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1)_客观知识

我认为，我们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提出想象的同时又是辩论的和批判性的理论，最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以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西方哲学很大部分是由以身心二元论为主题的各种各样世界图景组成的，也包括与这些图景有关的方法论问题。脱离这个西方二元论主题的主要倾向，就是企图用某种一元论来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种企图过去没有成功，而且在一元论的面罩后面仍然隐藏着身心二元论的身影。

1. 多元论与三个世界的论点

然而，不仅存在一元论的偏向，而且还存在几种多元论的偏向。我们只要想一想多神论，甚至只要想一想它的各种一神论变种，事情就相当清楚了。然而在哲学家看来，对世界的各种宗教解释是否能给身心二元论提供某种真正的选择余地，那是可以怀疑的。神，不管是多是少，都是加在不朽肉体上的精神，或者与我们自己对比来说，是纯粹的精神。

然而有些哲学家认为存在一个 11. 人文科学中的理解（“Hermeneutics”）

这里我们遇到了人文科学的理解问题。

研究这问题的大学</a>者（我只想提到狄尔泰和科林伍德）几乎都主张：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大不相同，而最突出的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的中心任务是理解（这是从我们能理解人类而不能理解自然这种意义上说的）。

据说理解以我们共同的人性为基础。理解就其基本形式来说是对别人的一种直观识别，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借助于手势、语言这类表达手段。其次，理解是指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最后，理解是指对人的精神产物的理解。

应该承认，在上述那种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及其行为和产物，但我们不能理解“自然”——太阳系、分子或基本粒子。然而这里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能够学会理解较高级动物的各种表达活动——这非常类似于我们的理解人类。但“较高级”动物是什么呢？我们的理解仅限于它们吗？H·S·詹宁斯学会了很好地理解单细胞有机体，以至能赋予它们以目的与意向。(32)从另一极端看，甚至我们对自己朋友的直观理解，也远非完美无缺。

我十分愿意采纳理解是人文科学的目的这个观点。但是我怀疑我们应该否认理解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当然，“理解”在这里的意义略有不同。但是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就已存在许多差别了。并且我们不应忘记爱因斯坦在致玻恩的一封信里的如下一段话：

“你信仰玩骰子的上帝，我信仰规律在某种客观实在的世界里充分发挥的控制作用——这是我力图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的”。(33)

我确信，爱因斯坦说的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实在就是去理解实在，“理解”一词在这里的用法跟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34)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35)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句：这个实在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看来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我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如果持这种见解的人们责备我的观点是什么“实证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36)那么我也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些人自己看来是无保留地和无批判地承认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适合自然科学的惟一哲学。

考虑到这么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接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哲学，上述那一点就可以理解了。然而人文科学学者本当更好地了解这点。科学毕竟是学问的一个分支；科学研究是像修建大教堂那样的人类活动。当代科学无疑过分专门化了，有过多的专业特性，从而使当代科学成为非人性的；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对当代的历史学或心理学也适用，几乎同自然科学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也许是最重要的领域）——人类思想史，人类知识史，它包括宗教史、哲学史、科学史。关于科学史，这里想谈两点。一点是：只有理解科学（即科学问题）的人才能理解科学史。另一点是：只有对科学史（科学问题境况的历史）有一定真正理解的人才能理解科学。

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测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它用于恢复一篇破旧不堪的文本，也用于建立一个放射性学说。(37)

但是我还想进一步，至少要责备某些职业的“科学主义”史学家，他们企图抄袭自然科学方法，但又不是按自然科学的实际情况，而是按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去抄袭。这种想当然的、并不存在的方法是：收集观察结果，然后从中“引出结论”。这种方法是有些史学家所盲目模仿的，他们相信自己能收集相当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成果的史料证据，从而为自己的结论形成“经验基础”。

这种想当然的方法决不会收到效果，因为你如果不先有一个问题，那就既不能收集到观察成果，也不能收集到史料证据。（一个证券收藏者收集证券，但很少收集到历史证据。）

把某种可靠的或权威的知识（上述那些历史学家把它误当成科学的理想）当做偶像崇拜，甚至比企图应用一种不能应用的方法更糟糕。(38)当然，我们人人力图避免犯错误；如果我们出了错误，一定是难过的。然而避免错误是一种可怜的愿望；因为如果不敢去碰几乎不可避免错误的那种困难问题，那就不会有知识的增长。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我们那些最大胆的理论，包括错误的理论，我们才学到最多的东西。任何人都免不了犯错误，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39)

12. 与科林伍德的主观重现法比较

为了说明境况分析在历史上的应用，也为了将它跟 (5)　比较戈特洛布·弗莱格的“论知觉与意义”，载《哲学与哲学批判》杂志 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强调指出：低级功能是经常存在的。[所以罗宾·乔治·科林伍德在其《艺术原理》（1938年， (11)　海伦·凯勒已经十分生动而又令人信服地描写过她戏剧性地发现的语言给人以人性的能力。我认为，在语言的特殊的造人功能中，辩论（或批判）的作用最重要，因为这是所谓的人类理性的基础。

(12)　因为可以证明：在整数算术中的所有真命题的（完整）系统是不可公理化的，而且本质上是不可解决的（A·塔尔斯基、A·莫斯托夫斯基、R·M·罗宾逊：《不可解决的理论》，阿姆斯特丹，1953年；特别是 (15)　我这里用“背景”而不用“背景知识”，因为我希望避免争论“知识”这个术语可否用于客观 (16)　比较伊·拉卡托斯“归纳逻辑问题中的变化”，载拉卡托斯编的《归纳逻辑问题》（1968）。又见拉卡托斯“否证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载拉卡托斯与莫斯格雷夫合编的《批判与知识的生长》（1970）。

(17)　对这类境况所作的精彩分析可以在上述科林伍德对理查兹的批评里找到，参见《艺术原理》（1938），特别是 (23)　狄尔泰谈过古代天文学的“神秘莫测的圆周运动”（《文集》 (26)　事实上，这回答是关于伽利略问题（P1）的一个历史性推测。这个科学史家的元问题和他的推测性回答以后还要更充分地讨论。

(27)　我已经在《开放社会》（卷ii， (28)　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客观地（虽然是猜测地）重建（a）境况本身和（b）行为者所感觉、所理解或所解释的那个大不相同的境况。有趣的是：甚至在科学史方面也可以这样做。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就是一例。薛定谔并未把自己的问题解释成一个统计学问题（只有在玻恩著名的“统计学解释”之后人们才清楚这个问题是统计学问题；参见我的“没有‘观察者’的量子力学”，载M·本格编的《量子理论与实在》，1967年；还见我的《哲学与物理学》 (29)　E·H·冈布里奇的著作里可以找到好些这样的分析。他的《艺术和错觉》（1959）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是研究一些问题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些问题是以往许多艺术家所接受的、创造关于现实的错觉（例如运用透视法）这个目标引起的。在他的《标准和形式》（1966年， (32)　比较H·S·詹宁斯《低级有机体的行为》，1906年。

(33)　爱因斯坦的信引自M·玻恩《因果性和机遇的自然哲学》，1949年， (41)　比较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1946年，第28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42)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伽利略潮汐理论和伽利略与开普勒的关系，这里还可以提到另外一个关于解释的例子。在《猜想与反驳》第13—15页，我讨论过培根的“interpretatio naturae”，指出它的意思是“阅读或仔细理解自然之书”，而“interpretatio”这个词具有与现代用法不同的法律意义。它在培根那里意思是：如实准确地（对外行）“宣读”或“解说”法律。（我的这一解释完全是从上引《论科学的增进》得出来的，并且对《论科学的增进》中这一整段话——而不仅是对第197页注①所引的那孤立的部分，作了清楚的阐明。）在我《猜想与反驳》的同一地方，我还说明培根的理智的纯洁性观念和理智纯洁化观念：它指的是从理智中清除偏见，也就是清除（心灵的预期的）理论。

于是发生这样的情况：狄尔泰（《文集》，第Ⅴ卷，第318页）错误地解释培根的“interpretatio naturae”，把它错误地描述成一种隐喻（因为他按interpretation[解释]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来解释它，而现代意义的解释几乎等于培根的anticipatio montis[心灵的预期]。）同样，兰克（《全集》，第49卷，第175页）错误地解释培根的纯洁性观念：如果承认我的推测性解释并考虑到上下文，那就可以清楚看到，在兰克讨论的培根的一段话里，培根（他写的是拉丁语）用“caste”表示“谦虚地”（应理解为：不忙于做出预言或玄妙莫测的断言，如上下文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兰克把“caste”误译成“chaste”（纯洁）。此外，兰克用“纯洁和勤劳地”来代替“谦虚和坚贞的”，没有正确地翻译培根的“caste et perpetuo”（意译为“谦虚地并虔诚地”为好）。兰克还对这种我认为很费解的错误译文加了个错误的说明。兰克认为这段话出自“《新工具》的前言，这无疑是历来写得最好的序言之一”。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新工具》是有一个前言，但里面找不出兰克引的那段话。这段话可能出自与《新工具》一同出版的《伟大的复兴》的前言，但是后者跟其前言之间还隔着十多页篇幅（那里是《科学的分类》和一小段解释，这段解释注明这里缺《伟大的复兴》的第一部分）。

这段话可以翻译如下（原文见《弗兰西斯·培根文集》，第1卷，第130页：“Nos vero...”，该书由J·斯佩丁、R·L·埃利斯和D·D·希思编，1889年）：“然而我谦虚地虔诚地处于这些事物（本身）之中，从未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理智从它们身上移开，为的是让它们的图像和光线（如果能够的话）进入视觉的焦点。”（培根在分号后面结束了他的句子：“所以，创造能力和杰出的能力没有剩下多大余地。”）

兰克的译文和评语是：“‘让我们’，培根在《工具论》的前言——至今写得最好的一个序言——中说</a>道：‘让我们纯洁、勤奋地逗留在事物之中，并将自己一直提高到它们之上，得以把它们的图像和光线放入我们中流动。’”

“他说这是观察自然。研究历史当然就更加困难了。”（再往后，兰克谈到历史编纂学——与自然解释相对立的历史解释——的特殊困难。）

正如人们可以从兰克对培根的简单原文（拉丁文）的错误翻译里看到的，对原文的解释（这种解释毕竟是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的确几乎像对自然的解释一样的大胆。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利用猜测和反驳去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想法反驳我们的猜测，直到这些猜测完全适合问题境况的来龙去脉，排除掉臆断的特性，并且达到使作者所想说的具有最大限度的说服力为止。

关于推测性解释方法的其他一些例子，特别参见我的《开放社会》第1卷的注释以及我的《猜想与反驳》附录6—9（1969年第3版；1972年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