会马上重现。24

拿破仑既完善了革命，同时也终结了革命。他行使大权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在一次大选中，法国人民几乎全票选举他为执政，后来又将他推上皇位。尽管君主制复辟，但军队保留了共和国时期新养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阶层性质，而在于教育程度与能力资质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确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优异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级军衔，这进一步在官兵之间建立了桥梁。有一句话说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节杖。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拿破仑手下伟大的元帅们都是从底层人民拔擢上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元帅与波拿巴本人一样在革命前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们的出色战绩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扫清了一切传统束缚，让他们在兼具年轻人的强健体魄和雄心壮志的年纪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仑本人接过意大利远征军统帅权时年仅27岁，他手下的元帅当上元帅时大多只比27岁大一点，甚至还不到27岁。

全体20岁至25岁（分为5个年龄段）青年男子均应服兵役的义务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开放代役，对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实际贯彻，因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会跑回家。对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还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允许过代役，但后来又废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许代役的征兵制本质上是一套弹性很大的制度，实际管得很松。尽管每年每个年龄段的适役男子至少有19万人，但拿破仑在1801年至1804年间每年实际只征召3万人服现役，外加3万名每年集训15日，每月择一周日操练的预备役人员。士兵年满25岁退伍。

自1806年起，兵员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战事连绵不断，25岁退伍的规定无疑已经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间的实际（而非额定）征兵力度没有留下相关的正面史料和确切数字。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当时非常温和的征兵措施就遭到了强力抵制，必须要强制执行。不应征报到者被叫作“顽民”，地方上有专门的宪兵队负责追捕扭送到团里，不然会把士兵安排到顽民父母亲属家里住宿，要么由社区整体担责任。25

因此，现实情况与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则有很大差别。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征兵只不过是恢复了旧制度：反复连续应征的专业代役人组成了一支职业佣兵队伍，当然还要加上历代路易国王拉来的壮丁。要是与普鲁士军队比较的话还要更贴切，各区征上来的兵员占到全军半数，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很多精神还是延续到了拿破仑的军队中，不仅是军官团精神风貌和官兵关系为之一新，军队主体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也起了变化。他们根子上就不是雇佣兵，而是法兰西祖国的儿子和卫士，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履行职责时也是一样。矛盾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旧法国军队中就存在了。但征兵人数增加得太多了，我们可以乃至必须将新旧对照视为一项根本区别。

根据军区征兵条例，我们大可以说普鲁士征兵与法国同样严格，甚至更加严格，但法国征上来的兵与普鲁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国人口是普鲁士的五倍，而且普鲁士军区下的国民尽管对国王和国家忠心耿耿，却必然缺少祖国观念的独特加持，因为普鲁士只是一个偶然形成的王朝国家，并非民族国家。最后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本国人占到了普鲁士军队的半数乃至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来的外国人才会长期服役并因此为全军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荣誉感的武士阶层，而非保家卫国的战士。

最能体现上述区别的莫过于比较前文引述过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训令中关于防止逃亡的条款，以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训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军的重要职责，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时常到帐中视察；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储藏粮草的地方要有轻步兵站岗，天快黑时要加上相同数量的骑兵；外出找秸秆和水源时，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军官整齐带队；聚众劫掠必须严惩；开拔时不得在部队拿好武器、列好队伍之前撤去村庄里的哨兵；不得夜间行军；行军期间不得允许士兵脱离本排；穿越森林时，步兵要有骠骑兵随行巡逻；随时警惕任何军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兰地、秸秆等。

拿破仑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则是这样：

目前不要声张。各军长应尽力列出无故掉队，聚众劫掠者的名单。长官应向士兵宣扬这些人是可耻的家伙，因为法国军队中对不身犯险境、不分享胜利荣耀的人的最重惩罚就是同袍的谴责。如果有这种人，皇帝确信他们会愿意集体回到军队中来。

国民会议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废除了释放战俘换钱也就是“赎金”这种旧式佣兵军队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仑统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发严厉的征兵手段，同样深受逃兵之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12年和1813年战役输就输在逃兵上。由于逃回后方的士兵不绝如缕，他来到莫斯科时的兵力已经衰弱到无力再战了。如果说他发动1813年秋季战役时的兵力仅仅略少于反法同盟军，可两个月后的莱比锡会战时就只比敌军的一半多一点了，个中缘由当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军方面闻所未闻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也是逐渐衰弱，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试图用增加炮兵来弥补步兵的不足。如前所见，拿破仑身上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尽管程度上有差别。腓特烈军中的内部变化带动了战略的调整，而我们之后看到，拿破仑的战略没有变化。

用最简单的话说，建立于革命期间、由革命缔造的新军制与旧制度的区别有三：兵力大幅扩张、采用散兵战术、从民间征收物资。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三个让新军制超越旧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时，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的。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产生的庞大兵力后来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仑在早期几场战役中仅仅与敌军兵力相当。

共和国时期将军与拿破仑时期元帅

杜穆里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塞尔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参谋官。

卡诺（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工程兵上尉。

乌沙尔（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发时任龙骑兵上尉。

奥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进入禁卫军，1792年授中尉。

马尔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愿兵营长。

皮舍格吕（Pichegru）：生于1761年，本为数学教师；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为高级士官。

莫罗（Moreau）：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茹尔当（Jourdan）：生于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随团赴美参战；一度沿街乞讨；1791年任志愿兵营长。

谢雷（Scherer）：生于1747年，曾在奥地利和尼德兰军中任军官；1791年任法军上尉。

克莱贝尔（Kléber）：生于1753年，本为建筑师；曾任奥军中尉；1792年任志愿兵营军官。

塞吕里耶（Sérurier）：生于1742年，曾任高级士官，大革命爆发时任上尉。

贝尔蒂埃（Berthier）：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职于总参谋部。

蒙塞（Moncey）：生于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里尼翁（Perignon）：生于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费弗（Lefebvre）：生于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国民卫队中尉。

马塞纳（Masséna）：生于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奥热罗（Augereau）：生于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鲁士担任击剑教练；大革命爆发时返回法国，进入德意志军团任高级军士。

贝纳多特（Bernadotte）：生于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高级士官。

布吕内（Brune）：生于1763年，本为律师，1791年志愿参军。

古维翁-圣西尔（Gouvion St.Cyr）：生于1764年，本为画家，1792年志愿参军。

维克多（Victor）：生于1764年，1781年入伍。

麦克唐纳（Macdonald）：生于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鲁希（Grouchy）：生于1766年，1781年授中尉。

乌迪诺（Oudinot）：生于1767年，1784年入伍。

缪拉（Murat）：生于1767年，1787年入伍。

贝西埃（Bessières）：生于1768年，出身律师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尔捷（Mortier）：生于1768年，国民会议议员之子，1791年志愿参军，随即被推选为上尉。

德塞（Desaix）：生于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内伊（Ney）：生于1769年，1788年入伍。

苏尔特（Soult）：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任士官。

拉纳（Lannes）：生于1769年，马夫之子，本为染工，1792年志愿参军。

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叙谢（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达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读于巴黎军官学校，1788年授中尉。

马尔蒙（Marmont）：生于1774年，圣路易骑士团成员之子，1790年授少尉。

旧军军官（拉法叶特、屈斯蒂纳、比龙、博阿尔内除外）：

杜穆里埃、克勒曼、塞尔旺、卡诺、乌沙尔、贝尔蒂埃、蒙塞、格鲁希、德塞、麦克唐纳、波拿巴、佩里尼翁、达武、马尔蒙。

旧军高级士官：

皮舍格吕、贝纳多特、马塞纳、塞吕里耶。

在旧军中有机会成为高级士官者：

奥热罗、苏尔特、内伊、缪拉、维克多、乌迪诺。

外军军官：

谢雷、克莱贝尔。

在旧军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尔当、奥什、马尔梭、勒费弗、拉纳。

本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开始后参军者：莫罗、布吕内、贝西埃、莫尔捷、叙谢、圣西尔。

3　拿破仑的战略1

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a>无虞。

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拿破仑允许一场会战没有预先构想就展开，他对战略也是如此。他自称从未有过战役方案。这与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战方案时非常焦虑。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没有作战方案能算准到与敌军主力初次接触之后。只有门外汉才会相信一场战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细靡遗的构想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

拿破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自己没有战役方案的。然而，他对于部队要如何展开、部队展开过程中的情况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会认真权衡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但他不能预先判定到底会发生哪一种。在消耗战略下，我们一再看到战役方案早就规定好了仗要怎么打——腓特烈在这一点上无疑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常理。

拿破仑的实力甚至也达不到——比如——夺取整个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鲁士在1807年也愿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国也愿意的话。拿破仑结束战争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最终也要通过政治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与前人的差别毕竟只是相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现实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拿破仑确实践行了从歼灭战略的本质合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原则，与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二致。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或者说自以为确信，如果自己还不能彻底征服对手，也就是所谓的“耗尽了气力”，他仍然能够用政治手段补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拿破仑骨子里的政治家成分远远多于军人。年轻时也好，后来也好，他都不曾研究军事史或军事理论。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军人都会考虑是否应该从浅线列回归深纵队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这样做过。腓特烈读遍了古往今来探讨战争本质的著作和军事史书。当然，拿破仑也经常指出军人必须研究伟大统帅的事迹，吸取前人精华。他列出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欧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军事色彩很弱的普鲁塔克名人传，他更喜欢读谈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书。他在大革命战争爆发后的作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是一名法军中尉；假如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话，他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团奔赴前线——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位年轻军官在开战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参战，而是忙着为科西嘉制定颇为冒险的政治方案，失败后才投身军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后制定的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鲁士，新旧显然已经展开了争斗，可旧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动摇过，而且从军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当年的那一类人。然而，有人可能会觉得普军当时的实力比腓特烈时期变差了，其实反而是变好了。军纪稳固，军官勇敢，但军队已经失去了精魂，将帅昏聩不堪，对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军被打败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阐明了我对这一时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从惨败到重建，再到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所以此处无意赘述。4结果是普鲁士接纳了当初击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协助下重获新生，在军事领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大的进展，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达到了可能性范围内的巅峰。

此处应该补充一点：1805年战败后，奥地利也在卡尔大公主持下革新了旧战术，将散兵战术、纵队战术巧妙地与线列战术结合了起来，使其达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础的军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过马克将军反对散兵战术的论证。1803年，武卡索维奇副帅（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写给御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旧式军事教育的精神与新精神的差别有多么大，以及向新精神转变是多么困难：

土耳其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贝萨尼亚-达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们没有学过其他动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土军抓住机会，拔出短刀从枪下冲进去，马上就把士兵的脚砍掉了，因为我军必须要从实际教训中才能学会听到“刺”的口令时应该将刺刀刺出去。6

俄军依然信奉苏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话：“子弹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汉子。”晚至1813年，俄军中只有轻步兵团采用了散兵战术；其余步兵完全不知单兵作战为何物。7

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过废除招募外国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国自己后来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将传统佣兵军队转变成了一支国民军。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对，在预备阶段根本无法推行，直到发生了暴动（1813年2月9日）的关头才实施。最初只说是战时措施，但通过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和继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实施。8

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散兵作战对法军无比重要，但它一直是无人培育，自行生长的状态。而普鲁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制定条令，实现了散兵规范化；奥地利之前也已经这样做了。基础阵形仍然是3排线列，凭借齐射火力横扫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发挥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营都可以散开作战。（在这一点上，沙恩霍斯特已经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议。）9

展开为线列的步兵营不仅可以齐射，也可以凭借纵深发起冲击。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国设立了宽为两个排、纵深4个排的“向中纵队”（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阵形。步兵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线列和纵队之间转换，因为在线列状态下，左右外侧的4个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间4个排的后面。

“向中纵队”的纵深是12个人，射手展开后纵深是8个人（一个营辖4个连，也就是8个排）。这是古希腊方阵的正常纵深，因此按照老观念仍然是线列阵形，但从18世纪成为定制的3排线列来看，这已经算得上是纵队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同理，在拿破仑的诸多对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完全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从而得以亲手持剑刺向强大的法国皇帝。1813年秋季战役中，反法联军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围绕着拿破仑的军队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网的部队集合到一个战场，不给居于中央的对手各个击破的机会。联军达成了这一任务。拿破仑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后意图逼近西里西亚军，但后者没有越过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牺牲交通线，绕过拿破仑至萨勒河畔与施瓦岑贝格军会合，抄了拿破仑的后路。这次机动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本来有可能被占据兵力优势的联军包围全歼。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拉德茨基也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灭法军，而是不战而逼退敌军的老一套战略。在军事顾问冯·托尔将军（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亚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联军再次分开，给法军让出了西撤的通道。10

1815年从利尼出发，经瓦夫尔至好友宾馆的行动与1813年自易北河往萨勒河的行军同类且同样大胆。11这两次行动都因为拿破仑做出错误判断，进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仑扑了个空；1815年，他没能在恰当时机命令格鲁希率军参战。“这些畜生长教训了。”他大喊道。

伟大的实践一定要配上理论才算完全。令人惊讶的是，阐明拿破仑战略行动的理论家竟然在普鲁士军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门生，格奈泽瑙的朋友——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遗体从他战死的地方转移到柏林军人公墓时，格奈泽瑙给克劳塞维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有力地表现了三人之间的关联：“你是他的约翰，我只是他的彼得，尽管我从未像另一位彼得对他的老师那样对他不忠。”[69]

在克劳塞维茨开始分析拿破仑的战争艺术之前，法裔瑞士人约米尼已经着手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且极为高产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讲述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偏爱决战。但他依然没能从整体上参透拿破仑行动与战略的真正本质。那需要一种特殊的冲动，自康德和黑格尔以来在德意志蓬勃起来的深刻哲学探究的冲动，它让普鲁士军官克劳塞维茨心中萌生了解读那位打翻了旧世界、迫使人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战神的念头。约米尼在作战线中寻觅战略的本质，考察内外线作战各自的优势。克劳塞维茨意识到，基地、作战线及其相关方面当然是人们应该理解的实用概念，有利于阐明战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与做出决策的规则不可能从中推导出来，因为战争行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对的。因此，战略行动绝不是本本主义，而必然源于最深处的品格。但战争是政治行为，所以战略绝不是孤立的，而总要联系政治来考量。一切对政治干预战事的怨言在逻辑上都是无意义的，说这种话的人其实是想说他觉得某次政治干预是错误的。合理的政略对战略的指导一定是合理的——前提是政治家对军务没有错误的认识。在最紧要的决断关头，政治与战略是不分彼此的，伟大战略家对普遍历史的影响源于他这个人的整体。腓特烈在七年战争爆发时采取稳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对女皇盟友们的考量所决定的，而不是因为他自信能够凭借斜线阵击败奥军。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险向优势敌军出击，是因为他深信虽败犹荣。

革命军中不乏勇敢聪敏之辈，而波拿巴将军独居其上的根源不仅在于卓越的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同样重要。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让他得以实现宏大的战略构想，因为他懂得在军事胜利后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胜仗引发的反弹毁掉既有成果之前。拿破仑在好友宾馆会战当日没有预见到普军的回归，从逻辑上看，我们可以认为他犯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但这恰恰体现了他的豪气。假如他预计普军会抵达，那么他面对令人气滞的优势兵力就根本不会接受会战，而会落得1870年巴赞一样的下场；后者从一开始就不抱有取胜的希望，最后只得不经一战就投降。在威灵顿、格奈泽瑙指挥的占据压倒性数量优势的敌军面前，就连拿破仑也不可能取胜。但他差点就取得了胜利，最后败也没有败得耻辱，而是败得光荣，这一点不仅为他本人带来了令人难忘的辉煌，也为法国人民留下一个精神力量的源泉，让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开辟新生。

从文艺复兴到旧制度灭亡之间不断涌现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人和卓越统帅。但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段，他们还配不上“大战略家”的称呼。尽管我们见到过大战，但格局还是不够大；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从整体关系来看，军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个人武功，而非战略的本质，也就是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统一体。

完整意义上的大战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瓦伦斯坦身上，政治家与组织者的角色要大于战略家的角色。在后人的记忆中，萨伏伊公子欧根与马尔伯勒盖过了古斯塔夫一脉的伟大统帅，包括克伦威尔和路易十四帐下的一系列法国大帅。这个时代的顶点和终点是腓特烈大帝。他长期被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具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一观念是错误的，也做了驳斥。腓特烈不是先驱者，而是将一个时代带向高峰和终结的人。只是通过克劳塞维茨结合政治对“战略”这个概念给出的深入哲学思考，以及对将道本质的连带心理学分析，我们才充分理解了两位大军事家的异同。克劳塞维茨明白自己的反思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却没能完成。他在一份写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传世之作《战争论》开头的“报告”中，他考虑要从“两种战争艺术”的角度出发重写一篇新作，一种战争艺术“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另一种则“只打算征服边境上的几处地盘”。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永远必须要分离开。1831年，克劳塞维茨去世，没来得及着手这项工作。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补他留下的空白。

随着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后面世，战争艺术史的拿破仑时代也走向了终结。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劳塞维茨著作为基础而言，新时代是由拿破仑时代引出的。新时代的内容是由新技术界定的，不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运输和种种生活资料，从铁路电报再到19世纪增长到无可限量的食物。

本书就此作结。之后的事情——包括普鲁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终的崩溃——就留待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