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庞培外出时期的党争_罗马史

挫败的贵族阶级

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首都各党派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从选举产生的平民党将军掌握兵权之日起，凡该将军的党派被认定为是其同党的，都在首都占据了优势。毋庸置疑，贵族阶级仍然紧密团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会产生的执政官，根据平民党人的表述，无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为执政官的人选。即使是当权者，也无法操控选举，亦不能在选举上打破旧家族的影响力。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贵族几乎即将把“新人物”彻底排挤出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军事特权又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执政官这一职位因此黯然失色。贵族阶级虽然没有开诚布公地承认，但他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自以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唯有昆图斯·卡图卢斯岿然不动，坚守着自己全然不尽人意的地位，成为失势党派的斗士，至死方休（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这令人肃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级的贵族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负盛名、才能出众的人物，例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实际上已经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礼节，他们都愿意归隐山林，在庭园流芳之间，香榭书阁之中，鸟舍鱼塘之侧，将佛罗广场和元老院会堂抛诸脑后。贵族的后辈当然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完全沉湎于奢华和文学，便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

加图

年轻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生于罗马纪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此人志向远大，且极具奉献精神，然而在那个政治上丑态百出的时代，他的出现仍不失为一个不切实际、惹人悲悯的现象。加图为人正直且持之以恒，他目的明确、行为谨慎，大力拥护祖国和世袭政体，但天资驽钝，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热情，总之，他可以当个过得去的财务官。但不幸的是，加图早年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学的教条，这些教条已经成为孤立无援、了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却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图认为自己应该专门仿效曾祖，于是开始以模范公民和道德典范的身份行走于这座邪恶的都城，按照老加图的方式讥讽时势，行路徒步当车，借贷不取利息，当兵不求勋章，通过模仿罗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开启复古的事业。这完全是一幅描绘加图祖先的奇异讽刺画：他的祖先原来是位头发灰白的农夫，因怨世嫉俗、义愤填膺成为演说家，既善于舞刀弄枪，又善于扶犁事农桑，感官上偏狭但匠心独运、知识健全，言语往往一针见血。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玑、一派学究风范，人们见他无时无刻不是手不释卷地坐着，这位哲人既不懂战术，也对其他任何艺术一无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领域天马行空。由于他在道德方面建树极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态炎凉、熟视无睹的年代，他的勇气和消极道德给人们极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其中若干人等（当然人数不多）反倒争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响力也正是立足于此。因为在保守党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图，即使才智粗浅，但至少一身正气、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论有没有必要，都时刻准备孤注一掷地奉献自己。因此，虽然他在年龄、爵位、能力等方面资质不足，却在不久之后就成为贵族党公认的领袖。在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凭借坚持就能决定成败的地方，加图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细节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财政性质的问题，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审慎，因为每次元老院开会，他都必然出席。加图担任财务官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a>，他在世一日，便详细核查公共预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与包税商产生纠纷。除此之外，他简直没有丝毫政治家的特质，他甚至不能领会政治的目的，无法观察政治关系，他所有的策略不过是坚决反对离经叛道，或者在他看来违背贵族阶级世袭政治道德教条的人，这样一来，加图的所作所为有时有利于他自己的党派，有时正中敌党下怀。他是贵族阶级的堂·吉诃德，从他的性格和行为来看，毫无疑问仍然是个贵族人士，但是贵族党的政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平民党的攻击

持续与贵族党对峙已然不足为荣，但是平民党对已经败落的敌人的攻击却理所当然并未停息。犹如随军的勇士猛冲陷落的敌军军营，平民党成员猛烈攻击已然溃败的贵族，这种痛打落水狗的举动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涛。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此事中来，尤其因为盖乌斯·恺撒为了讨他们的欢心，举行奢侈盛大的赛会（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赛会中所有设备，甚至野兽笼似乎都由纯度很高的银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这种慷慨又完全依赖于借债，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对贵族展开的攻击种类不厌其多，贵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义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官吏和律师，比如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奥卢斯·伽比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他们不断地有条不紊地揭示贵族主政不尽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并提出对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规定日期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一来，往常延迟接见的现象便可以避免。驻罗马外国大使募集钱款被宣告为不可起诉，只有这样才能严禁元老院习以为常的贪腐（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现在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还存在一种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拥有私人产业的罗马贵族，通常需要被赋予派往该地的罗马使者资格，这时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此外，对贿选和选举舞弊的处罚也加重了（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为骇人听闻的选举舞弊方式层出不穷，因为有些人被驱逐出元老院之后，企图再次当选，重返元老院。

按照罗马的惯例，副执政官在就职时宣布标准法，之后处理司法问题时就必须遵照标准，这一向被认为合乎情理，此时才被明确定为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新自由民——波河以外人民

但平民党人尤其致力于完成平民党的复辟，以适应时势的形式，实现格拉古时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会选举祭司的先例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开创，之后被苏拉废止，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通过法律再次将其恢复。平民党人乐于指出，从当下的形势看来，彻底恢复森普罗尼乌斯谷物法，还缺乏哪些条件，与此同时却对时局变易——国家财政紧张，完全享有特权的罗马公民数量激增——避而不谈，因此复辟绝对行不通。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平民党人积极组织与意大利人争夺政治平等的运动。早在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就已因此游历这一地区各地，到了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马尔库斯·克拉苏担任监察官，准备将此地居民直接登记在公民册上，只是由于其同僚从中作梗，最后才不了了之，之后继任的监察官似乎都经常产生这种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曾是拉丁人的护卫者，因此现在平民党的领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护卫者，盖乌斯·皮索（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执政官）竟然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苏的这些臣属，因此不得不让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这些平民党领袖似乎无意维护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护民官盖乌斯·马尼利乌斯在一个与会人员寥寥无几的大会上，通过复兴苏尔庇克乌斯关于新自由民选举权的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随即遭到平民党领导人的否认，经他们提议，元老院在该法通过当天便将其废除。依照同一精神，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将所有既无罗马公民权又无拉丁公民权的外国人都驱逐出首都。显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既允许被排斥者通过努力进入特权阶级，又允许特权阶级努力维持手中的特权——已经传递到之后的继任者，恺撒及其同党一方面让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却不赞成新自由民拥有公民权，并首肯采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许勤勉奋进、富有商业头脑的希腊人和东方人在意大利同意大利人展开竞争。

对抗拉比里乌斯

平民党对待人民大会早期刑事裁判权的方式值得一提。苏拉并没有真正废除这种裁判权，但是实际上已被惩治反叛和谋杀的陪审法庭取而代之，旧有的程序在苏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适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过要认真重新构建它。但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一观念似乎要求他们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裁判权，所以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将三十八年前杀死、或者据说杀死护民官卢奇乌斯·萨图宁的老人告上这个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记</a>载属实，图卢斯（Tullus）就是在这个法庭上判定谋杀姐妹的霍拉提乌斯（Horatius）无罪。被指控者是一个名叫盖乌斯·拉比里乌斯（Gaius 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并未杀害萨图宁，也至少在贵族的筵席上炫耀萨图宁被砍下的首级。此外，在阿普利亚地主中，拉比里乌斯向来以杀人越货、血腥屠戮为人所知，早已声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聪明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控诉的形式，而后反对党假借某种托辞解散被召集起来给罪人宣判的人民大会，如此一来，整个诉讼案件就此作废，平民党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通过这个程序，罗马自由的两个保障，一个是公民的上诉权，一个是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础再次得到承认。

个人袭击

在所有个人问题上，只要平民党反动派有能力有胆量去做，他们都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当然，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强烈要求将苏拉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避免与友党发生纠纷，同时避免陷入与实利派的冲突，因为源于党内意图的政策鲜有能够与实利派抗衡的。流亡他乡者的召回与财产问题关系十分密切，似乎同样有失妥当。反之，他们致力于复辟被放逐者儿女被剥夺的政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领导人不断遭到个人袭击。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 Memmius）针对马尔库斯·卢库勒斯提出党见诉讼。他们让卢库勒斯声望较高的兄长在都城门前等候举行应得的凯旋礼，一等就是三年（罗马纪元688—691年即公元前66—前63年）。同样，昆图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党的青年领袖盖乌斯·恺撒不仅胆敢与最有声望的贵族——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平定伊绍拉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竞选大祭司候选人资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会上一举夺得胜利。据说苏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后嗣，尤其是他的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无时无刻不担忧被控诉追还公款。他们甚至扬言要根据瓦列里乌斯法重新审理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搁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们不难想象，最应该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参与执行苏拉法令的人。财务官马尔库斯·加图以学究式的正派开端，认为他们杀人得到的奖赏是非法从国家剥离出去的财产，要求他们偿还（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难怪次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盖乌斯·恺撒担任刑事长官，随即认定苏拉法令中的一条——杀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无罪——无效，导致苏拉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卢奇乌斯·卡奇利那、卢奇乌斯·贝连努斯（Lucius Bellienus）、卢奇乌斯·卢斯奇乌斯（Lucius Luscius）被带到陪审员面前，判定他们一部分罪行。

萨图宁和马略的复兴

最后，他们毫不迟疑再次当众提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平民党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对他们的纪念。上文已经提及行凶者被起诉，萨图宁如何恢复名誉。昔日有人提及盖乌斯·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这时却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个将意大利从北方蛮族解救下来的人，恰好就是当下平民党领袖的姑父。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不顾禁令，竟然在马略寡妻的葬礼当日，于广场当众展示这位英雄的塑像，群众欢声雷动。但三年之后（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一个早晨，此前马略命人建造于卡皮托尔、后来被苏拉下令推倒的纪胜碑，突然在原址上闪现出黄金云石的光辉，参加过非洲和辛布里战役的老兵泪眼婆娑，簇拥在昔日他们敬爱的主帅的石像周围。这座纪胜碑也是同另一个胆大之人违法重建的，但是碍于群众群情欢腾，元老院不敢将其毁坏。

平民党的成就无足轻重

虽然这些举动和争执声势浩大，但从政治上看来，结果却无足轻重。寡头政治势力已然落败，平民党掌握了政权。各个等级的下属匆忙赶来，给这屈服的敌人补上几脚。平民党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和原则信仰，他们的纯理论家在平民的所有权利完全恢复之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统主义者习以为常的那样，有时看上去十分可笑，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无关紧要。总体看来，这种运动毫无目的，我们由此可知，运动发起者因找不到运动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为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为转移。

平民党与庞培面临冲突

这是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的。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党一直处于上风。但是他们的胜利并非孤军奋战得来的，他们仍然面临重重考验——并不是与旧敌清算，而是与势力过度膨胀的盟友做个了结，在昔日与贵族的斗争中，胜利大体可以归功于这位盟友。现在，因为平民党不敢拒绝他，将空前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位东方和海上将军仍然从事君主的废立。他做这件事要花多长时间？他什么时候宣布战事完结？除他本人之外，无人能断言。因为一如</a>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意大利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一决胜负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与此同时，罗马各党派在静观其变。当然，贵族党人期待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将军到来，内心相对平静，他们预见庞培和平民党的关系即将破裂，二者关系的破裂，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与之相反，平民党人内心忐忑不安，痛感忧惧，企图趁庞培未归，他们还有回旋的时间，将计就计，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爆炸。

施行平民党军事独裁的计划

在这项政策上，他们再次与克拉苏不谋而合。克拉苏想要对抗自己忌惮的敌人，除了与平民党再度联合，别无他法，而且这种联合较之从前更加紧密。在 反叛党的阴谋，引起广泛的声讨和愤恨。寡头党本来可以欣然利用这次揭发的时机报复平民党，尤其是报复恺撒，但是寡头党早已彻底土崩瓦解，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法以昔日谋害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宁的手段加诸恺撒之身。从这个方面来看，结果只能是力不从心。首都的群众对反叛党的纵火计划尤为忿恨。商人和实利派自然而然认为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的斗争，是一场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们的青年人群情激奋，手持刀剑纠集于元老院会堂周围，对卡塔利纳或明或暗的党羽拔刀相向。一时之间，反叛党确实受到了控制，虽然幕后的最终主使可能仍然逍遥法外，但是阴谋的执行人员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如果没有首都的暴动支撑，集合在费苏里的人群不可能有任何大的进展。

元老院关于被捕者处決问题的讨论

在一个相对秩序井然的国家，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在政治上理应落下帷幕，军队和法庭才可以接手未尽事宜。但是在罗马，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政府无法安然拘捕两个贵族的地步。伦图卢斯以及其他被捕者下属的奴隶和新自由人蠢蠢欲动，他们被囚禁在私宅中，据说有人设计动用武力将他们解救出来。由于近年来暴乱风起云涌，在罗马收取一定费用，以制造骚乱和暴动的乱党头目不乏其人。总而言之，卡塔利纳已经闻悉此事，而且身在罗马附近，足以利用麾下匪众发动袭击。这些传言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无法断言，但是这些传言带来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按照宪法规定，首都政府既无军队，甚至也没有一支具备威慑力量的警察队伍，确实免不了遭受各种匪徒的袭击。有人提议，通过即刻处决囚犯的方式，便可斩断一切解救囚犯的企图。但是从宪法上</a>来说，此举不可行。

依据古代神圣的申诉权，能够宣判罗马公民死刑的只有全体公民，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此外，自从公民法庭废除以后，便不再宣判死刑刑罚。西塞罗欣然否决了这个冒险的提议，虽然在律师看来，法律问题本身无足轻重，但律师享有“豁达”之名裨益良多，他对此了然于胸，而且他不希望因为流血事件，从此与平民党分道扬镳。可是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其出身贵族的妻子，力劝他勇敢迈出这一步，为国家鞠躬尽瘁；这位执政官与其他任何怯懦者无异，既渴望掩饰自己胆怯的形迹，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又战战兢兢，左右为难，于是召集元老院开会，将四个囚犯的生死交给元老院定夺。毫无疑问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宪法上元老院与执政官相比更不具备决断生死的权力，一切责任依法仍由执政官承担，但是怯懦之人又怎么会雷厉风行呢？恺撒竭尽全力营救囚犯，他的演讲处处暗含平民党必定会血债血偿的恐吓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所有前任执政官以及大多数元老院成员都已赞成执行死刑，但是到了现在，以西塞罗为首的大多数人又似乎愿意遵循法律的裁决。可是加图诡计多端，致使主张温和的人有参与这场阴谋的嫌疑，他援引那些准备以街头暴动解救囚犯者的言论，成功地让没有主见的人再次陷入恐慌，使大多数人赞成立即将罪人正法。

处決卡塔利纳党人

执政官发起对卡塔利纳党人处以死刑的法令，执行该法令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执政官的身上。12月5日深夜，囚犯被带离此前关押的牢房，经过依然人群熙攘的集市，押解至以往监禁死囚的牢中。这是卡皮托尔山麓一个十二英尺深的山洞，此前被用作井房。执政官亲自负责带领伦图卢斯，副执政带领其余囚犯，都有装备精良的护卫队跟随，但是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有人前来解救。没有人知道，这些囚犯究竟是被送往更加守卫森严的监牢，还是被押送刑场。走到牢房门前，他们被交给执行死刑的三个人，而后在地下墓穴的炬光中被绞死。执政官在门前等候，直至行刑完毕，然后在罗马广场上，他以人们熟悉的洪亮声音，向静候的群众宣布：“他们死了。”人们潮水般涌过街头，向执政官欢呼致敬，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宅财产不受侵犯，都是执政官的功劳。元老院下令举行公共感恩节，贵族阶级领导人物马尔库斯·加图和昆图斯·卡图卢斯奉拟定死刑判决书的人“国父”尊号——该尊号在此之前闻所未闻。

此举令人深感惊骇，而且似乎所有人都将处决卡塔利纳党人当作值得赞誉的丰功伟绩，更是令人深感惶恐至极。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政治犯诚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牢房不够坚固，警力不足，恐怕有劫狱的危险，罗马政府中大多数人便无情地通过了尽快处决的议案，公众舆论也对此亮起一片绿灯。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宣告破产能像罗马这般令人叹惋，这种野蛮行径只能由最摇摆不定、怯懦无能的罗马政客来完成，“首位平民党执政官”赢得选举，却摧毁了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自由的保护符——申诉权——这是历史悲剧中屡见不鲜的一抹诙谐。

平息伊特鲁里亚暴动

如此一来，反叛党尚未在首都起事，便已被赶尽杀绝，在此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叛乱尚待平息。卡塔利纳抵达伊特鲁里亚时，当地的兵力约有两千人，之后大量新兵蜂拥而至，兵力几乎增加五倍，已经编成差不多满额的两个兵团，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队伍装备齐全。卡塔利纳已经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山中安营扎寨，避免与安东尼的军队正面交锋，为完成麾下党羽的组织留下回旋空间，等待首都叛乱的爆发。然而反叛党首都起事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叛军闻讯后溃不成军，于是那些不想受到牵连的人都弃甲归田。其余意志坚决，或者说是走投无路的残部试图杀出一条路来，经亚平宁山脉进入高卢，可是这一小队人马到达皮斯托里亚（Pistoria，即皮斯托亚，Pistoja）附近的亚平宁山麓的时候，被两支军队钳制其中。前方是从阿文纳和阿里米努姆赶来的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军团，占据亚平宁山的北坡；后方是安东尼的部队，安东尼在部下将领的极力劝说下，最终同意进行冬季作战。卡塔利纳腹背受敌，补给物资耗费殆尽，只能破釜沉舟，与距离最近的敌人安东尼背水一战。

在岩石环绕的峡谷中，叛军和安东尼的部队一触即发，安东尼为了至少不必亲自手刃他以前的盟友，已经假借托辞委任久经沙场的猛将马尔库斯·彼德利乌斯（Marcus Petreius）指挥当日的战斗。由于战场地域狭小，政府军虽然实力上占优势，但却无法施展开来。卡塔利纳和彼德利乌斯都将各自最精锐的兵力安排在最前方，没有人施恩散德，也没有人跪地求饶。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勇士前赴后继，伤亡惨重。在战争开始之前，卡塔利纳将自己和所有军官的马匹尽皆遣返，从开战之日的情形来看，他的宿命注定不凡，他既有运筹帷幄的谋略，又有冲锋陷阵的英勇。最后彼德利乌斯率领卫队攻破敌人的中军，将其挫败后，从内部向两翼发起攻击。如此一来，胜负已决。卡塔利纳军队的三千阵亡士兵的遗体，仿佛排成行列，横七竖八地躺在他们厮杀过的战场上，卡塔利纳和军官们见大势已去，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杀过去，他们只求一死，最后也如愿以偿（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初）。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元老院加封安东尼“常胜将军”的尊号，并举行新感恩节，这表明政府和人民开始慢慢对内战习以为常了。

克拉苏和恺撒对乱党的态度

这样一来，无论是首都还是意大利，乱党的阴谋都被血腥镇压，人们对这场阴谋仅存的忌惮，是伊特鲁里亚各乡镇以及首都正在走刑事程序剪除败党的羽翼，以及意大利的匪党剧增——例如有一股来自斯巴达克斯和卡塔利纳的散兵游勇，于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在图里（Thurii）被政府军队歼灭。然而我们务必铭记于心，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是意图在首都纵火和在皮斯托里亚作战的真正的乱党，整个平民党都深受其害。有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法律上并非证据确凿，但在历史上无可争辩——平民党，尤其是克拉苏和恺撒，曾经牵涉到这场阴谋，一如其涉足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那场阴谋。毋庸讳言，卡图卢斯和元老派的其他领导人谴责平民党魁和乱党合谋反叛，寡头党意图借助法律的力量对其赶尽杀绝的时候，平民党魁又以元老院资格发言和投票反对，上述种种不无党派诡辩的事情被引证为他和卡塔利纳同谋的确凿证据。但其他一系列事件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根据明确、无可否认的证据，克拉苏和恺撒曾大力支持卡塔利纳竞选候选执政官。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在惩凶所传讯苏拉的刽子手时，他判定其他人有罪，却判定罪责最为深重、臭名昭著的卡塔利纳无罪释放。12月3日阴谋揭发之时，西塞罗的确没有把这两位大人物的名字列在他所听闻的谋反者的名单里，不过告密者供出的，不仅有随后受到调查的人，还包括执政官西塞罗认为应该从名单上除名的“许多无辜者”，这一点却是众所周知。之后再也找不到掩盖事实的理由，他才坦言恺撒也属于同谋者之列。还有一件事隐含着间接而明白易懂的控告，即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斯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二人危险性最小，他们被移交元老恺撒和克拉苏监管，这毫无疑问会使他们受到牵连：如果他们让罪人逃脱，公众舆论必然会认定他们为从犯；如果他们真将罪人拘禁起来，他们的同谋将视他们为叛徒。

以下情景发生在元老院，这足以表明当时的局势。伦图卢斯及其同党一被逮捕，首都叛党派往卡塔利纳处的使者立即被政府的侦探抓获，为了保证他不受责罚，人们要求他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详细招供。但是每当他供认到关键之处，尤其是指名道姓说是受克拉苏差遣，元老就打断他的话，并且由西塞罗提议，决定不再追究，将所有供词一笔勾销。虽然此人有免罪担保，但元老们对此置若罔闻，决定将他拘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不承认之前的供状，同时供出指使他做这种伪证的幕后主使才善罢甘休。在这里形势昭然若揭，此人不仅洞明时势，被要求攻击克拉苏之时，他回复道自己不愿意触犯人中豪杰，而且西塞罗领导的大多数元老也一致认为，不应该让揭发超出某种界限。然而公众却不这样点到为止，青年们武装起来防卫纵火者，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恺撒。12月5日恺撒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拔剑直抵他的胸口，当时他险些命丧在十七年后被刺死的同一个地方，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进元老院会堂。任何人只要公正地考察叛乱的经过，必然不禁产生怀疑，在此期间，卡塔利纳必然自始至终都有更强硬的人做后盾。这些人倚仗法律上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大多数元老对内幕只是略知一二的现实，都抱着漠不关心、退避三舍的态度，渴望抓住任何可以不作为的借口，所以他们能够阻挠当局对反叛派的严正干涉，设法使乱党首领成功逃脱，甚至操纵对乱党宣战和派兵，这几乎无异于向乱党派遣援兵了。因此从事件过程本身来看，可以证明卡塔利纳反叛的线索牵涉甚广，远不止于伦图卢斯和卡塔利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恺撒成为国家领袖，他和卡塔利纳党仅存的一个人——毛里塔尼亚义勇队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关系密切；恺撒修改债务法，却完全遵循曼利乌斯宣言的精神。

上述种种皆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即使并非如此，自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生效以来，军事权威与平民党并驾齐驱，较之以前更是步步紧逼，平民党对此无可奈何，那么按照常理，平民党将密谋和联合乱党作为最后的出路几乎是势所必然了。当时的形势和秦纳时代的形势非常相似。庞培在东方的地位和那时苏拉的地位相差无几，所以克拉苏和恺撒意图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类似于昔日秦纳和马略具有的势力来反抗他，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可以比他们更加合理地运用这种势力。要达到这种目的，只能再次利用恐怖政策和混乱局势，卡塔利纳当之无愧是开辟该条路线的最佳人选。平民党中那些更有威望的领袖们理所当然地尽量隐身幕后，把不甚光彩的任务交给已然千夫所指的同党，希望今后能够在政治上硕果累累。计划失败以后，地位较高的同谋更是自然而然不遗余力地掩盖自己与闻其事。到了后来，这位此前的阴谋家自己成为政治阴谋的对象时，这位伟人人生中的暗淡岁月也正因此被更加严密地掩盖起来，甚至有人本着这种思想，专门为他书写辩解。

平民党的彻底瓦解

五年以来，庞培一直在东方统率陆军和舰队作战；五年以来，平民党一直在国内想方设法推翻他。但是结果不尽人意，虽然他们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但是一无所获，而且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联合，在纯粹的平民党人看来，无疑是耻辱，可是彼时平民党只是和反对党两位声名卓越的人联合，而且让他们接受平民党政纲的约束。

但到了现在，平民党竟然与一帮行凶者和破产者沆瀣一气，这些人几乎都是从贵族阶级阵营里被扫地出门的人，至少他们都暂时接受了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了秦纳的恐怖政策。实利派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联合的主要成员，因此与平民党失和，被迫选择首先归附贵族派或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保护他们不受乱党侵害的势力。首都的群众虽然不反对街头暴动，但是也不容许他人纵火焚烧自己的屋宇，也有点惊慌失措。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森普罗尼乌斯授粮法彻底恢复，当然，这是元老院按照加图的提议实行的。平民党领袖与乱党的联合显然造成了平民党和罗马市民的分裂，寡头党希望进一步扩大二者之间的裂痕，将民众拉拢入他们的阵营，他们至少短时间内不无成果。总而言之，格涅乌斯·庞培知晓这些阴谋之后，盛怒之下，心中亦有所戒惧。既然一切都已经发生，而平民党几乎已经自断与庞培之间的联系，那么平民党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要求——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还有些许合理性——庞培不能剑拔弩张，亲自摧毁由他扶植起来并成就了他的平民势力。

如此一来，平民党颜面扫地，势力衰退，但最荒诞可笑的，是平民党毫无保留地暴露自身的困窘和弊病。在讥讽风雨飘摇的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上，平民党可谓顶天立地、势不可当，然而每当其试图在政治上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就时，其结果都是必败无疑。平民党和庞培的关系充斥着虚情假意，令人唏嘘。他们给予庞培无限的褒奖和赞誉，同时一次又一次炮制阴谋对抗他，这些阴谋如肥皂泡沫一般，一次又一次自行炸裂。这位东方和海上统帅，不但没有奋起反抗，而且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平民党的胜利，正如赫拉克勒斯取得对俾格米人（Pygmies）的胜利一样，似乎自己对一切并不知情。煽动内战的企图以惨败告终，如果说乱党至少表现出些许魄力，那么正统平民党，虽然对如何拉拢乱党了然于胸，但却不知如何领导他们、如何拯救他们，也不知如何与他们共存共亡。甚至老态龙钟的寡头党都获得了从平民党回归的群众的支持，尤其凭借——在此事上昭然若揭——他们和庞培有着一致的利益，竟然顺利镇压了这次革命企图，而最终的胜利成果还是花落平民党。与此同时，米特拉达特斯王驾鹤西去，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整顿已然就绪，庞培可能随时返回意大利。结局不再遥远，但将军回来了，而且比之前名望更大，势力更强，平民党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已然大厦将倾，二者之间是否还有谈判解决的余地呢？克拉苏准备用船载着家人和黄金去东方的某个地方避难，甚至像恺撒那样圆滑世故、精力充沛的人似乎都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夺。这一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克拉苏竞选大祭司长一职，选举当天早晨，他离家时放言，如果竞选失败，绝不再踏出家门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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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洛布罗吉人（古希腊语：）是古代高卢人的一支，生活在罗讷河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地区。他们的城市建造在现代的安纳西、尚贝里、格勒诺布尔、伊泽尔省和瑞士一带，首都在今天的维也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