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从自己的许多文章中挑出这么几篇汇集成册,只是要以此为自己树立一座纪念碑,那么这部文集就该是另一个名字了。过去我曾为历史学的殿堂做过一些类似于起装饰作用的大家具的东西,以后我还想再做一些——这些“家具”至少暂时布置了克利奥女神的宫殿中某些被腾空的房间,而我现在收集的这些文章,只是我在做这些“家具”时落在工作台下面的一些“刨花”。但我收集这些刨花,这些流水账一样单调乏味的作品,并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要为同行们,尤其是为那些比较年轻的同行提供一些便利。因此我选的书名会让人想起我的生活</a>中那些与战斗有关的活动。我那是为自己而战斗吗?当然不是。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和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我毕生都在为历史而战。
记得我在早年的时候,研究历史对我来说只是为了取乐或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也就是说当时我做历史并不是很用心、很专业。我的父亲本来是学历史的,后来在亨利·韦伊和蒂罗的影响下改了行。韦伊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语学者,曾先后在贝桑松文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供职,而语法哲学家蒂罗当时的名声也极其显赫。但我父亲从未失去对历史的兴趣。我的叔叔也教了一辈子历史,而且在我的孩提时代就教我喜欢上了历史。我于是有机会在父辈的书斋里浏览,放在按序排列的多卷本词典《达伦姆贝格与萨格利奥》(Daremberg et Saglio)的下方,出类拔萃的阿歇特出版社的杰作,维克多·杜卢伊的巨著《古希腊罗马人史》。这是两本绘图十分逼真的画册:由最优秀的版画家画的当时已知的全部古代艺术品、神殿、胸像、神祇和器皿;尤其是怀着经久不息的热情,如饥似渴地阅读著名的黑泽尔出版社的米什莱《法国史》——该书由特别喜欢想入非非的达尼埃尔·维尔日绘制了插图,该插图非常契合那些引人入胜的文字,以至于我现在还有些纠结:是不是真有必要再读一读该书的另一个被一些人称作“定本”的枯燥乏味的版本?为那些谆谆教诲所滋养,为博览群书所充实,我的心已经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这一切,教我怎能不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这些就是我的老师,我的真正的老师——往后,在我16至25岁之间,还要加上埃利泽·勒克吕及其《世界地理学》的深邃的人文精神,加上布克哈特及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加上库拉若及其关于《勃艮 这些来自外界的支持力量,是我从1910年起潜心研读了亨利·皮雷纳的一些书之后才发现的。我先是读了他在弗拉马里翁丛书中的一本小部头的《荷兰的古代民主》,然后又读了他的《比利时史》的前几卷,接着又等到了他的一些学术论文问世,这些论文都很出色,堪称他的绝唱,这些论文便是:191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史的各阶段》,1922年出版的《穆罕默德与查理大帝》,1923年出版的《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时期与加洛林王朝时期》,最后是1927年出版的堪称瑰宝的小书《中世纪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史论》。这些书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安全感。看到一位跟我志趣相投的比利时强者迈着王者的稳健步伐穿越历史,我首先感到的是心安气顺,接着就是一种由衷的快乐。而青年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带给我的,又是另一种快乐。他比我小8岁,但已经以一种稍稍不同的方式自行确定了研究方向。他像兄弟一样支持我,不遗余力地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领域延续并强化我的努力成果。我们俩在1929年创办了《年鉴》,该杂志从第一期起就得到勒伊略的忠诚支持,而他的支持比亨利·皮雷纳的祝福又要实在得多,因为他提供的是慷慨的合作。这个杂志迅速获得了成功,其高洁的活力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正是它,在我周围聚集起了一个热情友好的小圈子,这一功绩,实在非同小可。而且它还在继续构筑这个小圈子:你们看,费尔南·布罗代尔不是也来了吗?他关于地中海历史的杰出探索已引起许多热烈的共鸣,而他未来定会大胆地推进经济史的革新;乔治·弗里德曼也来啦,他关于个体和集体灵魂的分析鞭辟入里,研究对象从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直延及那些无名的机器奴仆;还有您,夏尔·莫拉泽,对未知领域充满好奇心的热切探索者,新方法的执着追寻人,也加入了我们;最后,还有你们大家,我的合作者们、我的读者们、我的学生们和我的国内外同行们,是你们对我的那种带有殷切期待的爱,维持着我的力量,支撑着我的热情。这些话我不能不说,在这个文集的开头我必须得承认,我欠着许许多多的人和场所,许许多多接受过我的教研机构的人情,从高等师范学校(1899—1902)和梯也尔基金会,到第戎大学</a>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在新旧大陆的许多其他机构中,有为我提供一年教授职位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后,自1933年开始,还有高贵的法兰西公学院。我的声音正是通过这些崇高的讲坛才得到广泛传播的。
但愿这几页彼此差不多的文字还能为我所钟爱的事业服务,而且我还希望它们的感染力能够再大一些!这些年来困扰我们的焦虑可谓多矣,而此时我并不想学着米什莱的腔调这样说人民:“老老少少,我们都厌倦了。”年轻人厌倦了吗?我非常希望他们没有厌倦。老年人厌倦了?我不认为他们厌倦了。经历过那么多的悲剧和动荡,天际已露出耀眼的曙光。一个新的人类在鲜血和痛苦中呱呱坠地。而在这个时刻,通常都会降生一种新的历史学,一种与未曾预料的新时代相称的历史科学。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就这种新历史学的方向提前做出预测,并积极顺应之,以使我个人的涓涓细流得以汇入它的滚滚洪流。
1952年圣诞节于勒苏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