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学家_为历史而战

1.人、传说和作品

关于拉伯雷：一无所知[176]

多亏了普瓦捷大学</a>教授让·普拉塔尔的关心，我们这就有了一本关于拉伯雷的传记[177]，关于这本书人们说得最少的可能是这一点，即它的问世恰逢其时。人们知道，最近这30年，在拉伯雷研究会及其创建人阿贝尔·勒弗朗的推动下，一项浩大工程完成了，它尽可能地阐明了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原来模糊不清的生平、作品、思想。艰苦的劳动获得了成果。我们对此人的生平了解得更清楚了，理解他的不甚明了的作品也不太困难。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那些有闲暇，或者有责任，天天关注发掘者工作的人。而没有了解手段的广大读者则需要有一本书来全面概述所获得的成果。普拉塔尔就特别有资格写这本书。从1910年起，他发表了《拉伯雷作品集》，从作品这个词的文学意义上（来源、想象力和创作）进行了说明。他还发表了一篇论文，显示出他在16世纪法国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此后他一直参与拉伯雷研究，许多文章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进行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发表了《拉伯雷在普瓦图的青少年时代》，不包括出版拉伯雷的原著。[178]他遇到了一家积极主动的出版社，即范欧斯特出版社，对《弗朗索瓦·拉伯雷传》进行几近奢华的装帧，添加了一些漂亮的照相凸版印刷的插图，补全了不久前由阿尔蒂尔·厄拉尔在其非常生动的著作《拉伯雷》中汇集的图示文献。我们很高兴，因为得到了我们所缺的东西：关于巴奴日之父鲜活的存在，有了一幅完整的概貌，而且不再是素描了。

乍一看，描绘这样的概貌不太难。人们手上不是有10卷《拉伯雷研究杂志》、15卷《16世纪杂志》、由勒弗朗为冠军出版社的豪华版本的《拉伯雷全集》中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写的两篇充满生活气息和热情的序言吗？只需有审慎的态度，只需会读会写，这本书就能写成。不过，它应该是一本更出色的、让许多人翘首以盼的拉伯雷传。尤其是要让历史学家翘首以盼。米什莱在其《法国史》[179]的一章中就说过，这应该是一本非凡的书，因为这位眼力超群的作者，虽然只掌握一些错误的事实和虚构的传说，但是他受到他的理解力的支持，并受到他的同情心的引导，能够向我们提供一幅相当准确和十分鲜明的拉伯雷的速写。米什莱曾大声疾呼：“多么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拉伯雷传啊！”[180]这是因为，关于这个奇特人物的书籍都带有“时代印记”，而且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因此写他的传记，就要按照米什莱的意思，完整勾勒出“英雄”时代的主线，拉伯雷的作品就紧密贴合这条主线。

然而，让·普拉塔尔的工作的 总之，我们直说了吧：关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生平，从他出生（日期不确定，地点人们大概熟悉，他的父母是谁，严格地说是推测出来的），到1521年3月4日，下普瓦图丰特内——勒孔特的一个修道士不无激动地写信给文学之父和博学者楷模纪尧姆·比代的日期，如果要依靠可靠的、明确的、经过严格考证的文献来了解，那么对于这段时期，我们一无所知。

然而，“从拉伯雷的生活圈子，从他自认为是其老师的人”来推断拉伯雷本人，这种方法若是用来确定可以说是完全“模糊”的那些年份，则往往是有害的和靠不住的。我想到一些篇章的内容，其中普拉塔尔就在考虑，少年弗朗索瓦是按照爱比斯德蒙的方式“被精心描绘的好学生”呢，还是按照雅诺图斯的方式被说成是“一个腼腆的笨手笨脚的小男孩”。[186]不过，一旦有了更坚实的史料基础，这些章节就真正变得有趣了。人们在这些内容非常充实的章节中发现：作者在其中复述了他的有关能干的少年弗朗索瓦的小书的内容，生动逼真地描绘一个可信的“普瓦图的拉伯雷”以及其他事情。其中对环境的了解很详细，能使文献向我们提供的某些资料互相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澄清了拉伯雷作品中许多不易理解的内容。它巧妙地确定了这个修道士的各种活动，如人们所知，这些活动最终以从一个方济各会修道院转到一个本笃会修道院结束。这无疑要归功于拉伯雷的教区主教，马耶赛的主教热弗瓦·戴蒂萨克的庇护，他担任了这位主教的秘书，而且这位主教可能委托他教其侄子路易。在离南普瓦捷两古里的利圭热本笃会隐修院，他似乎有他的书房[187]；巧合的是，在4个世纪后，于伊斯芒斯也在这里当修士。不过，于伊斯芒斯既不是普瓦图人，也不是都兰人……

可是，不管这种根据环境来解释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它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没有触及最主要的部分。实际上，如今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复原各种环境，把它们首尾相接连起来，（据我们所知）就从表面上构成了拉伯雷的生平。对一位有点精明的传记作家而言，从那时起，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地区，追寻他的主人公的足迹。这便是撰写一部有教益的而且不令人厌倦的巨著的规则：一种遍及从1520年到1550年的人文主义欧洲的文人圈子的循环巡行。不过，还剩下两样东西，两样不重要的东西：人和作品。我们前后都了解得不清楚。人，可以真的是弗朗索瓦·拉伯雷，但似乎也可以是他同时代的人、朋友、敌人，只要他们聪明、有洞察力，都行。人，就是这位在1532年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近乎神奇的作家，把这四部小说的 我们要承认，我们其实“没有看到”拉伯雷。

这里有一部巨著，一本杰出的书，多达300页，书的突出位置上，标着这个希农人的名字。我们认真拜读后合上它。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拉伯雷，既没有用肉体的眼睛看到，也没有用精神的眼睛看到。没有看到一幅让我们满意的能干的弗朗索瓦的肖像[189]，或者一幅即便不让我们满意，但也可能是真实的拉伯雷的肖像。尼古拉·布尔邦，一个蹩脚的研究拉丁语言的韵律学家，一个没有长短短格和扬扬格[190]荣耀的骑士，我们本来对这个可悲人物不需要知道什么，可是他和伊拉斯谟一样，偶遇了汉斯·霍尔拜因[191]，于是我们有了他的那幅动人的画像。拉伯雷呢？他有一些面容古怪的画像。《名人肖像年表》[192]中的画像就显得不高兴。他阴沉着脸，显得有点奸诈？有可能。不过我们还是放弃那些老旧的肖像画为好。

有双智者的眼睛？不可思议！他要么是那种举止像塔巴兰[193]的人，在闹剧中扮演一个厚颜无耻的食客，付了一份钱，却胡吃海塞撑破肚皮，酒也漫出了喉咙，到了晚上，就去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么是一个博学者、医生、人文学者，用大量的古代文献和热切的好奇，孜孜不倦地滋养他的神奇的记忆力；还被叫作泰奥多尔·德·贝泽和路易·勒卡隆的人赞为大哲学家，甚至被夸为哲学家的泰斗：

In primis sane Rabel?sum,principem eundem.

Supremum in studiis Diva tuis Sophia.[194]

这两个拉伯雷，选哪个？

我们的祖宗比我们幸运。他们不做选择。两种形象的拉伯雷都接受，不管是体面的还是粗俗的。而且因为不把两个拉伯雷放在一起对比，所以他们适应起来没有困难。当他们在戴蒂萨克家或杜贝莱家，或在埃格——莫尔特，在弗朗索瓦国王身边，遇到这位受宠于国王的博学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师时；当他们在那儿，或者在无数正儿八经的场所，巧遇这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这位医生；这位能用希腊语、拉丁语，甚至法语写韵文和散文的诗人；这位受到当时最伟大的文人和学者，从纪尧姆·比代到约阿希姆·杜贝莱，其中包括年轻的泰奥多尔·德·贝泽[195]的吹捧和赞扬，受到有争议的埃蒂安·多莱，以及其他许多同样有名气的人吹捧和赞扬的人时，他们便脱下帽子，用双手拿着，恭敬地称他博士阁下[196]，并静候他从雄辩的口中说</a>出优美的古文。后来当他们饶有兴致地读了《卡冈都亚》或《庞大固埃》时，就立即被完全迷住，就像集市上看热闹的人被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人的妙语连珠迷住一样。再说，在翻开这些小书时，他们意识到应该做什么吗？这个行为，可以用那种过时的话说，是一种“文学”阅读吗？绝对不是。作者可能是向他们吐露，在人的勇武行为和文学、高尚文学（人文派文学）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让他们吃惊。彭波尼奥·勒托的虚构的古罗马人卢修斯·库斯庇丢斯的遗嘱，显然是“文学”读物。至于巴奴日与丹德诺的纠葛，得了吧！不过是一些“逗人开心的故事”而已。

16世纪的人不会把表达方式搞混的。开心了他们就笑。开怀大笑，没有恶意。而且他们立刻就根据作品来揣度作者。这个能让愁眉苦脸的人捧腹大笑的叙述者，这个口若悬河的叙述者，估计是个非常快乐的人吧？这个夸奖葡萄酒的人，估计是个多么奇特的酒鬼吧？我们要指出，要这样从书转到作者拉伯雷，就要求作者本人就是读者。叙述者不入戏吗？他永远都不说“我”吗？他报告巴奴日的非凡功绩，不是没带个人情感的。他是街头杂耍的参与者，是奇异把戏的表演者：“善良的人们！愿天主拯救你们，保佑你们！你们在哪里呀？我看不见。等我戴上眼镜……哈，哈！封斋期过了，我看见你们了！……”[197]那么，当他们把拉伯雷变成一个酒鬼和一个小丑时，这不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更不是往历史档案中提交一个证明。他们心里想的那个拉伯雷，就是一个酒鬼和一个小丑，因为他身上体现了拉伯雷小说里的所有的纵酒作乐的聚会，粗俗下流的玩笑和滑稽可笑的动作。他们认为“真实”的拉伯雷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拉伯雷，就是他们创造的，是为他们自己制造的，披着书及其主人公的外衣。拉伯雷创造了卡冈都亚、庞大固埃和巴奴日。卡冈都亚反过来按照他的模样改变了拉伯雷：对那些很少厌倦的读者来说，对那些贪婪而天真，况且对他们尚未提出的一个问题还没有明确概念的大孩子来说，这就是唯一真实的拉伯雷。对他们来说，文学作品创造、产生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即使当这些人的名字叫龙沙，或者叫杜贝莱时。龙沙就是在1554年的《博卡日》中写《弗朗索瓦·拉伯雷墓志铭》的那个龙沙。杜贝莱就是1558年在《诗选》中写庞法居的拉丁语的《墓》的那个杜贝莱。[198]

因此，关于“拉伯雷的传说”，这个著名的重要问题，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集体心理学的问题。最近人们经常围绕这些传说的文献发起争论，这些文献对我们来说十分意外，以致我们非常幼稚地想象出一些私人积怨的故事来让这些文献容易被人理解，好像涉及的不是描述粗俗的酒鬼的文学形象，而是涉及一份一个叫拉伯雷的人酗酒习惯的治安记录：“姓名：弗朗索瓦。职业：医学博士……”而我还要补充说，如果需要，我等待时机再来详述，好像在他那个时期不乏这种放纵成性的名人，其中一个就是诗人马罗，他就不像拉伯雷那般荣幸，拥有一部十分类似的传说，也没有类似的成长历程。“通过对他所研究的每个时期的思考，对该时期的人的精神材料重新进行组织”：请原谅我引用自己的著作，这是我最近为自然科学史学确定的目标。[199]“不再把我们看作是人的状况的样本，处处都有效；因此也不再想自己来重新思考和恢复精神状态，供我们自己研究”，这是夏尔·布隆代尔为集体心理学规定的大纲。[200]我们都深信这些简单观念，那么我们就把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同时代人叫到我们跟前，展示他们的暴力和任性、对外部影响的屈从、情绪的变化无常、相互之间的易怒、恶语相向、相互残杀，而后又特别容易握手言和，这些向我们解释了，甚至在文人、学者、诗人中间，为什么也会发生那么多无谓的争吵、那么多恶狠狠的指责、那么多对剽窃抄袭行为的谩骂、那么多对人类和上帝的公正的呼唤、接下来便是令人厌恶的极力奉承，最愚蠢的是，要跟荷马、品达尔、维吉尔及贺拉斯平起平坐。我常常说这是“一种由反差构成的生活”的天然产物，这种反差非常强烈，鲜明得出乎我们想象：是白昼和黑夜的反差、寒冬和炎夏的反差、酷热和冰冷的反差……生活条件均等，情绪就均等：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可是同样地，我们的神经也麻木了。我们吃了过多的水果——我们或我们的父辈——吃了我们贮藏的这些水果，像圣经里说的，酸了我们的牙齿。他们？他们不是麻木的人。绝对不是！例如，他们对极其强烈的音乐演奏是不抵制的。我总会想到《厄特拉佩尔故事集》，其中诺埃尔·杜法伊为我们描述了克雷芒·雅内坎的叙事合唱《马里尼亚诺战役》[201]对他的同时代人的影响。没有人不受这种音乐吸引，它的表现充满力量，又显得稚气，用拟声的和声来表现“战斗的喧闹”；没有人“不注意看他的剑是否入鞘，不注意看他踮起脚、挺起腰杆，让自己显得更精神抖擞、身材魁梧！”音乐对于头脑简单的人的肌肉的影响被描写得富有表现力，他们尽情表现，不加克制。可是我们呢，我们克制住了。

这里我们又转回来了。必须做出选择。他是一个体面的、有学问的和可敬的拉伯雷呢？还是一个肥头大耳的酒囊饭袋，跟所有人一样，没有鲜明个性的人？或者用形态学的话来说，是一瓶矮矮胖胖的餐后酒；也可以说，就是莱昂·高兹兰所描述的坐在餐桌旁的巴尔扎克，像皮埃尔·亚伯拉罕最近发掘出来的那个巴尔扎克[202]，有着“无所事事的庞大固埃式的傲慢，他解下领带，衬衫敞开，手握水果刀，一边笑，一边喝，一边切着酥梨……”然后笔下就出现了所期待的名字：“真诚的都兰人浮上表面”，高兹兰继续写道，“我们相信在特来美庄园看到了拉伯雷，他为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很傻的双关语，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酒使他获得了灵感，无论如何，酒是好酒……”

幸运的高兹兰知道拉伯雷是怎样一个人，而且在特来美修道院见到了他，像他的巴尔扎克的一个原型，一双肩膀在快活的下巴下面摇晃！我们不花什么代价，就能得到一幅按照阿尔高弗里巴斯·纳西埃[203]大师的本性描绘的，像人们可以在里昂书店里见到的1532年的那样有血有肉的素描吗？我们将永远不会再有那种素描了。那么我们也像写他的传说的作者们那样，来画这个素描吧。我们从拉伯雷的书中把他找出来。不过，我们将一如</a>既往，显示对逻辑性的关心，我们的祖先对逻辑性是很鄙视的。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朋友们对蒙彼利埃的这个博学而可敬的博士所说的恭维的证词，愿意接受他们对一部辞藻极为丰富的作品的各种证词。这些证词诙谐、粗野、粗俗：我们把它叫作“于布王式的文学游戏”，这个“下等人的全部魅力”，这些我们都一掠而过。但是，卡冈都亚博学的言辞、乏味的训诫、他儿子的说教，这是我们要的一部分东西。那么多大胆的雕塑家在我们的公共广场上竖起一个人的雕像，要是他们知道遮掩这个人的什么外貌就好了，一个叫福兰的人就能以拉伯雷为中心，重画两个著名漫画中的左拉，即《梦》中的左拉与《娜娜》中的左拉：“我吗？我产生了圣人庞大固埃……而就是这个……小丑产生了巴奴日！”

我们始终这样想。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他的醉鬼形象，并大肆攻击：想想拉马丁在其《文学教程》中夸张得可笑的叱骂吧。[204]我们呢，选择了整洁的老教师形象。对他有赞成，也有点反对。为了安慰我们守着已经确定的事情不动，我们只要指出，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拉伯雷；就算我们得到了他的告白，或者他的同时代人的直接和详尽的回忆录，另外一个大问题仍然始终存在，另外一个令人生畏的大问题要解决：即作品的问题，而首先是它问世的问题。

我不想侵犯不属于我的领域。但是毕竟，从人到作品，即从大腹便便的“信奉正统主义的外勤推销员”、脏话大行家、“拉伯雷式”笑话和故事的热烈爱好者、众口一词向我们描述的酒鬼和饕餮巴尔扎克，到由97篇小说构成的《人间喜剧》及在其中淋漓尽致地表演的两千个人物，当人们得出结论（是皮埃尔·亚伯拉罕在我刚才引用过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小书里给出的结论），当人们以一声微笑作出结论：“喏，就是这个作品，就是这个人；就是为此写的。”这里有一个魔术师说变就变的把戏，让人生疑。还有“一个缺陷，任何善意都填补不了”。我还来摘抄一段：“人们终于找到一些偶然的类似；人们终于指出一些一致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出这两个封闭领域的事实之间一些相互的移转，是的；但是，总之不过是在随便什么人和他的深刻记忆之间移转而已。有人曾经见到过它们因果联系吗？可以从中发现这种联系吗？”[205]

我们立即要指出：皮埃尔·亚伯拉罕专心研究巴尔扎克的主题的任务，是探求一种可能导致巴尔扎克的生活和作品两组不同的结果的共同原因。而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一个大家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对这种研究而言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那么怎么去完成它呢？还剩一个问题。拉伯雷写了《庞大固埃》，这是事实。可是，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主宫医院的这位博学的医生；这位可敬的人文主义者；这位受普鲁塔克影响，并崇敬柏拉图的研究古希腊的学者，这一天用刚刚抄写了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的笔和墨水，开始写这本不起眼的却如此大有前途的小书：《渴人国国王、鼎鼎大名的庞大固埃骇人听闻的英雄业绩》的？文献保持沉默，这沉默无法打破。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也许最好别去想这个原因，只用鲜明的线条圈出我们的广阔的无知范围即可。

但是，关于《庞大固埃》的问世，普拉塔尔大胆提出了一个假说。他写道（ “历史之历史”，在他看来，是指，或者可能是指一种在某一时代与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有关的文学的历史。不用说，这样构想的历史，的确会呈现出一些“未知的方面”。要把它们写出来，就需要复原环境，就要想到该由谁来写，为谁写；谁来读，为什么读；需要知道作家受过什么教育，是在学院还是在其他地方——同样还要知道他们的读者受过什么教育；因为毕竟……[215]；需要知道某某作家获得了怎样的成功，这种成功的影响范围和深度如何；需要在作家的习惯、爱好、风格和成见的改变，与政治的变迁、宗教精神面貌的转变、社会生活的演变、艺术时尚和兴趣的改变等之间建立联系；需要……，我就此打住。

历史之历史……但是所有这些一样也没有在莫尔内的著作中出现。这不是因为作者无视这些问题存在。他是居斯塔夫·朗松的学生，而朗松非常积极地尝试把文学史和历史结合起来——使它恢复青春，并且通过引导它关心许多真正历史方面的问题，使它面目一新。不过，这个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要获得成功，就该努力组织一个历史学家团体，这些历史学家是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具有对历史的求知欲，尤其是对社会史的求知欲。最棘手的也许是编写所有社会史——然后，这种获得的全面培养，就被专门定向为他们的文学史学家的具体工作。但是，毕竟朗松提出了这些问题。[216]他因此从不同方面饱受人们指责——人们不无愤慨地清楚地发现，他希望、他渴望当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评论家，以便人们把我们的成就让给他，以便我们这些历史学家格外承认他拥有我们的一个成就，他可能想占为己有的成就——渴望不再只是把一些重要典籍，人类天才的一些独特典范，放在他和我们的面前展示，这些典范归于一些把自己变成了伟大创造者种族中的独一无二的模范的人——一些“不可替代”的人。哎呀，我写这个词，冒了被摆脱了那么多成见的莫尔内瞧不起的危险。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代的所有文学作品，注意指出这些作品中一些对当时社会有价值的表现、表述、表达。这就是纲领，就是居斯塔夫·朗松的不现实的计划。

我再重申一遍，说它不现实，是因为要让这个计划获得成功，就意味着事先要进行一场教学大纲的革命。而在法国，这种革命一直被证实是最难顺利完成的。实际上，朗松鼓励一些没有开始想了解人们如何解析社会机制的人；一些根本没有开始长期、仔细而全面地研究其中一个社会的起源、结构、方向、主使者和隐藏的原动力的人[217]——朗松鼓励这些受过专门培养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理解希腊、拉丁和法国文学文献的人——他鼓励他们依靠资料，而且只依靠文学的资料，随时为我们提供有效帮助，帮助我们认识一种他们只是在过于简化的教科书中，从 而且，我作为历史学家，面对人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真实的”“未知的”新东西，仍然感到困惑。有些研究，如坐拥诗论教授职位的保罗·瓦莱里在法兰西公学院开设的那种研究，那种教席——我们能理解成一个专门研究精神领域、精神作品领域的“创造”（po?ein）[220]的教席吗？很好。这是一些艰深的研究[221]，不是人人都能涉足的，原因不必说了——但是这些研究有前途。《法国百科全书》在 安德烈·蒙格隆青年时期开始读书时，似乎就已经觉得浪漫主义是“主宰了我们的文学两个世纪的力量，其影响还没有衰退”。他的全部工作都致力于探求如此强大的思潮的根源，追踪它的发展历程。这是狭义文学史的著作吗？不是的，不论其作者的敏感性、感受性如何，它们都不是那种著作；说它们不是，还因为催生浪漫主义的，是人们内心生活的深刻变革，而安德烈·蒙格隆研究的正是这种变革；还因为浪漫主义运动“在发展中不断与法国的各种活动联系起来”，而他关注的对象正是这些联系、这种发展。[227]

说到浪漫主义，我们想起了我们的中学时代。——当时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法国的一种多少有点仿冒的文学思潮——几乎是从国外全盘引进的，况且被限定在狭小的年代范围里。1900年代的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都曾经被要求领会在1800年前后，这股思潮最初在“森林的飘忽不定的顶梢”，或者在那位壮硕的斯塔尔夫人的可疑行李中掀起的微澜。有点男子气的斯塔尔夫人夹带着日耳曼精神的私货：她多次借用我们的修辞学家的笔，给萨瓦里将军写过抗议信，因为萨瓦里是拿破仑的近卫骑兵，奉命对德国实施侵扰。

安德烈·蒙格隆写过关于伦理和社会史的内容丰富的许多论文和两部著作，伦理和社会史就被引作了文学证据，就像亨利·布雷蒙对16和17世纪法国宗教情感的细微差别的理解被引作同样的证据一样。在他看来，浪漫主义是一场革命，这是米什莱的话，他经历过这种事。浪漫主义涵盖了我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而不再只是五十年。它实质上是人们持久的倾向和向往对那种内心的贫困、那种想象力的贫乏、那种诗意的缺乏的一种反叛，这种贫困和缺乏，是18世纪的顽固特征。1767年，塞纳克·德·梅朗指责那个世纪所拥有的是一种“老人精神”，而且像他说的，是“花甲老人的特征”。

安德烈·蒙格隆不怀偏见地出发，进行一次情感探索的长期旅行，把任何预想的观念都抛在脑后；只带上帕斯卡尔的话作为旅途中的食粮：“人的心智越高，就越能找到他人的独特之处。”他勇敢地扎进我们的图书馆，在前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以及反浪漫主义的书海中畅游。他读了全部这类书籍；但是，由于他的“阅读能力”超过了曾谦虚地声称花了八十年才获得这种能力的歌德老人，因此他从未被困在或迷失在这个故纸堆里。一见到某个正在上下求索的人在一篇乏味或者荒谬的文献中咕哝的一句话；一见到从无数行文字中发出的一声悲歌、一个欲言又止的秘密；突然在一页的底部使三行文字动了起来。这个猎人就立刻扑向猎物，抓住它，并且就以这样的人类证据，描绘出上百幅栩栩如生的肖像。

探寻最早的充满情感的言语，探寻最早的融化冰冷气氛的温情，探寻一些勉强承认厌恶美妙但枯燥的文雅的男人和女人身上所发生的显著的转变和动摇，没有什么能像这样的探寻动人心弦。

人们从《危险关系》出发，这是一种十分古典的精神和一个完全世俗的时代的最高精华。由此出发，标出一些人所处的时期，他们中有像狄德罗那样，仍然把头脑当作心；或者像杜·德芳侯爵夫人那样，在一个放纵的晚上，自己承认“只存在让人思考的爱情”。

然后，穿过马里沃在1740年就已经关心的那种“人心史”的临时祭坛，一直走到“感性灵魂的大师”卢梭，他的作品和影响占满了安德烈·蒙格隆的 总之，难道还需要我指出这种创新努力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吗？在我国，有二三十年，人们说浪漫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并且指出我国主要的浪漫主义者是隐秘但又非常实在的日耳曼精神的先驱，同时又是这种精神的私生子。这曾经是一句拥有很多支持者的观点，这也许是党派的论点，我们别在政治领域轻率发表意见；安德烈·蒙格隆从不插足这个领域，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不管怎样，想象在任由黑暗笼罩的法国大地的上空；在一个从举世无双的道德土地上自发产生过大量财富的国度的上空，交相辉映着浪漫主义时期的西班牙、德国、英国的光芒，交织成一个悬浮的仙境，闪耀着、颤动着；赏心悦目、令人神往；这肯定是过于容易自满的人的幻觉。它罔顾任何现实和事实，完全抹杀了浪漫主义在法国自发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国家动荡不安，人们欲望充沛，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这玩笑看上去可能有趣，但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而我作为研究16世纪的历史学家，发现在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方面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例如把宗教改革当作“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说成是法兰西精神的日耳曼化。经过好多年的研究，我们才最终发现，法国的宗教改革就完全是法国的，正如德国的宗教改革完全是德国的，英国的宗教改革完全是英国的一样。和浪漫主义完全一样，这种情感的变革、这种精神的革命，也会引发一场文学的革命，因为这不只是文学史的永恒要素，也是人类历史的永恒要素。

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耀，为了有助于我们所有人的研究，甚至为了安德烈·蒙格隆的如愿以偿和对他公平的回报，我们应该希望这种对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将近十五年的悲剧性的动乱生活的出色盘点能够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完成。唉！要是关于16世纪的关键年份，或者关于17世纪的研究，也出现这样的人，有和这五卷杰作相当的著作，让当时的法国人自己记录下他们的梦想、愿望、情感和转变，那该多好！至少希望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这些关键年份，安德烈·蒙格隆的这个如此聪明地开创的事业能大功告成。这愿望里包含了我的私心——如果科学能做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