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_罗马史

国教

在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上，这一时期没有出现新的因素。罗马—希腊的国教和与之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斯多葛国家哲学，对每种政府——寡头制、民主制或君主制——来说，不仅是一种便捷工具，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缔造一个完全没有宗教成分的国教实属不可能，而发现一个适合取代旧宗教的新国教也不可能。因此，革命的扫帚有时确实非常粗鲁地清扫了占卜鸟独具眼光的蛛网，不过这腐朽的机器每一次结合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却能在那次葬送共和本身的地震中存留下来，并将它的死板和骄恣完好无损地传到新的君主国。无疑，它越来越被一切保有自由判断力的人所厌恶。确实，舆论对国教大体保持一种淡漠的态度。从各方面来说，人们都把它看作一种政治便捷机制，除了政治文人和古文物学者以外，没有人会特别关心它。但对于同它休戚与共的哲学，在毫无偏见的公众中逐渐产生一种敌对态度，这种态度是虚无而又背信弃义的空头支票势必要激起的。斯多葛派（Stoa）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无用，我们可以从它想用多种方法吸收一些新精神可以看出这一点。阿什凯隆的安条克（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世）承认曾把斯多葛体系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体系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竟真的成功地使他那畸形的学说成为当时保守派的时髦哲学，罗马贵族中的文雅之士和学者都本着良心加以研究。凡是聪明睿智、饶有气势的人都反对斯多葛派或对其置若罔闻。在这期间，主要由于罗马那些夸张烦人的法利赛派惹人厌恶，当然再加上人们日益倾向脱离实际而在懒散的淡漠和虚无的嘲讽中寻求托身之所，所以伊壁鸠鲁（Epicurus）体系传播更广，Atticus）、昆图斯·斯凯沃拉（Quintus Scaev，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的保民官）与亚美尼亚和毛热达尼亚（Mauretania）的国王一样，也偶尔发表希腊散文甚至希腊诗歌。但是罗马本地人用拉丁文写作一直都是次要手段，几乎只是个消遣。意大利的文学派别和政治党派全都固守他们的意大利民族性，只是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希腊文化而已。在拉丁文写作领域，人们至少也不能抱怨它缺乏活力。

在罗马，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尤其是诗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诗人蜂拥而至，只有塔尔苏斯（Tarsus）或亚历山大才有这种景象。发表诗歌已成为生性活泼之人年少时常犯的过错，甚至一个人年少时所作的诗被慈悲的人忘记，因而得以免受批评，这在当时也算是幸事。任何懂艺术之人都可一口气写出五百行六韵步诗，教师无可非议，读者也无可赞美。妇人也积极参与这些文学活动，她们不限于舞蹈和音乐，而是凭借聪明才智掌握会话主动权，并且非常善于谈论希腊和拉丁文学。当诗歌灵感涌上心头，被围攻的堡垒用优美诗作订约投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韵律越来越成为成年男女的时髦玩物，书信体诗文、共同作诗练习、好友间的竞赛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到本时期末，首都已开设了供羽翼未丰的拉丁诗人缴费学习作诗的机构。

由于书籍畅销，复制生产技术大体完善，发表工作相对迅速且便宜。卖书成为一个体面且赚钱的行当，书店也成为文化人日常的聚会场所。读书成为一种时尚，甚至一种狂热。宴会时，较为粗俗的消遣还未出场，阅读便已先行；旅行时，人们也几乎不会忘记带上途中阅读的书籍。人们看见高级军官在营帐里读希腊的淫秽小说，元老院的政治家则手拿哲学论著。相应地，罗马国内的情形，无异于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公民“从门口读到厕所”的情形。帕提亚的维齐尔（Vizier）把在克拉苏营中找到的浪漫小说指给塞琉西亚的公民看，并问他们是否依然视这种书籍的读者为可怕的敌人，此举不无道理。

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

这个时代的文学倾向是多样的，也不得不多样，因为这个时代本身就有新旧风气的区别。在政治领域互相冲突的倾向，保守派的本国—意大利倾向，新君主制的希腊—意大利倾向或曰世界主义的倾向，也在文学领域进行着它们的斗争。前者依附于旧拉丁文学，这种文学在剧院、学校和学术研究领域都日益具有古典性质。鉴赏力不如西庇阿时代，党派倾向却比那时更强，于是恩尼乌斯（Ennius）、巴库维乌斯（Pacuvius）尤其是普劳图斯（utus），现在都被抬举得跟天一样高。西比尔（Sibyl）的书页越少，价钱便越高。罗马纪元 瓦罗的梅尼普斯式讽刺

同样地，瓦罗也将新奇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于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他大胆地把散文和诗歌结合起来，这是希腊原始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瓦罗的作品完全浸染着罗马人的特质，或者可以说浸染着萨宾的乡土气息。瓦罗的讽刺文和上述论文相似，也论述了一些道德或者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以下标题可以作为例证：“赫拉克利斯柱与论荣誉”、“壶与盖，论丈夫的义务”、“酒壶的容量与论酒席”、“天花乱坠与论赞颂”。创作风格塑造的外在形式同样不可或缺，不过自然而然很少像“塞拉努斯与论选举”一样，从他本国历史中选取素材。反之， 这种诗歌的生命在于论辩——不是卢奇利乌斯和卡图卢斯所进行的那种政治党争，而是一般性的道德上的斗争，例如庄重严肃的老者对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寄居古典的学者对放荡鄙陋或者总是倾向于堕落的新诗[12]，循规蹈矩的旧式好好公民对新罗马的斗争。用瓦罗的话来说，新罗马如同猪圈，如果努马（Numa）回过头来看这座城市，再也无法寻觅到他昔日制定的、饱蘸智慧的法律遗轨。在宪政的斗争中，瓦罗履行了他认为公民所应尽的义务，不过他无心于党争——他曾经如是抱怨：“你们为何要把我从清净的生活中召唤出来，拖入你们元老院的污浊中去呢？”瓦罗属于话锋急切、言辞激烈的美好的旧日时光，不过他的心智是健全的。

纯粹罗马精神的宿敌是希腊哲学家，瓦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论战只是对新时代精神的传统反抗的一个方面，但是犬儒哲学的本质以及瓦罗的性情，导致梅尼普斯针锋相对地鞭挞哲学家，引起哲学家们的无尽恐慌——当他们把新出的论集寄送给这位“苛刻的人”的时候，不免心有余悸。哲学论述当然不是艺术。若要主人训练奴隶成为面包师，或许需要花费十分气力，而训练他自己成为哲学家，可能只需一分气力，当然，如果面包师和哲学家一同被带至拍卖场，糕饼技工的卖价必然百倍于圣人。这些哲学家何其怪哉！一位哲学家命人在自己死后将自己的尸体葬于蜂蜜之中——幸好人们未按其遗命行事，否则哪还有剩下的蜜酒？另一位哲学家认为人像水芹一样，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还有一位哲学家声称发明了一个世界钻机（Kosmotorounei），未来终有一天世界会被这个钻机摧毁。

实际上，患病者所梦呓的荒唐，哲学家都曾述讲。

看起来十分可笑，一个长胡子——指的是一位讲词源</a>学的斯多葛派人物——在称量金子的天平上小心翼翼地称每一个词，不过什么也比不上真正的哲学家的论战——斯多葛派的拳赛远远胜过任何力士的角斗。在讽刺文“马尔克城，论政权”中，马尔库斯按照自己的设想打造一座云中布谷之家，就像阿提卡在喜剧中让农民受益颇多，哲学家却备受磨难，斯多葛派成员安提帕特的儿子塞勒尔（Celer）用一端证（di''-enos-leimmatos-logos），以鹤嘴锄击碎敌人的头颅，显然是对哲学的两端论法（Dilemma）而言的。

瓦罗既有这种道德上的辩论倾向，又有尖刻而生动地将这种倾向表现出来的论述才能，这种论述才能，正如瓦罗在其八十高龄时创作的“论农业书”的对话形式中所表现的，到他极其苍老之际仍未丧失。而且瓦罗十分侥幸，同时对本国的风俗和语言知识了然于胸，这以随感的形式见之于他老年的语言学著作，不过在这些讽刺文中，其丰富性和新颖性表现得直截了当。瓦罗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何为乡土学者，通过多年亲身观察研究，瓦罗知晓罗马民族昔日的异质和与世隔绝，也了解它近代的变迁和瓦解，并且渊博地考证历史和文学文献，补充和深化自己对民族风俗和民族语言的直接认知。若他在我们所谓的理解力和学问上有任何欠缺之处，瓦罗的真知灼见、满腹诗书也足以补其缺漏。他既不拘泥典籍，也不寻求生僻的古词或者充满诗意的字眼[13]，可瓦罗是一位传统的老者，也几乎可以算是个乡下人，他钟爱于自己熟悉的民族古典文学，所以怎能不在他的著作中细述自己心之所向、了然于胸的先祖风俗？他的表述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格言式的希腊成语和拉丁成语，以及昔日萨宾口语中的妙语及恩尼乌斯、卢奇利乌斯尤其是普劳图斯的记忆。

我们不应该凭借瓦罗老年论述语言学、发表时或许尚</a>未完成的作品，进而评判其早期美文的创作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从句理所当然地以关系句为主线，如同一条线上的诸多夜鸫。如上文所述，瓦罗不无原则地排斥力求严谨的创作风格和阿提卡式的整齐划一，而且他的美文虽然没有落俗到粗鄙和浮夸，但欠缺古雅之风，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句子组织不合常规，衔接十分生硬。与之相反，文中穿插的诗句不仅表明作者能够创作各种形式的节奏韵律，其工巧不亚于任何时下的诗人，而且有权身居“用诗歌和神圣的诗歌艺术排遣心中忧愁”[14]的行列。瓦罗的小品文，和卢克莱修的说教诗一样，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除了一以贯之的原因之外，还因为这些作品带有纯粹个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作者本人的高龄、田园气息，尤其是博学多知不可分离。

在瓦罗的作品中，梅尼普斯式的讽刺文的数量和地位似乎远远超过庄重的文章，当时以及后世喜好独创风格、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士，无不为其优美别致和幽默诙谐所倾倒，虽然如今我们已然无法赏阅这些文章，但依旧可以或多或少从尚存的断句残篇中知晓作者“欢笑和戏谑都不无分寸”。作为旧公民时代高尚精神最后的余息，作为罗马民族拉丁诗歌最晚期的萌芽，瓦罗的讽刺文值得诗人写在自己的遗嘱诗中，把这些梅尼普斯式的作品介绍给每一个关心罗马和拉丁姆繁荣的人。因此，无论是在意大利人民文学，还是在他们的历史中，这些讽刺文章都地位尊显[15]。

西塞纳的历史创作

批判地进行历史创作，如古典时期的阿提卡作家之书写本民族历史，以及后来波利比乌斯之书写世界史，罗马人却从未真正做到。甚至在最适宜进行批判历史写作的场合——叙述当代和最近历史事件的时候——总体看来，罗马作家也只有或多或少的尝试。特别是从苏拉到恺撒的这一段历史时期，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成就，甚至比不上前代的安蒂帕特和阿塞利乌斯著作表现出来的不甚重要的贡献。本时期唯一的批判历史著作，是卢奇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塞纳（Lucius Cornelius Sisenna，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副执政）的《同盟战争和内战史》。读过这部书的人都声明此书既形象生动又流畅易懂，远胜于此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不过此书的风格有失纯正，甚至落俗到幼稚，而且从所剩无几的断简残章看来，我们能见到的无非是对恐怖事物卑劣而琐碎的描写[16]，以及些许新造的或取自于俗语的词汇。再者，西塞纳的模范，或者说他唯一熟悉的希腊历史学家，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传》的作者克里塔库斯（Clitarchus），这本传记徘徊于史书和小说之间，仿照署名为库尔提乌斯（Curtius）的野史，如是，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西塞纳的历史著作并非纯粹历史批评和史学艺术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在希腊人热衷的、将历史和野史混合的初次尝试，这种混合作品本来意图利用虚构的详细情节，使历史事实演绎得更加生动形象，但是结果反而使其意味索然，真相佚失。所以西塞纳翻译希腊的时新小说，也不足为怪。

罗马城编年史

当然，对于一般的罗马城史，甚至世界史而言，凄婉景象远甚于此。考古研究日益活跃，人们期望可以通过利用文献和其他可靠的史料，纠正时下流行的表述，不过这种希冀并未成为现实。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察觉到创作一部批判的罗马史书意义深远。研究和表述的困难已经很大，不过最大的阻碍并非来自学术层面。传统的罗马早期历史，为人传述和相信已有三百余年之久，与罗马民族的日常生活深刻交织，在任何深入而忠实的研究中，早期历史的详细情节须多处更改，与法兰克人关于法拉蒙王（Pharamund）以及不列颠人关于亚瑟王（Arthur）的古史</a>一样，整个叙述体系都需要推倒重来。守旧主义的研究者，例如瓦罗，绝不会有意愿着手这种工作，如果一位自由思想家着手此事，所有良好公民必然会一同声讨这些极其败坏、甚至企图夺走宪政派的过去的革命党。所以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妨碍了历史创作的进展，而非指导历史创作。瓦罗和开明之士显然认为编年史无可救药，弃之不顾，或者至多像蒂乌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itus Pomponius Atticus）那样，将官方和氏族的人名录列成简单的表格形式——这使希腊—罗马的比较年代学最终确立，并流传后世。

不过罗马城历史的创作理所当然从未停止，诗歌和散文不断融入那些无聊人给无聊人写的大部头里，同时著书立说者已有一部分是获释奴隶，他们完全不关心所谓的研究。这些作品如今均已散佚，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作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大多数甚至充满了偏狭和虚伪。当然，昆图斯·克劳狄乌斯·夸德里伽利乌斯（Quintus udius Quadrigarius，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前后）的编年史依然仿照旧式传统，不过创作风格优良，至少在神话时代的叙述上，力求简洁，实属可嘉。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Gaius Licinius Macer，前副执政，逝世于罗马纪元688即公元前66年）是诗人卡尔乌斯的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平民党人，与其他史家不同，马克尔自称致力于文献的研究和批评，可是他的《床布书》（libri lintei）及其独特的其他作品令人十分困惑，而且为了平民党的利益篡改了所有的编年史——篡改的规模很大，一部分流传到后世的史家——这些都可以追溯到马克尔。

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

最后，瓦勒里乌斯·安提亚斯（Valerius Antias）创作的烦冗以及天真的叙述超越了前人。伪造数字大行其道，甚至连当代史都不能幸免。罗马上古历史本就意趣索然，重编之后依旧索然无味，例如圣君努马尊奉仙人伊吉里亚的指示，用酒抓住福努斯（Faunus）和庇库斯（Picus）二神的叙述，以及此后努马和朱庇特神进行的美妙交谈，作者们十分迫切地向所谓罗马传说历史的信奉者推介，希望他们相信，或者至少大体上相信这些事件的存在。如果本时期的希腊小说家让这种仿佛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素材逃出手心，那就不免怪哉了。实际上，当时也不乏把罗马历史写成野史的希腊文人，例如上文提到的侨居罗马的希腊文人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所创作的五卷本《论罗马》，该书把陈腐的历史传说与倾向于色情的琐碎的杜撰杂糅在一起，令人心生反感。根据我们的推断，波利希斯特或许是一事的始作俑者，即从特洛伊灭亡到罗马兴起的这段时间，按照二者的野史推算应该有五百年，时间上才可能联系起来，所以波利希斯特用一种埃及和希腊史家习以为常的无所作为的君主名录补其缺漏，因为综合看来，是波利希斯特塑造了阿文提努斯王（Aventinus）、 书信集

与上述相似的，还有本时期政治家和文人们的书信集，到了一个时期以后才有人把它们搜集起来，予以发表，恺撒本人和西塞罗、卡尔乌斯等人的书信集就在此列。这些书信集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却是史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宝贵文库。而且在这个时期，过去诸多可贵的劳绩、思想精神和聪明才智都耗费在琐事上，这些书信集就是本时期最真实的写照。

新闻报纸

罗马从未形成今日所谓的新闻文学，文学论战依然局限于小册子和当时普遍流行的习俗，即用铅笔或墨笔把要通知公众的告示写在公共场所。另一方面，身份高贵者不在首都时，通常差使手下记录每日的事件和首都的新闻。为了能够即时宣布元老院会议录的梗概，恺撒早在 西塞罗辩护文学的兴起

所以就其以往在政治和文学上的价值而言，演说辞的写作与一切发源于国民生活的文学分支都走向了衰落，与此同时，一种奇特的非政治的辩护文学却开始形成。

罗马人从来不知晓，律师的演说辞不仅是为法官和官司双方所作，而且具有以文字启发当代和后世的作用。律师不会把自己的辩护辞令写下来发表，除非这些辩护同时具备些许政治演说辞的性质，以便适于用作党派文章进行流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甚至这一时期初最著名的罗马律师昆图斯·赫滕希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也仅公布了少许演说辞，而且他所公布的似乎都是政治性或半政治性的东西。

继昆图斯之后的罗马律师界领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罗马纪元648—711年即公元前106—前43年），此人从一开始就兼为作家和法庭演说家。他时常公布自己的辩护辞，甚至是与政治毫无关系或者仅存在些微关系的辩护辞。这不是进步，而是异常和倒退。在雅典，非政治的辩护辞成为一种新的问题，也是一种病态的征候，而在罗马更是如此，因为雅典过分讲究修辞学，似乎不可避免会产生这种畸形的东西，罗马则不然，罗马文学离经叛道，违背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任意从国外引进这种畸形产物。然而这种新的文学体裁迅速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它与之前的政治演说辞写作有诸多吻合和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作家毫无诗意、因循守旧，且喜用修辞，为新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即使在今日，律师的演说辞，甚至某种诉讼文学，依然在意大利占有一席之地。

西塞罗其人

如是，西塞罗之后，脱离政治的演说辞写作便开始进入罗马文学界。在上文，我们已经屡次提及这位多才多艺的人。西塞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目光短浅、心无主见且胸无大志，先后沦为平民党、贵族和君主的工具，自始至终都是个毫无远见的利己主义者。在他似乎有所作为之处，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不尚待解决，所以在维尔列斯（Verres）一案中，元老院的法庭已经撤销的时候，西塞罗才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他在伽比尼乌斯法的讨论中默不作声，却为曼利尼斯法而奔走呼告；卡塔利纳已经决定离开罗马的时候，西塞罗才对此人大发雷霆，诸如此类的事一再发生。西塞罗勇猛抵抗糖衣炮弹的攻击，轰然打倒许多纸糊的墙，但无论是与非，没有任何一件大事是他解决的，尤其是卡塔利纳党羽被杀一事，是由于他的默许，绝非因为他的主使。

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有所提及，西塞罗是新拉丁散文的开山之人，他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熟谙文体，只有作为文体学家，他才能胸有成竹，反之，西塞罗作为作家和政治家的身份都无足轻重。他曾经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创作，用长篇累牍的六步诗歌咏马略的丰功伟绩，赞美自己微不足道的成就，用言辞疾厉的演说在战场上击退德摩斯梯尼，以哲学对话败退柏拉图，只是因为时间不足，未能打败修昔底德。实际上，西塞罗自始至终都只是广泛涉猎，却又浅尝辄止，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他带来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西塞罗是一位极其糟糕的新闻记者，他曾坦言自己言辞过多，思想却不可思议地贫乏。在任何文学领域，他都能够借助少量书籍，翻译或编撰一篇可读的文章。

西塞罗遗留下来的书信最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性格。人们常常称赞这些书信读来趣味横生、耐人寻味，真实反映了贵族的城市或别墅生活。不过在作者被迫自力更生的时候，比如在被放逐的途中，在西利西亚以及法萨卢之战以后，他的书信变得索然无味且虚无空泛。只有当一位通俗文艺栏的作家被驱逐出自己熟悉的圈子，他的心灵才会受到如此重创。西塞罗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一个寻常之人，除了稍加浮饰的浅薄和冷酷无情，没有任何突出的表现，无需赘述。

我们还需要继续描述这位演说家吗？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信念或激情从内心深处汹涌而出，有如一条澄澈奔腾的河流，非其他众多有名无实的演说家所能比肩。西塞罗既无信念亦无激情，他只是一位律师，还是一位并不高明的律师。他知晓如何通过奇闻轶事把案情叙述得深刻动人，知道即使听众不能领会其意也会激起情感上的共鸣，懂得如何用大部分对个人的戏谑和妙语连珠，排遣司法事务的枯燥。西塞罗相对优美的演说辞，虽然远不及同类的绝佳著作自然优雅和深中肯綮，例如包玛榭[18]备忘录（Memoirs of Beaumarchais），但却是晓畅易懂的读物。不过在严谨的批评家看来，上述的优点未必是难能可贵的优点，任何阅读西塞罗演说辞的读者，在关于宪政问题的演讲中绝不会有政治的认识，法庭演说绝无法学上的推断，将义务的利己主义抛之脑后，永远只关注律师本人，却对诉讼案不予理睬，其中思想枯燥贫乏，令人心生不悦。

西塞罗主义

如果说有任何惊异之处，其实并非西塞罗的演说辞，而是演说辞引发的赞赏。对于西塞罗其人，任何心无偏私的人都很快知根知底，不过西塞罗主义却委实令人费解，我们只能将其归结为人性的深邃奥秘，即语言及其给人心灵带来的震撼。备受推崇的拉丁语，作为民族语言即将凋亡之际，仿佛再次被这位炉火纯青的文体学家从死亡线上攫住，应用于自己丰富的著作中，语言所激发的力量，唤起的虔诚，为这些著作倾注了些许活力。罗马没有伟大的拉丁散文作家，因为恺撒和拿破仑一样，成为作家纯属偶然。因为罗马缺少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人们便把西塞罗这位伟大的文体学家当作拉丁语言的大师，也难怪西塞罗的读者和西塞罗一样，从不过问写作的内容，而仅仅在意写作的方式，之后语言力量发轫的，习俗和教师就能够完成。

反西塞罗主义：卡尔乌斯及其追随者

不难想象，西塞罗同时代的人绝不会像后人那般陷入所谓的偶像崇拜。虽然西塞罗风格影响了罗马律师界整整一代人，正如臭名昭著的赫滕希乌斯风格带来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不过最为举足轻重之人，如恺撒，却永远不会沾染这种风气，而且在后辈中，年轻活跃的有识之士无不斩钉截铁地反抗这种鱼龙混杂、孱弱无力的演说方式。他们认为西塞罗的语言既不简洁，又不严谨，诙谐有失生动，布局不够明白晓畅，没有明确的组织，尤其是他的雄辩之才完全缺乏演说家具备的激情。人们开始舍弃罗德斯的折中主义，回归真正的阿提卡人，特别是回溯到吕西亚斯（Lysias）和德摩斯梯尼，意图将一种更加铿锵有力、气魄雄健的辩论术引入罗马。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严</a>肃而呆板的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罗马纪元669—712年即公元前85—前42年），宪政党的马尔库斯·科利乌斯·鲁弗斯（Marcus Caelius Rufus，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和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逝世于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后面二人都是慷慨激昂、朝气蓬勃的演说家，以诗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卡尔乌斯成为这些青年演说家的领导人物，还有严正守义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罗马纪元678—757年即公元前76—公元3年）。

不可否认，这种后期的演说文学更加趣味横生、精神昂扬，即使把赫滕希乌斯和西塞罗的演说词联合起来，也不能与之平分秋色。可是革命风潮突起，在这群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中，除波利奥外，其余的很快都不复存在，我们无法知晓，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本可以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取得了何种程度的发展。他们历经的时间太过短暂，新的君主制一开始就打击言论自由，随即彻底禁止政治演说。自此以后，虽然属于次要类别的纯粹律师辩护辞仍留存在文学之中，但是更为高雅的、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动的演说艺术和辩论文学，必然会和政治活动同归于永寂。

西塞罗将虚拟对话应用于专门科学题材

最后，在这一时期的美文中，兴起了一种按照艺术方式处理专门学术题材的对话体文章，这在希腊广为流传，罗马亦早有些许迹象。尤其是西塞罗，他曾屡次尝试采用这种对话体裁论述修辞学和哲学主题，让专业丛书读来简明易懂。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演说家》（De Oratore，作于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罗马辩论史》（论《布鲁图斯》的对话，作于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以及其他关于修辞学的小品文；另有《论共和国》（De Republica，作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该书联合了以柏拉图著作为蓝本的《论法律》（De Legibus，约作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这些都不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毋庸置疑，它们是使作者长处得到最大展现，而短处得以最好隐藏的作品。

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较之献给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其说教之精辟、思想之深刻方面，都远不能相提并论，不过这些著作却收录了许多叙述轻快而有趣的法庭经验和法庭轶事，而且确实解决了寓教于乐的问题。《论共和国》以一种异常复杂的历史和哲学混合的结构，论述了一个根本思想：罗马现有的政体大致就是哲学家们所追求的理想政体。当然这种思想既非哲学又非历史，甚至并非作者本人所特有的观念，但我们可以想见，这会成为流行不衰的观念。

西塞罗的这些修辞学和政论</a>作品，其科学基础自然完全来自于希腊，而且其中许多细节，例如《论共和国》宏伟壮丽的结尾、西庇阿的梦境，直接取自希腊作品，不过在论述当中极力表现罗马的民族色彩。如此说来，这些作品可谓具有相当的创造性，而且在政治上的优越感，对希腊人而言，诚然是罗马人无可厚非的权利，所以西塞罗甚至以某种独立的姿态对抗希腊的作品。毫无疑问，西塞罗的对话形式既不是大多数希腊虚拟对话的纯粹问题辩证，也不是狄德罗或莱辛（Lessing）的那种真正的对话，然而聚集在克拉苏和安东尼周围的众多律师、西庇阿派的政治家们可谓少长咸集，为西塞罗提供了灵活高效的架构，和引用史实和奇闻轶事的适当渠道，以及方便进行学术探讨的立足点。其风格之精巧优美，堪比最出类拔萃的演说辞，所以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作者本人对此也很少无故的感慨。

如果说西塞罗的这些带有哲学色彩的修辞学和政论作品不无可取之处，那么与此相反的，他晚年被迫赋闲（罗马纪元709—710年即公元前45—前44年），投身于哲学研究，匆忙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编撰了一部丛书，却是绝对的失败。原因十分简单，亚里士多德的通俗著作主要采用对话形式叙述和批评各种旧有的学说，西塞罗大胆地加以模仿，将讨论同一问题的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派以及综合学派的著作，只要是他接触到的，都相互联系起来，编成一篇所谓的对话录。西塞罗要做的，不过就是从现存给将来著作使用的大量引言中，任意挑选一篇作为新书</a>的序言。注入某种通俗化的特质，把罗马的事件和典故穿插其中，并不时旁征博引一些毫无关联、作者和读者却熟悉的事物，例如在《论伦理》（De Officiis）中，提及演说家的行为举止，揭露某种拙劣。一位文人未能企及哲学思想的高度，甚至不具备哲学知识，便急切而果断地投入写作，意图模仿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大错在所难免。当然，通过这种方法，诸多大部头作品很快批量制造出来。作者的友人惊叹其著述颇丰，作者写信回答道：“这些作品都是毫不费力抄下来的，因为我只需倾之以字句，而字句俯拾皆是。”对此我们无需赘述，不过若有人意图通过这种抄抄写写造就经久不衰的作品，我们必然要劝其在文学上尽量保持体面的缄默。

瓦罗与拉丁民族语言学

科学中唯一表现出勃勃生机的便是语言学。西洛（Silo）已经拟定了拉丁民族范围内的语言和文物研究计划，尤其是其学生瓦罗，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该计划。随即出现了语言总库的综合论述，尤其是菲格拉斯（Figulus）的文法广注和瓦罗的长篇著作《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在文法和语言史的专著方面，有瓦罗《论拉丁语惯用法》《论同义词》《论字母的产生时间》《论拉丁语起源》等文章。古典文学的注解方面，有普劳图斯作品的注解，还有关于文学史著作、诗人传记，以及关于古代戏剧、普劳图斯喜剧的分幕、普劳图斯喜剧真伪等的研究。

拉丁考古学以全部古史以及除实用法律以外的礼法制度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网罗于瓦罗的《论古代的人事和神道》一书中，该书一直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发表于罗马纪元687—709年即公元前67—前45年之间）。该书的前半部分“论人事”叙述了罗马的原始时期，城乡的划分，年月日的知识，最后叙述境内和战时的国事；后半部分“论神道”，对国家的神学理念、专家院、圣地、宗教节日、供献和献祭以及神灵本身的性质和意义都有简明的解释。此外，除了一些专著——例如论罗马民族的起源、论出自特洛伊的罗马氏族、论部族——之外，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加独立的补编，即“论罗马人民的生活”，这是罗马风格历史著作值得一提的尝试。该书简略叙述了王政时期、共和初期、汉尼拔时期以及最近时期罗马的家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瓦罗这些著作的基础是关于罗马及其邻近希腊的经验知识，他的这些知识与其他罗马人——不论前人还是后来者——相比，都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他对事物的积极观察和文学的研究都给这些知识裨益甚多。同代人对他的赞誉可谓实至名归，他们称颂瓦罗让那些在自己世界里毫无存在感的国民知晓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教导罗马人认知自己的身份以及立足的这块土地。但如若人们欲从中寻求批判和组织，则必然将无果而终。

瓦罗对希腊的认知来源似乎些许混乱，有迹象表明，甚至关于罗马的知识见解，作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历史小说的影响。毫无疑问，瓦罗只是将这些信息材料堆砌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框架上，却并未进行分类和梳理，使其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尽管瓦罗极力促使传说和亲身阅历协调一致，但他的科学著作依然带有盲目信仰传说和不切实际的经院哲学的弊病[19]。所谓以希腊语言学为依托，不过是模仿其缺点，却对其优点置若罔闻。例如瓦罗和当时其他的语言学家都把谐音当作字源学的依据，如此一来，他们必然陷入纯粹的猜想，继而无法避免地直入谬误的深渊[20]。无论就其经验的准确和丰富，还是其经验的缺乏与方法的不足而言，瓦罗派的语言学和英国民族语言学十分相似，而且前者与后者一样，都以古戏剧为研究中心。我们在上文提到，君政时期的文学，发展出和语言经验主义背道而驰的语言规则。饶有兴味的是，新文法家的领导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恺撒，他首先在“论类比”一文中论</a>述迫使自由语言服从于规则的权威。

其他专门科学领域

与语言学领域的风生水起相比，其他学术领域并没有多少声息，实在令人诧异。哲学领域稍许重要的东西——例如卢克莱修采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的襁褓诗体，论述伊壁鸠鲁和西塞罗较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带来影响，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因为其哲学内涵，而是因为跨越了这些哲学内涵，纯粹因为其形式之华丽。伊壁鸠鲁的文章和毕达哥拉斯的著作都有许多译本，如瓦罗的鸿篇巨著《论数的要素》，以及菲古鲁斯更加宏篇巨制的《论神灵》，毋庸置疑，既无学术价值，又无形式上的意义。

甚至专门科学也鲜有人问津。瓦罗用对话体创作的《农业论丛》，无疑比加图和萨赛尔纳的著作更加条理清晰，所以瓦罗时常对二位前辈进行斥责和抨击。不过总体看来，瓦罗的著作是埋头研究、伏案书写的成果，而不像较早期的作品源自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关于瓦罗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孚斯（Servius Sulpicius Rufus，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法律著作，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为罗马法学贡献了一些辩证法和哲学的点缀。此外，除了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论烹饪、腌制和贮藏的三本书之外，无需赘述——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最早的关于烹饪的作品，而且因为是出自贵族之手，所以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君主政制日益倾向于希腊化和实利主义，促进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由于数学和物理学在少儿教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以及二者在各方面的实际应用来看，此事显而易见。在实用方面，除了改良历法，可付诸笔墨的还有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的地理挂图、造船和乐器的技术进步。设计和建筑方面，有瓦罗所描述的鸟房、恺撒部下工兵在莱茵河搭起的板桥，甚至还有两个半圆形的预备拼接在一起的木架——使用的时候先分成两个戏场，而后合成一个半圆形的戏场。

举行人民节庆的时候，经常会公开展览外国的天然奇物，恺撒在其战报中夹叙的稀奇罕见的动物。如此看来，如果亚里士多德再世，定能再次遇到将其奉为上宾的君主。不过在这个领域里，见于表述的著作大多以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为依据，例如菲古库斯对希腊和蛮族（即埃及）天文观测的比较研究，以及他论述动物、风和生殖器的著作。希腊的物理学研究已然偏离正轨，从亚里士多德的在万物中求法则的努力，日益转入依靠经验、不加批评地对自然界的外在和奇特现象的观察，一旦自然科学作为自然神秘哲学而存在，它带来的不是启迪和激励，而只能是愚昧和麻痹。面对这种研究，人们不如满足于西塞罗奉苏格拉底名言的陈词滥调——自然研究所追寻的不是无人能认知的事物，就是无人需要认知的事物。

建筑艺术

最后，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回到艺术，这一时期的艺术依然一片惨淡，精神生活遍布乌云。共和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国家的建筑事业几乎完全陷入停滞状态。罗马贵族建筑之奢华，我们在上文已提及，由此建筑师学会了在云石上大费周章——数种有色大理石，如努米底亚的黄云石（Giallo antico）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时尚，卢那（Luna，即卡拉拉）的云石矿也在这一时期被开采——他们开始在房间的地面上镶嵌花饰，把云石板砌在墙上，或者把隔间的墙壁绘成云石的形状——这是之后壁画的雏形。然而这种奢华对艺术毫无裨益。

造型艺术

在造型艺术上，鉴赏和收藏水平与日俱增。一位鉴赏家在他人面前提起某件“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的艺术作品，他们若还像加图那样毫不知晓，那便是纯粹的装模作样。人人都去旅行和考察，艺术导游，即当时所谓的exegetae，成为不错的职业。人们开始郑重其事地搜寻古代的艺术品——当然，他们很少搜寻雕像和绘画作品，却十分热衷于各种精巧的器具以及室内装饰品和餐桌装饰物。在那个时候，卡普亚和科林斯的希腊古墓就已被人发掘，侵盗其中殉葬的青铜器和陶器。一个小铜像卖价四万塞斯特斯（折合400英镑），一对价值不菲的地毯卖价二十万塞斯特斯（折合2000英镑），一架精美的铜质烹饪机，价值竟然高于一份田产。

在这种狂热追求艺术的氛围中，多金的艺术爱好者必不可免地时常受到报信人的欺骗；不过小亚细亚拥有丰富的艺术品，特别是因为这个地方经济遭受重创，许多真正古老而珍稀的装饰品和艺术品辗转于市场，所以从雅典、叙拉古、希俄斯、波加梦、开俄斯、萨摩以及其他古代艺术的发源地，所有出卖品甚至许多非卖品，都流入罗马贵族的府邸和庄园。例如我们在上文叙述的，卢库勒斯的家中藏有诸多此类的艺术珍品。卢库勒斯确实遭到指控，或许是不无缘由的指控，原因是他曾为了满足对美术的追求，玩忽职守，弃将军的责任于不顾。美术爱好者们成群结队赶赴卢库勒斯的府邸，一如现在人们蜂拥而至鲍格才庄园（Vi Borghese）。彼时，他们就开始抱怨这些宝物都被收藏于显贵人物的府邸和庄园，他们必须大费周折，争取到主人的许可，方能一睹珍品。与之相反，罗马的公共建筑并没有大量出现希腊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而且首都很多神庙里依然只立着昔日木雕的神像。至于艺术的应用，几乎没有值得表述的内容。这一时期罗马的雕刻家或画家，除了一位名唤阿雷利乌斯（Arellius）的，无人见于记载。阿雷利乌斯的画作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其艺术价值高，而是因为这个狡猾的酒色之徒，将女神像画成他当时恋人的模样。

音乐和舞蹈

在公众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音乐和舞蹈的地位日趋重要。在这一时期戏剧的发展中，舞台音乐和舞蹈剧已经取得独立地位，我们在上文已有叙述。可以补充一点，现在的罗马，希腊音乐家、舞蹈家和演说家已经频繁登上舞台公开表演，正如在小亚细亚，总而言之，这在希腊和希腊化的世界里已然成为惯例[21]。此外，音乐家和舞女在宴会或者其他地方奉命表演，贵族自己家中有管弦乐器并蓄养乐队，都已经不足为奇。不过从音乐被收录为公认的教育课程来看，贵族界本身也对奏乐和歌唱十分热衷。至于舞蹈，暂且不说女子，前执政官都因此受到斥责，人们控诉他们在小型集会里表演舞蹈。

君主政制的早期影响

然而这一时期末，随着君主政制的开始，艺术的繁荣时期也开始初见端倪。由于恺撒的倡导，首都的建筑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整个罗马帝国的建筑事业极大繁荣，这在上文已有表述。甚至铸制钱币的模具雕刻，也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前后得到显著变化，此前铸制的钱币大都粗糙且不拘小节，此后则更加精致和仔细。

尾声

至此，我们已然抵达罗马共和的尽头。我们已经见证了它五百年来统治着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国；见证了它并非受到外力的侵扰，而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在政治和道德，宗教和文学上陷入毁灭，被恺撒的新君主制度取而代之。

恺撒所承袭的这个世界，有诸多过去历史的丰厚遗产，有无限璀璨的壮丽和光荣，但精神陷入疲乏，风雅颓丧殆尽，生活中纯粹的喜悦也不复存在。这个世界已然垂垂老矣，甚至满腔爱国之心的恺撒，亦不能使其再次焕发青春和生机。

黑夜完全侵入之后，黎明方能复归。因为有恺撒的存在，地中海上历经风雨的人们，才能在闷热的午后享受到一个舒适的夜晚；漫漫历史长夜之后，新的一天再次在人们面前绽放曙光，各新兴民族在自发的活动中，开始自由地向更高的新目标进发。其中诸多民族带着恺撒播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因受到恺撒的影响而获得其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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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与他同时期的滑稽戏已经取代了阿特兰戏，表演滑稽戏的男女演员在苏拉时代开始出现，这两点不谋而合。可是“mimus”一词有时被误用以形容一般喜剧演员。因此罗马纪元542—543年即公元前212—前211年现身于阿波罗的所谓滑稽戏演员，显然只是平常的喜剧演员，因为当时罗马剧场的发展还未给后世所谓的滑稽戏留下相应的空间。

[2]塞斯特斯（古代罗马的货币名），十万塞斯特斯是 卢克里的牡蛎从前是婚庆宴席上的菜肴，现在出现在寻常百姓的饭桌上，破产的老饕们不声不响地准备放火的火把。从前父亲对儿子具有绝对的权威，现在本末倒置，儿子毒死自己的父亲。大会场成为交易场所，刑事审判成为陪审员牟取暴利的手段。除了“无所受就无所授”这个定则之外，人们不再服从任何形式的法律。所有美德都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亵渎神灵、背信弃义和纲常丧乱。“唉，你太惨了，马尔库斯，如此坠入睡眠又这般苏醒过来！”这篇文章所描写的似乎是卡塔利纳时代，应该成文于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前后），结尾近乎牢骚的口吻隐含着这样一段实情：“因为马尔库斯不合时宜地谩骂、沉迷于过往不能自拔，他被当作无用的老人拉到桥上，投在台伯河里。”这种戏谑的笔触写出了一种罗马原始的规范。毋庸置疑，这种人在罗马不再有容身之所。

[16]在一篇演讲词中有这样的表述：“破晓时分，你在高高耸立的河岸边，拉去手脚颤抖的无辜者（你令他们被宰杀）。”这里的若干表达可以轻易插入一本通俗小说里。

[17]人们对这部《高卢战记》是全书一次发表的猜测由来已久，事实证朋， [18]法国剧作家，擅写戏剧，著名剧本有《费加洛的婚礼》（Mariage de Figaro）。——译者注

[19]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在论农业一文中，有一段畜牧通论，将畜牧理论分为九九八十一节，叙述“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奥利西波（Olisipo，即里斯本）的牧马因风受孕。总而言之，把哲学历史和农业知识相互混合，令人心生奇异之感。

[20]所以瓦罗认为facere源于facies，因为人无论造什么，总想突出某种重视。根据西洛的说法，volpes（狐）源于vre pedibus 即“飞足”的意思，当时的法律哲学家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Gaius Trebatius）说，sacellum源于sacra ce，菲古库斯说frater源于fere alter，依此类推。这种风气并非个别的事例，而是这一时期语言学著作的主要成分，类似于不久之前，语言有机体的认识还未禁止经验派的行为，这是比较语言学所用的研究方法。

[21]这些“希腊戏”不仅时常在意大利的希腊城市上演，尤其是在拿波利，而且当时也经常在罗马上演。十四岁的李锡尼·欧加里斯（Licinia Eucharis）的著名墓志铭大约是在这一时期末端，它如是表述道：“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在艺术上受过缪斯亲自指点的女孩子”，以舞女的身份在贵族的私下表演中崭露头角，首次公开现身希腊舞台。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她是第一个现身罗马公开舞台的希腊女子。当然，一般来说，到了这个时期，女人才开始能够在罗马公开表演。罗马的这种希腊戏剧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舞台剧，而是属于纷繁杂陈的以音乐和演说为主的类别，这种戏以后在希腊也屡见不鲜。这种见解的证据是：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吹笛开始出现；苏埃托尼乌斯叙述恺撒举行的赛会中，有小亚细亚的武装舞蹈，舞蹈的重要性也更加朋确，在欧加里斯的墓志铭中，舞蹈的地位尊显；筝杆（citharoedus）的描写必然也是源自于这种希腊戏。在罗马，还有把这些表演与希腊的勇士比武合并举行的，这也很重要。戏文朗诵并未被排斥在这种杂戏之外，因为在罗马纪元585年即公元前169年，应卢奇乌斯·阿尼奇乌斯（Lucius Anicius）之召前来罗马的伶人当中，朋确有悲剧家的存在。不过狭义的表演剧并不存在，只有单个艺人朗诵或者伴随笛声歌唱的整个戏剧，更加常见的是单个艺人朗诵或者歌唱其中的几段。那么，在罗马必然也是这样。然而由于综合来看，对于罗马观众，这些希腊戏的主要成分是音乐和舞蹈，大概戏文对他们的意义，正如意大利歌舞剧对如今伦敦人和巴黎人的意义。这种杂戏及其纷繁复杂的音乐，与希腊的真正舞台剧相比，更加适合罗马的观众，尤其适合非公开的表演。还有人以为罗马也有希腊语的真正舞台剧，对于这个见解，我们不能驳斥，亦无法证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