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演讲的题目是“社会科学中的预测和预言”。我打算批判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提出历史的预言是社会科学的任务,还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搞政治的话,那就需要历史的预言。(2)我把这种学说称为“历史主义”。我认为历史主义是一种古老迷信的残余,尽管信仰它的人通常都相信历史主义是一种非常新颖的、进步的、革命的和科学的理论。
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提出历史的预言,并且这些历史预言对于任何合理的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两条历史主义的信条所以作为今天的论题,是因为它们形成了那种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对预测和预言作用的分析可以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批判。但事实上,这种批判并不局限于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变种,因为它旨在批判一般的历史主义学说。然而,我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论述,似乎马克思主义是我主要的或惟一的抨击对象,因为我希望避免被谴责说我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偷偷摸摸地攻击马克思主义。但是,每当我提到马克思主义时,我总是也指一些其他的历史哲学家,如果你们记住这一点,那我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企图批判某种历史的方法,许多古代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认为它是正确的,而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马克思判然不同。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试图以一种自由的精神来说明我的任务。我不仅将畅所欲言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将畅所欲言地捍卫它的某些论点;我还将不受约束地把它的学说加以根本的简化。
我在有些地方同情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之一是他们坚持认为,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是紧迫的,哲学家应当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当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应当促进它的改变。我非常赞同这种态度,本届大会选择“人和社会”作为论题,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有必要讨论这些问题。人类今天已陷入莫大的危险,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危险。哲学家不能忽视这种危险。
但是哲学家们——不只作为人,不只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哲学家——能够作出何种贡献呢?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问题太紧迫了,不允许作进一步的沉思,我们应当立即作出抉择。但是,如果作为哲学家,我们能够作出某种贡献,那么,无疑我们必须拒绝盲目地匆匆接受现成的答案,而不论时间是多么紧迫;作为哲学家,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由各种党派提倡的各种解决方案加以理性的批判。更具体地讲,我认为,作为哲学家,我至多只能用方法批判的武器来探讨这些问题。这就是我打算做的。
Ⅱ
作为导言我可以说明,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具体题目。我是个理性主义者,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相信讨论和论证。我也相信,把科学应用于社会领域中产生的问题是可能的,也是合乎需要的。但是我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我只能忧虑地面对社会的假科学。
我的许多理性主义者同行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英国,相当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强调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声称的下列几点所吸引:(1)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2)它是进步的,和(3)马克思主义采用自然科学应用的预测方法。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这 (6) 这里我是在L·J·罗素提出的那种专门意义上使用“建议”这个术语的。(试比较他的论文《命题和建议》(Propositions and Proposals),载《 (8) 参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Ⅰ,命题29,和本书第9、21页。
(9) 例如参见本书第90页至92页,第13条;以及第24页至25页。关于正统的实证主义,参见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特别是第1卷,第71—73页,和第2卷,第392—395页;以及F·A·海耶克的《自由宪法》(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年,第236页及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