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非理性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自然结果。
伯特兰·罗素
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归纳问题(我在1927年前后就解决了的(2))。这个解决办法是富有成果的,而且它使我能够解决好多其他哲学问题。
然而,几乎没有多少哲学家支持这样的论点,即我已解决了归纳问题。几乎没有多少哲学家苦心研究以至批判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注意到我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一事实。虽然最近出版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书籍有迹象表明受我的思想的间接影响,但是它们并没有提到我的任何工作;而注意到我的思想的那些著作却通常把我从未主张过的观点说成是我的,或者根据显然的误解或误读,或者以无效的论据来批评我。本章打算重新说明我的观点,并对我的批评者作一个全面的答复。
我关于归纳问题的头两种论著是我在1933年《认识》杂志上的论文(3)(其中我简要地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我的解答)以及1934年的《研究的逻辑》(4)一书。这篇论文以及这本书都是非常简要的。我有点乐观地期望,读者借助于我的几个历史提示,会发现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特别的重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认为,正是我重述了传统的哲学问题这个事实才使问题的解决有了可能。
我所谓传统哲学的归纳问题是指下面这样的表述(我把它叫做“Tr”):
Tr未来(大致上)会像过去一样这一信念的根据是什么?或者归纳推理的根据是什么?
说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有几个理由。例如, 罗素接着声称,如果否定归纳法(或归纳原理),“则一切打算从个别观察结果得出普遍科学规律的事都是谬误的,而休谟的怀疑主义对经验主义者来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12)
因此罗素强调休谟对HL的回答与(1)理性、(2)经验主义以及(3)科学程序之间的冲突。
在 赖尔的这个观点在我写《研究的逻辑》的时候,确实是“公认的”标准,而且它一点也不过时。由于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我首先转而反对赖尔的这个观点:从来没有过像牛顿的理论那样被“公认的”理论,而且未必可能有那样的一个理论;但无论人们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地位怎样看法,它肯定让我们把牛顿的理论看作“仅仅”是个假说或猜想。
(2) 我早在1919—1920年冬已经表述并解决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而且我觉得它不值得发表。但是在我解决了归纳问题之后,我发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很有意义的联系,这就使我想到分界问题是重要的。我在1923年开始研究归纳问题,大约在1927年找到了解答。请参见《猜想与反驳》(简称《猜想》)一书中自传性的叙述, (3) “理论系统经验性质的一个准则”,载《认识》,1933年 (9) 参见《人性论》, (12) 引自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伦敦,1946年, (19) 参见《哲学研究》,1958年, (23) 参见《猜想与反驳》,第241页。
(24) 参见约翰·C·哈森尼的“波普尔选择科学假说的不可几性标准”,载《哲学》,1960年第35期,第332—340页。亦参见《猜想与反驳》,第218页注。
(25) 参见卡尔纳普:“或然性和内容尺度”,载P·K·法伊尔阿本德和G·麦克斯韦编:《精神、物质和方法》(纪念H·费格尔的论文集)。明尼苏达大学</a>出版社,1966年版,第248—260页。
(26) 在我看来,拉卡托斯教授怀疑数字对我的确证度的实际贡献;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归纳的或然理论的意义上使我的理论成为归纳主义的。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参阅《归纳逻辑问题》,第410—412页,伊·拉卡托斯和莫斯格雷夫编,北荷兰,阿姆斯特丹,1968年。(校样上补充:我高兴地知道我误解了这一段。)
(27) 《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51页。
(28) 参见《精神》,新系列,69辑,1960年卷,第100页。
(29) 亨佩耳:“归纳法的最新问题”,载R·G·科洛尼编:《心与宇宙》,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12页。
(30) 参见《研究的逻辑》,第79节(《科学发现的逻辑》第253页以下)。
(31) H·S·詹宁斯:《低等有机体的行为》,哥伦比亚大学,1906年版。
(32) 参见休谟:《人性论》,第265页。
(33) 这一点几乎不必要说。但是,《哲学百科全书》1967年,第3卷,第37页把“真理本身只是个幻想”这个观点归于我。
(34) 参见贝克莱:《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第二篇谈话:“……如果我明白没有理由相信,对我来说就是不相信的充分理由。”至于休谟,可参见《猜想与反驳》,第21页(那里引用了《人类理智研究》第5节,第1部分)。
(35) 约翰·C·艾克尔斯:《面对现实》,柏林-海德堡-纽约,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