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关系
在罗马获得了对世界毫无争议的统治地位后,希腊人常说他们的成功不过是因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罗马纪元431年即前323年6月11日)才侥幸获得而已,这样的说法让他们的罗马主人不太愉快。回顾往事,罗马人并没有多么高兴振奋,他们更喜欢遐想一些本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关于某位伟大的国王曾</a>意在西部的野心,据说那位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时还真有这样的意图——派遣舰队与迦太基人争夺海上霸权,并用他的方针和罗马争夺陆上霸权。如果一切真的发生,后来结局会怎样呢?亚历山大的确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毕竟一个喜欢战争的独裁者,拥有士兵和舰队和一个陷他于好战的环境,生出这样的战略倒也不难解释。并且作为一个希腊国王,保护西西里岛的古希腊移民、对抗迦太基、保护塔兰托人、对抗罗马、杜绝任何海域出现海盗,也都是他职责所在。随后由布雷提人、卢卡尼亚和埃特鲁里亚人[1]组成的意大利大使出现在巴比伦,又给了他足够的机会熟悉半岛情况并建立关系。还有迦太基与东部的许多关系也成功吸引了威势无比的君主的注意,所以他很可能有一个将波斯国王在提尔殖民地的名义主权变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的计谋:所以亚历山大的随从中发现有迦太基人派来的间谍并不奇怪。不管这些想法是梦想或实际的战略,直到这位国王去世,他都没有干扰到西方的事务,一切不过随他的死亡安葬了,一个兼握西方智慧和东方财富的希腊统治者就这样昙花一现。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他一生致力希腊文化在东方建立的志向绝没有因此破灭,只不过他刚刚统一的帝国再次分裂,这些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不同国家冲突不断,使得他们虽依旧秉承亚历山大遗志,其传承效果却被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希腊还是亚细亚-埃及的国家都不想蹚这摊西方的浑水,他们有些把目光转向了对罗马人或迦太基人的对抗。如此东西方国家政权一时间平行存在且互不干扰,尤其是罗马,理智地保持了远离亚历山大接班人的纷争。他们唯一建立的关系是商业性的,以罗兹岛自由国为例,作为希腊商业中立政策的主要代表以及长期在战争时代中充当仲裁者的身份,他们于罗马纪元448年即前306年与罗马缔结了商业条约,这是一份商业国家与凯雷和坎帕尼亚人沿岸的统治者正常经济往来的应有协定。当时希腊还是提供招募雇佣军的主要场所,于是大家都相聚于此招募此处意大利或是塔兰托的佣兵。就募兵这件事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实是很次要的(就如塔兰托和斯巴达母城[2]的关系),在此雇佣兵一事只事关商业,尽管斯巴达经常提供给塔兰托人雇佣兵用于他们在意大利的斗争,他们也不会因此就卷入战局,就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即使德意志各邦将其臣民卖给美国的敌人,他们也不因此而与合众国卷入战争。
皮罗斯的历史定位<
伊庇鲁斯国王皮罗斯是一个军事冒险家,他的家谱可追溯到爱考士和阿基里斯那里。如果他爱好和平,应该可以一生平顺地做一个马其顿下属山区小部落的“国王”,然而他并不是,人们常把他拿来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相比。当然,建立一个以伊庇鲁斯、大希腊和西西里岛为核心的西希腊帝国,控制意大利海域,并把罗马和迦太基降级为与希腊化国家边界像凯尔特人和印度人的蛮族,这一想法之伟大与勇敢,简直可以与马其顿国王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相比。可是东征与西征的区别不仅在于结果的不同。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军队,其兵强马壮、素质优良完全可以抗衡波斯王。伊庇鲁斯王与马其顿相比,就像后世的普鲁士和黑塞的差距,皮罗斯靠着雇佣军和临时的政治联盟才凑成了一支军队。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征服者出现在波斯帝国,皮罗斯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联盟的将军出现在意大利。亚历山大离开他的世袭领地,希腊无条件服从,还有安提帕特强大的军队留后镇守故土。皮罗斯对本土的完整仅靠相信一个态度不明的邻国的承诺,此外别无保障。如果两个征服者的计划都能取得成功,那他们的本土将肯定不再作为他们的新帝国的中心。虽然把马其顿这个军事王国转移到巴比伦并不难,但在塔兰托或锡拉丘兹基础上要建立一个军人国家可不容易。希腊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虽然麻烦不尽,但也不能强行被改成一个僵硬的军事国家,菲利普不将希腊各共和国纳入他的帝国实在是有理由的。在东方国家,那里几乎没有反抗,执政和臣服的种族一直长久地共存着,暴君的更变对民众而言无关紧要甚至还是件令他们感到满足的事情。在西方,罗马人、萨莫奈人和迦太基人可以被征服,但没有征服者可以把意大利人变为埃及的农夫,或变罗马的农民为向希腊纳贡的臣属。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考虑,无论是他们自己的权力、盟友,抑或是从他们对抗者的能力来看,马其顿王的计划显然是可行的,而伊庇鲁斯王的则不然。前者是实施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后者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前者是奠定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和国家系统的基础,后者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的功绩也会流芳百世。皮罗斯呢?在他逝世前一切计划就已经付诸东流。两人同样天生勇敢,伟大,富有冒险精神,皮罗斯只是个一流的将军,亚历山大却是当时最有天赋的政治家。如果英雄和冒险家的区别是成一时事和一时成事,那皮罗斯明显只属于后一类,更无法与他那伟大的亲属相比,一如</a>波旁[3]的治安官[4]不可能与路易十一[5]相提并论。
然而,这个伊庇鲁斯人的名字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能够引起一种特殊的同情,当然其中不乏因为他的古道热肠和蔼的性格,但更多的同情是因为他是 新意大利因此成为了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统一方面也在团结过程中。主要的拉丁民族已经同化了四处分散的萨宾人和沃尔斯克人,并且使独立的拉丁公社遍布意大利全境。现在这些萌芽刚刚形成,但在以后一切有权穿拉丁长袍的人都将以拉丁语作为国语</a>。罗马人在不同程度上把拉丁名字推广到提供援兵的各意大利盟国[20],可见他们已明确认识到这个目标。不论从这个宏伟的政治结构中还可得出什么认识,都足以证明其无名建筑师的伟大的政治远见和非凡的凝聚力,该联盟由如此多元化的成分组成,以后遇到最沉重的打击时,竟仍然非常团结,可见拉丁化的成功对于他们的大业颇有影响。这个覆盖意大利的罗网张得既巧妙又坚固,使权力集中于罗马公社之手,让罗马公社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在最近几次战争中,它还取代塔兰托、卢卡尼亚和其他国家,脱离了那些中小国家的行列,进入了地中海国家的体系之中。罗马纪元481年即前273年,埃及遣使由亚历山大城至罗马,罗马也遣使至亚历山大城,这两次的郑重外派使者,毫无疑义地表示罗马的新地位得到正式承认。使者的任务最初只是为了洽谈两国商业关系,但这样的外交往来无疑是政治联盟的前兆。当时迦太基与埃及政府争夺昔兰尼加(Cyrene),不久以后又与罗马政府争夺西西里,马其顿与前者抗衡,是为了争夺希腊霸权;与后者抗衡,是为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统治。各处都有新的斗争在爆发,它们互相影响。罗马作为意大利的主人,便不免被牵连其中,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和这位王者计划为他的继承人所选定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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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罗马曾派遣使者出访巴比伦拜见亚历山大的故事起源于克里塔库斯(Kleitachos)的证言(普林尼《自然史》)。克里塔库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不过关于亚历山大传的记述也只能算轶事谈不上是正史,并且在一些较可靠的传记著作(阿里安、李维等)并没有相关记载,克里塔库斯的描述也颇有些浪漫主义情怀,比如谈到罗马人敬献金冠给亚历山大,然后其预言罗马未来的崛起,所以我们也只好把这些故事看作克里塔库斯在述作历史时放上去的一些小点缀。
[2]母城(mother city,metropolis):希腊语“metropolis”即指领导诸小城邦的中心母城之意,卫星城镇所围绕的中心大城市。由于卫星城在行政管理、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上同其所依托的大城市有较密切的联系,形同母子关系,故名。——译者注
[3]波旁(Bourbon):波旁家族,欧洲历史上的统治家族之一,因最早居住在法国波旁地区(相当于现在的阿列省)而得名,以绝对的封建专制统治著称。——译者注
[4]治安官(Constable):该词源</a>于后期拉丁es stabuli。据约公元438年的西奥多西娅法典,该拉丁语意为“马厩看守,厩官”或“掌马官”。在英格兰,该词起先指首席法官或国家军队的首领。作“警察”解时,一般指巡佐以上的警官。——译者注
[5]路易十一(Louis Ⅺ):法国国王(1461—1483)。统治时期把法国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1447年他的父亲查理七世把他流放到多菲内,因为他在一次阴谋活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登上王位后顶住了社会福利联盟的贵族们的反对(1465年),1477年终于击败了勃艮第公爵查理(大胆者)。他统治期间扩展了王权对教会的影响,鼓励商业活动,赢得了中产阶级的支持。——译者注
[6]阿佛洛狄特(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罗马神话中称为“维纳斯”。——译者注
[7]僭主政治:希腊文tyrannis的意译。指用武力夺取政权而建立的个人独裁统治。公元前7—前6世纪,氏族贵族统治力量日衰,在希腊的科林斯、米利都和雅典等城邦,曾广泛出现。——译者注
[8]此地在今安格洛那(Anglona)附近,不可与科森察(Cosenza)地区中那个更为著名的同名城市相混淆。
[9]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年),古代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著名的政治家。——译者注
[10]农神节(Saturnalia):一译“沙特恩节”。纪念农神沙特恩的节日,是罗马宗教中的重要节日之一。根据流行的神话传说,沙特恩是被宙斯驱逐到拉提乌姆的古代罗马的播种之神,后来成为意大利最古的一位国王。他将农业和葡萄种植业等引进了意大利,在罗马的卡皮托利岗之麓建有他的神殿。以后,还建了他和俄普斯合祀的神庙,其中保藏着罗马的金库。农神节在每年的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举行。帝国时期,节日延长为七天。这期间,一切公共事务停止进行,学生免除处罚,人们互赠礼品,尽情娱乐。奴隶们也可在此日获得解放,由主人们伺候他们。——译者注
[11]布匿战争(Punic war):古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战争。迦太基(在今突尼斯)为腓尼基人殖民地,因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Poeni),故得名。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译者注
[12]这些数据表面看起来是可信的,然而根据罗马方记载,大概把伤亡计入在内,双方各损失15000人;稍晚的记载竟有详细数据,罗马方面战亡5000人,希腊方面战亡20000人。这些数据也无从加以考证,我们之所以在此提到这些记载是为了表朋这些数据的不可靠性,毕竟这些年经编年史学家之手,这些数目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越来越不可信。
[13]狄奥多奇(Diadochi):指亚历山大大帝的王位继承者。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文武百官为争夺王位进行了殊死斗争。——译者注
[14]指皮尔基、奥斯提亚、安提姆、塔拉奇那、朋图尔纳、辛奴萨、塞那加利卡和新卡斯特鲁姆。
[15]这个说法十分朋确并且本身可信,因为当时安提乌姆不但有殖民者居住还有那些在仇恨罗马情绪中成长起来的旧公民也居住于此。这一说法自然与希腊的记载前后矛盾,其记载的亚历山大大帝(卒于前323年)和德米特里乌斯(卒于前283年)都曾因安提昂海盗向罗马提出过抗议。亚历山大的话与此前罗马遣使出访巴比伦的话性质相同,来源也大抵一样。德米特里乌斯可能并没有过多关注第勒尼安海,不过用一纸法令降服那里的海盗。安提昂人成为罗马公民以后,不顾禁令再做海盗营生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对于第二种说法,可信度也不高。
[16]我们对这个比数无法提供确切的答复,实在是遗憾。罗马王政末年能从军的市民,我们可以估计为2万人。自阿尔巴的陷落至维爱的征服,罗马的直辖领土没有很大的增加,这与我们所知的事实一致:前495年前后初设二十一部,罗马版图并未扩大,一直到前387年罗马都没有建立新部。一区的疆土仅有三十平方英里,根据民间记载,罗马纪元第三世纪下半叶,罗马从军的市民约在10.4万和15万之间;到了罗马纪元第四世纪下半叶罗马才开始大规模扩张领土,于是市民人数大增,据可靠的历史材料记载,前338年左右罗马市民共计16.5万人,并且还有记载说,10年前征兵抗击拉丁姆和高卢,第一次征兵共10个军团5万人;到了罗马纪元第五世纪,罗马在埃特鲁里亚、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大开疆土,能服兵役的市民数平均达25万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达二十八九万。这些数目很可信,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作为史料,即他们把罗马的正式公民以及那些像坎佩尼亚人那样不在自己的军团中服役的“无选举权公民”例如凯雷人都算在了一起,其实后者应当算作附属城邦而已。
[17]不但每一拉丁城市如此,因为监察官之职或所谓“五年一任官”,也见于那些法制不按拉丁体制建立的民社,这是人所共知的。
[18]托加袍(toga; togati):古罗马人当作外衣穿的长袍。初期不分性别和阶层,后来只有男性贵族在正式场合穿着。由一块半圆形的布细密地包裹住身体,颜色和样式由社会地位决定。——译者注
[19]标志着最早的疆界的,可能是位于两端的两个小地方,一个在阿勒佐以北,在通往佛罗伦</a>萨的大路上;另一个在距里窝那不远的海岸上。里窝那稍南的瓦达溪与谷,现仍称Fiume de fine-,-Valledefine(Targioni Tozzetti,Viaggj,第4卷,第430页)。
[20]的确从严格的正式用语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意大利的全名见于前111年土地法第二十一行。同样在该法律的第二十九行,Latinus和peregrinus是区分开来的。除罗马人外,有时只提到Latini nominis,有时只提到socii,但在意义上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