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_罗马史

庞培与恺撒地位并列

自恺撒任执政官获官方认可以来，民主派的领袖似乎获得了公开承认，换言之，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共同统治者，形成“三头执政（triumvirs）”之势。而根据民众意见来看，位居首位的无疑是庞培。贵族派称他“个人独裁者”，西塞罗跪地向他哀求也无济于事；毕布路斯（Bibulus）墙上张贴着对其尖刻的讽刺；反对派谈及他也投以最恶毒的咒骂。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据史料记载，庞培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 克洛狄乌斯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便是这场卑劣政治剧的主角，而当权者如何利用他对付加图和西塞罗，正如上所述。就其个人而言，他富有影响力，满腹才华且充满活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堪称模范党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间（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推行了极端的民主政策：给公民发放粮食；禁止检察官检举不良公民；禁止从政者以宗教礼节名义阻碍公民会议举行；取消不久前（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为限制公民聚众闹事而设的限制下层阶级的结社权；恢复当时已废去的“街市俱乐部（collegiapitalicia）”，即城内所有自由民和无产阶级的正式组织，按照所属街区进行划分，并且具备类似于军队的编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乌斯任副执政官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拟定并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权利赋予事实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隶，若此项提议成功，那么这位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谓功德圆满。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烧的旧址中，他挑选了其中一处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庙，以实现自由平等的努马二世自居，邀请城内那些可爱的民众来庙中看他举行祭祀，共庆民主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些倡导民主自由的活动并不同于贩卖公民法令。克洛狄乌斯作为恺撒的跟随者，实质与恺撒一样，为了同僚的利益售卖省长一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为了附属君主和城镇的利益出卖国家主权。

庞培与克洛狄乌斯意见不合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庞培一概不予过问。这样一来，他的威望大减，若他还未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对手意识到了。在遣返亚美尼亚被俘王子这一问题上，克洛狄乌斯与罗马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且很快演变成一场正式的对决，这件事情将庞培的无为暴露无遗。国家首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党人，只会笨拙地动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远不及对手巧妙。若他在亚美尼亚王子的问题上遭到克洛狄乌斯糊弄，他会予以反击，让克洛狄乌斯的仇人西塞罗免于放逐，由此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即把他的反对者变成宿敌。若克洛狄乌斯聚集他的手下，扰乱街道治安，相应地常胜将军将集齐他的奴隶和拳击手与之对抗。两边交战，将军自然斗不过这种煽动者，大败于街市，于是盖乌斯·加图几乎永远都受制于克洛狄乌斯和其党羽之下。执政者和煽动者在这场争斗中，抢着讨好垮台的政府：一方面庞培为了讨元老院欢心，批准召回西塞罗；另一方面克洛狄乌斯宣布朱利安法典（Julianw）无效，并邀请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证明其通过法案是违法行为，而所有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这场奇观中的惊奇之处。

自然而然，这种混乱激昂的情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漫无目的，实在可笑。即使是拥有恺撒那种天分的人，也能从经验中明白，民主运动已经摇摇欲坠，即使拥有王位也无法再依靠煽动者。虽然恺撒早已将预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丢弃在一边，如若在当今共和国与君主制交替之际，那些异想天开的蠢货又给自己换上了那套行装，所模仿的盖乌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也只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罢了。事实上，挑起这些民主运动的所谓的“党派”根本算不上是党派，因此在后来的决战阶段，其根本没有分派到什么任务。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我们甚至都无法断言，无心政事的人们内心里是否有过强烈的愿望，渴望拥有一个依靠武力的强硬政府。这些政治中立的人们大多都居住在罗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内骚乱的影响，而通常受到影响的人往往鉴于过往经验，特别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阴谋依附于官僚主义。然而，真正为时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惧的是国体一旦推翻，则整个时局将彻底改变，城内的混乱仅仅只是表象，虽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还不足为惧。从历史观点来说，其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结果是，庞培由于克洛狄乌斯的攻击而陷入痛苦境地，而这种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恺撒高卢之战取胜对庞培的影响

庞培虽然不喜欢也不懂得采取主动，但这次迫于自己对克洛狄乌斯和恺撒两人立场的改变，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克洛狄乌斯已将他置于可耻可恼的境地，即便他懒惰成性，最终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恺撒的关系转变。对于这两位联合执政者来说，庞培可谓彻底失职，而恺撒却懂得利用其职权，面对一切算计和危险都能全身而退。恺撒并未征得同意，便在其管辖的南部地区（多半为罗马公民）内将自己军队扩充了一倍兵力；他没有一直留守在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尔卑斯山，将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杀在摇篮中，两年时间内（罗马纪元696—697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其军事力量已扩张到莱茵河至英吉利海峡一带。这些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贵族们即便持无视或轻视的态度，也吓得不敢掉以轻心。如今，昔日被嘲笑为懦夫的恺撒成为军队的偶像，成为扬名立万的大英雄，他头上新鲜的胜利者桂冠也让庞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恺撒胜利英雄应有的一切荣誉，甚至比庞培所得的还要多。庞培对他这位昔日副将所持的态度，就如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Gabinio-Manilianws）颁布后恺撒对他所持的态度。如今，恺撒不仅是罗马的英雄，还是最强军队的主帅，而庞培只是个卸任的夕阳将军。当然，在丈人和女婿没有发生冲突之前，依然可以维持现有表面的和谐关系，但一旦出现政治联合，参政者势力范围发生变化，内部难免解体。

对庞培而言，与克洛狄乌斯的冲突只是让他感到烦恼头疼，而恺撒地位的变化才是真正令他伤神之事。同以往恺撒与其党羽寻求军事力量抗衡他一样，现在他也要寻求军事后盾与之抗衡。他现在必须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担任特任官职，有了这一职位，他就能拥有与两高卢的省长同样乃至更大的权力。庞培采取的策略一如</a>他的立场，完全照搬之前恺撒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idatic war）时期的谋略。为了得到同等的统帅职务，从而与远方占优势的对手形成抗衡之势，庞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机构的支持。一年半以前，这个官方机构完全受他支配。执政者的统治，一方面依靠对其绝对服从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则是对恺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庞培作为罗马城内的联盟代表和联盟首领，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凭借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通过他想颁布的法案，甚至是对恺撒不利的法案。不过，由于与克洛狄乌斯发生了争执，庞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于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了。至于元老院那边，虽不至于这般对他不利，但由于他一直以来态度放任消极，因而能否紧紧操控多数元老通过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公众中拥护共和政体的反对派

现今元老院（不如说是一般贵族）的地位已经不复从前，因其已经在地位极低的公民中吸纳了新成员。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大联合时期，许多事情尚未等到时机成熟便提前泄露了。加图和西塞罗被放逐时，执政者虽不动声色，甚至摆出一副觉得惋惜的姿态，但公众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推测出了幕后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恺撒和庞培又结成姻亲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政时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联合，顿觉不悦。许多公民虽远离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来王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开始意识到，恺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体，而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共和制的存亡。从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并尊恺撒为领袖的有识之士们，势必将归附反对党。于是，统治贵族的客厅和村舍里不再有人谈论起“三位君主”或“三头怪物”。人们虽蜂拥着去听恺撒就任执政官发表的演讲，但却无人喝彩；这位平民出身的执政者走进剧院时，无一人鼓掌。而当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众面前现身时，底下便嘘声四起；当某演员说出一句反君主制的台词或反庞培的隐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听了也鼓起掌来。西塞罗将被放逐之际，许多公民（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据说有两万余人）都模仿元老们穿起了丧服。当时一封信里如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党。”

执政官的应对措施

执政官放出暗示，即这种对抗可能会导致骑士阶级失去他们在剧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们失去制作面包的谷物。于是，公民们虽然内心依然厌恶如旧，但在表达自己对抗情绪的时候变得十分谨慎。显然，这种利用物质利益来平衡关系的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在他任期内，黄金不断往外输送。表面富有而实际破产的男人们，富有势力却囊中羞涩的女士们，债台高筑的青年贵族们，困窘中的商人和银行家们，这些人不是去高卢寻求资金，便是向恺撒驻罗马城的代理点求助。无论求助于哪一方，除一些穷途末路的流氓外，极少有人遭拒。此外，恺撒曾着人在罗马城内兴建大型建筑以及大量公共娱乐设施，因而上到领事官员下到平民百姓，许多人都发现了赚钱的大好机会。庞培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所收敛，首都因此有了 执政官和陪审法庭的新变化

就这样，庞培依法取得全部权力，开始对那些在群体势力和陪审法庭中占据要位的共和党人发起诉讼。为了重申和厉行当下的选举法规，他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令和另一种惩治运作操纵选举的法令。对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以来的犯罪行为，后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时还要加重处罚。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法规，就是在从政生涯中，省长一职原本是不错的美差，执政官、副执政官卸任时，政府应该在五年后再授予其省长官职。这一办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后了，因此以后数年内的省长补缺之事都受制于这项法令，实际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实际掌控者决定。陪审法庭虽然继续存在，但反诉权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论自由，辩护人的数量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受到定额限制。另外，当时盛行一种恶习，即除了事实证人外，还有所谓的品行证人或“赞颂者”，以便袒护被告，这些也遭到废除。

接着，百依百顺的元老院又按照庞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争斗已把国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理有关此案的相关人员，并且所有委员受庞培直接指派。人们想要恢复监察官职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乱不堪的公民团，改变其鱼龙混杂的现状。

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顺利实施。在元老院宣布国家有难的情况下，庞培借机发动全意大利的男子入伍，确保他们对自己绝对服从。他还在卡皮托尔山上驻扎了一队坚实可靠的士兵，只要反对党一有活动，便用武力加以威慑干涉。克洛狄乌斯案件审判过程中，他违背惯例，派了一队士兵驻守在审判所附近。

共和党人的羞辱

恢复监察官制度的计划遭到抛弃，因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权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罢。另一方面，陪审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图参选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资格。盛行一时的演说和小册子也遭到新诉讼法的打击，湮没无闻；因此，曾经让人畏惧的法庭雄辩为政治领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约。当然，全国大多数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并未在公众生活中消失——要达到这种程度，不仅要限制人民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创作，还要将它们全部消灭。在这些事情上，庞培尽管实现了独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刚愎自用为共和党所利用，后者也借此取得了数次胜利。

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将其掩饰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声称每一个品行端正的公民都会赞同这些措施。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骗局却在手中滥用，因此那些进入特别委员会的人，并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个党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连加图也囊括在内。而且法庭中的士兵应该想着维持秩序，结果不论敌友都不能制造有利于己方的骚乱。执政者的中立态度也常见于特别法庭的判决。陪审人员不敢释放米洛，但共和党中的被告大都被释，遭到判罪的却是克洛狄乌斯方面最多。换句话说，被捕之人中有恺撒和庞培的亲近朋友，甚至是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普赛乌斯，连他借以利用的保民官普兰库斯和鲁孚斯也没能逃脱。庞培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竟然没有为他们洗脱罪名，这真是愚蠢。同时，他却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护自己的朋友，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兰库斯受审时，他亲自出庭做品行证人，而且另外几个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护而得以逃脱判罚。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时承担起两种义务，既要做公正的执政者，又要当正当的领袖，结果只是一场空。舆论自然认为他是专横的执政者，同党也视他为不大乐意保护自己一方的党魁。

但共和党人仍在活跃，甚至因为庞培的失误而取得了几场胜利，可是执政者确定独裁制的目的几近达到，加强了集权，共和党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巩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

不久，庞培身患重病。待他痊愈时，意大利全国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礼制庆祝他康复，执政者对此相当满意。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去独裁职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 * *

[1]这就是cantorum convitio contiones celebrare 的意义（cic. sest. 55. 118）。

[2]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罗发表演说拥护塞思提乌斯（Sestius），元老院因听到卢卡会议的决议案，讨论恺撒兵团问题，这时加图还不在罗马；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初，我们始见他又在活动，并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罗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一书是妄加推测，那么，加图则不能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2月为米洛辩护。

[3]这悔过书便是那份指定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执政省份的演说辞，至今仍可查阅。该演说发表于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与它成对比的有拥塞思提乌斯反对瓦提尼乌斯的演说辞，又有论埃特鲁斯坎人意见的演说辞，分别作于3月和4月。他竭力赞美贵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对待恺撒。西塞罗自己承认说，甚至将那篇表示他又复归顺的文件传给他的亲密朋友，他都深感耻辱，这话诚然有理。

[4]此说不见于文献。不过若说恺撒完全不从拉丁民族征兵，就是说，完全不从他所辖省份里更为广大的一部分征兵，这本身就不可信。并且有一事可将其驳斥，即反对党用轻蔑的态度把恺撒招募的军队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斯特拉波所说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恺撒的高卢军队里却没有拉丁士兵的痕迹。反之，据他自己所言，他从阿尔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编成新的兵团而分配在各个旧兵团之中。恺撒可能将招募军队和授予公民权两者相结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这事上固守他那一党的见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却认为罗马公民权依法应当属于他们。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传言恺撒擅自推行罗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部落。这个假定也可以说朋希尔提乌斯（Hirtius）为何称波河外的城邑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恺撒为何把他所创立的科莫殖民地当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贵族的温和派则只准它的权利与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权。过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权完全无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拥有担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权。

[5]流传到今日的诗集里满是有关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的诗歌，无疑一定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问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乌斯讼案（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罗尼穆斯称卡图卢斯死于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时间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乌斯“任执政官时发假誓”一事来推测，人误以为这诗集发表于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后（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该诗集出版时，瓦提尼乌斯或许已算定做某年的执政官，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他已势在必行，因为他的姓名确已列在卢卡会议商妥的候选名单里。

[6]下面是卡图卢斯的诗（第二十九篇）作于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在恺撒出征不列颠以后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

原先属于长发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

现在被马穆罗据为己有，

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赌徒，不是饕餮，

这事谁能旁观，谁忍得看下去！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他就应该这样无礼，浓抹着香膏，

像个芬芳的大肚汉，现在做个阿多尼，

到这里走进我们处女的闺阁吗？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你就是个浪子，是个赌徒，是个饕餮呵！

所以你，无双的将军，因此渡过海去，

到西方那个最远的岛屿，

就为的是把二三百万钱拿到这里，

浪费在你那陈旧无用的娱乐吗？

这若不是谬误的博施，还有什么是的？

难道他还不够倾家荡产的吗？

先是他祖遗的产业给他挥霍了，

然后是本都战利品，以后又是伊比利亚战利品，

这是塔古斯河冲着金沙的波浪看见的。

你们这些不列颠人，怕他吧！凯尔特人，怕他吧！

就是一份肥大的遗产，这无赖汉也能

把它吃光用光，你们为他保存什么？

所以，你们这相亲相爱的两翁婿呵，

你们就为这个毁灭全世界吗？”

福米亚的马穆罗（Mamurra aus Formiae）是恺撒的宠臣，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为他部下的军官，大概在这诗写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时他似乎从事建造他那在凯林山上的云石宫，这座宫殿多为人所称道，装潢穷极壮丽。伊比利亚战利品与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有关，并且马穆罗那时已在他的总部里，与以后确在高卢一样；本都战利品大概指那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而言，因为据这诗人的暗示，使马穆罗发财的不只是恺撒一人。

这首诗一片痛骂，使恺撒十分难堪，另一首用词较为温和，几乎是作者在同一时期的作品（第十一首）。这首诗也可以引在这里，因为它以其悲剧感的笔调引出绝无可悲的差使把新摄政的属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乌斯·安东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骤升到总部的一般人。我们须切记，作这诗时，恺撒正在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战，克拉苏出征帕提亚以及伽比尼乌斯出征埃及都在准备当中。这位诗人仿佛也希望执政官之一给他一个空缺的职位，在他手下人要动身的时候，向其中二人最后吩咐道：

福里和奥雷里亚，副将们

卡图卢斯对你们说，无论他要往印度极边，

到那途远的东洋，波涛汹涌

澎澎湃湃冲打海岸的地方，

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

到欢喜弓箭的帕提亚和萨克，

或到七股尼罗河使如镜的海面交色之处；

或者他要沿路越过阿尔卑斯山

到伟人恺撒立界碑的地方，

到莱茵河流域，野蛮不列颠人所居的天涯——

你们，请准备与卡图卢斯共享这一切，

共事神意定给他的命运，

请把这短短的噩耗带给我的爱人吧！

不管她与她一伙情人行走坐卧，

她一次能拥抱三百个男子，

对人人都不贞，但随时能使人人满意。

她不像从前那样追寻我的爱情，

她把我的爱情随便摧残了，像犁铧

把散在田边的蝴蝶花翻起来一样。”

[7]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随后有个二十八天的闰月，然后才是三月。

[8]Consul（执政官）一词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时又是Proconsul，就等于一位正执政官同时又是代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