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世纪晚期的研究路径
十四五世纪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创新,在某些方面大大改变了我们迄今为止形成的中世纪战争图景,因此这里必须再划一道分界线。这些创新并不是逐渐脱胎于旧形态的新形态,彼此之间也并不构成有机的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或者再次消亡,如高度发达的弩手战法以及弩手和下马骑士的联合作战,或者几个世纪后才得到全面发展,如火器的兴起,或者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如市民和农民步兵战胜骑士军队,又或者是空前绝后的现象,如胡斯派。尽管这些事件本身都很重要,但它们并没有为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直到中世纪结束,我们在前文中了解到的主要特征或者一直保持不变,或者一次又一次以几乎相同的面貌重新出现。
因此,我会这样组织材料:从理论意义和历史特殊性、历史因果性两方面依次介绍十四五世纪的特殊现象,接着考察几场战役和会战,以表明军事事件是循环往复的,同样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十二三世纪乃至更早,从而证明这些变化并不代表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系列独立的现象。
分析到最后,真正的历史进步只来自一地一点——瑞士。因此,我要将其从时间序列中拎出来,专辟一编来讨论。
2 方阵会战、城市军队与征召民兵
科特赖克会战
(1302年7月11日)
尽管我们已经见到了大量关于中世纪步兵的记载,但若是在胜利一方,步兵永远只能配合射手发挥次要作用,甚至莱尼亚诺会战也不例外,或者直接被骑士击败。 塔博尔派努力挖掘工事这门艺术的每一种资源,除了土垒以外,尤其擅用战车。攻守兼备的战车战法是日什卡最重要的手段,这种前所未有的高效战法引起了所有同时代人的惊诧。
车营是一座移动要塞,马车之间由锁链联结,以纵队方式行进。每辆车由两匹马牵引:一匹在前,由缰绳掌握方向;一匹在后,通过皮带固定在车上,负责出力。行动以旗为号,旗放在每列的首车和尾车上。塔博尔派掌握了种种实践中的微妙技巧,这些移动要塞也在不断进化,成就实在是非凡。车队通常会分成四“线”(纵队);外面的两列叫“外线”(krajni);里面的两列叫“内线”i)。外线的头部和尾部比内线长,伸出来的部分叫“边线”(okridli)。这样安排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只要一次移动就能从行军队形转换为严密的营地(tabor)。但车队也可以组成各种形状——甚至在移动过程中也可以——尤其是V形、C形、E形和Q形。
当移动要塞要转换为紧密的车营时,马具会被卸下,车把靠在前一辆车上,车与车之间紧紧拴在一起。马不能离车,以便随时可以开动,因为胡斯派喜欢突然从守势转为攻势。盾手(paveseni)会持盾遮挡马车之间的狭窄缝隙,掩护里面的战士。每辆车上站着4名打谷人,每分钟能挥舞包铁连枷二三十下,另外还有长钩兵、弓箭手、弩手和火枪手。每辆车下面挂着两条长木板,可以挡住小型投射物。车后有多排士兵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支援车上的战士。最后还有一批预备队待命,一旦被击退的敌人露出破绽,便从暗门冲出去。
与胡斯战争同时期的教宗庇护二世(Pope Pius II)(原名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olomini)为我们描绘了塔博尔派的战法,尽管不够充分,却相当生动。他说:
他们在田野里扎营,妻儿也随军同行,因为马车的数量很多,形成的工事简直像是一面墙。向战场移动时,他们会将马车编为两线,步兵在内,骑兵在外,但不会远离车队。如果战斗即将打响,车夫们会听从队长的信号,迅速将敌军一部围住,形成一个包围圈。接着,这些被战车向内挤压,与同伴失去联系的部队或者丧命于步兵剑下,或者被男男女女从战车上方射死。骑兵在车营外作战,但眼看要被敌军击败时,他们就会退入车营,下马步战,就像站在城墙上战斗一样。就这样,他们赢得了许多场会战,取得了胜利,因为周边民族不熟悉这种战法,而且波希米亚地势开阔平整,很方便车辆的集合、分散和重聚。
以上显然是最常用的战法,而且皮科洛米尼的另一段话写得更清楚。他写道:
战斗信号一旦发出,车夫们就会驶向敌军,按照先前的布置组成某个字母的形状。经过训练的塔博尔派很熟悉车与车之间形成的通路,敌人却落入了绝望的迷宫,找不到从哪里出去,仿佛被困在一张网上。如果敌军像这样被打散、分割和孤立,步兵就能轻松地用刀剑和连枷彻底将其击败,或者敌人会被站在车上的射手打倒。日什卡的军队就像一支有许多手臂的怪兽,出人意料地迅速抓住猎物,将它捏死,吞下它的碎片。即便个别人成功逃出了车营迷宫,他们也会落入外面列阵的骑兵手中,在那里被杀死。
1421年12月,日什卡被围困于陶尔刚山(Taurgang Moun-tain),似乎只有投降和死亡两个选择。他用锁链将战车拴在一起,让精锐战士上车,然后往山下走。敌人不敢冒险进攻移动要塞,退缩犹豫,放任他离开,日什卡遂得退入科林(Kolin)。
一年后,日什卡挥师进入匈牙利。匈牙利人避而不战,于是胡斯军撤退了。面对四面八方的不断进攻,几百辆装备无数枪炮战车的强大车营在平原和森林中翻山渡河,行军6日。尽管匈牙利人频繁试图进攻行动中的堡垒,但每次都被击退。
以上是雅恩的描述,作者说他的主要观点的依据是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教宗庇护二世)。后者不仅是胡斯战争同时代的人,而且与最熟悉胡斯派军事体系的人关系密切。教宗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表现活跃,与切萨利尼枢机(Cardinal Cesarini)亲近。枢机亲自领导了最后一次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征讨,并于和谈期间要求波希米亚将领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139]讲解了胡斯派军事体系。埃内亚·西尔维娅去过波希米亚,甚至去过塔博尔。后来,他还亲自与胡斯派运动幸存的领袖进行过谈判。
我们不能指望有人会比亲自动笔的教宗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就算教宗本人缺乏批判性,他的记载也经过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考辨。雅恩的主要观点并不直接来自教宗,而是通过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cky)[140]的中介。就连最近介绍这一时期的作者劳瑟斯教授(Professor Loserth)在《晚期中世纪史》(Geschichte des sp?teren Mittlters)d’Orgnis)。伯爵也深陷险境,多次被击中,有一次被短剑划到脖颈,因为绑得不牢的护腭早晨就掉了,结果留下一道终生不消的伤疤。我亲眼见到护腭滑落。一人将手放在他身上,高喊道:“投降吧,仁慈的大人!我认识你;不要把自己害死啊!”但他还是继续抵抗。就在这时,个子高、块头大、力气也大的巴黎医师之子约翰·卡代(Johann Cadet)骑着一匹雄壮的马赶了上来,把敌人驱散了。王军又撤回早晨列阵的战壕里,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这边有人来了。血流如注的伯爵来到田地中部相迎。勃艮第私生子的军旗被砍得只剩下一英尺(约0.3米)长,伯爵弓手的军旗下总共不到40人;我们身边不过30人。就这样,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会师了。后来出了名的伯爵侍从西蒙·德坎热(Simon de Quingy)送来一匹新马,伯爵毫不犹豫地骑了上去。伯爵在地里四处召集部众,但哪怕有100名敌人冲过来,我们这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就只会想到逃跑。10人、20人加入了我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步兵们在艰苦的行军交战过程中受了伤,而且筋疲力尽。伯爵很快就回去了,但身边连100人都没有;不过,更多人渐渐聚了过来。半个小时前还高高的庄稼现在都秃了,田里尘土飞扬。四处都是倒地的人马,但烟尘太大,辨认不出死者身份。
没过多久,我们就看见圣波勒伯爵从林中出来了;他大约有40名骑士,军旗也在身边。他直奔我们而来,更多人朝他聚拢过来,但看起来还有很远的样子。我们三四次派出信使催促,但他并没有调整速度,一直慢悠悠地走来。他让人捡起被扔在地上的骑枪,整齐地走过来,此举令我们大为振奋。他来的一路上召集了很多人马,与我们会合后共有约800名骑士。他手下步卒很少——如果有的话——使伯爵没能大获全胜,因为两军战线之间有一大片树篱和一条壕沟将其隔开。
在国王一边,曼恩伯爵和其他一批人,约有800名骑士逃跑了。很多人说曼恩伯爵与勃艮第人结盟,但我不相信是这样。两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临阵脱逃,但两位统帅一直在战场上。在国王一边,有一位显贵马不停蹄地跑到了吕西尼昂(Lusignan);在伯爵一边,有一位大领主逃到了孔泰河畔凯努瓦(Quesnoy-le-Conte)。两人都无意交战。
两军对面列阵,火炮开了几发,两边都有人被打死。谁都不想再打了。我军人数更多,但国王亲临前线,发言激励骑士的行动非常有效。我确实认为,从我在现场的了解判断,要不是有他在,他们肯定早就跑光了。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想再次开战,尤其是奥尔布丹领主,他说自己看到有一列敌军在逃跑,只要我们能拉出100名弓手越过树篱射击,全军就会动起来。
尽管有这样的提议建言,但直到夜幕降临,双方连一场小规模战斗都没打。国王退回了科尔贝(Corbeil),我们却以为他露宿了一晚。国王先前所在的地方有一罐火药被意外引燃,接着烧了几辆大车,沿着树篱一路蔓延,我们还以为那是敌军的篝火。
圣波勒伯爵以实际统军者的身份出面,下令将车营推进到我们之前所在的位置,把部队围起来;奥尔布丹领主的态度甚至要更坚决。我们照做了。当我们再次摆好阵势时,许多先前追击我们的王军将士冲了上来,自以为胜券在握,结果被迫从两边撤退。有一些人成功逃脱,但大部分都被杀了。国王一边战死的显贵有王室总管圣贝林的戈德弗雷(Lord Godfrey of Saint Bellin)和队长弗洛凯(Flocquet)。勃艮第一方有拉兰的腓力阵亡,步卒和非显贵死得比王军更多。但王军的骑兵死得更多。王军从逃跑的人里抓到了更多俘虏。两边合计战死者至少有2000人。仗打得很漂亮,两边都有勇敢的,也有怯懦的。但在我看来,两军能在战场上重新集合,对垒三四个小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两军统帅肯定嘉奖了战场上的忠勇之士,但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的是凡人的样子,毫无天使的姿态。一个人因为临阵脱逃而丢掉了官位勋荣,然后交给另一个比他多逃了45英里(约72千米)的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剥夺了官位,主人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但过了一个月,他比过去还要受尊崇。
在车辆的环绕下,我们尽力搭起了营帐。我们有很多人受伤,大部分人灰心丧气,害怕巴黎市民和巴黎城内有200名骑士的若阿钦元帅会发起进攻,让我们陷入两面夹击中。那天晚上特别黑,于是50个枪队被派出去确定御营的位置;但出于偶然原因,只有20个枪队出动了。我军营地与我们以为的御营位置之间大概有三箭之距。同时,沙罗勒伯爵和其他人一样进了一点饮食,脖子也包扎了。我们搬走四五具尸体才给他腾出地方吃饭。那里有两小捆稻草,他就坐在上面。众人正要搬走一名倒在地上的可怜人,他开口要喝的东西。大家给他倒了一点伯爵刚喝过的药水,他就好了。他原来是伯爵卫队中的一位名射手,叫萨沃罗特(Savorot)。他接受了包扎和治疗。
现在,他们要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圣波勒伯爵首先发言;他认为我们身处险境,建议天一亮就朝勃艮第方向走,烧掉部分车辆,保住火炮就行。除手下有10个枪队以上者,任何人不得带车上路。他说,部队没有粮草是不可能留在巴黎和国王之间的。接着,奥尔布丹领主说大家应该先听听探子回报。另有三四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最后,孔泰领主说一旦流言在军中传开,人人都会逃跑,走不到90英里(约145千米),俘虏就会被抓。他给出了几条好的理由,说在他看来,大家在夜里应该尽量休息好,等到破晓时分向国王发起进攻,奋战到底。他认为这样做比逃跑更稳妥。伯爵听取了康泰领主的意见,决定全军修整两小时,但号声响起时要做好战斗准备。然后,他派出几名领主去激励战士。
临近午夜,探子们回来了(可以想见,他们没有走太远),报告说国王就在刚才看见起火的地方附近。其余探子即刻被派了出去。一个小时后,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可大多数人宁愿逃跑。快到早晨时,营中派出的人遇到一位我们这边的车夫。他前一天早晨曾被俘虏,当时正从村里往外送酒,对探子说敌人全都离开了。他们把消息送回军中,同时前去核实真假。他们发现情况正如车夫所说,于是回营报告,引得全军大悦,许多一个小时前还消沉不已的人现在说应该追击敌军。我的马又老又累,还喝了一桶酒。它是偶然把头伸到了酒里,我就让它接着喝了。我从没见过它像今天这样振奋和精力充沛的样子。
天亮时,大家纷纷上马,各队列好阵势。同时,许多躲在林子里的人也归队了。沙罗勒伯爵叫来一名方济各会修士,命令他说自己从布列塔尼军中过来,他们白天就会抵达。此举大大鼓舞了士气,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沙罗勒伯爵一整天都在战场上,心情很好,因为他认为当日局势是自己的功劳。这种看法之后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便师心自用,再也不听别人的建议。那天之前,他不曾统军,也不喜欢一切与统军相关的事物;但那天之后,他改变了心意,直到死去,因此丢掉了性命,家族覆灭了,即便家族没有全毁,至少是损失惨重。他之前的三位公爵伟大而聪慧,大大提升了家族的地位;除了法国国王以外,罕有国王像他一样实力雄厚,更无一位国王拥有更宏大、更美丽的城市。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是君主不懂得恩典和幸福来自于神。关于他,我还有两件事要说:其一,我相信不曾有人能开创比他更大的成就,不管是哪方面的成就;其二,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胆大。我连续7年随他出征,至少整个夏天都在一起,有时冬天也在,但我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累了,从没见过他表现出害怕。他的设想是宏大的,他的决定是重大的,但没有人能做得到,除非有神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