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者的一种道德心[329]
在《北方评论》杂志中,我们的撰稿人,莱斯托库瓦神父发表了一篇关于非常值得怀念的乔治·埃斯皮纳的生前传略。他说到埃斯皮纳的为人,也说到作品,以中肯的,当然也是友好的词语。谁认识了乔治·埃斯皮纳,这位伟大的工作者和杰出的人,会不尊重他呢?他亲切善良,在任何事情上都乐意帮助他人,人又非常谦虚。我记得,有一天我随口跟他说,我手头缺他的一篇论著,无法弄到它。 而我要补充说:这是勇敢之举。因为我们别忘了,乔治·埃斯皮纳是从巴黎文献学院毕业的,而他指责装模作样,只考虑“事实”的那些人正是巴黎文献学院的毕业生,他是在一份杂志上进行这种指责的,而那些傻瓜就把他们可怜的担忧归因于这份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不断指责它是“巴黎文献学院的敌人”。我曾经说过,法兰西文学院不接纳埃斯皮纳为院士,是对他的严重不公。无人怀疑,埃斯皮纳的勇气和对观念的兴趣——这些观念可以说不一定是新的,但至少是正确的——是导致他当选院士受挫的重要原因。
当埃斯皮纳谈到亨利·洛朗的那么宽泛、那么吸引人的工作,遗憾作者在结束其著作时没有用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来赋予它更多价值时;当这个由于所受教育的缘故,对1900年代的整个地理学思潮陌生的人,那么清楚地表明,必须以地理学和地形学为基础创立有价值的城市历史研究时;尤其是当他从1902年起,开始了有关杜埃的系列研究时,这种研究在当时是那么的新颖,他可不是一个畏缩不前的人。我愿意用莱斯托库瓦先生的话称他是一个“先驱”。他确实没有技巧,况且他个人也确实不想有这种技巧。
但是别人如果没有这种技巧,他又会带着他惯常的极大的宽容,表示非常遗憾。
没有一期《年鉴》出版时我们不在想:“我们多么希望埃斯皮纳为我们写一篇充实的文章啊!”而我个人总是怀着感激之情想起1940年到1944年间他对我的帮助,当时我几乎是孤身一人面对困难。每有重大事件发生,我们都要交谈一两句话,而且没有哪一次他会拒绝给我最广泛最热忱的协助。这是一位极其谦逊的正直的人,而且是一个高尚的文雅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