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民族、宗教和拉丁语及希腊文化的教育_罗马史

这一时期，在罗马帝国所发生的大范围民族竞争中，劣等民族似乎正在逐渐衰落或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腓尼基人，他们在迦太基的灭亡中遭到了致命一击，慢慢地流血致死。迄今为止，意大利的埃特鲁里亚和萨莫奈地区都保留着自己古老的语言和习俗，但苏拉保守的思想不仅让他们遭受到最重大的打击，而且为了在意大利实行政治平等化，他们还被迫使用拉丁语和习俗，从而导致当地的语言沦为大众方言，很快就走向衰落。在罗马全国再也没有任何民族有资格可以与罗马和希腊竞争。

拉丁语

另一方面，拉丁民族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最具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为在同盟战争后，任何意大利人都可以对意大利土地的任何部分拥有完全的罗马所有权，任何意大利神庙中的神都可以接受罗马人的献祭。自此以后，整个意大利除了波河以北的地区之外，罗马法取代了所有的市民法和当地法，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此时从阿尔卑斯山脉到西西里海峡的整个半岛上，罗马语成了商业中的通用语言，很快也成了人际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罗马语言不再以自然疆界为限。意大利聚集了大量的资本、丰富的商品、聪明的农民、伶俐的商人，半岛变得过于狭小。这样的环境和公共服务让大量的意大利人前往各行省。居于特权地位的他们让罗马语言和罗马法也享有特权，并不仅限于罗马人进行商业交易的地方。意大利人在各地都紧密而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士兵组成军团，每个稍大的城镇里商人会组成特殊的企业，罗马公民定居或逗留的某个行省司法区称为“罗马公民司法区”（conventus civium Romanorum）。这些司法区有自己的陪审员名单，在一定限度内有自己的民社法。虽然各行省的罗马人早晚会返回意大利，不过他们还是逐渐在各行省奠定了常住人口的基础，其中部分是罗马人，部分是依附于罗马移民的混合人群。我们已经提及，罗马军队首次在西班牙设立了常备军，具有意大利体制的各行省城镇 祭司团

自古以来，四个主要的祭司团出现席位空缺时都由其自行填补，罗马反对党反对这一做法，要求像此前的大祭司长一样展开普选。当然，这样做与这些团体的精神相违背，但他们也无权抱怨。因为自从他们落入政府的手中，应其要求用生硬的托辞取消政治程序，他们便违背了自身的精神。此事成为各派争论的根源。罗马纪元609年即前145年，西庇阿派元老院击退了第一次的攻击，尤其是西庇阿派拒绝了这个提议，扭转了局势。另一方面，这个计划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获得通过，为了谨慎起见，关于首长选举做了限制性规定，只有小于一半的部落可以参加选举。最后，苏拉恢复了全部的选举权。

宗教的实际用途

就保守党而言，这是为了纯粹的国家宗教，这当然引起了最高层人士的公开嘲笑。罗马祭司在实用方面体现为祭司菜肴，占卜宴和教皇宴成了一位罗马美食家的官方盛会，有几人的宴会甚至在美食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占卜师昆图斯霍尔腾西斯的就职宴就让烤孔雀成为流行菜肴。宗教还助长了人们对丑闻的热情。品德高尚的青年有一种喜欢的消遣，就是在夜里毁坏街上的神像。普通的风流韵事早已司空见惯，和已婚妇女私通开始变得不足为奇，而与某位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偷情就像《十日谈》里与修道院里的修女私通一样让人感到刺激。罗马纪元640年即前114年有一件众人皆知的丑闻，三位来自贵族家庭的维斯塔贞女以及她们那些同样来自上流社会的情夫，因为不贞的行为被带到最高祭司团前受审。他们曾想将此事隐瞒，但最终经由人民法令设立的特别法庭全部被处以死刑。庄重之人确实不会喜欢这类丑闻，但在家里他们认为真实的宗教荒谬之极却无人反对。当占卜师看见另外一位在履行职务时，他们会相视而笑，这对于虔诚地履行职责毫无损害。比起粗鄙无耻的罗马祭司和利未人，我们更喜欢这类人中显得谨慎虚伪的人士。官方宗教显然被视为一个空架子，现在只为玩弄政治的人服务，让它那无数的深巷和活动板门为任何党派服务。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国家宗教尤其是占卜术中，寡头政治承认了它的守护神，但是，反对党也不排斥这个只剩下空架子的制度，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壁垒，可以从敌人手中获得。

意大利的东方宗教

与我们所描述的鬼怪宗教截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所珍视和发展起来的外国崇拜，至少的确很有活力。在贵族男女和奴隶、将领和士兵、意大利和各行省中，外国宗教都随处可见，迷信已经发展到了何种高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辛布里战争时期，一位叙利亚的女先知马大向元老院提供了征服日耳曼人的方法和手段，遭到了元老院的蔑视而不予理会。罗马妇女尤其是马略的妻子，将她送往马略的总部，这位将军欣然接受了她，并将她留在军中直到击败条顿族。内战时期，各派不同的领袖马略、屋大维、苏拉都相信预兆和神谕。内战期间，在战事焦灼的罗马纪元667年即前87年，甚至连元老院也同意按照一个疯癫女先知的想象做出指示。罗马希腊宗教的僵化以及受到更强大的宗教刺激后，人们的渴望越发强烈，这都具有重要意义。这让迷信就像巴库斯秘仪，它不再与国教相联，甚至抛下了埃特鲁斯坎的神秘主义，让在东方闷热潮湿地区成熟的崇拜在上流阶级传播。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很多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元素进入到了人群中，一部分是奴隶的进口，一部分是意大利和东方的交往日渐增多。

在叙利亚奴隶的叛乱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叙利亚本土，这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外国宗教的力量。攸努斯（Eunus）能喷火，阿泰尼奥（Athenion）能观星，奴隶在战争中所投掷的铅锤很多都以神命名，如周四和阿耳特弥斯，尤其是一位从克里特来到西西里的神秘娘娘，在这里受到狂热的崇拜。商业往来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尤其是贝鲁特（Berytus）和亚历山大的货物直接运往意大利港口之后，奥斯提亚和普泰奥利不但成了叙利亚膏药和埃及麻木的大市场，还是东方信仰的传播地。在各地，宗教融合伴随着民族融合不断地深入。所有被允许的崇拜中最流行的就是佩西努斯众神之母的崇拜，它的独身主义、宴会、音乐、化缘队伍和所有感官上的盛况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挨家挨户的化缘已经成了一种经济负担。在辛布里战争最危险的时刻，佩西努斯的神为人们所熟知，佩西努斯的最高祭司巴塔斯出现在罗马的人群中，奉众神之母的特别命令向罗马人民演讲，并显现了各种神迹。这让明智之士感到愤慨，但却不能阻止妇女和广大群众为这位先知送行。前往东方朝圣的誓约不再是稀奇之事，例如马略自己就曾去佩西努斯朝圣。事实上，早在罗马纪元653年即前101年，罗马公民就已经投身于独身主义的祭司团中。

秘密崇拜

被禁止的秘密崇拜自然更为流行。早在加图时代，迦勒底懂得占星术的占卜人就开始和埃特鲁斯坎的肠卜僧、马尔西的鸟卜人竞争，很快观星术和占星术在意大利就像在他们充满玄幻的本土一样流行起来。罗马纪元615年即前139年，罗马的内事法务官让所有的迦勒底人在十日内撤离罗马和意大利。同时，犹太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因为他们允许意大利改变信仰的人参加他们的安息日。同样，西庇阿也不得不肃清努曼提亚营帐中的占卜人和各种虔诚的冒充者。大约四十年后的罗马纪元657年即前97年，甚至需要禁止活人献祭。人们开始疯狂崇拜卡帕多西亚的女神和阴郁的埃及。罗马人称这位女神为贝罗娜，在他们节日游行时，祭司会放自己的血做献祭。苏拉梦见了卡帕多西亚的女神，随后在罗马所出现的伊希斯神（Isis）和奥西里斯神（Osiris），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苏拉时期。人们不仅对原来的信仰产生了困惑，对他们自己也感到不知所措。一场长达五十年的革命，这场可怕的危机让他们本能感到离内战结束还遥遥无期，焦虑日益增加，群众都陷入沮丧困惑之中。惊慌失措的想象力攀爬上每一个高度，看穿每一个深渊，它幻想着在死亡来临时，能够发现新的景象或新的光明，在与命运做殊死搏斗时，能够获得新的希望，或者得到的仅仅是新的恐惧。能够预测未来的神秘主义发现，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地方——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它的土壤适合自己生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神秘主义就像一棵大树，在一夜之间就破土而出，没人知道它来自哪里要去哪里。这惊人的快速生长引发了新的好奇，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像流行病一样擒住了所有人的思想。

教育

教育和文化领域正如宗教领域一样，在先前的时代所开始的革命现在业已完成。我们已经阐明，在6世纪期间，罗马体系的基本理念——人民平等，已经开始被逐渐破坏。甚至在皮克托和加图时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在罗马广泛传播；这里还有一种罗马本土文化，但它们均未超过初期阶段。加图的百科全书基本展现了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用希腊语混合罗姆语的训练模式。它仅仅是把古罗马家长的知识具体化，和当时的希腊文化比起来，就显得非常贫乏。7世纪初期，罗马青年普遍的教育情况还停留在多么低等的阶段，从波利比乌斯的表述中就能推测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谴责与他的同胞公私两方面都注重教育相比，罗马的漠不关心就是种犯罪。没有一个希腊人甚至波利比乌斯自己都不能理解人民平等的深层含义是这种漠不关心的根源。

现在，情况改变了。正如幼稚的民间信仰被斯多葛派进步的超自然主义所取代。在教育领域，与简单的普通教育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特殊训练，这种专门的人文主义教育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根除了古代社会的平等中所包含的最后残余物。我们不妨多看一下希腊和拉丁上层社会中所进行的新型少年教育。

希腊教育

奇怪的是同一个人——卢西乌斯·埃米利乌斯·鲍卢斯，在政治上他确实彻底击败了希腊，同时他也是首位或其中一位完全承认希腊文明就是古代世界的文明，而且自此以后这一观点变得毫无争议。诚然，当他伫立在菲迪亚斯所创造的宙斯神像之前，脑海里回荡着荷马史诗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但是年轻的心足以让他把充满阳光的希腊美带回祖国，压抑不住他的灵魂对赫斯珀里得斯金苹果的渴望。于是，那时的诗人和艺术家拥有了一位比任何希腊智者还要热忱的外国信徒。他没有写出荷马或菲迪亚斯的警句，但是他把自己的孩子领入了智慧的殿堂。只要有国民教育，他就不会忽略。他像希腊人一样为了男孩的体格发展而作好准备，没有采用不被罗马人认可的体操，而是教他们狩猎，这在希腊人中几乎发展成了一门艺术。他提倡希腊语教学，这样语言的学习不再是为了说话，而是按照希腊的方式将一般高等教育的所有主题与语言联系起来，并由此获得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和希腊文学相关的神话和历史知识，然后是修辞学和哲学。马其顿的战利品中唯一被鲍卢斯据为己有的是国王玻耳修斯的藏书，这就是为了将书送给自己的儿子。在他的队伍中甚至有希腊的画家和雕刻家，由他们来完成鲍卢斯孩子的美学教育。甚至连加图也感到，人们对于希腊文化怀有排斥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上流阶级可能预感到比起完整的希腊文化，残缺而又扭曲的希腊文化对罗马性格中的高贵成分危害更大。于是，很多罗马和意大利的上流社会开始追随新的模式。罗马已经很久不需要希腊教师了，现在他们又蜂拥来到这块新开发的市场，靠出售智慧赚钱。总之，他们不仅教授语言还教授文学和文化。希腊的哲学导师和教师即使不是奴隶，也照例被视为仆人，现在他们成了罗马宫廷里永远的住户。[6]人们炒作这些人员，据记载曾有一个一流的希腊文学奴隶售价达到二十万塞斯特斯。早在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首都就已经有了几家训练希腊朗诵的特殊团体。几位著名人士的名字出现在罗马教师之中：曾提过的哲学家帕奈提乌斯、生活于西里西亚马鲁斯的语言学大师克拉特斯（Crates）以及和他同时代的竞争对手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都于罗马纪元585年即前169年在罗马宣讲朗诵、学习语言文字包括《荷马史诗》。这种新式的青年教育确实是一种反国家的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政府的抵制。罗马纪元593年即前161年政府当局对雄辩家和哲学家进行了严厉谴责，但就像所有相似的命令一样毫无成效（主要是由于罗马主要官员频繁更替）。在老加图去世后，毫无疑问还是常常会有和他一样的抱怨声，但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此后，希腊文和希腊文化科学的教育依然被当作是意大利教育的基本部分。

公开朗诵古代作品的拉丁教育

又有一种高等拉丁教育和它同时发展起来。我们已经介绍了，在前一时期罗马的初级教育是如何提高它的特色，如何用拉丁文的《奥德赛》作为初级读物来取代十二铜表法。现在罗马的孩子用《奥德赛》的翻译本来学习母语的理解和交流，就如希腊人用原本一样。希腊语和文学大师如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恩尼乌斯（Ennius）和其他知名教师，都没有轻视用母语和希腊语同时教学。他们所教授的大概不该称为孩童，而应称为即将成熟的孩子和青年人。这些便是高等拉丁教育的第一步，但至今仍未形成一种属于罗马自己的教育。只要语言教育缺少文学内容，它就无法跨过初级阶段。直到不仅有拉丁教科书还有拉丁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已经在6世纪的古典作品中稍具规模时，本国的母语文学才真正进入高等文化元素的范围。现在，离脱离希腊语教师已为时不远。有教养的罗马人士受了克拉特斯朗诵《荷马史诗》的刺激，开始诵读自己的文学作品，如奈维乌斯（Naevius）的《布匿战争》、恩尼乌斯的编年史，后来还有卢西乌斯的诗歌。随后，有教养的文人定期在大众面前公开朗诵，有时还会效法先前的荷马语法学家，对作品进行评论。他们无偿进行的这些文学演讲，虽然不是青少年教育的正规部分，但却是让青少年理解和讨论古典拉丁文学的必要方法。

雄辩学

拉丁演讲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罗马的贵族青年甚至在年少时就勇于在公开场合发表颂词和进行辩论，他们从不缺乏演讲训练。但只有在这个时期，由于新兴的独特文化，产生了雄辩学。马尔库斯·雷比达·鲍奇（曾于罗马纪元617年即前137年担任执行官）被认为是第一位能学术性地运用语言和内容的罗马律师。马略时代有两位著名的律师都已经完全成了雄辩家，一位是刚健有力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罗马纪元611—667年即前143—前87年），一位是优雅质朴的卢西乌斯·克拉苏（罗马纪元614—663年即前140—前91年）。青年人的演讲练习的范围和重要性自然都有所增加，但仍然像拉丁文学的练习一样，基本局限于初学者个人追随艺术大师，以便由他的榜样来教导训练。

大约在罗马纪元650年即前104年，拉努维乌姆的卢西乌斯·埃利乌斯·普雷科尼努斯首先开始正式教授拉丁文学和拉丁修辞学。此人号称“笔人”，是位著名的罗马骑士，思想极为保守，常和一群精挑细选的年轻人（包括瓦罗和西塞罗）一起阅读普劳图斯的书和类似作品。有时，他会和作者一起检查演讲稿的概要，或者把类似的概要交给朋友检查，这就是教学。“笔人”不是一个职业教师，他教授文学和修辞学，就如在罗马教授法律体系，他扮演的是激励青年人的长者朋友，而不是一个听命于他人的雇工。

文学和修辞学的课程

大约从“笔人”的时代开始，在拉丁也开始有学校式的高等教育，与初级的拉丁教育和希腊教育不同，是由收费的教师在特设的学校传授知识。这些教师一般都是被释放的奴隶。当然，这种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完全借鉴于希腊文学和语言的练习。在这种学习中，学生也是由青年人而非孩童构成。这种拉丁教育很快就像希腊教学一样分成两种课程：科学和演讲。第一个主题是关于拉丁文学，随后是为颂词、公开演讲和辩论词做准备所进行的专门介绍。大约在“笔人”时期，马尔库斯·塞维乌斯·尼卡诺·波斯图姆斯创办了第一所罗马文学学校；大约在罗马纪元660年即前94年，卢西乌斯·普洛提乌斯·伽卢斯建立了第一所单独讲授拉丁修辞学的学校。不过，在拉丁文学学校一般也会讲授修辞学。这种新型的拉丁学校教育有着广泛的重要作用。这里所教授的拉丁文学和拉丁演讲与希腊人维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诸如这些以前是由居于高位的鉴赏家和专家教授。毫无疑问，语言评论家和演讲专家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没有完全受到希腊文法和修辞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显然被人所厌恶。希腊人声称，用母语明了而生动地向同龄人陈述</a>事务的能力，这种为雄辩家所能感知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学校规范来学习的。对此，拥有合理常识而又生性骄傲的罗马人表示反对。对于可靠而务实的律师来说，希腊雄辩家的过程完全脱离生活，对于初学者而言，比毫无准备更有害；对于博学成熟的世人来说，希腊雄辩术显得肤浅而让人生厌；对于非常保守的人来说，这种专门培养的花言巧语和煽动家密切相关。因此，西庇阿流派非常敌视雄辩家。对着收取学费的教师进行希腊演讲，毫无疑问主要是作为一种说希腊语的练习来忍受，希腊雄辩术并不会由此进入拉丁演讲或拉丁演讲教学中。在新兴的拉丁雄辩学校中，罗马青少年通过两人一组来讨论雄辩主题，他们被培养成公开演说家。在埃阿斯的尸体旁，人们发现了手持死者凶器的尤利西斯（Ulysses），他们指控他亲手杀死了同伴埃阿斯（Ajax）或者支持他是无辜的；他们控告俄瑞斯忒斯（Orestes）谋杀了自己的母亲或者替他辩护；或者他们会在事后替汉尼拔出主意，他是接受邀请前来罗马好，还是留在迦太基或者逃走好。加图派自然再一次反对这些言辞无礼和有害的舌战。罗马纪元662年即前92年，监察官警告老师和父母不要让年轻人整天把时间花在这种练习上，这些他们的先祖一无所知。发出这个警告的人正是当时一流的法庭演说家卢奇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当然，这位卡珊德拉是白费口舌。在拉丁，用希腊学校当下的主题进行雄辩家式的练习，成了罗马青年教育的一个永久内容，将这些家伙教育成了法庭和政治上的玩家，而将真正重要的雄辩术扼杀在萌芽中。

近代罗马教育的结果就是涌现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被称之为“人性”，它部分是由多少有点肤浅地挪用来的希腊美学文化构成，部分是由模仿或支离破碎地照搬希腊而形成的特权拉丁文化构成。正如其名所示，这种新人性不仅抛弃了罗马生活的特色，甚至与其相抵触，就像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普通文化”。它将全国性的世界主义和社交性的排外特色结合在一起：这里也有我们所要追溯的革命，即划分阶级和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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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为罗马纪元608年即前146年之前罗马没有出现过“希腊竞赛”的说法不准确：早在罗马纪元568年即前186年就已经有了希腊艺术家和运动家，希腊长笛手、悲剧家和拳击手出现在587年。

[2]西布莉：弗里吉亚的自然女神，古代地中海地区崇奉的女神。对众神之母的崇拜起源于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一带，后来传到希腊，希腊人将其与瑞亚合而为一。公元前3世纪时转到罗马，成为罗马帝国时代最主要的崇拜体系。她在不同地区名称各异。西布莉被尊崇为众神、人类和动物之母。——译者注

[3]斯多葛学派（Stoa）：是在雅典的一座圆柱大厅里进行的（Stoa poikile），因而他和他的门徒也就立即为自己的学派取了名字：斯多葛学派（圆柱大厅派）。——译者注

[4]这是西塞罗《论义务》（de Officiis）中的一个可笑例子。

[5]瓦罗的讽刺作品《土著居民》中，他讽刺性地提出原始人不满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神，而渴望木偶和雕像。

[6]西塞罗说，他对待自己博学的奴隶狄俄奥尼索斯比西庇阿对待帕奈提乌斯还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