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现代战争的黎明

《战争艺术史》und Politik，1914 bis 1918）中。关于毛奇的文章收录于合集《回忆录、文章与演讲稿》（Erinnerungen，Aufs?tze und Reden），合集中另附原发表于《普鲁士年鉴》[115（1904）：347]的《19世纪战略学发展史》（Entwickelung der strategischen Wissenschaft im 19，Jahrhundert）一文。在附文中我联系施利希廷（Schlichting）的观点和我对坎尼会战的分析，对毛奇提出的新思想，后来被施利芬发展为两面包围的两线进军战略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与心理、技术两方面的澄清，进而引出了我对世界大战中的事件的战略观察。

在我对现代战争的介绍中，武器战术这些技术层面的内容不会重点讨论，这是自然而然的。原因并非技术因素不如先前重要了——事实上，技术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原因在于，技术因素在形式上一目了然，重要意义不需要多加探究。相关文献现在已经有很多了，让我可以将关注点局限在实际结果上。另外，马克斯·雅恩极有价值的《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一书已经为有意深究技术层面的读者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更让我有理由择要而论。我希望略写技术层面的做法能够让本书的主旨——国家组织形式、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关系，正如完整标题“政治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暗示的那样——更加明晰。认清战术、战略、国家组织形式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方面与普遍史之间的关系，这种做法已经澄清了许多过去认识不清或存在误解的点。本书的旨趣不在战争艺术史本身，而在世界史。如果军界人士通过阅读本书得到了灵感，我会感到欣慰和荣幸，但本书是由一位历史学家写给史学同仁的。如果这本以战争为内容，特别以政治史为框架的书被划分为文化史，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战争艺术与美术、建筑学、教育学同样是一门技艺，因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军事组织决定的，而军事组织又与作战技术、战术和战略紧密相关。这些事物都是互相影响的。每个时代的精神反映于各个方面的个别现象中，而每个个体的知识——具体到我，就是战争艺术史——都会增进人类整体发展的知识。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时代的根基不曾受到本书主题的结果影响。但要让人们接受这种写法的意义是需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努力争取才行。当我向利奥波德·兰克解释时，就连他也当面表达了不认可。在提名阶段，我目前有幸任教的院系曾提出过异议，说军事学不属于该校的研究领域。当我将第1卷——毕竟深入探讨了古代史，尤其是罗马史的内容——呈献给特奥多尔·蒙森时，他虽然对我表示了感谢，但也说自己恐怕没有时间阅读。再加上总参谋部也不赞同本书，我的争取过程确实很不容易。我的门生没有一位当上军事科学院讲师，而渐渐认同我结论背后逻辑的历史研究者们也尽可能不事声张。我们之后会看到，直到不久前，我甚至不能让其他学者正确复述我的观点。新思想不仅要与传统观念顽强斗争，还要对付更加难以动摇的误解。

第1卷出版时，我感到有必要在前言中提及尤利乌斯·贝洛赫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人口研究》，它算得上是本书的先驱；现在，我也不能不提及一本既是本卷不可或缺的先声，又是本卷极有价值的补充的书，那就是马丁·霍博姆（Martin Hobohm）的《马基雅维利时期的文艺复兴战争艺术史》（Machiavellis Renaissance der Kriegskunst）。这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的著作，我完全接受它的结论。另外，霍博姆博士整理了后续研究所需的资料，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霍博姆博士，我还要感谢西格弗里德·梅特博士（Dr.Siegfried Mette）的校对和索引整理工作。

汉斯·德尔布吕克

柏林格伦瓦尔德，191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