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瑞士人_中世纪战争

1　瑞士地方共同体的形成

当法兰克王国的伯爵领从行政区变成封地进而变成世袭产业时，它们也就逐渐瓦解了。国王先是赐予个别家族，但尤其是主教和修道院，不受伯爵管辖的豁免权，最后直接将伯爵的权力交给了他们。随着公器化为私产，许多城市也争取到了政治独立。此外，一批幅员广大的村社和村庄也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成为帝国的直辖领地。

这些城乡的独立一部分是因为有利的特殊情况，比如公爵绝嗣，于是它们就被解放了。一部分是因为它们获得了王室领地的特殊地位，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百户自择首领，百户长（hunno或tunginus）的古老权利尚存。尽管这一官职在别处已经沦落为伯爵任命的下属，但它在一些地方还保存着某种群众对首领的批准权，从这个内核就可能生发出新的独立形式。

皇帝直辖村社存在于从迪特马申（Ditmarsh）到弗里斯兰的北海海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摩泽尔河两岸、韦特劳（Wetterau）、阿尔萨斯、施瓦本（平原和阿尔卑斯山谷都有分布）。有的村社发展为完全独立、长久存在的共和国，如迪特马申。有的被暴力推翻，如威悉河下游的施泰丁根（Stedingen），它于1234年在阿尔滕内施（Altenesch）被不来梅大主教及其佣兵击败。有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1803年。[154]但在世界史上留下长远影响的当属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由共同体。

8、9世纪，武士阶层与农夫阶层的区别在法兰克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同样逐渐形成，阿尔卑斯山区也不例外。阿勒曼尼公爵领（Duchy of mannia）或施瓦本各世袭伯爵领境内的山谷中也产生了拥有城堡和武士的伯爵家族、骑士家族和自由程度千差万别的农夫。在原先面积广大的边区（march）中，随着农业的传播，地势较低的部分被分割为一个个新建的小村庄，但山谷中却保留了大片公有边区——尽管人口有所增长，还有新兴的城镇。因为就算在中世纪，山谷中的农业规模也比现在大，但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是在大片公有土地（allmende）上放牧。与公有边区一同保存下来的是边区全民大会；在大会与传统政治体百户重合的地方，这种组织尤其强健。施维茨（Schwyz）就是如此，区内公地长10时[155]（48千米），宽5时（24千米），至今尚在。施维茨镇东南方是“自由会场（Weidhub），常用于开庭”，也是地方百户成员大会的会场。1217年，康拉德百户长（Konrad Hunn）代表共同体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monastery of Einsiedeln）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不管他当时担任百户长的官职1，或者祖上当过百户长，便以百户长为姓氏。从13世纪起，“从官”（ammann）成了百户长的通称。有人认为，施维茨边区——在古日耳曼人的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百户”或“宗域”——14世纪的人口密度已经不亚于今日。因此，边区共有约1.8万人2，意味着成年男子有4000多人。其中3000人可随时由从官征召，几个小时内就能有序集结，保卫家园。施维茨也有一些农场属于外人，有的属于伦茨堡伯爵（count of Lenzburg），有的属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但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自耕农，公有边区也将疏离者与社会整体结合在一起。

公有边区的凝聚力很强，就连乌里（Uri）这样居住着属民——有的属于苏黎世女修院，有的属于阿丁豪森男爵（baron of Attinghausen）等贵族——的地方也以边区形式保留了紧密的共同体。从现实角度看，远方修道院的所有权效力微弱，属民和自由民没多大区别。

如果地理经济因素为一些地域共同体的强大组织性提供了基础，它同样也维系和滋养着这些共同体的尚武精神。我们知道，骑士阶层在十二三世纪越来越贵族化，人数也越来越少，愈发需要平民精锐士卒的补充。在不列颠群岛，威尔士山区一直是英格兰国王的一大募兵源泉，阿尔卑斯山区对德意志国王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与从事农耕的低地相比，山区牧人猎户的生活更适合培养冒险尚武的精神，而贫苦生活也逼得山民向外求取利润或军饷。

13世纪的文献中提到了施维茨人和乌里人当雇佣兵。31289年，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征讨勃艮 统帅后面又有一名骑士，负责维持战场秩序，还有身着类似制服的若干枪队和骑马弩手。炮车和弹药车大概有30辆。50磅、60磅和70磅的重炮有四门。

这些人（来自苏黎世）的后面是同盟（联邦）其他成员的部队。好一支善战的大军。

中世纪武士的特征就是阶层划分，由领军者构成贵族。但瑞士军队是一支民主军队，不管从起源还是性质来看都是如此。从莫尔加滕到击败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瑞士人都觉得自己在与“老爷”斗争，而老爷们最不悦的事莫过于被“粗鄙村夫”打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连瑞士联邦也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贵族，正如高度民主的雅典城邦也有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到伯利克里这样的世袭贵族。他们虽无政治特权，但仍然非常重要，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瑞士的贵族成分甚至还要更强大，因为联邦各州的机构一直实行贵族制，辅以不强不弱的民主基础，尤其是最后成为众邦首强的伯尔尼。新老骑士家族掌握伯尔尼政府，总领全局。市当局将农民视为对市政毫无影响力，也不要求影响力的下等人。伯尔尼城内的世家像封建领主一样统治着乡民。尽管如此，农民依然怀着爱国热忱为主子作战，这可以由历史发展和瑞士军制来解释。即便起初行动意愿不强的应征农民也可以安插到大型步兵方阵中。屡次的胜利、战绩和战利品将城乡融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政治军事单元。基堡（Kiburg）伯爵、尼道伯爵、格吕耶尔伯爵、魏森堡男爵、巴本贝格家族（Bubenbergs）、林根堡家族（Ringenbergs）、沙尔纳赫豪尔家族（Scharnachthals）、埃拉赫家族单凭征召来的自家农民打封建式的正面作战肯定一事无成。但作为伯尔尼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农民凭借群体的力量和充盈的精神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战功，同时也不想摆脱领主的领导。事实上，就连纯粹务农的创始各州——它们被称作“田地州”（L?nder），与城市州相对——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贵族成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痛恨贵族制。当然，这些农民凭自己的力量打赢了瑞士人所有胜利的“原型”——莫尔加滕会战，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战斗的精妙绝伦。但它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除了外出劫掠以外，农民团体的力量跨不过本州边境。而要想最终达成政治目标，彻底将哈布斯堡家族赶出阿尔卑斯山区，建立瑞士国家，则必须有政治视野宽广、掌握多方面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加盟方才可能。伯尔尼“两大人”（Twingherrn）之争的故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1470年，勃艮autem et assignabantur apud antiquos milites incipiente pubertate: quod et hodie seruatur, ut uidelicet pueri et adholescentes in domibus principum nutriantur, quatinus dura et aduersa tollerare discant, famesque et frigora caloresque solis sufferre.”：“另外，他们会在青春期初期接受筛选并分配到老兵家中。甚至今天也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男孩和小伙子被养在王公家里，学会承受艰苦逆境，忍受饥饿、寒冷和烈日。”）

下一位中世纪理论家出现于450年之后，他也是一名神职人员，名叫埃吉迪乌斯·罗马努斯（Aegidius Romanus），出自意大利的克鲁姆努斯家族（Columnus，又称“Columnis”）（生于1247年，死于1316年），是奥斯定会会长、巴黎大学</a>教授、布尔日大主教、枢机主教。他为王太子时期的美男子腓力国王写过一本《论君道》（de regimine principum），书中对军事制度也有讨论。3埃吉迪乌斯主要也是摘抄韦格蒂乌斯，而且他没有能力删掉不符合其时代的内容，也不能写出合理的替代章句。与他所效仿的古罗马作家一样（von Saldern）都会觉得执行该条令有困难。

当然，埃吉迪乌斯也抄录了韦格蒂乌斯笔下最有名的7种阵法（3.20）、圆阵、楔形阵、蹄铁阵。他只是省掉了他认为“无用”（magis inutilis）的斜阵和四边形阵（quadrangris forma），显然是因为它们不像火钳或马蹄铁那样好看。

这位作者遇到了一点尴尬（plebs）最适合作战。埃吉迪乌斯抬出市民（urbani）和贵族（nobiles）表示异议。他最后还说，打仗不仅需要长老茧的手，也需要“以战功为荣，以脱逃为耻”（“belle honorari ex pugna et erubescere turpem fugam”）以及“勤勉谨慎，精明狡诈”（“industria et prudencia, sagacitas et versutia”）。贵族拥有这些品质，因此优于乡民——尽管韦格蒂乌斯不这样看——对于有战马纾解劳苦的骑兵更是如此。这位中世纪学者没有分清骑士和罗马军队作战是两个路数，因此他的犹豫和反思才为我们贡献了有意义的见证。

最后，我要考察埃吉迪乌斯笔下的兵家十二事，字里行间都能发现中世纪的战争观。他认为（prudens, vigns, industrius），需要关注的事项有：

1.兵力。

2.操练（exercitatio）：“事实上，有手臂而不知劈砍，有肢体而不习战斗者”（nam habentes brhia inassueta ad percuciendum et membra inexercitata ad bendum）毫无实效。他这里讲的只是个人练习武技，而不是我们理解的集体操练。

3.坚韧耐劳。

4.勇气和“肉体紧实”（duricies corpois）。

5.机智勤勉（versutia et industria）。

6.雄壮气魄（virilitas et audacia mentis）。

还有以下几项：

1.马匹务多务精。

2.射手（sagitarii）务精。

3.粮草务多。

4.战场“位于高处，利于作战”（qui sunt in altiori situ, vel meliori ad pugnandum）。

5.太阳与风。

6.预计援军务多。

不管在此处，还是在之后继续讲作战执行的一章（ 大约在同时，卡斯蒂尔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编纂了一部法典（1260），其中也包含战术条令，5而且还是借用自韦格蒂乌斯。与照抄古书相比，添加的空心方阵一节更加体现出法典与当时实战的脱节。智者王说，国王可以退入方阵躲避敌军——读到此处，我们还会想到中世纪步兵的实际任务——但他又说，士卒的脚要绑在一起，以免逃跑。当然，阿方索国王接下来说这种阵形无法乘胜追击，但不动如山恰能显示出对敌人的蔑视。这是玩笑话吗？完全不是。语气完全是严肃的，而最严肃的是：两位当代的实战军人，即科勒将军（3：2：264）和雅恩中校6都对绑足一说信以为真，在著作中加以复述。在这一点上，雅恩明确认同德尔佩什，认为绑足完全不是“学究的鹦鹉学舌”，而确实是13世纪的常用战法。法令不仅将拉丁文表述都换成了卡斯蒂尔文，“而且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手段，要求军官遵守战术条令，强制力与军纪无异，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士兵确实能按照条令操作”。既然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防止士兵逃跑，不光是13世纪，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那么即便在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再把士兵的脚绑起来，而且为了防止士兵把绳子割断，最好把武器也收走。这样一来，敌人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是多么蔑视他们了。

想一想那些博学的教授们，他们说薛西斯率领百万大军穿过希腊狭窄的山口，他们对马其顿方阵或罗马军团士兵间隔的估计值会推出不可思议的结论。

毫无疑问，那个熟悉韦格蒂乌斯，为阿方索国王编写军规的人不是军人，而是拉巴努斯和埃吉迪乌斯那样的教士。他之所以将上述谬论加入法典，恰恰是因为他熟悉古典作家韦格蒂乌斯。

下一位可以与教士相提并论的中世纪兵家也不是军人，而是一位女子——克里斯蒂娜·德皮萨（Christine de Pisan）。7她出生于1364年，父亲是一名被召到法国宫廷的意大利医生兼占星师。因此，克里斯蒂娜生活在贵族环境中，与英格兰、勃艮d’armes）在列阵期间被呼喊声惊吓，呼喊声有时来自老百姓（gens demune），有时来自害怕的人。于是，古人会用号声发令，控制局面。

她支持年轻人参加军事训练，但对贵族和平民做了区分。贵族要从小学</a>习骑士的全套本领，而平民子弟只需要练习投石和射箭。

阵形一章（ 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是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代人（死于1477年），是查理七世手下一位受人敬重的领队。晚年时（1461年至1466年），他创作了一本相当于《居鲁士的教育》的小说——部分亲自执笔，部分提供思路——目的是指导年轻贵族的军事教育。书的题目是《青年》（Le Jouvencel），兼有史书和论文的性质9，因为作者以化名记述了德比埃伊的战争回忆（阿米达斯即查理七世国王）。实际作者似乎是领队的3名随从，他们无疑也添加了一些古人言论，以显学问。《青年》的用意是教导年轻贵族“由服从而战斗，由战斗而统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我在书中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点。例如，一位王公据说把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谍报（en espie）；他还急切敦促读者步行时不要发起进攻，而要等待敌军进攻，并举出许多例子佐证。10

系统梳理《青年》、克里斯蒂娜著作和其他几篇短文中包含的15世纪战略、战术思想，并与现实进行对照是一个很好的专著题目。出于我之前给出的原因，我认为本书可以略过不谈。这样做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大。

大约与克里斯蒂娜·德皮萨同时期，出身法兰克尼亚地区艾希施泰特（Eichst?dt）的贵族康拉德·基泽尔（Konrad Kyeser）在波希米亚撰写的《军用工事》（Bellifortis）一书则截然不同。它完全是技术导向的，包含大量配有拉丁文释义的插图，释义大多采用六步格。插图的原型要古老得多，一部分可能来自拜占庭样例。在整个15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这种插图兵书迎来了昌盛期，有扩写的，也有新撰的。此类文献的动因来自新兴的火药技术，但也与当时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层的联系，雅恩对此有过精彩论述：11

为古代典籍——尤其是拜占庭时期的兵学通志</a>——制作的配套技术图纸与中世纪末期的潮流特别契合。毕竟那是一个人们将揭示一切奥秘的希望寄托于“杠杆和螺丝”的年代。那时的人幻想自己能够开启通往超自然力量的大门，只是锁钥相当“弯曲”。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越是不可理喻，越是会精心传承。老传统和新发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混入占星学、神秘学、炼金术的成分。火药更是构成了神秘知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且在那段时间里，这种带有妖术性质的技艺主要用于战争，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火药和火枪制作仍然笼罩着一层奇异的光晕。这层光晕也折射出一些诡异的光芒。于是，了解火药的人仿佛是最杰出的智者，尤其是天选的秘密武器承载者。

这段论述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会更精心地被传承下去。时人添加的内容也是类似的性质——雅恩在另一段中讲得很精当（ 用斧枪和长矛则不能持盾，因为两者都是双手武器。斧枪手也不穿铠甲。他们被布置在方阵内部，以此避免伤害。直到密集方阵“占据压力优势”、将敌人击退、散开追击时，斧枪手才会派上用场。这时他们也不需要护甲了，因为敌军已经没有实际战斗力了。但负责击退和反推敌方骑士的外侧长矛手会配备头盔和身甲，他们不仅要抵御骑士的枪矛刀剑，还要应付敌军射出的弓矢、弩箭和子弹。长矛和盔甲天生是搭档，以至于用不着专门说，理所当然而已。2

射手随行于方阵侧面，担当散兵，遇到攻击则退入方阵内部。

一个密集方阵越大，它就越难被骑兵冲破，推进的力道也越强。但全军摆成一个方阵仍然是不智之举，因为这样的大阵很容易被两面夹击逼停，就像劳彭会战中的林地军那样，接下来便大势去矣。于是，瑞士人形成了不论人数多少，总要排成三个方阵，互为犄角的战法。三个方阵不会排成纵向或横向的一字长蛇，而是排成品字形，以免相互干扰。后阵比前阵晚一些投入战斗，直到最后关头都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便是万人大阵，行动也是相当灵活的，因为正面很窄，只有100人。三阵战法直到15世纪才有明证。在莫尔加滕和森巴赫会战中，文献具体只提到了两阵：一阵坚守，一阵从侧面发起进攻。但或许还有第三阵也说不定，而且劳彭会战确实出现了第三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阵法很可能在14世纪就已经是常规了。

瑞士城乡居民有适宜的武器，有合适的阵形，也有懂得如何利用山地优势的老练统帅，由此产生了自信心，全民都当起了兵。

即便在今天，瑞士人的爱国情怀都有一些难以剥离的执念。除了威廉·特尔（William Tell）[166]和温克尔里德的传说以外，还有他们的先辈是天真虔诚的牧人，只是为了抵抗统领大军，欺压小国的外族暴君——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后是勃艮第公爵——才变得好战的观念。这些观念全然不顾历史一致性，压抑了一切理解实情的可能性。当然，通俗观念只能这样描绘。我们在希腊人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以微小兵力战胜数都数不过来的波斯大军以外，他们想不出别的方法来表现希波战争的威名。不管是希腊或瑞士，学者都必须纠正此类观念，这样做不会对英雄壮举造成丝毫减损，只是将名誉转移到了另一个方面。

与古代日耳曼人一样，瑞士战士具有劫掠乡间和凶狠暴力的特征。一旦辉煌战果为瑞士人注入了自信心，那么在不存在补给问题的邻近地区作战时，哪怕面对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他们总能将优势兵力投入战场。骑士军队的本性决定了它的规模一定很小，甚至算上仆从和佣兵也一样。从莫尔加滕到南希，联邦军的兵力总是大大多于对手，有时甚至多达两倍。正因如此，他们才得以发挥巨大的威力，个体的力量被放大到了极致。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只有一小部分人从军。在施瓦本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贴近自然的环境、取得的战绩、遍及全民的操练造就了职业军人的品格与可用的兵源；而庞大的可征召人群反过来又增强了军队的自信心和必胜的信念。瑞士高层有意要造成人还没有到敌军已被吓破胆的效果。欧洲职业军人——包括骑士和佣兵——有彼此饶过性命的风气，除非非杀不可，否则俘虏就够了；而瑞士人从一开始就逢人必杀。抓俘虏被严令禁止，就算抓了俘虏，俘虏之后也会被杀掉。甚至在联邦各州的一场内战——旧苏黎世战争中，林地军会同伯尔尼及其他各州军队攻占格赖芬塞城堡（Greifensee），来自苏黎世的守军在“敌人毫不慈悲”的情况下被迫投降后也被杀害（1444年）。血洗和平小镇施泰菲斯，屠杀全体居民的野蛮行为据说在联邦内部引起了一片谴责之声。但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人不留原则的运用，是常见之事。联邦最早的通行军事条令《1393年森巴赫通告》不得不明确规定，由于“所有男子福祉之更新与延续皆有赖于女子”，因此不得殴打、刺伤或虐待敌人妻女。如此严厉的最大动因在于，抢东西和抓俘虏会为军事行动本身带来危险。之所以起草森巴赫通告，正是考虑到在这场会战中，假如瑞士人得胜后不急着抢夺战利品，他们肯定能消灭多得多的敌人。但是，完全不许抓俘虏的极端措施也让敌人更加恐惧。森巴赫会战中的奥地利后卫部队，格朗松和穆尔滕会战中的勃艮第军队，都是战局刚刚出现不利，乃至只是出现转向不利的迹象时就爆发了恐慌，这或许亦可视为瑞士人著名的残忍传统的一个后续影响。

大胆查理率军从南希出发，迎击瑞士人时对部将发表了一次演讲3，说敌军照例会立即列阵于边境。他接着说，如果他们被瑞士人击败，哪怕只是略微受挫，那么从那一刻开始，仗就打输了。表达有些夸张，但思想基本正确。换言之，瑞士人的勇猛源于战绩，而战绩又赋予他们一往无前的信心：不管敌军的骑士与佣兵个人有多么勇敢，都要打垮敌人松散的小方阵。

我们之前将当时的瑞士人与古日耳曼人做过比较，现在要把他们和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人比一比。阿提卡半岛的居民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勇敢、更擅长航海。但历史发展和政治进步将雅典全民凝聚成一个在陆地和海洋作战的战士群体，使他们的平时生活有了显著的职业军人色彩。雅典人与叙拉古人大战之前，尼西亚斯将军的讲话中重点谈了这一点。他说，叙拉古人不过是征召民兵，而他的部队是熟习战争的精锐之师。4瑞士人与其他德意志人的区别同样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教育。大部分哈布斯堡军人与林地人同样是优秀的瑞士人。在格朗松和穆尔滕打了胜仗的人有一大批就是在莫尔加滕、劳彭和森巴赫被打败的人。落败者半自愿、半强制地加入胜利者的群体，因而也具有了后者的特征。

作为步兵，瑞士方阵敢对骑士军队发起攻势，甚至敢强攻营寨，这是自古典军队没落、封建军制兴起以来的全新现象。晚至1475年勃艮第战争初期，联邦步军从弗朗什孔泰撤退曾组成车营抵御勃艮第骑士，之后再也没有此类行动的记载了。

一支不仅是骑士的辅助兵种，而且敢与骑士争锋的步兵，一支并非必有战壕才敢应战，而对自身实力满怀信心、敢于面对任何敌人的步兵再次出现了。阵形（方形战术单元）、武器（长矛和斧枪）、普遍征兵形成的大军、连年战争培育的好战精神，这些因素彼此配合，成效显著。1444年，当法国的阿马尼亚克佣兵团威胁要入侵瑞士时，1500人在巴塞尔郊区的比尔瑟河畔圣雅各医院（Saint Jacob on the Birs）奋起迎敌（8月26日）。尽管战斗的结果是瑞士人全军覆没，但他们坚持打到了最后一刻，令敌人肃然起敬。

瑞士佣兵闻名于四方，各国纷纷延揽。

打赢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当然，偶然因素和勃艮第将帅的失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最终成就了瑞士人的善战之名和瑞士联邦的自信心，使其达到了巅峰。他们不再被视为拿钱打仗的寻常佣兵，而是一支独特的全新军事力量。于是，他们走出大山，打赢了南希会战。与弗兰德斯人在科特赖克的胜利不同，这次胜利不再是孤立的插曲，而是翻开了军事艺术史的新篇章。到了穆尔滕会战时，军事史意义上的中世纪已然终结，勃艮第公爵及其军队代表的中世纪战法输了，在根本的理论层面输了——不是因为偶然，不是因为一时的弱小，不是因为军备废弛。恰恰相反，他们正处于他们能想象到的完美状态，甚至还有新式火器的支持。我们可以假设，一位比勃艮第公爵更优秀的将领会大大增加瑞士人取胜的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胜利最终一定属于瑞士人。因为弓手、弩手和火枪手不足以挡住在队长带领下穿过有利地形并凶猛扑来的斧枪手和长矛手大阵，而骑士也不能通过侧翼攻击同时打垮或逼停3个方阵。单凭射手是打不过近战兵器的，单凭全无战术章法的骑士也不能通过协调机动让方阵瘫痪。瑞士步兵组成了战术单元，中世纪骑士、射手、矛手则无。瑞士人不仅有防御力，有进攻力，还有领导力。100年前的弗兰德斯人就有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萌芽，但罗兹维克会战表明，他们的程度还不够。在150年的时间里，大山之间的瑞士联邦逐步提升并验证了自身的实力。他们已经取得了确证无疑的战绩，如今又走出大山，即将刷新整个欧洲的战法。现在，我们来到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与当年的马拉松会战类似。正如希波战争中那样，近战步兵在勃艮第战争中击败了骑士和射手组成的军队。这场胜利必将引发全面的变革。当时的各种战法在瑞士人身上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瑞士一隅的重大变化会反作用于其他所有地区。如前所见，那个时代只有步行作战的兵卒，没有近代步兵，这是骑士制度天然的另一面。如今，步卒已经变成了步兵，这种状况很快就会传播开来。接下来，骑士就必然会转变为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