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们的历史学与我们的历史学[229]
一段时期以前,在波恩的勒尔沙伊德(R?hrscheid)出版社的关心下,库萨的尼古拉的两部重要著作之一,1433年的《论公教的和谐》,重新问世,就像1514年若斯·巴德·阿桑修斯满足巴黎人一睹为快的愿望一样。[230]几乎在同时,恩斯特·卡西勒尔的优秀论文《文艺复兴运动的哲学中的个体与宇宙》[231],在其文章后面,为我们提供了两种重要的校勘本:一种是对同一个尼古拉的《论精神》的校勘本,由卡西勒尔本人从约阿希姆·里特尔发表的拉丁语版译成德文;另一种是克里班斯基对我们的博维尔的《论智慧》的校勘本,卡西勒尔写道(所引用的著作 然而,恩斯特·卡西勒尔在他的杰出著作中,不仅仅公布了“文艺复兴”哲学的一些重要和罕见的著作,他还在对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初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哲学思想进行的丰富的研究中,极力反对被许多作者,尤其是被布克哈特到处传播的那种见解,即认为在那个时期,欧洲不曾有过任何符合这个名称的哲学。布克哈特这位巴塞尔人向我们指出的这些摆脱了陈旧观念开始征服世界的人,被他说成胆怯的人,在他们的哲学思辨中显得非常胆怯。卡西勒尔的确没有否认这一点;整个这种哲学仍然被经院哲学约束着;很难把它和宗教思想划清界限[233];而且,迫使当时人们思考的上帝、自由、永生这三个重要问题,从它们继续存在的方式这一方面来看,确实不是“现代”问题。不过,仅仅把文艺复兴运动的哲学看成是中世纪一些争论的多少有点减弱的延续,这是布克哈特的错误,而这是一个过去的错误。因为现时的人不再生活在“中世纪”的环境中,而且卡西勒尔的目的,就是说明他们的生存条件是怎样引导他们去想象“一个新的思想领域”的;他们的全部生活是怎样在这个精神领域中反映出来,同时表现出来的。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位哲学研究大师的尝试更受支持,更值得注意了。[234]
现在,对于我们所表现出的——尤其是我们的出版社所表现出的——要追随刚刚兴起的一股思潮的一点点急躁情绪,法国有人很激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是富有生命力的时期,也是急剧动荡的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思想和革新天主教思想这三种思想正准备一齐诞生。可是在我国,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献的出版却一点没有。因此,除了一位真正杰出的历史学家,我指的是奥古斯坦·勒诺德,谁关心博维尔以及他的老师埃塔普勒的勒费弗尔呢?[235]只有恩斯特·卡西勒尔,就是向我们提供了《论智慧》的托伊布讷出版社。即将结束的15世纪、刚刚开始的16世纪的任何伟大著作,在我国都没有校勘本……没有编订本,于是阿贝尔·雷伊就为我们发表了 希望“文献与译本”丛书能继续发展下去,以使历史学和哲学的关系实现这样的融洽。希望阿贝尔·雷伊的合作者不仅考虑到纯观念的规则,甚至它们的逻辑承袭关系,而且还能考虑到它们的起源,想到它们与产生它们的时代总的思想潮流的关系。这样才能弥补我们这套理论支持的严重不足。
2.学说与社会
埃蒂安·吉尔松与14世纪的哲学[244]
前不久,帕约出版社再版了埃蒂安·吉尔松的一部著作,经过完整的修订和增补,这次是以一部8开本782页的巨篇论著的形式出版的。 当埃蒂安·吉尔松写道( “理解思想的整套工具”,雷伊写道。实际上,题为《智力的整套工具》的一卷的 可是……莱昂·布伦茨威格怀着一种显见而合理的同情心,特别提到了库尔诺。提到库尔诺,可是确切地说,这是怎样的倒退啊!库尔诺,这位数学哲学家,研究偶然性的大理论家,研究概率的人,对历史学也专心研究。的确,不是他不愿研究历史学向哲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可是我们历史学家要读库尔诺哪个方面的著作呢?他对文明的整体观点显得多么狭隘、枯燥、皱巴巴!这种狭隘归因于什么呢?难道在这里又归咎于那些大学机构,归咎于那些分门别类的教师招聘会考吗?这种分门别类很自然地就在带着各种色彩的学术权威之间,造成水手们所熟悉的那种“绳结意识之争”。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事实就在这儿,需要解释。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一定要重申一下,我所说的这一切,和这些哲学家对他们擅长写的那种历史进行的一种出色而且有时很有效力的综述没有关系。尽管他们坚持瞧不起我们的历史学,瞧不起我们历史学家的拙劣的历史学,而我们历史学家,尽管因为接触了肮脏的现实显得灰头土脸,但是能欣赏这种综述所显露的才华,并且能从他们的思考缜密、撰写审慎的有生命力的著作获益:它们是一代人的绝笔,因此我有些偏爱这一代人,人们会原谅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