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感谢赫</a>伯特·斯宾塞讲座邀请我作讲演,这不仅是因为能被请来对一个具有伟大勇气和创造力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而感到荣幸。特别使我高兴的是,讲座安排委员会作出这样的提议,我可以为自己的讲演选择像“生物科学的方法”这样一些题目。这个提议使我有机会在这里提出有关这个题目的一些想法,虽然我发现这些想法振奋人心并值得讨论,要不是受到这一鼓励,我可能不会公开提出来的。
我要对你们叙述的所有这些想法,都与生物学的方法问题有关,但我将不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范围内。我这个讲演计划分三个部分:首先是关于知识的一般理论的一些看法;其次是有关进化论的某些方法问题;最后则是涉猎或者毋宁说研究进化论本身的某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讲演的 (16) [G·L·勒萨热(由艾博特翻译为“牛顿的卢克丽霞”{L-End}( 卢克丽霞是女子名,古罗马一个宁死不受辱的女人。——译者)),美国国立博物馆机关的年度报告,1898年,第139—160页。]
(17) [在原来的报告中,这一节里的两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地方(在这一页的后面)。]
(18) 这只是达尔文理论的无数难题中的一个,一些新达尔文主义者好像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从这个观点看,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机体的转变,多细胞机体在生殖上,特别在生殖后的生存上,有新的和特殊的困难,它把一些新的东西即死亡引入生命;因为所有多细胞个体都要死亡。
(19) 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进化的物质基础》,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年。
(20) 参见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进化的物质基础》以及他的《进化的一些方面》,载《科学》,第78卷,1933年,第539—547页。
(21) 伊·拉卡托斯:《证明与反驳》,载《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第14期,1968年,第24页。
(22) 诺曼·麦克贝思:《重审达尔文》,波士顿,1971年;特别参见第1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