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宗教战争时期_现代战争的黎明

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1

我们已经发现，中世纪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现代步兵的创立，也就是组成战术单元的步行士兵。

在16世纪，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骑马部队身上，也就是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变。

前文已经反复说明，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别是：骑士以精锐单兵为基础，现代骑兵则是由骑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尽管这一区别确实在骑兵和步兵身上都存在，但个体与团体的两级对立在骑兵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极端。与步兵单位相比，骑兵单位建立和维持外在凝聚力的难度更大，而且骑兵间的单挑总是比步兵间规模大得多。对步兵来说，与整体步伐和压力相比，单挑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比如，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骑马部队到底是中世纪式的骑士还是现代式的骑兵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我们在过渡期首先观察到的变化就是骑兵的兵种划分更鲜明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中世纪的主流配置是骑士为主要战力，轻骑兵和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各兵种很少独立行动，而现在这三个兵种独立编组，独立作战的情况频繁得多了。以1512年的拉文纳会战为例，双方的重骑兵在一侧交锋，轻骑兵在另一侧交手。

文明民族中不容易找到大量高素质的合用轻骑兵。威尼斯人率先招募阿尔巴尼亚人做轻骑兵（stradioti），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为不同领主效劳。到了16世纪下半叶，他们就遍布各地了。

15世纪出现的匈牙利骠骑兵（hussar）与阿尔巴尼亚轻骑兵类似，他们在16世纪更常受到点名表扬，甚至在德意志地区的战争中也是如此。2他们装备矛和盾。

因此，重骑兵的战力由骑士的地位保障，而轻骑兵则招募自野性未驯、天生好战的半野蛮民族。

射手逐渐将弓弩换成了火器，一种2.5英尺至3英尺（约0.76米至0.91米）长的钩铳。卡米洛·维泰利被认为是专门组建骑马钩铳手的 下述因素便是回旋战术实际适用范围有限的明证。

如果一队回旋骑兵撞上了一支企图贴身近战，直接冲上来的骑兵，那么复杂的逐排轮转动作就无法施展，战斗会演变成混战——肉搏战。波普里尼写到了这种情况。就连德拉努都取笑过这种战斗，说它让人不禁想起抓俘虏游戏[28]，而不适合打仗（《军政论集》 回旋骑兵对密集步兵方阵能造成很大杀伤，比如1562年德勒会战中的瑞士方阵。但步兵肯定是有步行射手相随的，这些射手的火绳枪弹在射程和可靠性上要强得多，远胜于射程近的手枪，常常能让骑兵不敢近身。1588年遇刺的吉斯公爵亨利（Duke Henry of Guise）[29]对布朗托姆说的话证明了这一点：“要想击败德意志骑兵，必须要有秩序井然的优秀火绳枪手和钩铳手……；一招足以制敌，就像一勺酱能毁掉一盘菜。”他解释说，尽管他当时只有少数步行射手，但是1575年他在蒂耶里堡（Chateau-Thierry）不远处的多尔芒（Dormans）就是用此法击败了德意志骑兵。30

因此，回旋战术最适用于双方都是回旋骑兵的情况下。这时胜负自然取决于哪一边的回旋更精准和流畅，换句话说，哪一边的骑兵训练得更好，哪一边的手可靠性更高，维护得更好。

由于骑兵是用右手开火，所以回旋时天然偏向左边。塔瓦讷因此说道（ 在骑枪和手枪孰优孰劣的问题上，门多萨偏爱骑枪（ 在他对1574年莫克尔荒原会战的记述中——他的记述在其他方面并不完全清晰——门多萨解释道，一队枪骑兵的规模不应超过100人至120人，而且进攻必须凶猛；那样一来，德意志骑兵的手枪在肉搏战中就派不上用场了。46

格奥尔格·巴斯塔（Georg Basta）1550年出生于意大利，是一名伊庇鲁斯贵族的儿子。早年在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ase）帐下统领一支阿尔巴尼亚兵，后来成为西班牙将领，指挥皇帝军队对抗土耳其人。除了一本关于一线指挥官的著作《行军大总官》（il maestro di campo generale），他还写了一本关于轻骑兵的著作（1612年），该书也有多个德文译本。

与塔瓦讷相仿，巴斯塔相信在战斗中保持阵形稳固不止要靠勇气，也要通过严格的纪律。他在 巴斯塔在书的末尾专辟一章比较胸甲骑兵和枪骑兵的优劣，认为胸甲骑兵更好。他写道枪骑兵需要精良马匹、大量操练和坚实地面。枪骑兵只有前两排能发挥武器的威力，因此必然要分成多个小队分别进攻。但我们不清楚胸甲骑兵为何优于枪骑兵。作者多次自相矛盾，最后甚至不清楚他讲的是类似骑士的重装枪骑兵，还是无甲的轻装枪骑兵。

巴斯塔论述的欠缺招来了当时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泽城卫队团长约翰·雅各比·冯·瓦尔豪森（Johann Jacobi von Wallhausen）在《骑兵战的艺术》（1616年）一书中的尖刻嘲讽。他轻蔑地嘲笑优秀骑兵巴斯塔（巴斯塔当了40年骑兵，以骑兵为业）的理论，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骑枪一边。两位作者都认为枪骑兵应该以不超过两排的小队进攻，且两排之间要留出距离。瓦尔豪森说（ 3　奥兰治领主莫里斯

在与尼德兰开战的前20年里，西班牙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尽管奥兰治领主威廉（William of Orange）[33]和他的兄弟们集结了一支雇佣兵，但这些佣兵要么缺乏纪律性，打不赢野战，要么就是凑不起军饷，一次又一次解散。尼德兰人之所以能继续作战，只是因为坚城对西班牙人紧闭城门，而且尽管入侵者夺取了不少城市并进行了严酷的惩罚，但依然并未拿下所有城市。阿尔瓦最后不得不在小城阿尔克马尔（Alkmar）面前撤军，于是被撤职。经过一番复杂的且战且谈，再加上英法两国的干涉，起义各省的城镇和乡村成立了同盟，有能力维持一支常备野战军。1585年，沉默者威廉遇刺后，西班牙人将全部兵力用来围攻安特卫普（Antwerp）。接着，西班牙又将全部资源投入到无敌舰队和1588年的对英作战上。亨利三世遇刺，改宗天主教的亨利四世登基在法国造成了一场危机，立即招来了西班牙和尼德兰联军对法国内斗的干涉。低地地区南部最终留在了西班牙手中，但北部各省愈发团结，要争取自由，而且找到了一位能将现有军事资源熔铸为新的形态从而取得更大成就的领袖，他就是沉默者威廉之子，年轻的莫里斯。

回想马基雅维利，他立志要通过复兴古人的伟大遗产来更新当时的军事体系。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他都失败了。但他去世后过了两代人时间发生的军事改革不仅与古代相关，更与他、他的思想、他的研究直接相联。于是，我们显然必须要承认他的天才。

1575年，奥兰治领主威廉特许莱顿城（Leyden）成立大学</a>，作为英勇抵抗围城军队的报偿。莱顿大学吸引了一批当时的杰出语文学家，其中就有于斯特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他于1589年出版了《政治六论》（Civilis doctrina），其中parietem ende amicos）。16

用瓦尔豪森的话说，莫里斯是一名“操练探索者”，但他不仅与堂兄携手创制了新操术，而且认真贯彻操术的先决条件：按时发饷。从国土佣仆诞生之初，这套体系最阴暗的一面就一直是军饷问题。

巴斯塔将军一本论骑兵的专著中说道：“只要给我一支拥有全部这些资源（军饷、口粮、分享战利品）的军队，哪怕它再败坏，我也能努力整顿，使其恢复战斗力。反之，如果一支精兵没有这些必要的资源，我就实在保证不了军纪。”

我们已经明白，就连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约发饷。如果士兵的军饷还欠着，那便不可能要求他们卖力进行这些老兵们所认为的毫无必要的且只是可笑把戏的艰苦操练。联省总督具有审慎专业的商人精神，他明白按时支付的重要性。战乱期间发展起来的商贸，以及严厉的、将一切奢侈视为罪恶的加尔文教派的节俭又让他有了支付的资本。西班牙国王坐享美洲金银，却仍然无力完成他为自己制定的无数政治使命。1574年的莫克尔荒原会战之后，3年没拿到一分钱的西班牙军队拒绝服从命令，选出一名统帅，自行驻扎在安特卫普城内，直到市民愿意支付40万枚克朗金币为止。士兵们终于拿回了欠饷，部分是钱币，部分是实物。这种事发生过多次，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混乱与暴行。士兵常常要过几个月才会重新听命。在1576年的安特卫普“暴行”中，全城惨遭劫掠，部分城区被夷为平地，大批市民被杀。当然，这与战争也有关系。

尼德兰军队没有这样做。联省总督建立了有序的经济体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军队开销极大。一队旧式国土佣仆通常是300人至400人，经常高达500人。莫里斯将一队减到了100人出头，但没有裁撤军官。瓦尔豪森在《骑兵战的艺术》（ 因为他不仅关心国王的威严和权力，而且更加看重王国和臣民的福祉，所以他扫除了一切内乱和不团结的根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个相异乃至几乎相反之物合为一体，即臣民自由与国王威严。

此外，他的军制远胜于前代统帅的地方不只是战功赫赫，而同样在于他更懂得战争艺术，创立了良好的法度。我们不要以为他的功绩全是靠单纯的、盲目的运气，除了上帝恩典，他靠的是美德、智慧和善行。他能够精妙地营造有利的对敌态势，从敌人面前全身而退，在野地里安心驻扎，迅速地建起设防军营。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修建或攻打工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评估对手，正确判断战争中的偶然状况，在紧要关头迅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列阵方面更是无人能及。他对骑兵的原则是不后转、不回旋，摆出3排阵势，一往无前，直插敌阵。只有 法理上讲，这些民兵不应该出国作战，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应该离开本郡。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无疑偶尔会发动战争，但战功寥寥。尽管与德意志和法国一样，英格兰贵族身上还留存着先辈的武士传统，但现在靠征召骑士已经打不赢战争了。如果要招募佣兵，英格兰又缺少赋予国土佣兵战斗力的德意志传统。尽管英格兰冠绝所有新教国家，但由于欠缺军事组织，不管是胡格诺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还是三十年战争，它都不能在欧洲政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结果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领袖的位子终于被物质资源较少的瑞典夺走。

缺乏高效军事组织的现状当然也主导着内战进程。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国王身边的军队，还是国会征召的军队，尽管他们势不两立，但组织性还是太差，打不了大决战。双方大概各有六七万兵力，但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市和城堡里，参加野战的人数不过一两万。两边都有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在尼德兰或瑞典军中服役过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把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阵形带到了英格兰，但没过几年就被大众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时期（前有胡斯战争，后有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军队是在战争本身中锻炼出来的。

完成军队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愿兵的核心人物是克伦威尔（Cromwell）。他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运用又如何在战略上领导这支他手创的军队。作为国会议员，他曾提议将民兵指挥权从国王转到国会。当内战因此爆发时，时年43岁的克伦威尔自封为骑兵队长，在本郡组织了一个骑兵方队。他之前没当过兵。1642年10月23日，国会军在第一场大型会战埃奇希尔会战中失败。撤退途中，克伦威尔对汉普登[39]（Hampden）说：

你的部队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类似的废物。敌军则是绅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你觉得这些平庸无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人吗？你必须去找那些心志单纯的人——请不要怨恨我说的话——那些心志不亚于绅士的人。

他接着说，讲荣誉的人只能被有信仰的人打败，他还说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里。他还有一次说义人未必在上层，在这一点上，律师比军人更有发言权。

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编练了一个骑兵队，然后发展成骑兵团。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645年），他决定以此为模范建立一支新野战军。之前完全没有一支统一的国会军，只有多股由某个郡或某几个郡组成的同盟维持的部队。最强大的同盟由东部的几个郡组成，之前就已经与克伦威尔和他出身的郡联手，现在则提供了“新模范军”的骨干力量。国会承诺为新军定期发饷，军饷不再由各郡负责，改由国库承担。尽管新军人数不过两万人，但国会还是凑不齐军需，于是将余额摊派给了地方当局。

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军队还是非常相似的。双方都有在尼德兰军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军官，双方军官团都是由贵族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国会军偶尔有表现突出的士卒被任命为军官，但还是无关宏旨。新军共有37名团长和将军，其中9人是大领主，21人是乡绅，只有7人出身平民。直到后来，接替先前因为政治宗教观念而拿起武器的贵族的职业军人才多起来。因此，两军的区别不在于一方是贵族派，一方是平民派。“骑士党”（Cavaliers）和“圆颅党”（Roundheads）的称呼会误导人，好像后者在嘲笑对面的老爷们用来装点自己的假发似的。“圆颅党”领袖和军官在画像里全都是长发，包括克伦威尔在内。清教徒剃光头出征的事只发生在内战初期，用当时的一位贵妇人的话说，他们好像要等头发长回来才会再次出征。

内战前几年，反抗军的统帅是两位地位崇高的国会议员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随着新军的组建，一位新统帅也上位了。国会一方的将领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后能与国王达成和解。曼彻斯特伯爵说过：“哪怕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他还是国王，他的继承者也会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一次，我们都会上绞刑架，我们的后代会沦为奴隶。”于是，国会通过了“弃权法案”（self-renunciation acts），内容是议员不得统军，将军务和政务分离。国会应任命一位最高统帅，国会选择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将军（General Thomas Fairfax）。他被赋予委任所有军官、团长和队长的权利，但仍然需要国会批准。假如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的话，这些手段必定会葬送他的前程。他是一名议员，本来是必须放弃军职的，但他当时已经升到了副将。结果恰恰相反，克伦威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没有人敢让他弃权。但费尔法克斯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克伦威尔身兼议员与军职，对小自己12岁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是二把手，却是实际上的大帅。

新模范军的基础是彻底革除民兵习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但他们的军纪的基础是宗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支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它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既是军队，也是教派。有人恰当地将其比作十字军或骑士团。因此，我们打个比方，英国革命军</a>与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完全不同，与德意志国土佣仆也完全不同。它与法国革命军的共同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观念而团结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后者的反面，因为它不是被征召起来的大众，而是选民的团体。国土佣仆也是选出来的团体，但他们是最低下的那一种战士，徒有蛮勇，毫无理想，而独立派（the Independent）[40]的军队是服务于理念的。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形成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一军队。这场战争经常被和平协议和停战协议打断，交战的军队仍然属于贵族或市民征召兵和佣兵团。

与三十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一样，克伦威尔军中的骑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大多自备马匹装备。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能过上绅士的生活，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当骑兵是一个好差事。

一位保皇党的老军官曾对一名清教徒军官说：“我们的人，有男人的罪，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你们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由于军官来自委任，而非选举，所以军中一直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原则。克伦威尔说过，“我下令，所有人都要听命令，不听就解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的反驳”，“制服统一”——这里讨论的是制服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经常因为制服不一样而打架”2。就连最高层也要服从命令。尽管统军将领经常与手下团长开军事会议，但会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约束力，下令还是将军自己看着办。

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军纪“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通过操练和演习，军纪被用来组建牢固的骑兵战术单元。内战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练，他觉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够了。克伦威尔则不仅要求校官由能者担任，还要求给校官操练部下的时间。

为国王效劳的骑兵并不缺少勇气。查理一世手下还有一员曾长期参与三十年战争的著名骑兵将领——普法尔茨领主鲁普雷西特（Prince Ruprecht of the Ptinate）。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一冬之王”（Winter King）[41]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丧气，觉得永远都组建不成一支能与国王匹敌的骑兵。但是，克伦威尔“铁骑军”（Ironsides）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仅基于勇气，也基于纪律，纪律让他们能够在进攻后立即重新集结。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鲁普雷西特统领骑兵的最后一战内斯比会战之前的4场战役中，他的骑兵一直有进攻后不能立即重新集结的弱点。赫尼希的结论是，鲁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结的必要性。我们能相信这个结论吗？一名骑兵将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怎么会不知道进攻后收拢部队是何其必要，散乱追击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凶险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贯彻。问题在于练兵，这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艰苦工作，清教徒凭借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党就不行了。在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正是双方骑兵的这一点差别。当然，与早先的估算相反，国会军在纳斯比还有巨大的数量优势。3

对于克伦威尔的具体战役和会战记述可以略过。他的长才不在于统军，而在于前面讲到的建军。4不过，我还是要讲几个有趣的细节，放到当时的整体军制上同样成立。

内战爆发时，长矛阵和火枪阵还是挨着的。我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两者具体位置关系的记载。长矛兵在战斗中击退骑兵进攻和长矛兵互冲的记述经常出现。与欧洲大陆一样，火绳枪在英格兰也渐渐超越了长矛。经常有记载说火枪兵在近战中把枪当棍子用。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页指出，火枪兵不穿盔甲，所以行军能力更强，这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战的第一年，强度最大的行军距离不超过10英里到12英里（约16千米到19千米），最远的一次是13英里（约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后来行军时不穿盔甲了，行军路程远</a>了一些，但还是不超过3德里，也就是23千米左右。

英格兰直到1705年才最终弃用长矛。

支撑火枪的木叉在内战初期还在用，但新模范军已经不用了。

在内战的第一阶段，每次会战前双方都会公布区分敌我的战场标识和口号。在埃奇希尔，国会军的标志是橙色头巾；在钮伯里（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绿树枝；在马斯顿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纸。由于这些标识物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们还有口号，比如“神与我们同在”（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瑞典军一样）；马斯顿荒原会战中的王军口号是“神与国王”。

克伦威尔在战争期间确定了统一的红杉制服，在英格兰军中沿用了两个半世纪。

英格兰人进攻时习惯大声高呼，苏格兰人则是沉默地向敌人走去。苏格兰人门罗取笑皇帝的军队进攻时高喊“沙、沙、沙”（Sa,sa,sa），他说这是土耳其作风，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样。丹麦人和瑞典人前进时也不说话。5

如果清教徒军队的特性在于宗教，克伦威尔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为建军立功服务，那么我们最后也不能忽视这支军队的特性对政治的反作用。

统军权最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手里，接着由继任的克伦威尔掌管。但从军事层面转向政治领域时，做决定的就是军官委员会了。1647年，军队反叛国会，普通士兵也选出了号为“鼓吹会”（agitators）的士兵委员会，目的是递交诉状。国会想在全国推行长老派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建制，通过教规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6军队反对此举。军队的民主观念抵制传统国会制度的贵族气质。他们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样不想臣服于长老派。他们捍卫政教分离，支持自由的独立派体系。最终，军队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上风。国会想在军队完成使命、打败国王后就解散军队，但军中各团不愿意被解散。军官倾向寻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军官最后不得不顺从士兵，这样才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就连克伦威尔也在压力下屈服了。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几个带头哗变的人，恢复了服从秩序。但军队的意愿完全得以贯彻。国王被处死，国会先被清洗，后被废除。这一套确实完成后，士兵委员会就消失了。不过，我们发现后来有不少“鼓吹者”当上了军官。军队统治国家，军队首脑克伦威尔也成了国家元首。尽管这样一支小规模军队提供的政权基础非常狭隘，但克伦威尔依然拥有保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大王国的统治权，因为他运用权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与竞争对手尼德兰和宿敌西班牙的争斗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据说克伦威尔有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要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6　战例介绍

锡沃斯豪森会战

（1553年7月9日）

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vershausen）中的双方骑兵都用手枪，靠近到“能看见对方眼白”的时候才开火。这里还没有用到回旋。双方兵力都很多，莫里斯大概有7000名至8000名骑兵，阿尔布雷希特少一点。不同记载之间有巨大的矛盾。或许从客观层面分析文献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战斗描述。

圣康坦会战1

（1557年8月10日）

腓力二世集结的兵力不少于5.3万人和70门大炮，对科利尼守卫的圣康坦（St.Quentin）城展开围攻。法军主力远在意大利。法国援军企图入城时被敌军优势兵力击败。西班牙军用炮火先轰击德意志和法国步兵，然后派骑兵击破敌阵，圣康坦随之陷落。但此战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腓力无力乘胜追击，因为他付不出军饷了。11月，他只能解散大军，或者分兵驻守。

希弗林根会战

（1558年7月13日）

在丢掉圣康坦后，亨利二世将大军从意大利撤回，重新占有了兵力优势，因为腓力之前被迫解散军队。于是，亨利夺取加来，蹂躏了弗兰德斯地区。西班牙人尝到了前一年极端行径的报应，如今无可作为。但局势在6个月后再次逆转。法国分兵并入侵卢森堡（Luxembourg），埃格蒙（Egmont）统率的西班牙军凭借两倍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打败了正在围攻加来和敦刻尔克之间的希弗林根（Gravelingen）城的法国军队。此战依然是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双方都有德意志国土佣仆参战，也都受到了缺乏斗志的批评，指责他们的原因或许是大家都是国土佣仆，不愿意给同胞造成太大杀伤。但法军麾下的国土佣仆并未因此获益，而是与其他人一样被消灭了。除了少数骑兵逃脱，法国全军覆没，多名大领主被俘。

胡格诺战争

德勒会战

（1562年12月19日）

在德勒会战（battle of Dreux）中，新教一方骑兵多，天主教一方则有相当的步兵（瑞士人、国土佣仆、西班牙人、法国人）和火炮数量优势。双方都有几个步兵单位被骑兵击破。胡格诺一方的“黑衣骑兵”猛攻瑞士方阵，但最后还是被击退了。2法军的一个营用长矛兵前布置3排钩铳手的方法顶住了敌方轻重骑兵的进攻，钩铳手起到了迟滞敌军的作用。天主教一方最终胜利。

蒙孔图尔会战

（1569年10月3日）

天主教一方有相当大的骑兵和步兵优势。科利尼企图凭借正面障碍物来掩护部队，却被天主教军迂回绕过。索要欠饷的国土佣仆发起哗变，拖慢了胡格诺军退兵的速度。一个由4000人组成、侧面有大车为屏障的瑞士营不寻常地顶住了胡格诺骑兵的进攻。胡格诺骑兵被驱离战场后，国土佣仆遭到四面夹击，全军覆灭。天主教一方自称只损失了300人到400人，而据普费弗尔（Pfyffer）[44]记载，瑞士军只有20人阵亡。从文献来看，国土佣仆甚至在死前都没带走几个敌人。3

库特拉战斗

（1587年10月20日）

库特拉（Coutras）战斗是亨利四世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双方兵力都不超过六七千人，而且似乎只有骑兵和钩铳手真正交战了。亨利让钩铳手结成一个个密集的小单位，站在骑兵之间，还让他们等敌方骑兵距离20步以内再开火。

伊夫里会战

（1590年3月14日）

伊夫里会战（battle of Ivry）的相关记载给人一种传奇故事的印象，目前还没有批判性的专门研究。尽管战场上有长矛兵大方阵，但真正交战的只有骑兵、钩铳手和炮兵。天主教联军的骑兵被击败后，亨利四世下令开炮轰击敌方步兵。瑞士人投降了，国土佣仆和法国人则惨遭收割。

白山会战4

（1620年11月8日）

波希米亚的战事拖了将近3年时间，没有爆发一场大决战。波希米亚人具有相当大的兵力优势，摩拉维亚人、西里西亚人和一大批奥地利人站在他们一边，匈牙利人也赶来支援。但领导决策上的优柔寡断，让他们以现有的兵力依然不足以夺取维也纳，终于让获得大批援军的皇帝得以转入攻势。教宗出钱，西班牙和波兰国王出兵，天主教同盟首脑巴伐利亚公爵马克斯（Duke Max of Bavaria）亲自统领这支威武雄壮的大军。

尽管如此，决战直到最后关头才打响。巴伐利亚公爵坚持主张利用合兵一处的皇帝军与同盟军的巨大兵力优势，从上奥地利直取布拉格。但之前成功实施过机动和游击战略的皇帝军统帅布阔伊（Buquoi）对深冬时节冒险打会战有很深的疑虑。他宁愿将目标局限于通过机动将敌人赶出下奥地利。但马克斯公爵非要逼迫敌军决战，在布拉格城下夺回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布阔伊屈服了，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次大胆行动本来是很容易失败的。

波希米亚军由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Anhalt）指挥，企图在敌军正面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从而拖延其进军。意志坚决的联军向北绕了过去。沿着这个方向，来自巴伐利亚的辎重也可以通过波希米亚森林的各处关口被运到前线，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波希米亚军注意到敌军确实是直扑布拉格之后进行强行军，这才再次截住敌军，于布拉格以西约两英里（约3.2千米）处的白山（White Mountain）布下防御阵地。

阵地位置极佳，右侧是围场和一座坚固堡垒，左侧是陡峭的地陷。战线正面是沙尔卡溪（Scharka），它所经之处是湿地草甸，敌军只能从一座桥过河。

蒂利大胆地命令巴伐利亚部队过桥后面对敌军列阵。波希米亚人这时意识到，胜负之机在于扑向巴伐利亚军，赶在皇帝军渡河支援之前将其打垮。施图本福尔（Stubenvoll）和施利克尔（Schlieck）两位团长提醒领主克里斯蒂安注意眼前的有利形势，他想要采纳。但将军霍恩洛尔伯爵表示反对，他指出巴伐利亚军会派火枪手坚守桥近侧的伦普村（Rep）能为主力争取足够的过河时间，而波希米亚人一旦出击就放弃了防御阵地的巨大优势。安哈尔特听从了伯爵的意见，放弃了趁敌军列阵未成出击的大好机会。他或者是决定打一场纯粹的防御战，或者指望着易守难攻的阵地能让敌军在最后一刻知难而退。如果真是那样，波希米亚几乎肯定可以不经一战便赢得战役。

事实上，布阔伊明白山脊上的敌阵不容忽视，他不知道敌军提前挖好了怎样的堑壕，己方进攻时可能会遭遇根本挡不住的枪炮火力，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后方只有一条狭路，大军就全完了。因此，他主张从南侧包抄，逼迫敌军撤出阵地。

但马克斯公爵和蒂利两人都想决战，他们最终在列阵完毕后于阵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占据了上风。“凡是想打野战的人，”蒂利后来说道，“只能将正脸朝向敌军，让自己暴露在炮火的危险之下。”毕竟，包抄行动的可行性很低，撤出现有阵地的危险性则很高，这是显而易见的。天主教一方无疑具有数量和士气的双重优势。他们有2.8万人，波希米亚只有2.1万人。他们不断将敌人逼向布拉格城下。5另外，天主教部队在前一晚成功突袭了匈牙利人，让波希米亚国王麾下的这支不少于5000人的力量大惊失色，完全失去了斗志。

趁着敌方将帅开作战会议的时间，波希米亚人在奋力加固阵地。安哈尔特领主在之前行军时就预备列阵于白山，下令在那里挖掘战壕。他曾请求赶在大军前面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国王本人监督白山工事。但他们取得的成果很少，因为大军携带的工具已经用完了，首先要向议会政府批准600塔勒的锹铲采购经费。要是多加一把劲，多上一点心，再多几个钟头的时间，白山工事完全可能做到固若金汤，让布阔伊担忧的事情变</a>成现实。

但不仅战壕工程推进不力，他们也没能利用地形优势。右侧有围场的墙和陡坡，是非常坚固的天然屏障，只需较少守军即可。于是，坡度较缓，更易通</a>行的左侧理应加强兵力或布置一支预备队用于反击。但整个阵地一律布置了两个梯队，每个梯队都是由一个个交替布置、间隔相当大的小型骑兵和步兵单位构成的。5000名匈牙利骑兵本来应该一部留作预备队，一部在最左侧列阵，但他们觉得最左侧会暴露于炮火之下，所以不敢去那边，于是全在最后面当第三梯队。由于前一晚遭受了袭击，他们显然士气受挫。

会战期间在布阔伊身边的耶稣会士菲茨西蒙（Fitzsimon）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战记。他说波希米亚的军阵太单薄了，还学究气地援引了李维的观点。右侧围场与左侧山坡的间距约为1.5英里（约2.4千米），6而波希米亚全军不超过2.1万人。如果统帅坚定英明，将部队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么正如前面所说，他可以派较少的兵力把守围场和右侧，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防万一，这样就可以弥补地阔人少的问题。但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并非这样的统帅。之前，当巴伐利亚部队孤立无援时，他还会犹豫要不要进攻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他个人能力更强，富有自信，但他并不能掌控部将，更不能通过他们控制各部。

天主教军没有利用数量优势进行包抄，比如他们无疑可以包抄波希米亚军左翼，那里没有匈牙利部队。相反，他们由两侧进攻时的正面宽度似乎还不如敌军，于是纵深就更大了。皇帝军和同盟军分别组成了5个步兵大方阵，按照棋盘样式排成二线或三线推进，骑兵在步兵侧后方。皇帝军的骑兵组成了小方队，同盟军骑兵的单位则很大。7

双方在展开期间都开炮了，但无疑并未造成重大伤亡。天主教一方的火炮在山谷中，只能仰射。波希米亚人则只有6门大炮和若干小炮。

如前所见，尽管先展开的是巴伐利亚人，但第一波进攻是由右侧的皇帝军发起的。巴伐利亚军确实必须沿着陡坡佯攻，但与克雷布斯（Krebs）的看法相反，这不可能是他们较晚参战的原因。假如他们与皇帝军同时列阵，那他们不会因为坡陡而晚几分钟参战，结果让皇帝军自己打了胜仗，以至于公爵手下的大部分团根本没交上手，毕竟开战的决策主要是公爵做出的。仗之所以打成了侧面战斗，是因为联军存在意见分歧，于是达成了妥协。他们决定首先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散兵行动，看看敌军阵地是不是像某些将领害怕的那样牢固严密。这场行动必然要放在更能看清地貌的右侧。因为初步侦察活动立即引发了会战，决策是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来的，所以天主教军中最先部署、求战最迫切的部队几乎无事可做。

联军本来没有下定战斗决心，这可能也是他们采用窄长阵形的原因。他们不想第一波就投入太多人，而是希望保留大批兵力。

皇帝军沿着缓坡迅速接近波希米亚军左翼，最初遇到了多支骑兵团的反击。但经过一番你来我往，骑兵很快就在敌军的优势兵力面前败下阵来。图恩伯爵（Count Thurn）的步兵团这时也展开行动，但只是在300步到400步远处开枪，然后就转身逃跑了。波希米亚一方的统帅在战记中只看到士兵的胆怯，但史家指出先前有玩忽职守和欠饷的情况，以至于士气低迷，这便能解释这支部队的糟糕表现。局势但无疑还是有一些异样。如前所见，波希米亚军的梯队非常单薄，每个单位都很扁平，间距又很大。这种阵形方便各阵根据具体情况穿插运动，相互配合，但必须有人认清和利用具体情况才行。换句话说，薄阵需要自信而卓越的指挥，上至统帅，下至各团。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阵形是平均摊开的，没有真正因应地形。现在只有站在第一梯队的图恩伯爵部上前，8而且上前时相邻的骑兵已经溃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都没有一齐前进。于是，第一梯队的图恩团前进时撞上了兵力多好几倍的敌军步兵和骑兵。难怪他们停下脚步，转身逃跑了。为什么图恩不先等敌军进入火绳枪的射程之内、可以发挥火枪的全部威力时再把部队带出去，配合附近骑兵发起反击呢？考虑皇帝军的数量优势，反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可疑的；前面的两支步兵后面又有三支，还有骑兵队相随。尽管如此，孤零零的一个团上前又没有提前利用防御阵地和防御火力的优势，如此行动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就算再勇敢也不可能成功。令人称奇的是，包括图恩团余部在内的第二梯队没有立即参战，反而在第一梯队顺着间隙往后逃跑时不动如山。

波希米亚军统帅之子，时年21岁的安哈尔特少主克里斯蒂安统领着一支勇敢的骑兵，从第二梯队大胆上前，突袭得手。皇帝军前锋在前进途中遭到波希米亚骑兵攻击，大概本来就陷入一定的混乱。现在克里斯蒂安突然杀了进来，途中遇到一支骑兵，驱策其返身再战，一度击破了一个步兵方阵，用马刀砍倒了一部分敌军。其他几支部队跟了上来，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也往前走了。但敌军人数太多了。蒂利将同盟军的骑兵派去支援，很快打垮了安哈尔特的骑兵。匈牙利人甚至没有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面对天主教军的不断推进——其中波兰人表现很突出——波希米亚的一个个团纷纷逃跑或退入右侧的围场，在那里遭到四面合击，迅速被消灭。

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侧的一大批巴伐利亚部队根本没用上。

不仅多名亲历者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两军阵形的信息，还有名为《日志》（“Journal”）的巴伐利亚官方战报（作者是拉斐尔·萨德勒，1621年刊行于慕尼黑）以及领主克里斯蒂安写给腓特烈国王（收录于1787年的《爱国文献集》，Patriotic Archives）的报告中的草图。

《日志》中写道，双方步兵都是方阵，唯一的区别是天主教一方的射手围在方阵四周，包括后方，而波希米亚一方的射手有的在方阵周围，有的在长矛兵单位两侧组成斜向的长队。

在天主教一方，同盟军的骑兵方队要比皇帝军的方队大得多，这样做是恰当的。

在安哈尔特报告的配图中，波希米亚一方的步兵和骑兵都组成了扁平阵形，但射手和长矛手的关系没有说明。巴伐利亚草图中的波希米亚军阵大概是虚构的；巴伐利亚人听说过射手两侧长队的事，据此画了草图，但他们不知道扁平阵形这个关键点，而从波希米亚统帅本人的草图可知其确实采用扁平阵形。

但是，克里斯蒂安为什么摆出稀疏扁平的阵形呢？草图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让所有部队（匈牙利人除外）排成一线，然后一支部队不动，一支部队往前走300步，以此类推。如此一来，第一梯队各部的间隔恰好等于第二梯队各部的正面宽度。因此，与敌军正面接触时，除非第二梯队及时上前堵住缺口，否则第一梯队的每支部队马上会受到两面夹击。按照这种阵形，敌军骑兵对波希米亚步兵的威胁特别大。这样做的解释大概是敌军也没有组成连续正面，而是以间隔很大的窄长纵队行进，克里斯蒂安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克里斯蒂安很可能指望着第一梯队受到夹击威胁时，不远处的第二梯队能迅速冲上来支援，同时巨大的间隔能赋予每一支部队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将各部隔离开来的巨大间隔难道不应该为战败负责吗？假如波希米亚各部没有组成松散的两线梯队，而是组成紧密的一线梯队等待敌军进攻，尽可能高效地发扬火力，9在最后关头尽可能整齐地发起全线反击（当然，匈牙利人还是留作二线预备队），那么取胜的机会当然要大一些。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古人所误，受到了罗马军团当年利用了空隙之说的余毒[利普修斯根据李维（8：8）得出的棋盘阵]影响？无论如何，下一个时代的军人转向了密集阵形。

一份很可能出自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本人之手，内容是波希米亚军队不足之处的回忆录[刊载于《爱国文献集》，7（1787）：121]中抱怨说，许多军官能力不足，还嘲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的尼德兰战法。假如克里斯蒂安对尼德兰战法的理解和运用果真如文献记载和他本人所绘草图中一般，那我们就不应该太苛责那些有排斥心理的老兵了。身为统帅，克里斯蒂安的问题显然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小。他还埋怨手下团长太少，因为将军们都是自行任命团长（第119页）。这或许是实情，却再一次反映了统帅的优柔寡断。

此战不同寻常地有许多民族参加。波希米亚一方有波希米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尼德兰人；天主教一方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和波兰人组成。

布赖滕费尔德会战10

（1631年9月17日）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后过了大约15个月，他才与身兼皇帝军、同盟军统帅的蒂利在萨克森决战。皇帝一开始派不出足够兵力对付瑞典国王。尽管将同盟军算在内的话，他可动用的兵力确实很多——瑞典国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警告说，皇帝的兵力不少于15万——但为了把守开战至今夺取的无数堡垒，这些部队分散于各地。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与法国争夺曼图亚公国。然而，皇帝之前在众选侯和天主教同盟的劝说下将瓦伦斯坦撤职，此举拖延了准备反击的工作。9月，也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踏上德意志土地两个月后，皇帝用撤职令通知了瓦伦斯坦。

因此，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时间一座接一座拿下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要塞，期间常常会遇到激烈抵抗；他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与新教诸侯盟友磋商，争取他们。1631年2月，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首次与蒂利面对面，但两位统帅都无意求战。通过奔走来回的急行军，古斯塔夫·阿道夫抢在蒂利援兵抵达之前先后夺取了自己右侧的代明（Demmin）和左侧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兰茨贝格（Landsberg）。但接下来，蒂利于5月20日强攻夺取了之前宣布支持瑞典的马格德堡，令人惊叹。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直奔对手而去。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等待援军抵达并与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联络。蒂利则相信身边都是瑞典国王占据的要塞，他不可能压迫对方应战，于是满足于在中欧四处镇压瑞典的支持者。直到蒂利进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率军与瑞典结盟时，会战才就此展开，地点在莱比锡以北约5英里（约8千米）处。

据文献记载，古斯塔夫·阿道夫甚至到此时依然反对应战，只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国土成为两军来回烧杀掠枪的战场的选侯敦促，他才同意。果真如此的话，瑞典国王独具战略眼光的名声可就要受损了。他指望不上更多援军了，而且躲开蒂利也没有其他重要目标要夺取。蒂利则恰恰相反，他还在等待一支由奥尔德林格（Aldringer）统率的南德意志援军，援军已经抵达耶拿（Jena）近郊，因此几天内便可到达。蒂利本来大可以列阵于埃尔斯特河之后，大概能够拖住敌军足够长的时间。11因此，他本人对此应该毫不犹豫，但连胜而骄的手下将士觉得敌军来到莱比锡平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应该与之会战。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再次避战可能是因为什么呢？拖延下去的话，他一无所得，只会丢掉萨克森，丢掉萨克森则万事皆休。如果仔细看他发回国内的9月15日杜本</a>（Düben）重要作战会议报告中的措辞，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没有说反对会战，只是给出了不应浪战的理由。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想表现出一心求战的样子，而是把这个角色安排给了最关切本土不要再受战祸的选侯。如此一来，萨克森人在战斗中会更加卖力，而且出了问题也是他们担责任。

瑞典萨克森联军兵力估计约为3.9万人，皇帝军和同盟军有3.6万人。因此，前者兵力略多，骑兵比对方多2000人（1.3万人对1.1万人），火炮也多（75门对26门）。但蒂利寄希望于靠质量优势弥补数量劣势，对面的1.6万名萨克森部队大多是征来的新兵，顶不住蒂利的部队。

蒂利出了莱比锡城，命令大军在开阔平原停下并列阵于布赖滕费尔德村右侧的一处小丘，那里在洛伯河（Lober）后方约2千米处，河从阵地正面流过。洛伯河今天只是一条小溪，但从记载来看，在当时肯定很难渡过这条小溪。军阵没有天然界限，左右两侧皆无依凭，但考虑有大纵深的步兵大方阵（terzio）保护侧翼，所以天然障碍物也不是必然要有的。

联军似乎是在远处就展开为宽大正面，从平原上走来，发现敌军阵地时就转向右边并派出前锋在战线之间游击。瑞典国王和霍恩元帅（Field Marshal Horn）在报告中都说，右转的原因是避免敌军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这句话含义不是很明确，尽管从韦格蒂乌斯开始，阳光和风向的优势就是军事理论家葫芦里的老药，但弗隆斯贝尔格自称对其一无所知。战阵的正面方向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决定，而且在展开状态下转向的难度极大。拿骚伯爵约翰写道：“在战斗中试图转向是很危险的，这算是半个逃跑，而且给了敌军侧面进攻的机会。”12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明言转向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必须要在敌人眼皮底下越过一道天堑，也就是洛伯河。但向右运动的结果是两军没有正面碰撞，联军伸到了蒂利军左翼以外。联军不只是物理上延伸出去一块，还潜在地进一步拉大了与敌军的距离，因为除了荷尔斯泰因的一个团，蒂利将全部步兵放在了中间偏右的位置，13骑兵有12个（11个）团在右翼，只有6个团在左翼。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瑞典军几乎只会遇到骑兵，而骑兵必然布置得非常稀疏，也就是间隔很大，因为整条战线的长度达2.25英里（约3.6千米）以上，一步的距离内不超过5个人。排成一线的4个步兵密集大方阵应该也有很大间距。

蒂利或许可以趁着联军正在渡过洛伯河的机会出击（类似于白山会战中安哈尔特的处境），但他没有那样做，大概是为了让己方炮兵能首先向展开过程中的敌军开火。敌军渡河期间，蒂利左翼被包抄的状况显现了出来。左翼指挥官帕彭海姆（Pappenheim）向左移动，于是左翼的骑兵和右翼的荷尔斯泰因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双方都想包抄对方，于是战斗在缺口处爆发了。帕彭海姆远远地绕到了敌军侧面，以至于瑞典第二梯队可以直接上前迎击他。14

蒂利军主力对此无法袖手旁观，尤其是瑞典萨克森联军的炮兵现在也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火炮数量远多于对手，威力更大。于是，蒂利命令右翼投入战斗，特别是全体步兵。他的4个步兵大方阵齐头并进，配合骑兵击退了萨克森部队。不光是老兵打新兵，还是以多打少，萨克森人怎么可能顶得住呢？帕彭海姆的左翼和蒂利亲自指挥的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战线上的瑞典主力对面几乎没有敌人。联军向右行进时，瑞典军和萨克森军之间可能也形成了一段空隙。这或许是瑞典人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右转是为了避免敌方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批评。

由于帕彭海姆所部骑兵向左运动，萨克森部被击退，所以瑞典军遭到了两面包抄。事实上，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指挥的一个骑兵团已经绕到了瑞典军后方。既然近1.5万名萨克森人已经被驱离战场，蒂利现在拥有了近3.6万人对不到2.5万人的数量优势。但瑞典部队的战术灵活性，以及瑞典国王及其将领的高超果断指挥弥补了数量上的差距。

甚至在萨克森人败退，皇帝军完成对瑞典军这一侧的包抄之前，帕彭海姆的骑兵就被击退了。与火枪手紧密配合的瑞典骑兵在战术上优越于皇帝的骑兵。15他们放任敌方骑兵来到近处，接着火枪手一轮齐射，瑞典骑兵随之冲上去，一举将敌军击退。就连来到瑞典军后方的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也被转过身来的瑞典第二梯队击退并歼灭。

但决胜的位置还是在瑞典军左翼，皇帝军的4个步兵大方阵占据了萨克森人原来的阵地。如果大队步兵配合骑兵向左攻打瑞典军的暴露部，他们要如何抵挡呢？古斯塔夫·阿道夫一看到萨克森人在逃离阵地，就从第二梯队抽调两个步兵旅来掩护侧面，又从另一翼抽调了一个骑兵团来支援，对敌军骑兵发起进攻；敌军骑兵只有6个团，如果减掉之前跑到瑞典军后方的一个团，那就只剩下5个团了。与另一翼一样，骑兵和火枪手在进攻中密切配合，击败了蒂利的骑兵并将其驱离战场。还没等追击萨克森人的皇帝军步兵大方阵重新集结整队、转到新的行动方向，骑兵已经一败涂地。事实上，有一个方阵跑得太远，扬起了漫天尘土，以致于看不到发生了什么。它在待命期间无所作为，没有参加之后的战斗。但其他3个方阵被己方骑兵抛弃，又受到瑞典军多个方向的攻击和威胁，无力施展真正的强项，也就是雷霆般的突击。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兵力那么多，各部应该可以相互支援，击退敌军骑兵，然后转入进攻。但这并没有发生。果决领导下的瑞典骑兵肯定不断从四面同时进击，萨克森步兵大方阵被迫消极防御。我前面说蒂利军两面包抄了瑞典军，这句话现在必须重新检视。早在蒂利军左翼形成威胁之前，右翼包抄的部队就已经被击退了，而当瑞典军发起积极抵抗时，左翼的威胁也被解除了。我们可以说瑞典骑兵将步兵方阵钉在了原地，这时瑞典火枪兵也发起进攻，特别是向密集的敌阵开火、几乎发发必中的轻炮兵。16除了更强大的远程武器大大提升了瑞典军歼灭被围敌军的效率这一点，此情此景肖似坎尼会战。

古斯塔夫·阿道夫后来写道，他的7个步兵旅中只有3个实际参战，主要是对付蒂利大方阵的两个旅以及参与击退帕彭海姆部、歼灭菲尔斯滕贝格部骑兵的步兵。

帕彭海姆手下的骑兵尽管数量大得多（可能是7000人对4000人），但还是一无所获，因为瑞典骑兵与近战步兵密切配合，且得到了火枪手的有效支援。帕彭海姆没有被彻底击败。他自称重新集合了部队，但无法率领他们回身再战，而到了次日，“他在刺眼的阳光下从敌人面前退走了”。另一侧的皇帝军骑兵处于兵力劣势，不到4000人对至少5000名瑞典骑兵，后者还得到了姗姗来迟的两个团的加强。皇帝军步兵的火枪队薄弱，没有做好再次进攻的准备，支援力度很小。于是，皇帝军的两个兵种没有达成战术协作，被步骑协同的敌军各个击破，先是骑兵，再是步兵。

蒂利多次受伤，勉强保住性命，决定退向哈雷（Halle），路线大致是从瑞典军后方，沿着瑞典战线平行方向回退。他身边可能还有菲尔斯滕贝格骑兵残部。该残部绕到瑞典军后方，结果受创。帕彭海姆和没有参加第二阶段会战的第四方阵早已向莱比锡而去，直到次日才与蒂利会合。因为蒂利在德意志西北部还有相当的兵力，所以这次看似诡异的撤退行动其实是他一早就计划好的，一旦战事不利就退兵。类似地，萨克森选侯逃跑时不是朝向后方的杜本，而是向侧面的艾伦堡（Eilenburg）而去。

被俘的蒂利部步兵立即加入了瑞典军，以至于后者战后的兵力比战前还要多。

吕岑会战17

（1632年11月16日）

吕岑会战（battle of Lützen）之前，瓦伦斯坦侵入萨克森并夺取了莱比锡。古斯塔夫·阿道夫从南德意志赶来驱逐他。瓦伦斯坦得到了从马斯特里赫特远道而来的帕彭海姆支援，兵力之盛令古斯塔夫·阿道夫不敢立即出击。同时，国王还指望着格奥尔格公爵统领的一支吕讷堡与萨克森联军来支援，后者在易北河另一边的托尔高（Torgau）附近，于是瓦伦斯坦被夹在了两股敌军之间。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萨勒河畔瑙姆堡（Naumburg）以北设下守御完备的大营，人数虽居劣势，但瓦伦斯坦还是不敢贸然攻打。两军就这样对峙数日，饱受11月寒冬之苦。最后，瓦伦斯坦决定将部队撤回萨克森诸城的冬季营地。古斯塔夫·阿道夫刚刚发觉便主动出击，希望与格奥尔格会合，或者在敌军集结之前将其击败。瓦伦斯坦派轻装部队拖住瑞典前锋，然后精明地选择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瓦伦斯坦部没有直接堵住瑞典人的去路，而只派了右翼过去。不过，右翼边上是小城吕岑和难以通行的沼泽，易守难攻。因此，为了与皇帝军交手，瑞典人必须花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不仅给了对方集结更多兵力的机会，也让对方有时间奋力挖掘战壕，加固本来正面就有天堑保护的阵地。当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进军第一日（11月15日）得知敌军在正面不远处设立阵地时，他命令部队转向敌军，准备次日清晨发起进攻。他有16300人，包括51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包括轻便的团炮）。瓦伦斯坦最初只有1.2万人，包括4000名骑兵、21门重炮和数目不详的轻炮。18但迷雾让瑞典军直到上午10时才出击。正午时分，1400名骑兵加入皇帝军，两时到3时之间又有1500名步兵抵达，于是总兵力就成了14900人对16300人。

早期文献说，吕岑会战中的皇帝军依然采用蒂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那种笨拙阵形。这是不正确的。瓦伦斯坦已经抛弃了步兵方阵，改行10排纵深的阵形。他还采用了轻便的团炮，并将火枪手配属给骑兵。19尽管如此，瑞典军仍然具有质量优势，他们使用没有木叉的轻型火绳枪，纵深只有6排，更有对新募军队来说总是具有优势的老练军队。

最后，尽管皇帝军阵地坚固，但瑞典人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还是占据了上风。瓦伦斯坦的中军步兵一直没有被击败，但骑兵损失惨重，以至于他不敢次日再战了，尽管夜幕降临后抵达的4000名帕彭海姆部步兵让他具有了相当大的数量优势。假如这支步兵早几个小时抵达，当日战局或许会有利于皇帝军。另外，纯粹从战术角度来看，瓦伦斯坦在次日未必不能再战，未必打不赢，至少还可以防守。瑞典人在夜间也稍稍退后，但他们当然还在等待从托尔高来的吕讷堡萨克森联军，20而这正是瓦伦斯坦放弃交战并撤出萨克森的决定因素。

有学者称，瓦伦斯坦明知瑞典军近在眼前却依然命令部队退入冬营的做法不可理喻。但他们不可能冒着11月的严寒继续在旷野中扎营了。佣兵们可能会逃亡。他要么退入冬营，要么不经一战便撤出萨克森，让波希米亚境内的皇帝领地供养军队。通过警戒侦察，他排除了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且敌军毕竟尚未合兵一处。最后，古斯塔夫·阿道夫本人也没有必胜把握，战斗也是来回拉锯。如果瓦伦斯坦为了规避会战的潜在风险便直接牺牲萨克森，打算退往波希米亚，那他的思想也太狭隘了。

如前所见，他选择以侧面对敌看似不同寻常，其实赋予了他巨大的战术优势。如果真打了败仗，他去波希米亚的道路就被堵住了，只能撤往西北德意志。他有胆量选择这处阵地必须被视为壮举，证明他具有战略胆识。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场会战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其他会战都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当然打算天一亮就进攻皇帝军。假如他做到了，必然会打一场大胜仗。但迷雾让瑞典军推迟了进攻。在此期间，皇帝军不仅奋力挖壕加固阵地，而且赶来的援军也让双方兵力几乎相等。反过来看，皇帝一方的最后一支援军，帕彭海姆的4000名步兵尽管前一天晚上就接到警报，从约19英里（约31千米）以外的哈雷赶来，但这支本来会赋予瓦伦斯坦数量优势的部队还是迟到了，入夜后才抵达，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最后，尽管瑞典打赢了，但国王的去世还是抵消了战果。

会战期间，阿尼姆（Arnim）统率的萨克森主力还在西里西亚，对付马拉达斯（Maradas）和加拉斯（Gas）的两支部队。天主教一方还有一支可观的兵力供巴伐利亚选侯动用。尽管吕岑是一场重要会战，但双方都只投入了部分兵力，而且参战兵力数目也是非常少的。

讷德林根会战21

（1634年8月27日/9月6日）

1634年瓦伦斯坦遇刺后，由斐迪南皇太子（Crown Prince Ferdinand）任统帅、将军加拉斯伯爵（General Count Gas）实际指挥的皇帝军与巴伐利亚军联军转进巴伐利亚，围攻雷根斯堡。伯恩哈德（Bernhard）[45]从上普法尔茨赶来解围，与来自康斯坦茨湖的霍恩在多瑙河南岸会合。令人惊讶的是，伯恩哈德留了一支部队围攻福希海姆（Forchheim），霍恩也在康斯坦茨湖和布赖斯高（Breisgau）留下兵力，以至于两军会合后的兵力似乎还是不足以直接进攻雷根斯堡的围城部队。围城军仍然在奋力攻打，同时弗赖辛（Freising）、莫斯堡（Moosburg）和兰茨胡特（Landshut）也被拿下，雷根斯堡终于陷落了。

皇帝军取胜后分兵两路，斐迪南率军前往正被一支瑞典和萨克森联军威胁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与天主教同盟的部队则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等待一支正从蒂罗尔赶来的庞大西班牙援军。与我们预想的不同，伯恩哈德与霍恩没有直扑巴伐利亚军，趁西班牙部队抵达前将其击败，而是同样也分了兵，好让部队休整。现在萨克森部队撤出了波希米亚，于是斐迪南再次转向，与巴伐利亚军会合后夺取了多瑙沃特（Donauw?rth），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围攻讷德林根（N?rdlingen）上。瑞典人难道要让这座新教重阵也落入天主教一方手中吗？

伯恩哈德之前在雷根斯堡就主张尝试解围，如今更是积极请战，尽管他并不否认敌军兵多。霍恩表示反对，事实上直接进攻讷德林根围城部队的决心最终也没有下定。他们原先在讷德林根以西10千米开外的博普芬根（Bopfingen）等待援军，后来决定向围城军逼近，扎营于乌尔姆与讷德林根之间的道路上，既方便从乌尔姆和符腾堡给瑞典军运送补给，也能切断从多瑙沃特向皇帝军前线的粮道。部队从讷德林根正西的博普芬根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到城西南的阿恩斯贝格山（Arnsberg），全程近10英里（约16千米）。前锋指挥伯恩哈德去往的敌方地点似乎比霍恩预料中更接近讷德林根，因为只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即对皇帝军补给线施加压力。但这条路线从博普芬根出发后要经过崎岖的山谷和森林，而且还没等伯恩哈德后面的霍恩部越过这些障碍，皇帝军已经占领了奥布赫（Allbuch）高地，那里本来是联军预定阵地的一部分，是要构成阵地右翼的。正当争夺高地的战斗期间，天黑了。次日上午，霍恩全力攻打奥布赫，左翼的伯恩哈德却按兵不动。22瑞典军尽管英勇，还是敌不过敌军的巨大优势兵力。联军终于把之前留在福希海姆城下和德意志南部的大部分部队派了过来，但皇帝军也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西班牙部队。如今皇帝军占有数量优势，至少达到4万人对2.5万人的程度。23

霍恩元帅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能夺取奥布赫，继续打也坚持不到傍晚，于是快到中午时就在一队先遣骑兵的掩护下退兵了。伯恩哈德还守着自己的山头，但现在轮到皇帝军进攻了。伯恩哈德部也只得撤走，途中撞上了退下来的霍恩部。通往乌尔姆的道路在左翼伯恩哈德部正后方，霍恩部也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后军沿着路且战且退，于是恰好与伯恩哈德部形成了一个丁字。在种种不利因素之下，新教军全面崩盘，步兵几乎全军覆没，霍恩被俘，伯恩哈德力战得以逃脱。

我们可能会设想伯恩哈德之所以推进到山上敌营炮火范围内的近处，是他知道此举将引发会战，逼迫指挥部中的霍恩元帅不情愿地投入战斗，因为霍恩明白讷德林根危如累卵，随时可能陷落。如果再考虑两位瑞典统帅不知道敌我兵力的巨大差距，这种看法似乎并非全无可能。但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如果伯恩哈德果真急于战场决胜，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会避免分兵，而且会趁着斐迪南还在波希米亚时求战。即便瑞典军大胆的迂回行动成功了，不经一战便能占据城市西南方向的有利位置，或者在首日夜晚或次日清晨夺取奥布赫，这也未必就会引发会战。伯恩哈德无疑知道皇帝军有兵力优势，但优势不大。最起码他会假定敌军不敢冒险攻打易守难攻的瑞典军阵地，于是选择撤军，放弃讷德林根。只不过穿过山谷用的时间太长，瑞典军没能全部抵达伯恩哈德预定的位置而不得不夺取之，所以才爆发了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将此战划为遭遇战，而非酣战。24

瑞典方损失了全军的一半以上，约为1万人至1.2万人。步兵基本被歼灭。天主教一方的损失据说不超过1200人至2000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奥布赫争夺战中新教方付出的代价无疑要多于对方，但瑞典军的大部分损失，尤其是被俘，是在撤退途中造成的。

现有报告中没有详细说明各个兵种的活动及其配合，乃至整体战术局势。但有一个重要且有趣的战略因素应当重申：双方都没有交战的企图或计划，战斗只是在争夺一处高地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机动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行动成功，则天主教一方要么放弃围攻讷德林根，要么只得攻打占据极为有利阵地的新教军。

维特施托克会战25

（1636年10月4日）

1636年夏，皇帝军与萨克森军联军经过长期围攻夺取了马格德堡，当时巴纳统率的瑞典军还在城北边的韦尔本（Werben），而且自觉兵力不足以解救马格德堡。

现在两军相向而行，都盘算着从威悉河或波美拉尼亚调集援军，但都没有发动决战的坚决意愿。巴纳想侵入萨克森，联军则计划逼退对手，以便依次夺取瑞典手中残存的城池。最后，一度被逼退回梅克伦堡的巴纳绕过敌军，从敌军南边发起进攻，于是会战在普里格尼茨（Priegnitz）地区的维特施托克（Wittstock）爆发了。

此战若真如普遍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它会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惊诧的战斗之一。

巴纳的兵力据说只有1.6万人多一点，至多再多1000人。对面则有2.2万人至2.3万人，而且阵地在天然屏障之外又有工事加固。眼见敌军正面坚不可摧，巴纳决定分兵两路，同时发起夹击。如果再假定双方训练程度和战术水平相去不远，而且瑞典军发起进攻时是背靠敌境，那么从计划的大胆程度和胜利的伟大程度来看甚至比坎尼会战还要高。汉尼拔当年之所以能违背兵力弱的一方不能分兵夹击的规矩，是因为他确信己方骑兵有绝对优势，有充分理由寻求决战，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巴纳为什么觉得有希望打赢，也看不出他为什么非要在此时不惜一切代价打会战，因为他明明可以继续机动而不承担太大风险。

巴纳的优势在于敌军两侧阵地没有天然屏障，不用绕太远即可包抄。另外，敌军正面的森林也使瑞典军的行动变得隐蔽起来。于是，由托尔斯滕松（Torstensson）指挥右翼的巴纳部队突如其来地杀进了敌军战线左侧的萨克森部侧面。但萨克森部稳住阵脚并形成了新的正面，哈茨费尔特元帅（Field Marshal Hatzfeldt）指挥的皇帝军迅速从另一侧赶来支援，于是向那一侧包抄的瑞典纵队和菲茨图姆（Vitzthum）指挥的中军预备队白等了。按照通说的兵力对比，萨克森军与皇帝军联军的兵力必然要有托尔斯滕松的两倍多，我们真是不知道后者怎么能激战3个小时，打得有来有回。

除非假定瑞典兵力至少与联军相等，甚至可能略多，否则这场战斗的计划和行动便无法理解。巴纳在战前几周时间里调来了人数可观的援军，包括1000多名勃兰登堡守军——守军献城后，萨克森听其去留——而联军还有占领勃兰登堡的克利青将军（General Klitzing）部5000人没有与主力会合。因此，尽管皇帝军自称以1.2万人对2.2万名瑞典军的说法是遁词，26可能与事实差得很远，但瑞典方也不是不可能占据一定的数量优势。

瑞典军右翼就这样逐渐将几乎全部的敌军吸引了过去，虽不能取胜，但尚可坚持。随着夜幕降临，瑞典军左翼现身于联军身后，于是各部已经混杂不堪的联军不敢继续交战，而是趁夜撤出，丢下了大炮，单位也打散了。蒙泰库科利（Montecoli）有一句评语（《作品集》2：58）说巴纳取胜靠的是“日落时终于现身的12队生力军，当时皇帝军全都精疲力竭了”。

即便巴纳没有以少胜多，他作为一线指挥官的声誉也不会受损。他的主要目标绝不是引发决战，但当敌军为了次要目标而力量削弱，而他又觉得力量与敌方相当时，他便抓住了机会。他果断绕过敌军，不怕背对敌境，同时意识到掩护敌军正面的障碍也使其不能发起反击，于是他大胆地分兵合击。他的机动成功了，由此显然占据了上风。前后夹击自然是有优势的，哪怕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瑞典人最后还是达成了这个目标。防守方避免被夹击的唯一可能性是适时发起反击，赶在另一部干预前将敌军一部歼灭。皇帝军没有做到，于是最终必然失败。但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见好就收，完成次要目标，夺取勃兰登堡后就集结全部兵力，寻求沙场决胜。当然，联军由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和皇帝的元帅哈茨费尔特二人同掌，做出大胆决策确实是很难的。另外，攻陷马格德堡后，联军因为缺乏粮饷弹药而无所事事达4周，部队拿不到钱就不上阵。

讲到腓特烈大帝的托尔高大捷时，我们会看到类似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