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富有灵感的、有成就的社会改革家埃利诺·拉思伯恩的一系列讲演中,做一篇演讲来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改革问题作一个尝试性的一般估价,也许是适当的。如果说我们已取得了成就,那是些什么成就呢?我们西方社会和别的社会相比怎么样呢?这些就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问题。
我选了“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观点”作为我演讲的题目,我觉得我应该从解释这个题目开始。
当我讲“历史”的时候,我想特别是指社会和政治的历史,但也指我们的道德和理智的历史。我说“我们”这个词,是指大西洋共同体的自由世界——特别是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瑞士,还有自由世界在太平洋的边哨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时代”则特别指1914年以来的这个时期。但是,我也指最近的五六十年,即从布尔人战争以来的时代,或像人们有时所称的温斯顿·邱吉尔时代;也指最近的一百年,大体上就是从废除奴隶制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来的时代;也指最近的二百年,大体上就是从美国革命,从休谟、伏尔泰、康德和伯克以来的时代;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指最近三百年——从宗教改革以来的时代;指从洛克、牛顿以来的时代。“我们时代的历史”这句话就解释到这里。
现在我来谈“乐观主义者”这个词。首先,让我澄清这样一点:如果我自称是乐观主义者的话,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对未来有所了解。我并不妄想做一个先知,而且最不愿意做一个历史的先知。?相反,我多年来一直试图捍卫这个观点:历史的预言是一种江湖骗术。(2)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
虽然我相信这一切,但我仍认为,我可以恰当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的乐观主义完全在于我对现在和最近的过去的解释。我的乐观主义还在于我强烈赞赏我们自己的时代。无论你会对这种乐观主义抱什么看法,你将不得不承认,它有罕见的价值。事实上,悲观主义者的哀鸣已变得有点千篇一律。无疑,在我们的世界里,有不少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思索一番,就有理由抱怨它们;无疑,有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我们自己的毛病。但是,我认为,事情的另一方面也应有申诉的机会。
因此,我正是对最近的过去和我们自己的时代持乐观主义的观点。这就把我最终带到了“观点”这个词,它是我演讲题目的最后一个词。我这篇演讲的目的是:用简单的几笔勾勒出我们时代的鸟瞰图。无疑,这纯属个人的看法——一个解释而不是一个描述。但是,我将用论据来支持它。虽然悲观主义者会认为我的观点是肤浅的,但我至少将以向他们提出诘难的方式提出我的观点。
这样,我就从诘难开始。我将向一种信念提出诘难,这种信念似乎为人们广泛持有,广泛地为各方面人士持有;不仅为许多无疑非常虔敬的教士所持有,而且也为某些像伯特兰·罗素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所持有,而罗素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我都是十分敬慕的。
罗素不止一次表达过我想提出诘难的这个信念。他抱怨说,我们的理智的发展已超过了我们的道德发展。
在罗素看来,我们已变得非常聪明,实际上已经过分聪明了。我们能够制作许多奇巧的玩艺儿,包括电视机、高速火箭和原子弹,或者热核炸弹,如果你乐意的话。但我们的道德和政治至今还未能达到这样的发展和成熟的程度,即还不能安全地支配和控制我们对自己的巨大理智力量的运用。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道德危机之中。我们邪恶的民族自豪感阻碍了我们及时达到世界大同。
可把这种观点作一概括:我们是聪明的,也许过分聪明了,但我们也是邪恶的;这种聪明和邪恶的混合是我们灾祸的根源。
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我主张与此正相反对的观点。我的 (3) 塞缪尔·勃特勒(1835—1902),英国小说家、讽刺作家。——译者
(4) 这本小册子是吉尔伯特·柯普的《阶级斗争中的基督教徒》(Christians in the ss Struggle),前面有布雷德福主教写的序言,1942年。比较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50年和以后各版), (5) 这篇演讲发表在苏伊士冒险之前。在我看来,这次冒险行动的可悲历史支持了我前面三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