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史学家_为历史而战

1.一门透过参考书目了解的学科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与汝拉地质学[268]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介绍和评价一部地质学著作。而《综合评论》的思想无论多么开阔，都不适于追踪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我们要它的读者去关注一部优秀著作，即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刚刚在鸿篇巨制的丛书《用于说明法国地质学明细地图的论文集》[269]中发表的 马尔热里的参考书目不是 表面上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只要把年代学方法精确运用于严格意义上的目录学工作就够了。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到，从技术上说，这种运用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它意味着增加工作量，以免参考文献太少，无法按连续顺序来进行有价值和有启发性的分类，而只好按字母表顺序进行机械的分类。这种分类对无知与懒惰很有利。我们要立即补充说，马尔热里在按年代顺序有条理地编排，此外以极其可贵的细心确定的一系列书单中，分类的不只是书名。地质学家马尔热里读过文献学家马尔热里盘点的书籍、论文集和文章。而且是以最聪明的考证方式来读，意在尽可能少地摘录资料，我不说是基本资料。此处不涉及那些像原著缩微摄影那样的摘要——更明确地说，摘录的是被编入参考书目的著作中的使之在问世时成为创新之作的东西，也就是新观念，往往是比科学的连续进步超前二十年、三十年的天才观念。况且，地质学家的观念不是抽象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能以略图、简图或地图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看。对于这些略图、简图或地图，每当有必要，马尔热里并不仅限于把它们分类，甚至不只是把它们标出来，颂扬一番。他做得更漂亮，而且令人赞赏的是，他从这套插图中复制了183幅图，几乎为每一页文字都增添了光彩，使之显得生动活泼。他常常甚至代替一些已经作古的作者进行回顾，用图来概述他们的工作，这比词语更简短，也更直观……我们随便把书翻到某个重要章节，都能看到地形测量图、地质图、地质构造图；区域的地质描述；关于汝拉地区的河流沿线的专用工程、水文学和洞穴学、湖沼学、地震学。人们每每看到的不是一个书目，而是一个小结；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一门科学从起源直到现代的历史的非常有趣的一章。因为这种书写得客观，是根据“发现者”的工作本身写出来的，因此人们更喜欢读。在这种对一些总体观念和细节的假说进行的回顾性的点名检阅中，每个发现者按照他的年代出现，也可以说按照他的次序复活。

要记住这个典范。无疑要让“科学家”记住，但对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者，对所有脑力劳动者来说，同样如此。我们没有令人满意的各种科学史。近来人们从几个方面觉察到这种情况。常常会有经验丰富的学者，自告奋勇地想方设法来尽量弥补这个缺陷，结果却不容乐观。为什么？因为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来支撑一些永久建筑。如果某一天，一部地质学观念史有机会以马尔热里刚刚向我们提供的，而且一举成为一种典范的这四五部“可演变的”参考文献专著为基础，那么届时它可能是一桩无须太多顾虑，而且几乎肯定值得努力尝试的事业。同样，某一天一部医学观念史，或者一部语言学观念史，或者一部考古学观念史，也可以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尝试，那么，其他范畴的其他著作就能问世，其哲学和方法论的意义无疑也不会小。因为几乎这种专著的每一页，都可能为不仅关心研究一个专门领域的科学理论的进步，也关心研究人类精神的一般活动的人，提出值得在彼此间进行最有启发性的比较的课题，无论其应用方面是什么，也不管各种思考的对象是什么，人类精神总是一样的。

我们所指出的尝试，说实话不是一种尝试，而是一种成功。在这种尝试中，我重申一遍，重要的不是作者的辛勤劳动本身，他的努力，他的简明和概略的意识，他的书所体现的时间与辛劳的出奇的节省，也不是它在智者身上维持的那种持续的感悟，这种感悟是在同一本著作的区区几百页的篇幅中，从对那么多的假说、观念、思想进行的比较中产生的，这些假说、观念和思想在出现时，常常在时间上，也在空间上，相隔了无限距离，但是可以说，通过一位求知欲特别强、知识丰富而又凭直觉行事的学者的关心，彼此立即相互作用，相互启发，相互加强，相互完善，并且以一种极有效的能力，在我们面前再现一门科学的生动的戏剧，说实话，它只是人类思想的永恒的戏剧。

埃马纽埃尔·德·马尔热里的著作是孤立的，但依旧是当代博学者能为我们提供的真正最完美的著作之一。但是，要让它全部意义发扬光大，那它就不该是孤立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衷心希望人们关注这部著作，也就是说，希望人们拿它当作榜样。

2.人类精神史的一章

从林奈到拉马克和乔治·居维叶[271]

去年，两部互相有联系的著作[272]以两个截然不同的书名出版了，这两个书名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双重性质：它们非常值得历史学家、科学家、文人关注；同时也非常值得好奇心既不同又趋同的普通读者注意。 确实如此。在涉及自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植物学和动物学分类的工作时，也确实如此， 换句话说，我寻思，在这种工作中，这是否就是我们所要的亚里士多德？出于措辞方便，我把他说成“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由于他们多少有点自觉地让那位亚里士多德符合他们的需要和精神状态，因此，那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影响更深刻。

我向亨利·多丹提出我的顾虑，因为我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科学的学说知之甚少，因此在提出顾虑时，我没有畏畏缩缩，我明显觉得，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系的观念外，我们还应该给其他观念留出位置，也可以说给其他想法留出位置，它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也许仍然对那些半形而上学、半科学的概念施加了一种长期的影响，亨利·多丹在他自己的领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概念的某些过时的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从亨利——科尔内耶·阿格里帕和帕拉塞尔斯，到那些帕多瓦人及其弟子，从蓬波纳齐到克雷莫尼尼，从卡尔丹到乔达诺·布鲁诺，从瓦尼尼和特勒肖到康帕内拉，为了超越充满陈腐事实的经验主义，为了让自己好歹形成一些观念（这当然有点操之过急，但是，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永远都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想自己来理解事物，每个人终究都必须适应这种暂时性），他们做出了积极勇敢的努力；而为了尽量形成一种严密的关于宇宙的表述，不只是由《创世记》得出的神学所提供的那种表述，他们做出了既虚幻又有力，而且确实感人的尝试。在这些努力和尝试中，他们曾经大胆表明，他们相信存在着生物的相互关联性、生存相关性、运动连贯性，在他们看来，这些能够构成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念来替代不完整和不协调的表述。

这是把一个仍然捉摸不定，但已可觉察到的通用机械论的概念，运用于大自然的现象吗？倒不如说这是对自然统一体深刻预感的结果。这个统一体和一个生物机体相似，各部分受到同等的激励，通过它们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协力达到同一个目的。一位在这些领域作出过有效努力的非凡的观念史学家，研究康帕内拉的历史学家，莱昂·布朗歇，十分清楚地在这种预感的深处注意到[276]，在器官和心理相互关联的观念与连贯性和机械决定论的概念之间，尚不存在任何区分。因而凡是有运动的地方就存在意识，凡是有意识的地方就存在运动，这种对应实际上揭示了一种本质同一性，它就像一条岔路，引导自然科学要么走魔力论解释的途径，要么走完全不同的机械论解释的途径，在所有这些人看来，两者都合理，都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广博的概念，也是扎根在那么遥远的过去的，而且在16世纪，它们无疑比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更有生命力、更有效，它们对16和17世纪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艰苦工作产生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吗？这有待观察。似乎是没有，而多丹在研究之后，在其阐述事实的方式上也很可能没什么要改变的。这里，我觉得理当向他提出另一种顾虑，他如今不就是一位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顾虑的非凡人才吗？

二

此外，希望像他那些进行得很出色的研究，不应忽视或低估一种深刻自省的，并不断专心思考自然进程及其连贯性的思想在任何技术性劳动之外可能获得的成果，而这正是多丹在他的 人们把拉马克和居维叶面面相对地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我们在说到其中一人时，往往要涉及另一人，在某些时刻，他们的那么多思想和著作就通过互相呼应混在一起。人们读了多丹先生的 如果我们在读他的论著之前，读了不久前（1909）他曾在现已停刊的《自由篇章》杂志上发表的两篇十分生动的文章，其中对达尔文的一些早期著作进行了真正引人入胜的概述；如果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在这些论著中欣赏到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和外省社会环境中整体的科学活动的描写；如果我们读了他对19世纪初博物馆——在这座创新的博物馆大建筑里，汇集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我们一直满怀热情为探索、扩大和深化世界做的艰巨工作所获得的可供人利用的成果——在自然科学史中起的重要作用的那些充满见解的评价；如果我们还在他的一些简练的文章中，碰到一些关于社会史的非常有启发性的评语，例如关于那些年轻人的评语，“旧的社会环境的解体，由制度、观念和习俗的危机引起的不安和希望，流传非常广泛的要求实证科学指示新路的意向”，在一个学习和思索的无私愿望中结合起来——我们就禁不住要表明一个愿望。

亨利·多丹想写的书，他完美地写出来了，其计划的严密性和实施的坚定意志，都是非凡的。如果我向他承认，我作为历史学家，有时会控制不住我的思想和想象力，想在他的文章的页边上，连续添加一些历史方面的评注，或者也可以说，很想再构思一本同样富有成果的著作的提纲，也非常渴望得到人们的感激，他会责怪我吗？

按照这种想法，为他研究的每个时代重新组织当时人们的精神材料；通过博学和富有想象力的努力，复原他的上一代人物理的、智力的和精神的完整世界；培养一种很强烈、很确定的意识，即事实观念的不足和理论的相应贫乏，有可能在有关世界、生活、宗教、政治以及历史集体性所形成的各种表述中产生缺陷和曲解；从而防止产生那些糟糕的年代错误，像那种虽然鲜为人知，但却是最严重的年代错误，不是向参加福尔诺沃战役的战士赠送滑膛枪，或者向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送玛丽——路易丝的照片这类错误，而是不假思索地把拉伯雷变成一个自由思想家……或者把拉马克变成一个达尔文时代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这种错误。经过我的思考，依我看，防止产生这种年代错误，是历史学家的最高理想、最终目的。

这也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如果我们确信它不会名不副实；如果我们意识到它就是我们的目的，意识到它确实值得我们献出一生来探究它的结局，那么我们至少要明确认可它，以便逐渐使工作者们的分散的、盲目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正确方向上……

然而，如果在一个智力探索者毕竟很少的世界里，没有人操心去协调、组织这种力量；如果那些专注于一些基础工作的人，不想付出他们的全部努力，不赋予他们的知识全部有用的意义，那么这个理想要怎样才能实现呢？“可这是你们历史学家的任务；赶快干吧……”多么过分的嘲讽啊！我们刚刚定义的历史学，不是靠一帮无所不知，从而也一无所知，竭力想抓住在虚空中嗡嗡叫的吐火怪物的人，靠他们百科全书般的艰苦工作创立的。历史学是靠不同出身、不同文化、不同禀赋的人共同努力创立的；因为所需的培养，是跟描述16世纪的一种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描述蒸汽机的发明过程，或者描述让——雅克·卢梭的同时代人所拥有的有关科学的概念所需的培养是不同的。

而且我完全理解，人们如今为了潇洒优雅地摆脱麻烦，不对历史学家实行任何特殊培养（大概是出于好意，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判断力受到任何影响）；不过，尽管这样做很精明，终究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最终会显得十分荒谬。此外，希望人们能够设想，让具有很特殊的才能和很强的文化素养的工作者，来负责协调和综合由一些名副其实的专家获得的结果，但要控制好这批人的数量。这当然很理想，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就目前而言，还是要让深谙银行之道和</a>交换问题的人来负责撰写富格尔家族史；让研究19世纪前四十年的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人注意，不仅要把多丹所说的东西，而且还要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我们。除了他们没人能做；如果他们做了准备，付出了努力，却在任务仅仅完成一半时就放下工具，想在二三十年后，让另外某个人随随便便重走他们走过的路，勉强自己来写一部历史，而他们也不会生气，这确实很说不过去——关于这部历史，他们拥有要提供给我们的一切，而且从明天起就要提供给我们。

我在读这部著作时，常常禁不住要把其中的日期进行对照。瞧！我们面前有拉马克的作品的详细书目，也有居维叶的论著的详细书目。其中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1、1792、1794、1795、1797；另一人的著作发表年份分别是1792、1795、1796、1797。他们就在这些上演过无数场悲剧的年份里，一心扑在被解剖的或被观察的动物标本上，为动物学确定了一个新方向吗？而且是第一次确定了“现代”的方向？可是，当大革命开始时，这些人，这些知识最渊博的法国人，他们所掌握的，关于自然和整个动物界形成的概念，怎么还是孚克劳在其《化学的基本概念》的开头表达的概念呢？从这些观念流传出过那么多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而其中最有知识的、思想和才能最“科学的”的人，怎么在动情地说到大自然时，却把这些如此陈旧、如此缺乏批判精神的拙劣观念，置于这个神奇的词下？谁来明确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产生的任何性质的影响呢？谁来开始为我们编写科学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史呢？如果不是那些从这些观念的起源、各种表述以及许多年来它们产生的后果来研究它们的人，不是那些评估了它们的演变关系、可能的影响和局限性的人，那应该是谁呢？

可是，他们并不是历史学家啊！啊，谁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呢？如果不是知道这些的人，那会是谁？而且我还希望亨利·多丹除了向我们提供内容如此丰富、日期如此精确、表达如此细腻、对方法论学家和科学家同样重要的著作外，另外还能独自非常出色地提供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社会史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