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书刚刚问世,它不说有三分之一没完成,也有四分之一没完成。这本书有个出色的书名,更确切地说,有两个书名:《为历史学辩护》,或《论历史学家的职业》。[336]无愧于“出色”这个词的是 我们撇开这个不谈。一段时间以前,关于一种“另类的历史学的构想方法”,我提了一些简短的看法。关于我们的方法,马克·布洛赫为我们作了陈述</a>,可惜没有说完,可那是对我们的方法进行一种怎样的清理啊!
这本书并非没有丝毫论战性,不过它的客观公正是不容置疑的。马克·布洛赫留给我们的,在他以那么崇高的尊严、英雄的决心度过的1940年到1943年期间所写的一切著作,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关于他的令人赞赏的《精神的遗嘱》和最后的谈话,我曾经写道,它们本身无愧于“圣洁”这个词。当人们回忆起这个伟大法国人的激情和就义的情况,脱口而出的就是这个词。他每天都冒着生命危险,却平静地把它当作近乎命中注定的结局来看待,这种平静使他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显得高尚和纯洁。他的风格似乎也改变了,多了朴实,少了狡黠。由于它所包含的东西彻底摆脱了日常交往的小气和吝啬,因而更令人感动。可是,正如我说过的那个词,“清理”,它是更全面的,而且是更有决定意义的词。
这本书说的是一种历史学方法吗?绝不是。是一些关于历史学的伪哲学[344]的思考吗?更不是。是对错误的或过时的观念的纠正吧?你可以这么说。这本书首先是一篇评论,是对一些错误的思考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批判,不过是以有教养的人之间自由闲谈的一种形式,卖弄学问的学究在此无事可做。
举一个例子:
在著作开头,马克·布洛赫要为历史学下“一个冗长而呆板的定义”吗?历史上当然不乏下这种定义的先例。哪位历史学家没这种毛病?可是马克·布洛赫克制住了。他不为历史学下定义,因为下任何定义都是画地为牢。而科学跟人一样,首先需要自由。
为历史学下定义?可是下什么定义呢?我的意思是说,在什么时期,在哪种文明的范围?新技术和新观点层出不穷,一些问题的提法也需要经常纠正,因此对它们进行的研究是持续变化的,历史学会一成不变吗?我们整天唠叨着“下定义,下定义”,但是最准确的定义,经过最缜密的思考后下的定义,不是常常也可能被更好的历史学超越吗?这种喜欢定义的怪癖,只对一种时代有用,在那个时代,每个有产者靠国家债权人总名册,靠完全适合拉普拉斯体系,靠装满了保值的拿破仑金币的小钱袋生活,而在那些动荡的、变化的、破坏的时代,定义又该怎么下?它们让人想起一句话,一句有趣而深刻的话。这句话谈到一所高等科技学校的学生,说他们“无所不知,但也仅此而已”。下定义,就是要刁难历史学家嘛。“注意哦,朋友,您要超出历史学了。……您再瞧瞧我的定义,说得多么明确!……你们要是历史学家,就别在这儿插足,这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也别在那儿插足,你们会侵犯心理学家的地盘的。右边?别想了,那是地理学家的势力范围,左边,是人种学家的”……真讨厌,真愚蠢,弄得支离破碎。推倒藩篱,拔掉界碑吧!历史学家就得踩着边界,跨越边界,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无拘无束地工作,有效地工作……
这本书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写成的。马克·布洛赫不攻击别人。他走自己的路,笔直走,步履踏实。他谈起事物就如他亲眼所见,并且简洁地解释这些事物为什么会真实地出现在他眼前。“历史学就是关于过去的事物的科学。”可是过去的事物因此就这样成了科学的研究对象吗?那么,就算它不是关于将来的事物的科学,为什么就不能是关于现在的事物的科学呢?历史学不是这样定义的:“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前辈,米什莱,甫斯特尔,就已经教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本质上是人。”而布洛赫一度却改了口,援引了一位朋友的话:“不是人,绝不是人,是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群体。”[345]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句话有把对个人的研究排除在历史学之外的意思。人们实在不能太把这些说法当真,这是一些调不准的导弹,总是不在预定的目标上爆炸。但格局、机构、制度、信仰、作品等材料都存在着:在所有这些让历史学感兴趣、作为历史学研究材料的东西后面,历史学家想要抓住的就是人。“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传说中的食人妖魔,他嗅得出人肉在哪,知道猎物在哪。”
这样我们就脚踏实地了:只剩下再补充一个特性,但这也是最主要的特性。历史学不仅仅思考“人”。他所处的自然环境就是时间的特性。历史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不过是研究处在时间中的人。而时间这种连续体却是不断变化的。“历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来自这两个属性的对比。”
我不准备这样从马克·布洛赫最初的思想追踪到这本著作结尾所反映的他现在的思想。我已说得不少了,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的精神和方式。至于其余方面,我希望他还能涉及现实情况的限制,涉及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尤其是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方式;希望他谈到观察,谈到它的一般特征,谈到证据的观念及其包含的内容;谈到批判;谈到谎言和谬误,进而谈到历史的真实性;谈到分析的特殊问题,首先是分析所追求的目的,也就是判断或理解——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关于那么多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在这本未写完的书里,人们都将找到这位大师以罕见的简易、朴实、人文情怀表达的见解。
“您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对此我常常自信。您有时会斥责我。而这一切在我们之间又将构成一种联系。”马克·布洛赫就这样结束了“以题献方式”在手稿 难道还要说说历史学?历史学这个词是有歧义的,这仍然会是不用它的一个理由[346],要是有人能造出一个更好的词就好了,可是,是什么词呢?这个词无论如何得有两层意义:它既要表示一门科学,又要表示这门科学的内容。有人会对我说,事情通常就是这样。也许越是没有什么结果,就越难以坚持。然而,在我们的有关方法的著作或小册子中,我们通常是将科学作为智力机制来论述的。关于内容,关于对内容进行清点,然后进行组织的必要性,我们根本不说,或者不当回事。
我们关于方法的论著,往往都仅限于区别那些致力于处理历史材料的人的精神活动。作者很少有逻辑头脑,却执拗地不断重写历史学研究工作的逻辑。这是一种表面的和学院式的逻辑,他们几乎都一致这样告诉我们:历史学家首先要确立事实,这是 最近有一部非常出色的论著,《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348]在索邦大学</a>进行了答辩(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是两位伟大程度不同的人物,前者的成就已经算是伟大创新了,后者并没有超越他),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这篇论著给我们展示了一份全新的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性的计划。他决定把西班牙的最广义的、宏大的政治版图,重新置于他们的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下。他首先研究了作用于人的意志的持久力量,这些力量影响这些意志,使它们朝这个那个方向改变,而它们却觉察不到。这是一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分析,对象是一种事物,以一种力量体现,这种力量能引导、阻碍和抑制,或者相反,激发和促进人类力量的运用。这种事物,我们随意地用一个词来命名,就叫地中海。在这之后的 有传统。有历史。它们最终都满足相同的需要——不论这需要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事物进行组织,以免人类负担过重的方法。我在前面说过,历史学无疑不会容忍人们对成堆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而且还会一直想方设法来增加事实,我们的文明就利用这些事实来编纂历史。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历史学不是把一堆孤立的事实呈现给人们。它组织这些事实,并解释它们,而且为了解释它们,它把它们组成一些事实系列。这些事实系列受到的关心程度并不相同,因为不管愿不愿意,它都得根据现实需要去系统地收集过去的事实,然后进行分类。这是根据活的东西来查考死的东西。
人们愿意考虑到这点吗?多少年来,大量可以用来编写人类经</a>济史的文献档案被保存下来,它们就躺在箱子里、柜子里、城堡的塔楼里睡大觉,成了一堆废纸。没人想到要把这些古老文件上的灰尘掸一掸。只有当我们的社会开始不再关心其他范畴的事物,转而关心经济范畴的事物时,历史学家这才想到这些故纸堆可能有用,这才开始掸掉它们上面的灰尘。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新方向,一系列工作应运而生,这些工作早在一个世纪、一个半世纪前就该顺利进行了。——谱系史所提供的东西与之相当。在我们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对谱系几乎苛求的时代,谱系史很流行,但是自从世系身份(在它不包含一种跟旧制度意义上的“出身”的利益毫无关系的经济财产继承权时)对那些“命中注定的”人不再有过去那种重要性,它就几乎不再存在了。我相信这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
根据现在来组织过去,人们可以把这称作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我们工作的这个方面也没有人研究过。人们研究了历史学的理论,却没有从社会学的层面上研究过它。这样的理论实在不能临时充当历史学。但是,如果我们在大致提出很好的方法规则之后,接下来却不去揭示历史学家的工作的这个方面,我认为对在20世纪中期工作的一帮法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真正历史学的重新审视将是很不完整的。不带偏见,又不过于宽容地对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会发现情况也许有点令人担忧。这种重新审视如果不完整,各种后果都会随之产生。尤其是关于那个客观性的问题,我们绝不想作为理论家或哲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无疑是我们的实践以新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也许是以意外的方式提出的。
穿越这个所谓历史学“拓荒地带”的领域进行短暂的游览,必须先进行一番很简单的介绍,人们完全会理解这种简单。因为不介绍就无法深入下去。并非没有地方,也不是缺乏时间,是因为不宜把一些预言性的指导意见从外面强加给一门正在组织或重组的学科。我们让历史学去探索,去形成它的流派吧。不要试图预先为它制定一些说教性质的规划,这样也许会阻碍它发展,而且也会很快被事实否定。我们想想圣拉扎尔火车站的老职员吧,他知道每个星期日应该准备多少张去沙图的车票,大约有二三十张的出入。售票窗口前的人数大致是恒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个星期日我们是否会出现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们可以谈论历史学向另外的目标、另外的成就发展的总趋势。至于它具体是否成功,那就由命运决定了。
1949年7月20日于里约热内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