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查理曼及其继承者_中世纪战争

1　查理曼

日耳曼人之前已经以战士阶层的身份进入世界帝国罗马的诸省份。接着，伴随着可怕的破坏与苦难，他们终于延展成覆盖在这些省份上的一层薄膜，可以说是一层新的皮肤，从而建立了新的罗马-日耳曼政治制度。

在法兰克王国，为确保战士阶层长期战斗力所采取的组织形态以封建制度为基础，附庸（vassal）领受封地并承担相应义务。凭借战士阶层，加洛林王朝从穆斯林手中拯救了国家，接着，在一场持续数代人的进程中实现了军事力量的更新。

这些战士以自备补给的骑马武士为主，因此哪怕只为一名军人配备武具，其负担都很重。一部法兰克人的古老法律详细列出了武器和军用牲畜的价值。1我们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再用等价牛数来表示武备的价值就能得出下列数字：2

因此，单兵装备价值45头牛，或15匹母马（3头牛相当于1匹母马），或一整个村子的大牲口。

此外还有粮草、运粮车加拉车的牲畜或驮粮的牲畜和照顾牲畜的民夫。

于是，从卢瓦尔河流域出发与萨克森人交战，或从美因河去往比利牛斯山的法兰克军队与最早期的日耳曼士兵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将自备武器视为福利而非负担，而且作战范围仅限于周边。定居后的士兵出征后是要回家的，与一去不回头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战士也是不同的。加洛林时代的军队是由只占全体人口一小部分的——事实上，是极小的一部分——特定阶层组成的，而且采取的形式只是附庸制度加上维持该阶层存在所需的封地占有。3

过去是国王以人民领袖的身份征召子民参军，现在是国王以封建体系至高领主的身份征召附庸参军。这个转变过程发生得非常缓慢，而且很可能在王国不同区域是不同步的。附庸制度的发端早在墨洛温王朝建立后的 与那些似乎表明普遍兵役制存在的敕令相比，涉及附庸的敕令更能反映加洛林王朝的实际情况，这一结论完全得到了兵力考据的支持。军队的规模越小，就越可以肯定是由职业兵组成的。比如，一名管辖5万人口，手下兵力只有100人的伯爵不可能每年抽取不同的100人，而是有一支他可以信赖的固定部队。

从客观角度来看，特别是对本书最重要的加洛林王朝军制文献是这样的规定，即要求每支部队都要从家乡自带整场战役所需的全部辎重补给。在古罗马军队和现代军队中，军需品都是由国家提供的。为此，统帅要在适当地点设立补给站，指挥输送，购买给养，再由辎重队送到补给站。军需耗尽后会有持续的、系统的补充方法。而加洛林时代的战士要从家里带上整场战役所需的一切物件，包括往返所需。按照前一卷对这项要求的估算，一名普通士兵携带的物资超过了一头驮畜或役畜的运载量。但除非我们设想来自每支伯爵领地的部队还带上了一批肉用活畜，否则就连这也不够用。如果我们明白这些战士以特权阶级自居，在很多地方被直接称为“贵族”，而且他们是征服者的后代，不像过去的军团士兵那样受百夫长的严格纪律管制，那么，我们就必须设想他们也有着相当高的需求。他们对简朴凑合的生活条件并不满意，而且即便是风餐露宿，他们仍然希望获得哪怕并不丰盛的各类补给品和充足的酒。在一份个人命令中（811年），查理曼禁止相互敬酒（“ut in hoste nemo parem suum vel quemlibet alterum hominem bibere roget”：“军中不得要求同袍或其他任何人饮酒”），而且醉酒者在恢复自制能力前只能喝水（“quosque male fecisse cognoscat”：“他必须认错”）。因此，加洛林王朝军队身后肯定拉着数目不小的葡萄酒或啤酒桶。不管是自己携带还是有随军商人，这种军队的辎重队伍肯定一眼望不到尽头。民夫和役畜的数目肯定要比战士多几倍，车辆牲畜占用的空间也要比行军队伍本身大得多。加洛林王朝的军队士兵要从家乡带上战役全程所需的给养，这一得到文献佐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军队规模是很小的。15跟着这种辎重队的大军既行动不便，也养不起马匹和役畜。我们可以假定，查理曼很少会在一地集结超过5000名或6000名战士，因为这些人加上辎重队的长度就有14英里（约22.5千米），也就是一整天的行军路程了。一支加洛林时期军队的绝对规模上限大概就是1万名战斗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战斗员”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这5000人或6000人肯定是以骑马武士为主。但追随酋长、伯爵、主教和高级附庸的大量仆役，以及赶车牵骡的辎重队员也是有武装的，而且或多或少都有战斗素养16，至少能够执行辅助作战、劫掠物资和蹂躏敌境等任务。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轻装部队的地位也处于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之间。

加洛林时代的文献稀少，对事件经过的记述总是宽泛笼统，这很容易让我们对个别现象、个别事实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以及每年征兵对乡土造成的负担形成错误认识。但是——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将腓特烈二世皇帝的一件事转嫁到查理曼时代的法兰克伯爵领地上。1240年，腓特烈二世要求司法官费雷·伊德隆迪（Ferre Idronti）按照能力动员当地的附庸，但司法官感到非常难办：18名附庸（feudatorii）据说已经在服役了，其他人太穷，无法迅速凑齐装备（“adeo imminuta erat, quod tam cito non poterat praepari”）。最后，在这样一块大到足以让皇帝亲自致信长官的地区里，竟然只有18人（不超过18人！）在得到补助的情况下凑齐了装备。

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关于加洛林时代军队构成情况的报告确认了一点：我们必须将加洛林时代的军队设想为小规模的精兵，而非此前常有的大规模农民兵。换言之，一支大军是由来自远方各处的一股股部队编成的。

763年，巴伐利亚人参加了阿基坦（Aquitania）作战。778年，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东法兰克人参加了西班牙战役；791年，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弗里西亚人、利普里安人参加了对抗阿瓦尔人的战役；793年，阿基坦人参加了南意大利战役；806年，勃艮 2　萨克森人的降伏

既然我们已经确信查理曼军队的规模很小，那么问题就又来了：当年的罗马帝国土地大得多，经济实力强得多，军队纪律严明且规模或许能达到查理曼的10倍之多，尚且败于日耳曼部落之手，那么查理曼是如何降伏他们的呢？查理曼与维特金德（Wittekind）之间的战争和当年日耳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之间的战争是一样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地域相同，在精神层面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合。查理曼不仅采用了奥古斯都的头衔，出身日耳曼人的他还志在复兴罗马帝国的观念，并将存续于教会形式之中的罗马制度延伸到威悉河两岸的人民中，这些人在750年前曾为了免受罗马统治而奋起自卫。尽管威悉河东西两岸无疑发生过大规模强制迁移、人口消灭和主动迁徙，但如今被称为萨克森人的当地部落（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塔西佗还不知道这个名字）基本上仍然是当年参加了条顿堡森林会战，在伊迪斯塔维索和安格里瓦利人河坝与日耳曼尼库斯对峙的那些人，或者是他们的近亲。他们也长期保持了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才不得不放弃两者。

奥古斯都皇帝的时代与后来称帝的查理曼国王的时代之间的 但是，这一根本区别改变的不只是兵力数目，还有发动战争的战略态势。

罗马大军的规模带来了极大的后勤压力，几乎将罗马人完全拴在水道上。加洛林军队的规模较小，运输补给可以走陆路。

耕作水平无疑也大大进步了，这个因素也为入侵者供养人员、马匹、拉车的牛和肉畜带来了便利。

尽管如此，法兰克人面对的任务仍然是艰难的。恺撒当年在高卢采取的战略——大军居中集结，对手有异动则立即消灭——断不可行。查理曼手中肯定是没有这种大军的。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法兰克国王是怎样做的。

772年，查理曼从黑森出发，经迪默尔河（Diemel）畔的上马尔斯贝格（Obermarsberg）——这条河边的厄瑞斯堡（Eresburg）已经被攻下了——进入萨克森。他一直进军至威悉河，在那里与萨克森人（或者只与安格利亚人，Angrians）立约。尽管途中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但法兰克人出境不过45英里（约72千米）而已。

774年，萨克森入侵法兰克领地，行至弗里茨拉尔（Fritr）。次年，在法兰克国王征服意大利的伦巴底人后，法兰克人正式发起了攻势。这场攻势最终会导致萨克森人完全被降伏。法兰克人一开始就在未遇激烈抵抗的情况下攻克了两座萨克森人的边境堡垒，即鲁尔河（Ruhr）上的西吉堡（Sigiburg，今霍赫绥堡）和厄瑞斯堡，然后向威悉河进军。一支萨克森军队试图阻止敌军渡过威悉河，但没有成功。接着，法兰克军前往哈尔茨山北面的奥克河（Ocker）。有一支法兰克部队沿着威悉河左岸行动，途中经过条顿堡森林和维恩山，结果在吕伯克（Lübbecke）被萨克森人突袭，并且似乎是在允许其撤走的条件下投降了。2但同时，伊斯特伐利亚人（Eastphalians）和安格利亚人已经在奥克河与查理曼谈判并向其臣服了，于是当法兰克人渡过威悉河，在回军途中经过威斯特伐利亚人的地盘时，威斯特伐利亚人也表示臣服并献上了人质。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萨克森酋长中有一个强大的派系并非不愿加入法兰克帝国，事实上可能还渴望加入帝国。当然，多年前，车茹喜部的大部分酋长或许就是亲罗马的。不妨回想一下阿米尼乌斯与弟弟弗拉维乌斯的那段著名对话，即便那是诗人的虚构。尽管过去有过冲突，尽管法兰克人曾在772年毁掉了伊尔明神柱，但萨克森人还是在一场决战都没打，法兰克人也没有拿下大片土地的情况下屈服了。法兰克边境与奥克河的距离约为95英里（约153千米）。一种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萨克森人只是假装臣服，希望用好话哄骗法兰克人，而查理曼愿意签订条约的原因是军队和补给都不足以深入敌境作战。但接下来的事件表明，他确实寄希望于萨克森会半自愿地并入王国，而萨克森人的行为也符合他的期待。他不仅没有前出到威悉河下游或易北河，而且只占领了边境的两座城堡——西吉堡和厄瑞斯堡——作为统治基地。次年，热爱自由的萨克森人复叛，夺取厄瑞斯堡，围困西吉堡但没有拿下来。这一次，形势在查理曼到来后就立即改变了，让亲法派占据了上风。3当他还在利珀河源头——刚刚越过边境——时，成群的萨克森人就跑过来向他祈求宽恕和重新臣服于他。即使是这个时候，他强化统治的手段也不过是收回厄瑞斯堡，在利珀河上修建了离边境很近的卡尔斯堡（Karlsburg）。这座堡垒的确切位置未知。次年（777年），查理曼在萨克森人当初臣服的地方——利珀河源附近的帕德博恩——召开帝国大会和宗教会议。除了投奔丹麦人的威斯特伐利亚首领维特金德，萨克森众酋长都出席了。

次年（778年），维特金德趁查理曼身在比利牛斯山南侧的机会再次召集同胞起兵。萨克森人突破边境，推进到莱茵河畔的多伊茨（Deutz），然后向莱茵河上游走了一段距离，最后通过兰河河谷撤走。但是，他们只拿下了萨克森境内三座法兰克要塞中的一座——卡尔斯堡。退兵途中，他们在埃德尔河畔遭到从西班牙回来的法兰克军攻击，蒙受了一定损失。国王第二年率大军来时又是有征无战。萨克森人先前在威斯特伐利亚与法兰克的交界地带、利珀河以北的博霍尔特（Bocholt）修建的一座要塞被法兰克人夺取了。查理曼饮马威悉河，萨克森人全体臣服于他。（行军路线和威悉河大营梅多弗里，Medofulli，的位置无法确定。）次年（780年），他第一次来到易北河畔——途中没有遇到激烈抵抗——抵达马格德堡（Magdeburg）[12]以北的奥勒河（Ohre）山口。

图1　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区

782年，在最方便全体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集会的帕德博恩召开了一次新的帝国会议，会上宣布萨克森完全加入法兰克基督教王国。曾经像古代酋长（塔西佗笔下的principes）那样立于部民最前面的萨克森贵族成了国王手下的官员、伯爵。异教信仰被禁止，违者处死，还下令举行洗礼。所有地区都要设置牧师并为其提供土地和仆人，还要向教会交什一税。

这对萨克森人来说太过分了。4维特金德从丹麦返回，在桑特尔山（Süntel Mountain）大败一支来攻打他却没有做好妥善防备的法兰克分遣队（782年）。关于此战地点和细节的报告相互冲突，无法具体讨论。但尽管有这次的胜利，起义并未蔓延开来。当法兰克国王亲自率军前来时，维特金德没有冒险交锋，而是逃奔丹麦。其他酋长都来到查理曼面前，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了维特金德身上。从事情经过来看，查理曼带来的军队显然不可能有很大规模。查理曼前往帕德博恩并召开会议是在春天，直到草料充足后才出发。大约是6月底，在返回途中渡过莱茵河时，他接到报告说索布人入侵了图林根，于是派兵去攻打。在路上，这支部队听说萨克森人叛乱，与其他部队[由狄奥德里希伯爵（Count Theoderich）主动率领赶来的利普里安部队]会合后在桑特尔山还是被击败了，因此战斗时间不会早于八九月份。即便我们可以设想查理曼接到萨克森叛乱后就立即召集兵马，但进行动员、发布征兵令、附庸从各自驻地赶来、准备器械、向农民征收给养，这些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5，因此从远方来的分队不可能在当年秋天抵达威悉河。从巴黎到威斯特伐利亚关隘的直线距离是600千米，行军距离相当于900千米，要走两个月的时间，而查理曼庆祝圣诞节时又回到了迪登霍芬（Diedenhofen）。[13]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国王仅仅率领一小支法兰克军队现身就足以让萨克森人放下武器了。

查理曼深入萨克森腹地至威悉河下游，并在费尔登（Verden）处决了一大批犯人，其中估计有一批人是因为反击叛乱不积极而被判有罪的（782年秋）。

如惯常一样，严厉处置犯人并没有达到目的。萨克森人心中燃起了凶狠的复仇欲望，第一次群起叛乱，并于次年（783年）与法兰克人展开野战。

第一次交手是在代特莫尔德和德伦河谷附近的条顿堡森林，日耳曼人曾在这里捍卫和拯救了他们的自由。这一次，萨克森人被打败了，但取胜的查理曼还是退回帕德博恩待援。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撤军行动的。取胜后撤军会消磨高昂的士气，而士气正是成就功业的最重要因素。假如法兰克人果真打赢了，那他们的实力无论如何都足以支持其原地待援。从帕德博恩过去只有二三日路程，而撤军必然会显出败势，至少会让胜利显得可疑，令心志动摇的萨克森人重振信心，加入维特金德的阵营。交战肯定在代特莫尔德发生了，而且法兰克人肯定没有被打败——那样结果会更惨烈——因此，当时的情形讲清楚了大概是这样：查理曼起初只带了一小股部队上前，因为他以为大部分萨克森人还是会马上向他臣服，没准还会与他结盟。代特莫尔德的战斗大概并不特别重要，但它让国王明白，萨克森人这一次真要违抗他了。他意识到轻兵前出是一个错误，尽管打胜了，但身处山脉以北的形势依然很危险。他之所以愿意承受撤军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因为别无选择，当务之急是在安全地点等待各路部队抵达。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他才有能力再度进军。代特莫尔德战斗刚刚过去4周，他就在哈瑟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交战可能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但确切位置未知。法兰克军在这次胜利后穷追猛打，蹂躏乡里，渡过威悉河，直抵易北河。尽管法兰克人秋后再次撤军——10月9日，查理曼身在沃姆斯（Worms）；他在默兹河畔（Meuse）的赫斯塔尔（Heristal）庆祝了圣诞节与复活节——但784年开春就再次进军，于利珀河口渡过莱茵河，直至明登下游的威悉河畔胡库尔比（Huculbi，今彼得斯哈根）。既然萨克森人预计不会再进行坚决抵抗了，于是查理曼在那里分兵：一路由长子查理率领，掉头回威斯特伐利亚，途中在利珀河进行了一场战斗；国王南下去图林根，然后再次转向北方，进入伊斯特伐利亚。按照帝国档案的记载，查理曼没有从胡库尔比继续北进或直接向东行进是因为发了大洪水。我们还可以推测，补给问题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先去原有的地盘图林根一趟可以补充给养。

尽管伊斯特伐利亚人现在看起来是降伏了，但仗还要继续打。查理曼决定不给对手在冬天恢复元气的机会。法兰克人从南边[国王在代特莫尔德以东约16英里（约26千米）处，距离威悉河左岸不远的埃默河畔（Emmer）吕德（Lügde）庆祝圣诞节]北进至威斯特伐利亚隘口（雷赫姆），但没有冒险继续前进，而是后撤45英里（约72千米）至边塞厄瑞斯堡（上马尔斯堡）。整个冬天查理曼都在厄瑞斯堡，边区（the border districts，法兰克编年史作者极其夸大了这个词的用法，使之涵盖了几乎所有地区）扰乱不断。编年史作者专门写道，查理曼必须从法兰克内地将给养运来。但到了春天，补给充裕的他又可以进军了，这一次到了易北河下游的巴顿地区（Barden）。当他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时，他作为一名征服者，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与已经逃到易北河东面的维特金德展开谈判，议和结盟。维特金德明白举事无望，于是向查理曼臣服，拜谒王宫并接受洗礼。就这样，这场起于782年夏季叛乱的战争在3年后（785年）结束了。

后续的行动和冲突（793年至804年）尽管并非不重要，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并无更多意义。这场战争完全是充斥着烧杀抢掠。只有东厄尔巴（East Elban）萨克森人曾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与法兰克人打了一场野战；斯拉夫人、奥博德里特人（Abodrites）和维尔茨人（Wilzians）在此战中给予了查理曼许多协助。在这10年间，皇帝平息当地战火的最重要手段是将萨克森人大批迁往法兰克。797年至798年冬，查理曼再次集结大军于萨克森时没有再把营地设在厄瑞斯堡，而是设在更东边赫斯塔尔[今赫斯塔勒（Herstelle）]附近的迪默尔河-威悉河交汇处。罗马人当年从阿里索要塞前进时先去了东北方向的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因为他们要与自己的第二基地——海洋——联络，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查理曼仍然要尽可能靠近本土。

通过分析这一区别，我们又可以将萨克森战争与罗马人在相同地域的战争做一番比较。罗马人作战的基础是水道，特别是利珀河与利珀河上游的大型补给点阿里索。现在叫帕德博恩的阿里索在加洛林时代的战役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原因纯粹偶然。毫无疑问，查理曼也利用过几次利珀河水道，但他的主要进攻路线是从南边的黑森向北前往威悉河。6黑森和图林根本来就是他的地盘，因此他面临的局势从一开始就全然不同于罗马人；从这里出发，他每每都能迅速抵达威悉河畔，深入敌军腹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将富尔达河（Fulda）用作补给线。他无疑懂得水道对运输补给是多么重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修建运河将美因河与多瑙河连通起来，但那对萨克森诸战役没有影响。查理曼没有建立大型补给站；各支部队的规模小是小，但还必须自带军需。最早的两场战役（772年和774年）都发生在利珀河完全不可通航的秋季。

然而，补给问题无疑也是加洛林时代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无数次进军半途而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行动显然是继续作战，而且对方的抵抗并未构成多大妨碍。毫无疑问，原因只在于后勤。在没有来自北海的船队的支援的情况下，法兰克国王最终推进到了威悉河下游和易北河下游，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地能为入侵者提供的资源相当稀少。

公元16年春，罗马军主力驻扎于阿里索要塞，在威悉河畔等待船队到来。趁这个时间，罗马统帅修建了通往莱茵河的道路（参见第2卷）。据王室文献记载，784年至785年冬查理曼驻扎于厄瑞斯堡，对萨克森人施加压力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7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何罗马人在这片地区修建道路，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时将中央大营选在了利珀河上游的一个地方，而查理曼在做同样的事情时选择了位于迪默尔河上游、罗马大营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的地方。

罗马人的前进基地是要尽可能深入敌境，通过水路运输来建立大型补给站。这条水路就是利珀河。尽管利珀河会在仲夏进入枯水期（9月水位最低，参见第2卷），但在春季，罗马人几乎可以将物资很方便地一直运送到河源处。强大的常备军有守住前进据点的能力和意愿，必要时也可以将其夺回。

查理曼麾下的附庸军队守不住深入敌境的据点，而且军队规模相当小，各部队自带给养，他也不需要大型补给站和水路运输。但这样的好处是，他不仅可以从莱茵河进攻萨克森人，从黑森出发也可以。于是，战争第一阶段的主要基地必然要位于两条行动路线——莱茵河路线和美因河路线——的交叉点。这个点就是迪默尔河上游的厄瑞斯堡。要是查理曼从富尔达河出发，然后直接驻扎在威悉河畔，那样一来，从莱茵河东进的那一条路就太远了。要是一开始就驻扎到利珀河上游，又太深入敌境了。要是将大本营设在鲁尔河流域，比如布里隆（Brilon）或默讷河畔（M?hne）的吕滕（Rüthen），与黑森的距离就太不方便了。

但对查理曼来说，厄瑞斯堡是所有重要道路的交汇点：一是由南向北，经过埃德尔河谷与伊特河谷（Itter）的道路；二是自西向东，沿着鲁尔河与默讷河的道路。向东可顺迪默尔河至威悉河，向西北可经辛特菲尔德（Sintfeld）至利珀河上游、帕德博恩与条顿堡森林的各个关卡。

那么问题来了：查理曼为什么不直接将大本营设在阿尔默河（Alme）与利珀河交汇的帕德博恩，而是设在整整2.5英里（约4千米）外，位于小支流帕德河（Pader）上的一个地方？著名的“光明之路”（Hellweg）为什么没有沿着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修建，而是以帕德博恩为起点，夹在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并与两河平行延伸，先后经过苏斯特（Soest）、翁纳（Unna）、多特蒙德（Dortmund）到杜伊斯堡（Duisburg）呢？这个问题正与帕德博恩的位置有关。

最近，卡尔·吕贝尔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著作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彻底解决了。“光明之路”恰好是在萨克森战争期间由查理曼修建的。它连接了一系列新设立的王室领地，沿途土地非常肥沃。于是，一支规模不太大的部队沿这条军事公路行进时可以在各处获取给养。这条道路得名于“Hallweg”，沿途有烽火台发布入侵警报。它对法兰克国王的意义相当于利珀河水路对罗马人的意义。对查理曼来说，夏秋两季有好几个月不可通航的利珀河并不重要。因此，他在平原建城作为光明之路的枢纽，从这里可以朝各个方向进山，众多溪流提供了优质水源，既能让军队休整，也能为磨坊提供动力。

萨克森与法兰克的边境上有多条像“光明之路”这样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有的沿鲁尔河、利珀河和迪默尔河延伸；有的与河流垂直，以便将河谷连接起来。当然，查理曼后来在萨克森全境都修建了这种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比如，舒赫哈特（Schuchhardt）[14]最近指出，位于利河（Leine）可通航河段起始点的汉诺威（Hanover）就是一个这样的加洛林王朝据点。8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帕德博恩对罗马人和查理曼来说都是战略要地，那么它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发挥过特殊的作用，甚至没有发展成重要的城市呢？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战略意义，除了长久延续的地理状况，是否具有战略意义还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比布拉克特和阿莱西亚现在是村子，而在恺撒的时代，巴黎根本不重要。德鲁苏斯和查理曼都在阿尔默河与利珀河交汇处附近设立大营是一个巧合，两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甚至自然环境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每条河流都受到两大力量的争夺：航运与磨坊。交通干线一旦从利珀河转向光明之路，河上的磨坊就占据了上风。这条河毕竟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可通航。磨坊将航运挤到了角落里。到了1486年，苏斯特市试图控制利珀河水路，这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到了利珀河的意义和用处的证据，此事对我们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次尝试失败了，考虑到威斯特伐利亚当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这是可以预料到的。

因此，没有水路的帕德博恩也就不能取得大发展了。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查理曼帝国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由查理曼一系的阿努尔夫家族创造出来的。按照日耳曼人的继承法，所有儿子对家产都有同等的继承权。817年通过继承法来协调帝国统一与继承权利之间的矛盾的做法只是带来了阋墙之争，王朝内斗又推动了新政治原则——封建法——的独立和完善。在查理曼时期，臣民承担义务的旧原则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但帝国后来还是彻底清除了这些旧原则。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与父亲交战又自相争斗，不得不努力争取支持者。于是，他们牺牲掉了根深蒂固的公职观念。现在，国王任命的伯爵不再是可收回的委任官职，而被授予封地。国王再也不能任意撤销其任命了，而且如果伯爵死时留下了儿子，那么儿子就有权获得父亲的职位并受封伯爵领地。自然因素必然会导致形势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真正监察伯爵施政，只有伯爵领地与伯爵个人家庭利益之间的紧密纽带才能带来一些实行善政、免行苛政的担保。以附庸和封地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尤其不适用于官职频繁变动的情形。

但是，随着伯爵领地逐渐向封地转化，国王的权威也就烟消云散了。墨洛温王朝末期的情况重演了。丕平和查理曼两代国王恢复与维持王室权威的手段是将幅员辽阔的王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凡是没有立即遵从王命的伯爵都会害怕国王不悦。到了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特别是两人的继承者的时代，手下伯爵全凭个人喜好听从国王征召。国王甚至不能严厉处置某个伯爵，其他伯爵会因其阶层团结意识保护他，而在王室家族内斗的情况下，国王必须依赖伯爵们的支持。

高度封建化的组织形式曾经为加洛林国家提供了强大的战士阶层，如今却要为国家的解体负责。

这时，一个可怕的新敌人现身于西方。他们是条顿民族最后一批仍然浸润着粗犷凶蛮之气的人——信奉异教的诺曼人。

关于直到此时依然军力强盛的法兰克人为何无力抵御诺曼人的入侵，学者们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甚至有人说，这是因为查理曼的征战导致人口减少。事实上，加洛林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无内战之苦，而且直到830年虔诚者路易在位期间为止，几乎完全都是和平的状态，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形势对经济繁荣和人口增长都非常有利。但正是查理曼对地方军事力量的低要求和路易治下的和平年代，才导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里。尽管如此，只要权威不受挑战的中央政府尚存，大规模军队仍然是可以集结起来的。但当中央权威不复存在，国王被迫依照伯爵、主教和附庸的意愿行事时，从远方征兵就再也没有可能了。

如今的加洛林帝国重演了当年日耳曼长城被突破后的罗马帝国景象。与4、5世纪时肆虐罗马诸省的日耳曼军队相比，诺曼军队肯定不会更强，事实上大概还要弱一些。这些维京人全都来自丹麦和挪威，他们的故乡或者太狭小，或者太贫瘠，不可能供养庞大的人口。瑞典人有时也会参与诺曼人的入侵行动，但他们当时主要关注另一个方向。作为瓦良格人（Varangian），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又在君士坦丁堡与曾乘船横穿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族亲会合一处。诺曼人让欧洲惊恐无状并非凭借人数，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再次出现了古代日耳曼人的好战品质。当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靠近时，这些品质让早期的罗马城震颤不已，500年后，这些品质又将帝国撕成了碎片。

上述发展过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最为明显。827年，埃格伯特国王（King Egbert）统一英伦三岛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时恰好赶上维京人入侵。有人会觉得，这样一个日耳曼大国肯定能挡住海盗团伙。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先辈400年前借以征服岛上凯尔特人的尚武战力早已完全不见了。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这一变迁历程：古老的日耳曼征服者为何最终先后被丹麦人和高卢化的诺曼人统治呢？

对法兰克帝国境内诸王国来说——在那里，封建制度或多或少维持了一定的战士阶层——上述过程不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糟糕，但就连法兰克人的封建军队也挡不住维京人。用兰克的话讲，最重要的是，就连查理曼本人的军队也缺了一半，那一半是海军。他认识到了这个弱点，也打造了舰船（800年），但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因为810年，当诺曼人乘着200艘船再次出现时，他们未遇抵抗就摧毁了弗里斯兰（Friend）[15]。本来有大量时间和资源来建立海军的虔诚者路易毫无作为，之后内战爆发，更不可能花大力气打造舰队。凭借手中舰队与航海技能，诺曼人在海岸线上神出鬼没，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即便他们只有几千人，但几千名附庸集结进军需要多少时间？还没等他们赶到，敌人早就带着战利品跑了。另外，远方的伯爵们总要面临这样的诱惑：与其投入消耗甚大的战役，不如留在老家保存实力。

有一次，就连农民都被召集起来抵挡这些可怕的敌人了。但编年史作者告诉我们，尽管集合迎战的人很多，但诺曼人还是打败了这些装备精良却不懂打仗的老百姓，像宰牛一样屠杀他们。1于是，农民们——利普里安（Ripuarian）法兰克人——肯定刚刚交手就掉头逃跑了。

于是，诺曼人得以焚毁科隆和亚琛（Aachen），兵临科布伦茨乃至特里尔，最后趁查理三世皇帝在意大利的时候围攻巴黎。同时，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都暴露于撒拉逊（Saracen）海盗的攻击之下，那不勒斯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都遭到了劫掠。

直到此时，只要我们想一想罗马帝国当年面临日耳曼部落的入侵——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部落的战士数量也很少——是多么无助，上述事件或许并不难理解。但有一件事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哪怕是面对重新集结起来的全法兰克帝国大军，诺曼人也没有退回船上，反而正面迎战，而且帝国军队依然不能将其击败。

诺斯人先前的攻势和劫掠行动要么受惠于海上优势，使之能够在任何地方发起突袭，要么得益于王室分裂与法兰克人的内斗。到了日耳曼人路易之子查理三世统治时期，法兰克帝国终于再次统一。这时，我们或许会以为法兰克帝国调集的大军能够在任何遇到诺曼人的地方将其压倒。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查理还是东法兰克王国、洛林和意大利国王时就曾集结大军，率之对抗在默兹河畔艾什洛（“Aschloo”，今埃尔斯洛，“Elsloo”）设立坚固营寨的诺曼人。就连意大利人也派出了援军，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军规模不小。查理没有向诺曼人发起进攻，而是与其订约，规定诺曼人首领格特弗里德（Gottfried）受洗并迎娶加洛林王朝的公主，还将弗里斯兰一部分给他和他的部属居住。此外，查理还要付给他们2412磅金银（882年）。有同时代的人说，军中对此愤愤不平，宁愿打一仗。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定法兰克皇帝及其顾问相信，与其冒险打一场成色可疑的胜仗，将诺曼人和平纳入法兰克帝国的收益更大。

但是，面对巴黎发生的事件，就连这种政治手段也失败了。查理率领整个帝国的军队现身于塞纳河北岸，占领了蒙马特高地。诺曼人退往南岸，但在那里站定了脚跟。这本应是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大好时机。查理没有冒险，而是订立了一份新的条约，承诺给诺曼人700磅白银赎回巴黎，还安排他们到勃艮第过冬。当时有一位波索伯爵（Count Boso）在勃艮第称王，正要脱离帝国。

当时人们都将这份可耻的条约归咎于无能懦弱的国王，还谴责他的近臣是叛徒。反对声势浩大，以至于国王没过多久就被废黜了。但从军事史的角度看，此事还没有完结。查理皇帝本人绝无英雄气概，这是无可置疑的。不过，若将士们有无限的必胜信念，那么法兰克高层中肯定会有人发声，说服皇帝任命一位统帅领军出战。

另外，我们必须努力从客观角度出发，搞清楚皇帝的决策为什么看上去有其合理性（毕竟，这个决策是经过军务会议讨论过才做出的）。

毫无疑问，法兰克国王们有时打败过诺曼人，尤其是口吃者路易和继承查理三世皇位的阿努尔夫国王。几年前（881年），路易在桑库（Saucourt）会战中获胜。5年后（891年），阿努尔夫国王在鲁汶（Louvain）取胜。但是，这些胜利的意义不大，就连大名鼎鼎的后一场会战也是如此，因为即便可以将一位作者笔下法兰克军只损失了一人的说法视为歪曲事实的吹嘘，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会战只造成微弱的直接影响。仅仅几周之后，诺曼人就在先前被击败的同一地点重整旗鼓，并从那里出发，先后劫掠了波恩和阿登山区（Ardennes）。

不过，我们还可以与一代人之后的德意志国王[16]亨利一世对抗另一支蛮族敌人——匈牙利人——的战争作一番对比。那时，匈牙利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就连亨利——现在也顾不上雄主的名声了——也觉得连续9年为匈牙利人定期上贡是合理的做法，而且这笔上贡甚至买不来整个王国的安全，只能保住他本人的萨克森公国的太平。我们不能假定924年德意志人的军事素养与886年法兰克人的军事素养存在重大区别。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一点——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将它作为理解历史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幅员辽阔的加洛林帝国以及帝国之下依然堪称大国的诸王国集结起来的军队，不过勉强能与数量甚少的蛮族入侵者达成力量平衡而已。于是，每一次交战中谁能占据上风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尤其是将领。匈牙利人最终在野战中负于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后者凭借强力手段掌控了全德意志的军力。诺曼人从来没有真正被打败：一部分诺曼人在不列颠岛扎下了根；另一部分由罗洛公爵（Duke Rollo）统领的诺曼人则根据911年的条约定居于塞纳河口，正如查理三世的埃尔斯洛条约设想的那样（暂且不提之前还有过一次同样的尝试）。到了10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也接受了基督教，于是余下的诺曼人也融入西方文明，渐渐失去了危险的和纯粹好战的品性。

因此，北方日耳曼人的维京航海行动相当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活动，不仅是在行动的起源和性质方面，而且在归宿和结果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漫游者最终在先前劫掠和蓄意摧毁的地方定居了下来。但有一个区别是，法兰克帝国不像当初的罗马帝国那样毫无抵御之力。

在坚强的核心——严整有序的军团——消失后，罗马本族中再也没有产生合格的战士。除了挑动蛮族之间内斗，招揽蛮族至麾下，罗马人没有别的自保之术。盖塞里克进攻迦太基时，守城部队是哥特人（“cum Gothorum foederatorum manu”：“凭借一支哥特盟军”）。纳尔西斯是在赫鲁利人、伦巴底人和匈人的帮助下征服哥特人的。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人都是亲自与诺曼人、匈牙利人交手的；不管是输还是赢，他们最起码凭借的是本族的军队和本土的居民。如果真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查理曼手下的法兰克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百姓还有军事素养，能够上阵杀敌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皇帝死后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人口以百万计的民族竟然就挡不住蛮族入侵者了。但长期以来，即便是加洛林帝国境内的各个日耳曼化民族，有军事素养的人也很稀缺。就连查理曼的军队规模也是很小的，我们先前已经通过其他情况确定了这一点。因此，甚至连查理曼的曾孙也无法聚集起大批合格战士，而只有或多或少的骑士单位而已。

现在回头看查理三世面临的局势和巴黎解围行动。从885年11月开始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诺曼人一直驻扎在城下，发起过猛烈的强攻，有时还将城市团团围住，以至于巴黎人只能通过偷偷出城或强行突围才能与外界沟通。那时的巴黎已经是一座大城了。

即便编年史中诺曼人多达三四万的说法不值一提，但其兵力肯定是相当可观的。当查理率领援军接近时，诺曼人没有摆开阵势，准备野战，而是退到了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坚固营地中。法兰克人要么强攻营地，要么围住营地，等待守军因饥饿而屈服。强攻的成功机会是很可疑的。如果恺撒处于类似的战略态势下，他肯定会用壕沟和矮墙将敌军围起来，迫使其粮尽出降。这种战法的关键在于，围城军的给养必须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有人会觉得，凭借塞纳河及其支流的便利水道，法兰克皇帝肯定能将所需的粮草运来。但是，他没有采取这种行动所需的行政体系。加洛林军队靠的是各支队伍自带口粮。查理早在886年8月就来到了巴黎近郊，但条约一直到11月才生效，各支部队估计直到11月才集结。等到最后一批部队抵达时，最先来的部队已经把3个月的给养耗光了。他们没有资金充足、经验丰富，既能找到哪怕少许隐藏起来的口粮，又能组织从远方转运粮草的军需官。周边地区的粮草早就被诺曼人抢光了，法兰克人的搜索行动一无所获。另外，如果将视角从战场拉开一点距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皇帝的权威不够强大，无法强征一切可用的给养，将其送到前线。

回头看查理曼时期，形势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同样的事情在那位雄主手下也会发生。尽管从技术性的军事层面来看，从查理曼时代到查理曼曾孙的时代发生的变化很小，但变化更多是政治方面的，而政治因素也约束着具体的军事行动。查理曼治下根本不会有巴黎被围、收买敌军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会采取另一种应对方式。诺曼人的军事成功不只是因为自身蛮勇，主要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内斗、帝国的解体和内战。这些状况让诺曼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与成功，给了他们不断增长和发展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法兰克人则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野蛮的对手满怀敬畏之心，而主要是因为皇权一直不振，甚至帝国重新统一后也依然如此。我们从恺撒的高卢战争中就发现，罗马人取胜的一大因素就是优越的行政体系。谈到查理三世皇帝与诺曼人在巴黎城下签订的丧权条约，其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后勤体系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无法一整个冬天供养费尽艰辛集结起来的大军。查理曼对伯爵有很强的控制力，无疑是能够让大军保持集结状态并确保必要的补给。

巴黎被围期间，由海盗首领齐格弗里德统领的一部分围城军同意以60磅白银的价码撤军。查理刚刚与围城军议成撤军，齐格弗里德就再次出现了，驶入皇帝后方的瓦兹河（Oise）。据《富尔达编年史》记载，这支援军的靠近影响了查理议和的决定。这个结论未必有真凭实据，至于作者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处只能略过。我们也能提出相反的论点：新敌人的靠近正是一个迎击的机会，特别是在敌人兵力比较少，可以打一场野战的情况下。如果法兰克人打赢了，胜利会赋予他们一定的优越感，还会影响其决策，攻打诺曼人的巴黎坚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推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对事件实情了解得不够。事实仍然是：全法兰西的统治者不敢在国土的腹心地带攻击、打败和惩罚一伙海盗。因此，法兰克王国的军力弱得令人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