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选译_古典时代的战争

1　阿提卡半岛与希腊其他地区城邦的人口[106]

希腊有大片地区肯定无法供给任何粮草，或者只能供给极少粮草，如维奥蒂亚、阿卡迪亚、拉西 对照来看，两种说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像马拉松会战中那样人数众多、阵形严密的重装步兵最多跑100步至150步（跑步的步幅，相当于步行的150步至200步），否则一定会筋疲力尽，阵形解体。奥韦特回应道：“拉乌尔上尉和他指挥的排携带武器装备跑了15千米（也就是2.4万步，按步行步幅算）。”但我们的分别还不止于此。奥韦特从根本上反对我借以考证希波战争史料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书有相当大篇幅是针对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on marche）（巴黎：亨利-查尔斯-拉沃泽勒出版社，188页及之后）一书已经面世，对行军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

在该书中，拉乌尔少校自称于1889—1890年冬季对genu scuto projecta hasta impetum excipere hostium docuit）。希腊重装步兵常用的枪肯定不会超过8英尺（约2.44米）长。

然而，我们不能肯定枪的实际长度，尤其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阿里安从未明言“萨里沙”是长枪，而且记述克利图斯（Clitus）之死时对该词的用法不包含“长枪”的含义。他写道，一份记载说亚历山大夺过一名副官的矛（logchen）捅死了克利图斯[115]，另一份记载说是夺过了一名哨兵的“萨里沙”。事后，有人说亚历山大懊恼不已，竟要冲向抵在墙壁上的“萨里沙”。如果“萨里沙”是长枪，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行的，18英尺至21英尺（约5.49米至6.40米）长的长枪是很笨拙的兵器，需要很大空间才能施展，找准重心也需要很长时间，在高朋满座的宴会厅里是用不了的。

据阿里安（3.6.5）记载，亚历山大死前不久接纳蛮族参军时，他“优先发放马其顿人的矛，而不是蛮族人用的标枪。”*阿里安的信息来源没有用到“萨里沙”这个词，但在我看来，“马其顿人的矛”的用语表明各类枪矛的差别不大。

阿里安笔下似乎是用“萨里沙”一词来指代长枪的段落只有一处，那就是描述高加米拉会战中方阵突进时的场景（3.14）：“紧密的马其顿方阵开始前进了，“萨里沙”在他们手中抖动。”*但读到海达斯佩斯河一节时，阿里安又专门说方阵由持盾护卫组成（5.17.7），“他[亚历山大]向步兵发出闭合盾牌的信号，队形尽可能紧密，结成方阵发起进攻”*，于是，上一段似乎确证的结论又不成立了。波利比乌斯（4.64.6及之后几段）甚至对轻盾兵使用了“闭合盾牌”和“以盾封阵”的说法。*据克罗迈耶（Kromayer）在《古代野战》（Antike htfelder 2：321）中考证，珀尔修斯国王手下的轻盾兵装备的是“萨里沙”。

阿里安频繁提到（1.27.8；3.23.3；4.28.8）“轻装重步兵”（“装备较轻的重步兵”，“马其顿方阵中装备最轻的士兵”，“从方阵中选出装备最轻，但也最精良的士兵”）*，有时（2.4.3）又说重装重步兵（“凭借装备沉重的几排步兵”）*。说到底，方阵内部在其他武器装备方面的差别不会很大，他的意思大概主要是前排用的是顺手的短矛，其余人用的是笨重的长枪。

狄奥多罗斯的战记中找不到能确切推断出萨里沙方阵特征的信息。在描述海达斯佩斯河会战时（16.88），他写到了装备“萨里沙”的马其顿人是如何击倒了战象之间的印度步兵。我们通过阿里安（参见前文对海达斯佩斯河会战的分析）知道当时马其顿一方只有轻盾兵，没有步从，于是可直接得出结论：持盾护卫所用的枪矛也叫“萨里沙”。

狄奥多罗斯（17.100）为我们描述了雅典人迪奥科西波斯（Dio-xippos）与马其顿人克拉格斯（Korragos）之间的一场单挑。迪奥科西波斯效仿赫拉克勒斯，只拿了一根棍子。克拉格斯先朝他扔去一支矛；迪奥科西波斯侧身避开：“接着，前者拿平马其顿人的‘萨里沙’，冲了过去，但等他靠近时，他的对手用棍子击碎了‘萨里沙’。”*此处的“萨里沙”无疑应理解为长枪。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哲学家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写的植物学手册中有一处注释（3.12.2）：“茱萸树雄株最高可达12埃尔，相当于最长的‘萨里沙’。”提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287年，他提到的历史事件最晚发生于公元前307年和前306年。因此，该书写于公元前306年至前287年，属于继业者时代。如果当时最长的“萨里沙”有18英尺（约5.49米）长，那么亚历山大和腓力二世时代的“萨里沙”应该就不会更长。但是，即便到了提奥弗拉斯托的时代，文献中依然找不到方阵步兵使用18英尺（约5.49米）长枪的记载。或许，这位哲学家提到“最长的‘萨里沙’”时脑子里想的不是野战兵器，而是守城器械或者海战用具，这也是有可能的。我向植物学家求证过，当地的茱萸树（表面有节的齐根海恩手杖就是茱萸木材质）确实最高能长到18英尺（约5.49米）。因此，提奥弗拉斯托向我们证明：就连紧随亚历山大其后的继承者的方阵里也没有波利比乌斯笔下21英尺（约6.4米）长的长枪。

普鲁塔克《菲洛皮门传》（Philopoemen） 克里昂米尼（Cleomenes）[117]据说曾在拉西 波利比乌斯对马其顿方阵的详细描述（18.28—18.32）造成了很多疑难：一是因为他给出的“萨里沙”长度——按规定是16埃尔，实际中是14埃尔——从实践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二是因为波利比乌斯既说罗马和马其顿军阵的每列宽度均为3英尺（约0.91米），又说一名军团士兵占据的宽度是一名方阵士兵的两倍。鲁道夫·施耐德（Rudolf Schneider）发表于《文献学周刊》Lammert）发表于《莱比锡皇家预科学校学报》1889年刊（Programm des K?niglichen Gymnasiums zu Leipzig 1889）的《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战术》（Polybius und die R?mische Taktik）一文给出了答案。

就列宽而言，波利比乌斯的两个说法中显然有一个必须抛弃。传统看法是一名方阵士兵占地3英尺（约0.91米），而军团士兵需要用剑，每人宽度为6英尺（约1.83米）。就连斯托费撰写的恺撒传中都采用了此说。但通过客观观察和全面史料考据，施耐德和拉默特清楚地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早年反对过每人只占1.5英尺（约0.46米）的观点，因为一个人的宽度就有1.5英尺（约0.46米）左右，连拿枪的空间都没有。但经验告诉我，我的反对意见并不成立。承蒙柏林多家体育研究会支持，我得以利用其资源进行了一次“萨里沙”演练活动。我们首先在申霍尔茨（Sch?nholz）的大操场上摆出了一个方阵，每人手持一根长约20英尺（约6.1米）的长棍，然后试图确定在能够行军的前提下，阵形最多能紧密到什么程度。实验结果是，在长棍放平的情况下，每人占据宽度不到2英尺（约0.61米）的情况下仍然能轻松行进。长棍确实很难握持，但它们是由水分还很大、韧性相当强的云杉木制成的。当然，方阵士兵间隔为1.5英尺（约0.46米）的说法不必严格当真，尤其是野战条件下。不过，如果士兵训练有素，长枪由晾干的木头制成，那么在1.5英尺（约0.46米）的间隔下列阵行进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又按照拉默特的提议，不给前排的人配最长的枪，而是配短枪，枪的长度逐排递增。实验效果好得出奇。der Laten）scriber, non more majorum neque ex ssibus, sed uti cujusque lubido erat, capite censos plerosque）。按照字面和自然的理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直到当时，征兵还是分阶层的——也就是古老的塞尔维乌斯财产分等法——无产者无须服役。人们早就认识到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波利比乌斯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提分等征兵的事情，只是说财产不满4000阿斯者要上船服役。有人提出一种解释，认为塞尔维乌斯最初规定的第五等资格已经从1.25万阿斯降低到4000阿斯，撒路斯特乌斯的意思不是按照5个不同的等级征兵，而是将“等内公民”算作一边，将无产者算作另一边。

我认为这是歪曲文意。撒路斯特乌斯确实相信自己说的话，也就是直到马略时代，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兵的制度仍有残余，但是，尽管按照塞尔维乌斯五等法征召的士兵数目可能很少，但按照公元前179年创立的分等法征召的士兵同样少。撒路斯特乌斯不过是和西塞罗一样生活在由论述古代罗马制度的“塞尔维乌斯国王评论”营造出的幻觉中，他思索古代制度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灭亡的，而他找不到别的答案，只能认为是马略干的；当然，马略时代确实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这种错误有可能出现在史学名家的作品之中，我马上就能举出几个显著的例子。

所有人都相信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19]或者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是普鲁士军队发展史的行家。只要两人都认同的观点，后人就会认为质疑它是放肆之举。但是，两人都认为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时期就有普遍兵役制的思想了，尽管我们都知道，普鲁士直到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120]在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才实施普遍兵役制。西贝尔在《德意志帝国创立史》（Begründung des Detschen Reiches 1：32）中将1733年的分区征兵法令称作“通往普遍兵役制的第一步”。特赖奇克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1：75，另见153）中认为，早在弗雷德里克大王时期，“民族结构的支柱之一，普遍兵役制就开始隐约可见”。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甚至能确定错误的来源。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在早期著作《克内泽贝克与舍恩》（Knesebeck und Sch?n）（第284页）中写道，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已经看到了普遍兵役制的观念，即便不是洞若观火，至少一半照亮”。这句评语在当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西贝尔和特赖奇克当然是相信只要复述一遍就够了，但因为表述的缘故，他们犯的错误要比原文严重得多。没有什么能比马克斯·莱曼本人的近著更让人们认清了这一点。他的《沙恩霍斯特传》（Scharnhorst）一书的基本观念是，普遍兵役制不仅不是旧普鲁士军制的延续，反而是整个旧普鲁士国家的对立面。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目标是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平民身份和军人身份。在他眼中，普遍兵役制的含义与当时列国——法国、奥地利、俄国——既有的观念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统治者有权任意征召臣民当兵。但我们今天理解的普遍兵役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更是一套普鲁士——只有普鲁士一国——从1813年来推行的现实制度。

按照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我们必须说法国和奥地利在1870年之前就实行了普遍兵役制，这不过是文字游戏罢了。但是，西贝尔和特赖奇克这样的大学者正是被这种可能产生的歧义蒙蔽——假如有人提醒他们，两人自然会马上意识到错误并大方承认。

希望读者原谅我冗长的说明，但上面的类比具有极大的方法论意义。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屡次陷入这样的境地：按照批判分析，我不得不驳斥古代作者对本国战绩兵制的明确记载，比如希罗多德所说的雅典军在马拉松会战中一路跑了8道的距离，比如李维对支队战斗的描述，比如修昔底德记录的雅典公民数目，现在又有撒路斯特乌斯对罗马征兵情况的记载。不管我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多么坚固可靠，但我有时还是不免担心，高耸的塔楼能不能经得起所有驳论的风暴，于是，我会努力用坚不可摧、如磐石一般的事实建成扶壁，支撑我那如同哥特式大教堂的轻薄墙壁的理论。

李维（10.21）中的记载也表现出了后人对最初的分等级制度的认识：公元前295年高卢人入侵，令罗马人惊恐不已之际，当局在森提努姆会战（battle of Sentinum）前下令“征召所有等级从军”（omnis generis hominum dilectum haberi）。另外，奥罗修斯《反世俗的世界史》（4.1.3）中引用李维的话，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逼近罗马时，罗马编成了两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军团。据说，为了给国家生产后代，无产者一直住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