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_为历史而战

1.方法与实际解决方案

亨利·瓦隆与应用心理学[151]

事业家天天以其积极性编织现时事实的网，他们和历史学家完全一样，都求助于并得益于心理学的进步。尽管这样，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年鉴》应该跟踪一些研究，如今人们重新激起热情和能力，把这些复杂多变的研究引向各种领域；甚至也不能说明，我们应该以书评的方式，给一些一般的著作留出位置，哪怕它们很有教益，如果非要列举一本这样的书不可，我首先想到的是夏尔·布隆代尔博士前不久发表的著名的《集体心理学引论》。[152]不过，刚刚在同一丛书中发表的亨利·瓦隆博士的《应用心理学原理》[153]，倒是特别引起了我们对这个专业的好奇，使我们不可不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去涉足这个领域。对于这个领域，是不闻不问，还是开发利用，我们在这里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应用心理学：尽管正在逐渐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但是这种命名是不确切的。它让人在头脑里产生一种概念，认为它是一种从属性质的学科，但是事实却截然不同。它让人觉得先是存在一种理论心理学，后来另外有人把它的原理用于实践，就像应用力学是从理论力学产生的一样。然而恰恰相反，所谓应用心理学，即使不是把传统心理学完全而彻底的转变作为目的，也至少是把它作为结果——完全像心理病理学和生物学。亨利·瓦隆博士在他的著作的开头，以及特别是在《哲学评论》上的一篇生动的文章中[154]

表明的，就是这种思想。我们只着重指出他的这些对照中的一两个，但都是决定性的。就旧心理学而言，心理现象不能简化为数据，因为心理现象基本上是个人的、主观的，而且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种独特的、无从比较的特性。就应用心理学而言，对对象的能力进行系统的测定是选择的方法，是基本的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它首先能证实个人是受社会环境法则控制的，“使表面上看是完全自发的活动显得像是对外部条件或影响的无意识的反应”；另一方面，我们能在同一个体身上对各组不同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因而能揭示产生精神生活各种活动的心理作用的内在相关性、相互依赖性或不可并存性。这样做绝不会导致把个体分解成各种跟整体个性无关的具体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先引导观察者从所观察的活动的各种表现中，辨认出一种多少有点专门化的才能的效应和征象，然后再引导他把个体作为他的研究的基本因素，恢复其整体的平衡：也可以说引导他寻求各种具体联系与整体个性的关系。

这些简单的理论观点，能够将对多少有点空洞无用的方法的讨论维持下去吗？绝对不能。这样的看法，对于瓦隆博士向我们展示的这个新兴学科的前途本身，对于它在科学上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威信，都极其重要。他指出，应用心理学要是“无视或者任人忽视个体的存在，它就认识不到，或者让人认识不到它自身的科学潜力，或者实际教益”。他还强调要从已完成的试验中只保留单独一种具体的关系吗。那么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是在一个依旧十分抽象的范畴中确定每个人的位置；因此仍然无法使用一个宝贵的比较和分析工具。可是，人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倘若我们根据这种简单评估做出一个必须适用于一个完整个体的判定；倘若我们根据对人的单独一种才能的简单估计，根据对单独一种动作进行的时间测定，一锤定音，来确定他的工作及其行动能力，这很有可能使生产力报废，给公共经济造成损失，在社会团体中增加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人。

如果人们真的越来越多地把应用心理学用于实际目的，它就要冒很大的风险[155]；它不仅会因此要为个体利益负责，还要为按照它的方式将个人利益叠加起来的公共利益负责。因此（而且我们的《年鉴》力图指出实际行动和理论研究可能保持哪些必然的联系，所以我们只能着重指出有多少这样的观察支持了我们最喜欢的论点），人们就再次发现，这些论述虽然乍一看可能显示出纯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但对实践而言，尤其是对实践而言，同样至关重要。人们还发现，如果不想以进步为借口导致某种倒退，就不应将应用心理学的观察和辨别工作委托给那些可以被叫作“技工”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人是专职的测时员或测量员，我指的是同类实际运用中的“泰罗制化”的管理人员。相反，要将这些工作委托给这样一些人，他们文化素养高，有可靠的心理学意识、丰富的生活经验、广泛的同情心，对于什么是个体有敏锐的看法，即不是传统心理学所喜欢的那种抽象的个体，“那种抽象的对象，基本上自以为在他的所有年龄段都是恒定不变的，而且为了宣称他的生活历程是他的，跟他人没有共同标准，只参与他的生活历程”：但是，恰恰相反，这种鲜活的个性既是这门新兴学科所记录和测量的所有反应的原因，又是后果。

应用心理学提出的，并且还将越来越多提出的这些初步意见，这种关于角色，关于前途，关于同时是科学和人文的真实意义的深刻观念，就为作者规定了著作的写作提纲。或者更确切地说，防止他本人误入歧途，也防止把我们带入歧途，同时防止出现一种全凭经验的、因而有缺陷的提纲。

他要是没有太多经验，就不太可能总体地看事物，就有可能将材料分散到逐个论述一些具体领域的各个章节，这些领域有学校、工厂车间、商场、法庭，是应用心理学从现在起已经开始开展研究活动的领域。这些环境可能由于它们的具体而实用的表象而吸引人。但是，瓦隆博士指出，它们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不多）是“使在心理学上原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分离”。通过分开研究吸引个体的各种活动，人们最终总会遇到这个一直保持原样的个体本身。这个个体，很可能像作者机敏地注意到的那样，“由于与环境有各种接触而具有多面性；但背后显露出来的就是这个环境”。因此，放弃这样的写作提纲，不仅能使自己因此避免大量无谓的重复劳动；也可以显示出更多而且更有益的操心，“专注于某些属于其内在结构的有效关系”，揭示个人与外界维持的多种形式的联系。从这种操心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他不仅没有局限于收集一系列经验数据，或者可以说，局限于列出一套多少有点意外或必要的公式，他还打算让与整体个性这个专属于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与各个具体的联系脱离。

这样，瓦隆博士对他的著作采取的恰当的章节划分就得到了解释。应用心理学致力于对人的现实性活动的研究。然而，一种行为要么是期待的，要么是完成的。如果是期待的，它首先以行为人的能力为条件，而这些能力要么取决于任何行动的一般条件，要么取决于构成个体真正固有特性的因素；然后以促使人去行动的动机为条件：因为期待的行为要求行为主体的同意，所以就有了三个不同的研究范围。任何行动所共有的条件属于工作心理学范畴；而瓦隆博士在五章中首先论述的就是这种心理学，这五章分别用来论述心理条件、心理效应、工作曲线、努力和效果的因素，以及导致一些特殊研究的若干具体问题。

——行为人特有的条件，就是一些特殊的个人才能。他提出了一种方法，声称能让这些才能表现出来，即试验的方法。瓦隆博士认真细致的研究占据了著作的整个 人们看到这本小书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看到它包含的所有内容，这些内容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的新迹象，都十分值得注意，这些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实用领域。[156]对于其中每个问题，作者收集的材料都非常丰富，评判都非常有力，心理学意识非常细腻，非常深刻，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在背后进行多少年的思索、临床观察和研究啊！这种研究不是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在差异极大的环境中，对划分最细的对象追踪进行的“人文”的研究：这些对象被划分为正常人、智力发育迟缓的人、病人、成人，尤其还有儿童（这让他拥有一种特殊权威，对所有涉及教育学问题的东西进行评判，教育学是试验方法最先和最喜欢应用的对象）。[157]像这样的书，原本可能容易写成样本卡片，以轶闻趣事的方式汇集多少有点奇特的方法或做法，只是有所遗漏。也可以说把它写成一本像菜谱一样的工具书，让人们带着好奇心将信将疑地去参考它。可是瓦隆博士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本学术著作。我觉得很好，但是它对一般的心理学研究有多么重要，不该由我说，应该由别人来说。不过，我们向为了实践方面的目的对应用心理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向愿意以有益的、平衡的、总体性的观点来看待常常是被只富于技巧的专家自负地处理的问题的人，总之，向所有这些人热烈推荐这本著作。它绝对远远超过拙劣的经验论或虚幻的预测论。它坚定地立足于科学，而且非常客观地展示了一位观察者的很有个性、因而颇有吸引力的权威成果。这位观察者的明智和洞察力显得富有成果，因为他在所有篇章中一直表现出来一种意识，是人文的意识，是始终以真实的东西，以由一种人格、一种人的个性，在其鲜活而积极的现实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呈现的意识。因此，亨利·瓦隆博士的著作展示了他的全部内涵。我们认识到，他除了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个人。

2.一种整体的观点

历史学与心理学[158]

“有揭示相关性的才能”：这是对科学天赋的最令人满意的定义之一。想想一位杰出的临床医生，通过对一些分散的征候和症状进行比较，就真正发现并确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疾病。“有在相邻学科之间进行协调、交流的才能”：这对一门正在发展的科学来说，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好定义。人们常常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经验的真理：“伟大的发现就是在学科的边界上获得的。”

因此，心理学这种关于精神作用的科学知识，必然应该与社会学这种关于社会作用的科学知识建立一些密切联系，这一点无须过多解释；同样它必然应该与由于定义不当而被我们以历史学的传统名称合在一起的学科，保持一些有逻辑性的关系。但是，目前这些关系几乎只能令人失望，对于这种状况，人们觉得还得先忍受着。心理学刚刚摆脱了与哲学的纷争，在实验研究的坚实土地上安顿下来。社会学这个名称问世才一个世纪；只是在不久前才具有现实意义。至于一个世纪后将从历史学大杂烩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它们连身份都还没有。这是人们不忽略人文科学生活的如此变化不定的任何方面的又一个原因。

乍一看，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关于管辖范围和职限的争论的关键是什么？

显然，是对个体的认识。鲍德温说：“心理学探讨个体，社会学探讨群体。”至于历史学，如果让鲍德温来定义，我想他会把个体和群体都包含进去，就像包含在一个封闭的领域，而且会声称，由于拥有了心理学和社会学所获得的成果，历史学会力图在过去事物的范围内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些极好的观念，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的钥匙。可惜的是，当人们试用这些钥匙时，它们总是会让 还有别的例子。近几年小说化的传记泛滥成灾，这与其说是为了有学问的读者的乐趣，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出版商的乐趣，而在这些传记中，令历史学家反感的是什么？是作者因为无能，又不做准备，因而一犯再犯的错误、混淆和败笔吗？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成果，被急于编历史的拙劣文人有组织地抢劫、厚颜无耻地剽窃吗？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无意识地不断犯下的令人生气的时代性错误，他们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以及知识和道德上的偏见投身过去，并且把拉美西斯二世、尤利乌斯·恺撒、查理大帝、菲利普二世（甚至还有路易十四）打扮成1938年的杜邦或迪朗，在这些人物身上再次发现了他们刚刚放上去的东西，却又稍显惊讶，像是有先见之明，说声nil novi[161]，总结了他们的分析：“可知，人始终都是同样的。”

然而，我们不要走远，来求教于我们历史学家的经验吧。我们如果研究中世纪（一个至少延续到16世纪，甚至更往后的中世纪）的人的生活、道德、生存和行动方式，在可靠的文献中读到有关王公贵族的记述，读到有关节日、宗教仪仗、执法、大众化讲道之类的叙述，不可能不对那个时代的人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情绪变化无常、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产生强烈的印象。那时的人们容易被激怒，容易兴奋；随时随地会兵戎相见，又随时随地会相亲相爱。人们有歌舞升平，也有流泪哀号；人们闻过了战争的血腥，接着又去呼吸和平玫瑰的香气。[162]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在一部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著作《中世纪的衰落》中写道，“人们如果要想象得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所具有的辛酸、各种暴力，就应该想到下面这些特性，即容易接受外界影响、情绪容易激动、容易流泪、精神上反复无常”。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尤其需要解释。而且解释起来并不简单，要用到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还不注意汇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他们没有想到要赋予它们真正的价值。

人是都是生活在反差中吗？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不就是由反差构成的吗？1925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来想想一些非常大的，我们从未估量过其影响的事物吧：

对我们20世纪的人来说，白天和黑夜的反差有什么影响呢？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摁一下按钮，电灯光就接替了太阳光。我们是白天和黑夜的主宰，娴熟地操纵它们。可是中世纪的人呢？16世纪的人呢？他们就不是主宰。那些可怜人，当夜幕降临时，连油灯都没有，甚至连蜡烛也没有。他们过着一种有节律的生活，是由每天的光明和黑暗相继更迭产生的节律；一种被分成两部分，即白天和黑夜的生活（按照季节和地区，这两部分不相等）；绝对的寂静和喧嚣的劳作，你相信这种生活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的心理习惯，他们的思维、感觉、愿望、行动和反应的方式，会跟我们过的没有截然分明的矛盾、反差和对立的稳定生活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这些东西相同吗？

白天和黑夜的反差产生的影响是这样，还有冬天和夏天的反差，也就是说寒冷和炎热的反差呢？对一个欧洲人、一个北美人而言，有感觉舒适的冬天吗？只要他们想要，只要他们想找最有冬季特色的地方，要在那里享受“冬天的乐趣”，就一定会有。但是在一些舒适的旅馆里，这个冬天始终有夏天与它相伴，跟它轮替。人们整个白天在户外滑雪溜冰；晚上回到家，因为到处有暖气，房间温度能升到20摄氏度。如今在寒冬腊月里，你走进大城市一个“有产者”的家，立刻会感到暖气片散发的热气扑面而来，需要脱掉外套。而如果是在16世纪，你在一月份走进他的家，便会感到寒冷刺骨：是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的那种凝滞的阴冷。人们一进到这种屋子就开始发抖，就像刚才在教堂里那样瑟瑟发抖。王宫里的人也那样瑟瑟发抖，尽管他们有能烧掉整棵树的大壁炉。人们进屋后做的 还需要其他帮助，我们不再一一罗列了，反正就一句话：需要头脑灵活的、有创造才能的智者去寻求合作者，并且在面对任何智力工作时，都给自己提出研究者的问题：“这个对我可能有什么用？如何利用这种不是为我做的东西？”

所以，去干吧！问题不在于理论。问题也不在于是否知道，人类群体的整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智力的历史，是否必须围绕一种在其按年代发生的转变中来理解的思想、情感、意志的历史，按照过度的“心理学优先”的方式来排顺序。这是卡尔·兰普雷希特的最近的想法。这是一些重大的学说性论题。目前我们不要讨论它们，只要求我们赶快下决心去研究我们刚刚确定了条件的实际工作。它所涉及的，就是让（要创立的）完全研究个人的历史心理学融入一种历史学的强大潮流之中，这种历史学和任何事物一样，正朝着人类未知的命运迈进。

3.如何复原过去的情感生活？

感受性与历史学[163]

“感受性与历史学”，这是个新主题。我不知道哪本书论述过这个主题。我甚至没有发现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在哪里被人明确提出来过。因此，这是（希望人们别嫉妒一个不高明的历史学家学着艺术家发出这种吆喝）一种非常好的主题。那么多人抱憾离开这个主题，因为历史学的海域上航线开辟得太多，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了。他们要是钻入与历史学缠斗的心理学的混沌世界，还是会重新激发探索的兴趣的。

前不久，我读了一份学院会议的报告。一位“历史学家”向这个博学的小圈子发表了一篇论文的结论，这篇论文是他刚刚写的，论述稗史方面一个令人失望的例子：玛丽·斯图亚特的有名的“首饰盒信札”应当被赋予什么意义，而且，实际上什么样的解释才适合用来“科学地”论述苏格兰女王与杀夫的凶手结婚这桩举世轰动的逸闻呢？于是此人解释说，人们由于懒于争论，也缺乏更好的说法，便求助于心理学来揭示这个谜团。他还说到“直觉想象力”：他宣称，在涉及个别情况时，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占卜术来用；不过，这种直觉想象力非常靠不住，因为毕竟司汤达笔下的拿破仑不是泰纳笔下的拿破仑，也不是其他什么人笔下的拿破仑。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可是他还往下说，而且还另外考虑到：不管怎样，存在一个将心理学完全拒之门外的领域。一个不关心心理学的领域。这就是非个人的历史的领域，即制度史的领域和观念史的领域，是在某一期间，在一个已知社会里被人理解的制度、观念；“直觉想象力”在那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如果说我曾经对研究感受性与历史学的关系的时机还心存怀疑的话，那么读了这个报告，这怀疑马上就消除了。我要尽力说说为什么。

不过，首先得说说两个词的定义。“感受性”是个相当古老的词，有证据表明至少从14世纪初就在语言中出现；而它的形容词形式，“感性的”（sensible），其实出现得还早一点。“感受性”，因为有生命力（实际上也如此），承载了各种意义。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而且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这些词义出现的时间。例如，在17世纪，这个词似乎尤其表示人对道德范畴的印象的某种易感性：当时的人们常常提到对真、善、快乐等的感受性。在18世纪，这个词表示人怀有一些如怜悯、悲伤等情感的特殊方式。而当时同义词研究者的工作尤其把“感性的”和“温情的”（tendre）做比较，例如吉拉尔神父在其优雅的论著《法语同义词》（我用的是博泽修订版，巴黎，1780年版， 所有这些都是对的，甚至都说得非常好，但还是让人在精神上感到一些不舒服。这就是干得漂亮的活儿？我的意思是：所提的问题，它都解决了吗？在这点上，真的能够说这是人类情感史的一个特定而清晰的时期吗？这些剧变，从仇恨向宽恕、从最疯狂的残暴朝最悲怆的怜悯的突然转变，因此会是某一时代特有的一种失常的征兆吗？是从中世纪末、中世纪的衰落、中世纪的秋天，按我设想，反过来朝着中世纪的开端、中世纪的春天，或者掉过头来，朝着现代突然转变的征兆吗？

我对中世纪的开端有点怀疑。读一读格雷古瓦·德·图尔的书有助于我们很快弄清这个争论……而对现代的开端，我也有点怀疑。因为，到底是什么情况？几年前，我在日内瓦、洛桑、纳沙泰尔举办了一次巡回讲座，讨论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我已经向听众提出下面这个思考题：当让·加尔文在其理论中竭力强调天赋的完全无理由和无条件的特征，即上帝给予选民的恩宠所具有的那种特征时；当上帝的管理机构中，由一大批廉洁的会计师掌管，并且随后进行最终分摊的善行与罪孽的复式账目时，当加尔文用鲜明的词语表示难以遏制的厌恶时，另一方面，他的上帝和国王往往又被放在一起做比较，他这不是完全自发地和当时的法国人的观点相一致吗？国王自加冕之日起，便开始不停在王国到处游历，到迁到圣丹尼那天才结束。当时的法国人看到国王穿越他们的田野时，不都丢下手中的工具，拼命奔跑，有人要吻他的马镫，有人要吻他的斗篷的下摆，还有人至少要吻吻他的坐骑才罢休吗？这是因为国王的司法转变为君权，是因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能像上帝自己一样，超越任何法律为所欲为。

他一个手势就能叫人头落地，也能让人活命。没有折中的方法，没有渐进的过程，没有调和的余地。要么饶恕，要么杀死……

但为什么是饶恕，而不是杀死呢？在对行为和功绩进行认真考察后，这还会有疑问吗？……绝对没有。是我们的正义在权衡和掂量，在犹豫、摸索和确定程度。16世纪的司法吗？要么完全肯定，要么完全否定，而当司法要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时，国王就来干预。他会仔细区分吗？他要估量程度吗？不会的。国王随意给予的，不是他的公正，而是他的怜悯。怜悯可以给予一个可耻之徒。爱德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大德。这不重要。老百姓碰到这个问题，考虑的不比国王多。如果宽恕一个罪犯跟宽恕一个可怜虫一样，他们也会乐意。对一个无赖仁慈，或者对一个诚实的人仁慈，他们满意的程度是相同的。可酌情减刑的情节，可以计算的程度，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名副其实的怜悯。恩惠就是纯粹的恩惠。宽恕就是纯粹的宽恕……

我们回忆一下那个时期像这样的故事吧：罪犯跪在地上，眼睛被蒙起来，头架在砧板上……穿红衣的刽子手已经挥起出鞘的剑。就在这时候，突然一阵喧哗，只见一个人骑马飞奔而来，挥舞着一张羊皮纸闯入法场，高呼“刀下留人，刀下留人！”此话正当其时，因为国王饶了他，但他并没有考虑犯人的功德。这就是让·加尔文心中的上帝。赫伊津哈要我们确信，这种态度突然发生180度大转弯，突然回心转意的人，就是地道的中世纪末的人，有可能就是永恒的人……因为确实，要是赫伊津哈首先肯定了这个事实，那么他无疑可以用一句话完全说明（而且他的书也会变得更加明晰），人的任何情感都具有双重性。说白了，就是任何情感都既是它自己，又是它的对立面。就是一种始终结合了我们的两个极端情感状态的基本共同体。就是环境、我们表达的规则、某些个人的态度能够解释，在某种情况下和在某个时刻，其中一个极端通常足能压倒另一个极端，即恨压倒爱；怜悯的欲望压倒残忍的天性，等等。然而，这些对立状态仍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且，在其中一种表现出来时，另一种却不可能不是大致以潜伏状态存在的。由此会产生一些摆动，一些不合逻辑的意外变动，一些突然的改变，等等。某一时期人群的情感生活和离群索居的人的一样，也不能靠单调色彩的简单并置来描绘。它是一种由几种因素作用产生的结果，是生来就相互引诱的对立倾向作用的结果，也是他们对一些对象的固恋能不同定向的欲念作用的结果。

于是，如果人们已经从这样假定事物开始，如果人们已经从一般事实，从人的事实开始，进入特殊事实和应时产生的事实，那么人们就不再试图用赫伊津哈所说的那种“苦涩”来装点“中世纪的生活”了，这种“苦涩”赋予了他的著作某种特殊的、创新的和有特色的东西。这里面没有中世纪的生活什么事。更确切地说，问题离题了，提得不合适。

既然存在这个一般事实，这个“人”的事实，即情感具有双重性，那么还有必要在人类社会史中划分时期吗？在人类社会史中，潮流的翻转发生得更频繁、更激烈。我们有必要设想，在这样的历史中，在某些时期，某类倾向在频度和激烈程度上压倒和它对立的另一类倾向，如残忍压倒怜悯，恨压倒爱吗？更宽泛地说，有必要设想，历史上有过智力生活占优势的时期接替情感生活特别发达的时期的情况吗？为什么接替？怎样接替？这回提出的才是真正的问题。赫伊津哈没有提出这些问题，由于不追本溯源，因而就有混淆的危险，在我们的一些读者看来，这些起源的问题可能枯燥乏味，让人厌烦；我现在相信他们明白这一点，理解这一点。

确实，打算复原某个特定时期的情感生活，是一项既极其诱人又极其困难的任务。怎么办？历史学家无权放弃这项任务。

他们无权这样做，因为如果不去进行这项任务（即使不是出色地进行），他们就是甘当像我开头提到的那些断言的支持者。还有很多历史学家对我们说，可以“利用心理学”来解释由一些关于某位一流人物，某位“创造历史”的人物的性格、行为、生活的有价值的文献提供的事实。心理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那种有点平庸又自负的智慧吗？这种智慧的基础，是一些老格言、一些旧的文学回忆、一些被现代人用来指导他们处理与同类人的日常关系的后天的或者继承下来的谨慎。

心理学充斥着一些刻意选择的引文，一些具有漂亮的学院式风格的效果甚佳的格言，正是这些在小说化历史的无数杰作中创造了奇迹。这些作品侵占我们书店的橱窗长达十年。不过，它们的令人厌恶的遗臭最终似乎让读者敬而远之。这样的心理学，我们更倾向于理解为布瓦尔或佩居歇[164]的心理学，他们常去逛所住街区的妇女服饰商店和零售商店，获得了一种经验，由此开始以这种方式来调适阿涅斯·索雷尔对查理七世的情感，或路易十四对蒙德斯庞的情感，让他们的亲朋好友在读到时欢呼：“太好了！”这种心理学，就是韦利神父所写的希尔代里克的心理学，他让我们的杰出的大师卡米耶·朱利安开心：韦利在其《法国史》（1755年版）中写道：“希尔代里克是一位爱冒险的君王。是其王国中的美男子。有思想，有勇气，生来就有一颗温柔的心，深陷于爱情不能自拔。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真可笑。

可是，那种人们打算排斥任何直觉想象力的领域、观念史的领域、制度史的领域，对心理学史学家而言，却是多么好的研究、复原和阐释的范围啊！特别是他的调查研究的范围。因为恰恰相反，一个时代的制度的机制与这个时代或另一个时代的观念——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心理学的考量（这种考量我认为是首要的），那么就是历史学家无法理解和让人理解的东西，这种考量就是把那个时代的整个生存条件与被该时代的人赋予他们的观念的意义联系起来。因为这些条件使观念像任何事物一样，带上非常鲜明的时代和社会的色彩。因为这些条件把记号打在这些观念上，也打在制度及其规则上。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观念、制度，绝不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类的天赋在某个时代，并且在环境压力下的历史性的表现，这种环境是绝不可能再现的。

不过不要抱有幻想。任务艰巨，工具匮乏且不好用。主要工具有哪些呢？

首先，是语言学家，更确切地说，是哲学家，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词汇和词典。但这些词汇和词典很贫乏，很不完整，而且很不准确……可是，人们能从词汇研究中得到什么呢？涉及情感的东西很少。有时它能让人们了解到创造这种词汇的人的某些基本生存条件。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它能清晰地反映农村的情况，拉丁语这种语言就保留了这些词汇，如“rivalité”（法语：竞争）的意思是邻里之间为争夺一条灌溉水渠（rivus）发生纠纷；在拉丁语中，优秀人才叫作“egregius”，就好比从畜群中挑选出来单独吃小灶的牲畜（e grege）（拉丁语：出自群体，即出类拔萃）；拉丁语中的弱者叫“imbecillis”，让人想起没有捆绑支架（bacillus）支撑的花草；拉丁语中关于快乐的概念叫&ldquoetitia”，与关于养肥牲畜etamen）的概念关系密切。不过，既然涉及一组情感，而且涉及它们多变的细微差异，人们完全可以再次追踪个别的和偶然发生的演变。对词汇进行任何研究，都不能让人复原一个已知时代已知社会的整个情感体系的演变过程。应该只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起到一种地质剖面的作用，这个剖面穿过人们没有时间去大面积勘察的土地。可以把这个剖面绘出图来，对人们产生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启发。它只有样本的意义，实在不是一种用来研究整体的统计学要素。

为何处处都用描绘或描述来表现他的受难？在继这些苦难之后的快乐面前，这些苦难是不值一提的。

啊！失去理智的群氓，眼睛永远盯着尘世的群氓，不配看到他在天国凯旋的群氓：什么时候你们把目光投向别处，而不投向残酷抗争的日子？……

圣特蕾莎的祷告一劳永逸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位修女充满激情的呼喊震撼了世界：

我，更热爱你，是因为你的垂危和死亡，而不是因为你的复活。因为我想象，你若复活，升上蔚蓝的天空，有了听你吩咐的世界，那么，你就不太需要你的仆人了……

结论是仍然应该能够确定程度、掂量、评估。不要过度地和不谨慎地一概而论。不要想象信仰在一定时期是单一的。我说过，信仰越是强烈，就越是个人的，也越是多样的，而且在其形态上也越是不可调和的。我们不要把方济各特有的那种方式的崇拜——崇拜可怜的上帝，或者崇拜气息奄奄的圣母；不要把追忆受难的上帝和颂扬他的创伤，当作被一个渴望内心基督教的时代的所有狂热信徒都普遍接受的方法。

这就是起矫正作用的东西，它们丝毫不降低像埃米尔·马勒的那种作品的价值，但是却教给我们一种谨慎，就埃米尔·马勒个人而言，这种谨慎并非总是有的。

还有什么工具？还有文学。不仅有通过它进行的记载，我们把区分各个时代，更确切地说，区分各代人的感受性的细微差异都归功于这种记载，而且还有对它产生某种情感，然后在群众中传播所采取的方式本身进行的研究，不过有必要对这些群众的规模准确进行评估。因为确切地说，中世纪的一本艳情小说的读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和19世纪报纸上的长篇连载小说的读者，或20世纪的一部通俗电影的观众不同。但是，既然这时谈到感受性及其细微差异，为什么不直接读读安德烈·蒙格隆已发表的两卷杰作《法国前浪漫主义运动》呢？这两卷促成了《法国文学情感史》的写作，这本书和亨利·布雷蒙的《法国宗教情感文学史》各卷相比，手法同样优美，思想和鉴赏力同样细腻。尤其是，为何不直接读读完全论述“感性灵魂的主宰”的出色的 现在，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用来开篇的那个概述，那个关于与智力活动的作用相对比的情感活动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的概述，我利用《法国百科全书》 现在我们来参阅西堡的书吧。这部著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一些很细腻的描述；是善于观察的人的一些生动的速写；是不仅关注事物，也观察事物的伦理学家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很敏锐，往往也很深刻。另一方面，是对观念进行的一些比较，这些观念数量有点多，这正合我们的心意，但并非总是明白易懂。观念是成对的，有德国关于文化的观念，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有法国关于进步的观念，和与之相对的德国关于进步的观念，这个观念在两国的词典里是相似的，但是据说也只是在词典里相似而已……作者需要对相似的概念进行分析，这我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任务不只是要求具有观察的天分，不只是要求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表达才能，还要求以非常细致的专题著作为基础，进行历史学和哲学的长期研究。[171]所有这些，在海德堡大学的一位因对法国事务的了解而著名的学者库尔齐乌斯教授的一部尚未传到我们手里的巨著中，然后又在一个关于“法国意识中关于文明的观念”的出色的讲座中得到证明。结论稍有差异：“这不是要搞得好像德国关于文化的观念跟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之间真有什么差别。不是再想象这是两股注定要导致一场无休止的残酷战争的敌对力量。”[172]

我们撇开这点不谈，确切地说，人们已经就这一点展开过很多争论了：格拉塞致作者的信就是证明，开始争论时还有点掩饰，像是披了优雅的外衣；但是到最后它收拢、收缩、加重语气强调……我们只把《上帝是法国的吗？》翻到 令人好奇的是，西堡是如何跟西格弗里德呼应的。观察往往相同——但是带着别样的始终呈现德国人特性的鲜明的情感色彩，因此他的评语是以对比为基础。他会说：“不是森林，而是花园。”我们想起他不隐讳地写到法国人“在无限展现在眼前时，总是担心逐渐转向原始物质”。也许由此就导致了他们的音乐才能平庸，“音乐把人和这个原始朴素的世界联系起来，可是法国人正是为摆脱了这个世界而骄傲……”——相反，尽管是西格弗里德强调了赞成还是反对法国大革命这个法国人之间的主要区分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是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教会为何“撇开多数世袭贵族和新贵族，把平民而不是把上流社会的人当作它的领袖徒劳无功”，因为左派还是一致同意把教会推给右派，让它一直与右派为伍；尽管他是唯一的一位深入如此复杂的问题的核心的特别有洞察力的法国人[173]，可是谁会对此感到惊讶？而让身为德国人的西堡产生深刻印象，并以极其恰当的表述阐明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做一个法国人，并不要归属一个种族”，而是要获得一种信念：法国不是以种族，而是以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所以，如今“许多黑人、阿拉伯人、印度支那人都是真正的法国人，他们觉得有法国关于文明的观念的支持”。所以在法国，人们对外国人没有敌意，除非这个外国人自己带着敌意来，并且在逗留结束离开时，还原封不动地把敌意带走，也许法国人才会对他有敌意……这样，两人的意见与想法就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相互克制了。

然而，外国观察者有一种严重劣势，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西堡熟悉巴黎。他多次说到巴黎，说得很好。外省的情况呢，他怎么能知道？可是在西格弗里德的著作中，正是外省起着首要作用。[174]而且对于他说到的一切，我们的看法几乎总是和他一致，这确实不可思议。因为我国北部、东部、中部或南部的法国人经历不同，面临的现实也不同……

假如需要，我不是说需要争论，而是说需要交换一些意见，我也许会寻思，西格弗里德若是受到我在东部模糊看到的东西的启发，那么对“属于左派”的农村环境的细腻的，而且有细微差别的观察，是否更符合还有活力的过去，而非符合可见的未来？他列举了一些始终拥有“拥护者”的势力，很好。不过，除了教士、贵族、大资产阶级外，我还想加上某类农场主，最好有牧场主和大乳品商人，他们是精明的黄油和奶酪制造者，是农业促进会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已经处在政治仕途的最前端，是那个地方的省议员，而且还怀有梦想，说不定以后会在卢森堡宫弄到一张闲适的扶手椅坐坐呢？……这也许是东部一个拥有一般小产业的地区的一类人，他不跟农民“摆谱”，不生活在城市里，而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他认为这样做明智，因为他力图提高身价，或者至少保持身价……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小学</a>教师作为农民代理人，是农村社会制度的柱石吗？在农村小学教育的“创办者”时代是这样，就像洞悉农民现实情况的分析家贝玑所说的。[175]确实，在那个时代，“每个法国市镇都有想解放人民的小学教师派别，而在本堂神甫、贵族或富裕的有产者背后，有一个拥护等级制度的派别”；但是，我把西格弗里德仍然用现在时表达的东西按未完成过去时来表达。因为我不十分肯定如今小学教师是否处处都还和农夫完全一致。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吗？偶尔是，而且也存在一种农民共产主义，但这跟西格弗里德所说的“蓝色海岸”共产主义根本不同。而真正的原因，我认为是小学教师卷入了一种十分复杂的事情，即行政工团主义。它的源头是城市的政治运动，根本不是农村的运动。农民对这种运动不感兴趣，他们往往眼红最近一些年“小学老师”获得的地位，尤其是当他们娶了小学女教师作为妻子时。要解释自战争爆发以来某些地区老的反教权激进思想的退潮，我认为应该想到农民对小学老师的这种相对的冷落，或者小学老师对农民的冷落。形势变化很快，而且农民的反教权思想，也许确实不像1914年以前那样遍地存在了。

有些细微差异，而且它们再次证实：法国不是只有一个“外省地区”，而是有“诸多外省”。人们发现“法国在地理上是那样多姿多彩”，维达尔·白兰士就曾经注意到这点。他还补充道：“过现代生活的能力，按照它所牵涉到的各种品质来看，首先就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