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信仰及习俗_罗马史

罗马人的简朴和自尊

罗马人民的生活受到强烈约束，于他们而言，地位越高，生活越不自由。习俗拥有无上权力，将人们的思想行为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若用独特的拉丁语来表达，严谨认真或悲伤困难的生活才是他们所认为的荣耀。人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公众事务中勇敢提出建议并采取行动。而当个人渴望并有权成为公社一员时，每位公民都将公社的荣誉和权力视为一种个人财务，可与他的名字和家宅一同传给后代。因此，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新的一代代人民接连向过去所获荣誉增添新的内涵，罗马贵族家庭的集体尊严感也得以膨胀，发展成一种强烈的公民自豪感。诸如此类的自豪感并不再有，也正因为它的发展轨迹奇特壮观，无论在何处遇到，似乎都属于另一个世界。这种强烈的公民意识其典型特色在于，罗马人民一直以来推崇质朴和平等，尽管并未对其加以抑制，但终身将其深埋于心中，只有在人们死后才能表现出来。不过，在显要人物的送葬仪式上，公民意识体现得尤为显著和强烈。因而相较于罗马生活中的其他现象，送葬仪式更适合供后世人民一窥罗马人民那种美好的精神。

罗马葬礼

送葬队伍通常只有一列，公共传令员会奔走相告：“那边一个战士死了，谁若有空，都去送他陪伴卢修斯·埃米利乌斯，尸体都被抬出屋外了。”于是，公民受邀出席葬礼。队列最前面是一群哀号的妇女、乐师和舞者。舞者中有一人需打扮一番，戴上依照死者相貌制成的面具，并通过手势动作让大家回忆起人们熟识的这个人的容貌。紧随其后的是整个仪式最隆重也是最特别的部分，即祖先队列，与此相比，其他场面都黯然失色。并且真正身居要位的罗马人会嘱咐继承人，葬礼只保留祖先队列部分。前文提到，若祖先曾担任显要官职或任何常设的高级行政官，人们会用蜡制成面具，并尽可能以他们在世时的容貌为蓝本描画。在王政时代前后，这类面具十分常见。人们习惯于将它们放在沿家族庄园墙壁的木龛中，认为它们是房屋最重要的装饰。

一旦家族有人去世，相关职业的人（主要为表演者）需穿戴这类面具和正式服装参加葬礼。因此，祖先们皆身穿生前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凯旋的人所穿服饰绣有金色花纹；监察官的服饰为紫色；执政官穿着镶有紫边的礼袍，佩戴表明官职的徽章，身旁跟着执法吏[1]，所有的人都坐着马车送死者最后一程。灵柩上铺着一大块厚实的绣有紫金两色花纹的罩布和精美的亚麻服饰，死者躺在灵柩上，穿着他曾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的全套服装，周围摆放着所杀敌人的盔甲，以及过往竞技中或玩笑或认真获得的花冠。走在灵柩之后的是一群赶来吊唁的人，全都身着毫无装饰的黑色衣服，旁边是死者那头戴面纱的儿子们、不戴面纱的女儿们、亲戚朋友、同部落的人、门客以及被释奴。整支送葬队伍就这样去往古罗马广场。到了那里，人们会将死者尸体立起来，祖辈走下马车在显要席坐下，死者的儿子和距离最近的外邦亲属走上讲坛，向在场的群众逐一简要列举围坐在四周每个人的名字和事迹，最后才会介绍死者的名字和生前事迹。

这种习俗可谓是粗野，作为一个充满艺术情怀的民族，他们当然不会容忍死人复活这一反常现象继续存在于高度文明的时代。古希腊人十分客观，极少偏向于礼节，例如波利比乌斯就对朴素壮观的葬礼印象颇为深刻。罗马生活严格遵照仪式、行动统一并以高贵为荣，这从本质上与某一概念一致，即去世的一代代人仍如生前那般，以肉体行走于世人之间。当厌倦了辛劳和荣誉的公民与祖先相见之时，祖先会亲临古罗马广场，在人群当中接见他们。

新希腊文化

但如今罗马人面临变革的危险。既然罗马的势力范围不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向东部和西部扩散，意大利旧式的家庭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腊式文明。的确，意大利自有历史记</a>载以来，便一直深受古希腊的影响。在上文中我们说到，年轻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凭借自身的质朴和创造力，互相交流，促进了对方的智力发展；在后期，罗马人通过一种外在的形式，力求将古希腊人的语言和发明应用于实践。但当今时代，无论就原因还是结果而言，罗马人所沿用的希腊文化从根本上是全新的。罗马人开始体会到自身需要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对于个人精神文化的极度缺乏，他们颇为震惊。即便是具有艺术天赋的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在个人创作间歇期间，也不屑利用那仅有的一点法国文化填补空白。而如今，面对希腊人的精神发展，无论是辉煌的珍宝还是道德沦丧的污秽，意大利民族都怀着炽热的情感加以采纳，这也不足为奇了吧。

而这一冲击使罗马人难以抗拒希腊人所带来的影响，因而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并根深蒂固。希腊文明无疑仍以“希腊式”自称，然而却大为不同。事实上，它注重人文主义，并受到各国的影响。在智力领域，希腊文明深知如何完全将多个具有差异的民族融为一体，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治问题。如今罗马面临更大范围的难题，他选择接纳希腊文明和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其他遗产，因此希腊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推动力或附带的影响，它已经渗入到意大利民族的核心。当然，面对外来影响，意大利对充满激情的家庭生活方式极力抵制。但一番激烈抗争过后，意大利农民放弃了阵地，将其留给罗马城的世界公民。正因为德国有了法式外套，才有了后来深具本民族风格的连衣裙，以至于罗马对希腊文明的抵制引发了一种潮流，即采用前几个世纪全都陌生的一种方式从原则上抵制希腊的影响。而这种情况下，罗马人经常陷入彻头彻尾的愚蠢和荒谬之中。

政治上的希腊主义

在新旧风尚的斗争中，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无一能够摆脱它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外交关系也深受影响。至于罗马人妄图解放希腊人的计划，理所应当会遭遇失败，这一点上文已述。而与之类似，他们又想对抗君主以求维护各共和国的共同利益，渴望摒除东方的专制主义，普遍效仿希腊政体。这两个原则都颇具希腊色彩，也都属于固定的新派观念，有助于国家管理，例如马其顿国便采用了这种治理理念，而惧怕迦太基人则是一种固定的老派理念。若加图荒谬地极力鼓励人们惧怕迦太基人，那么爱好希腊文化的人会不时放纵言行，至少会做出愚蠢的行为。比如，安条克（Antiochus）王国的将军不仅在卡皮托尔山为自己立了一座身穿希腊服饰的雕像，而且不以拉丁语名字Asiaticus自称，改用近似希腊语的姓Asiagenus[2]，看似大气，实则毫无意义，也异于常人。

执政国如此对待希腊文明，将导致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即除希腊人所在地之外，拉丁化在意大利各地都风头正劲。在意大利，只要是希腊人所在的城市，未毁于战事的一概沿用希腊风俗。诚然，罗马人很少关注阿普利亚，但就在这一时期，希腊文明在当地全面盛行，与相邻地区不断衰落的希腊文化相比，阿普利亚的文明似乎可谓不相上下。历史记载对此只字未提，可是各城制造的钱币都刻有古希腊文字，彩绘陶瓶虽依照希腊风格而制，却只有阿普利亚的陶瓶更注重突破和华美，忽视了格调。但仍从中可见，阿普利亚早已完全接纳了古希腊的风俗和艺术。然而，这一时期古希腊文明和民族抵抗派之间真正的斗争在于信仰、习俗、艺术和文学四个领域。至于这一斗争采取的各种形式和各个特征，无论多么难以概括，我们都必不能省略对这一原则性冲突的描述。

民族宗教和不信教

鉴于意大利的信仰问题曾在当时引得希腊人颇为惊羡，足见古时纯粹的信仰在意大利仍十分活跃。据说在与埃托利亚[3]人发生冲突时，罗马最高统帅在战争期间担任祭司的角色，负责祈祷和祭祀。然而，波利比乌斯老调常弹，提醒国民注意这种信仰对政治毫无益处，告诫他们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智者，为了大众的利益，这些仪式十分必要。

宗教经济

但民族宗教在古希腊一直以来只是一种古老的珍宝，如果意大利仍存在某个民族宗教，显然也早已僵化成一种神学。也许从宗教经济的变革和祭司的变更中，我们最能发现人们潜藏在信仰下的麻木心态。公共祭神活动不仅变得愈发冗长乏味，最重要的是，花费越来越大。罗马纪元558年即公元前196年，除原有的鸟卜者、造桥者和神谕宣读者三类祭司外，新增了 而这些道德沦丧的娱乐活动必然遭到强烈的谴责，罗马纪元486年即公元前268年，当时执政官普布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索弗斯（Publius Sempronius Sophus）因妻子观看葬礼竞技而与她离婚；政府颁布了一项人民法令，禁止把野兽运到罗马，并且严令一切角斗士不得参加公共节庆活动。不过就这而言，政府也缺乏一定的权力和魄力，显然它能成功禁止诱捕野兽的活动，但未能阻止角斗士参与私人节庆活动，尤其是葬礼。至于人们较于悲剧演员更喜欢喜剧演员，较于喜剧演员更喜欢绳舞者，较于绳舞者更喜欢角斗士，抑或是在希腊生活方式的影响下，纵酒狂欢逐渐成为戏剧主题，政府更是无能为力。自此，舞台表演和艺术表演抛弃了原有的文化因素；相比于希腊戏剧在全盛时期的影响，罗马节日活动主办人的目的绝不在于利用诗歌的力量提高（即便这只是暂时的）观众的欣赏水平，让他们最大程度领略戏剧的美，也不在于像剧院那般专供贵族艺术享乐。罗马纪元587年即公元前167年的一次庆祝凯旋的宴会上，有一个场景说明了导演和观众各自的角色：一开始希腊笛子演奏者没能用音乐取悦观众，于是导演令他们停止演奏，改为拳击，最后观众不停叫好。一方面，罗马风俗受希腊影响开始腐化，另一方面，学者开始诋毁导师的德行。希腊人民原本不知道格斗比赛，后来叙利亚王安条克·埃庇芳尼（Antiochus Epiphanes，罗马纪元575—590年即公元前179—前164年）公开声明效仿罗马人，将它引进国内。相较于罗马人，希腊人民更加仁慈也更富有审美力，格斗比赛让他们只感到恐惧，并未体会到快乐。但这一比赛依旧坚持了下来，日渐流行。

当然，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人们越来越渴望居住在首都，但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房租空前昂贵。人们为满足个人享乐花费颇多：产自黑海的一桶鳀鱼标价1600赛斯特斯（sesterce）（折合16英镑），竟然比乡下一个奴隶还贵；一个帅气的男孩标价24000赛斯特斯（折合240英镑），比许多农场主的农庄还贵。因此，金钱变得尤为重要，人人都将金钱挂在嘴边。希腊人一直以来做任何事都要求一定的回报，即便他们自身感到耻辱，但仍坦承了这一点。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人也开始学习希腊人的这种做派。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授予都需法律作为支撑，如人民法令禁止辩护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索要钱财，只有地位尊贵的法学家才有例外，不受任何人民法令的约束，一如</a>既往无偿提供良好建议，令人钦佩。

如若可能，人们才不会公开行窃。但人们似乎可以接受任何为迅速发家致富而使出的诡计，如抢劫、乞讨、以承包商身份行骗、以投机者身份诈骗、进行高利贷交易、重利剥削粮食，甚至利用友谊和婚姻等纯粹的道义关系谋财。特别是，婚姻成为双方商业投机的载体。金钱婚姻处处可见，人们认为应该拒绝承认夫妻互赠礼物的法律效用。在这种情形下，当局能发现火烧首都的诡计就不觉奇怪了。人们不再从工作中寻找快乐，而是为了尽早获得愉悦而投入到工作当中，最终没成为罪犯只系偶然。命运毫不吝惜地给予罗马人一切权力的荣耀，但事实上，潘多拉的盒子[12]（Pandora''s box）未必是一件讨人喜欢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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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肩荷象征刑法的束棒，在行政长官前面喝道，并执行捕捉人犯等事的小吏。——译者注

[2]古时钱币和碑文证朋，马格尼西亚的英雄及其子孙原名为Asiagenus，而卡庇托尔纪年中称其为Asiaticus。碑文上的几个痕迹表朋，该纪年曾经后人修改，此为其一。前面的称号只能是“Asiagenus”的讹写，即后世作家用来代替原来称呼的，该词的意义不是“亚洲征服者”，而是“生在亚洲的人”。

[3]希腊中部一古老地区，位于科林斯湾及卡莱敦（佩特雷）。——译者注

[4]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北方的一座城，希腊神话中弗里吉亚国王弥达斯曾在此为其母库柏勒建了座神庙。库柏勒被罗马人视为众神之母。——译者注

[5]古罗马的占卜师（祭司、僧侣），每每在宰杀所祭祀的牲畜后，查看其内脏、肠胃的情形，以推断吉凶祸福的一种占卜术。——译者注

[6]古罗马诗人，写过戏剧、史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在古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受西塞罗敬重。——译者注

[7]公元前480年至前406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译者注

[8]发生于公元前216年，乃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译者注

[9]古国名，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黑海东南沿岸（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国　境内），公元前281年米特拉达梯一世建国，公元前65年被庞培征服，成为罗马共和国的附庸国，公元62年国家被罗马皇帝尼禄废除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10]科恩酒是用谷物酿造的一种无色蒸馏酒，主要产于德国西部。——译者注

[11]普劳图斯（utus）的《象鼻虫》（Curculio）中有一首致辞（parabasis），描写首都大街当时的景象，或许缺乏风趣，但也因此更为逼真：

“让我指引你们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

这样便不浪费你们的光阴，无论你们愿和谁谈话

正人和邪人，好人和坏人。

想找一个发假誓的人吗？那我就把你送到大会场。

想找一个撒谎和吹牛的人吗？请到克露亚辛那（Cloacinae）。

【在商场里你可以找到殷富潦倒的丈夫；

娈童和惯做小生意的也在那里】。

不过花钱聚众喝酒的人却在鱼市。

忠厚的富翁往来于下市，

真骗子却出没在附近的小路间。

无耻多言者和恶棍同立在水池边；

他们用傲慢口吻无故骂人

实在罪无可恕，惹人惩治。

借贷取息的坐在维台利布（Veteribus）；

坐在迦斯托（Catoris）庙的那些人，不可贸然向他们借贷；

卖身的在突斯科（Tusco）街；

在维拉布罗（Vbro），可以找到面包匠，屠户和算命的僧侣，

有借钱还债的，有放债使人得免于破产的；

殷富潦倒的丈夫在琉卡底亚·欧庇亚（Leucadiam Oppiam）家。”

括弧内的诗句是后世罗马第一个商场落成后（罗马纪元570年即公元前184年）加入的。此时面包匠（pistor直译为磨面师）不仅售卖美食还为宴饮供应面包，肉商也是如此。而琉卡底亚·欧庇亚大概开了一家妓院。

[12]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火神赫准斯托斯或宙斯用黏土做成的地上第一个女人，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所有邪恶——贪婪、虚无、诽谤、嫉妒、痛苦等等。人们常用Pandora''s box表示引起种种祸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