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置信的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主张过的。
笛卡儿
1. 对辩证法的解释
上面的箴言可加以推广。它不仅可用于哲学家和哲学,而且在整个人类思想和事业的领域中,适用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政治。实际上,箴言所提示的什么都想试一下的愿望,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看出来,在我们这个行星上生活所产生的多得惊人的各种形态和现象中,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愿望。
因此,我们要是想解释一下:人的思维为什么总是力图对面临的任何问题都找到一切可能想到的解答,我们就可以求助于一种极其普遍的规则。用来取得一个解答的方法通常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试探和清除错误的方法。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生物机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显然,这个方法成</a>功与否,主要依赖于试探过多少次以及怎样试探:我们试探得愈多,就愈是有可能成功一次。
我们可以把这个用于人类思维发展,特别是哲学发展中的方法,描述为试探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的特殊变种。要对一个问题作出反应,人们似乎总是喜欢:或者提出某种理论,尽可能加以坚持(如果理论错了,他们宁愿与之同归于尽也不愿放弃(2));或者一旦发现其弱点即进行攻击。这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斗争显然可以用试错法作出解释,看来凡是称得上人类思想的一种发展的任何事,都具有这一特点。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则主要是由于一种理论或体系教条地坚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很少有(如果有的话)这样的事,即思想的发展是缓慢的、稳定的、持续不断的,是通过逐步改进而不是通过试探和错误以及思想体系的斗争而前进的。
如果愈来愈自觉地发挥试错法的作用,它就会开始表现出“科学方法”的特征。这一“方法”(3)可简要描述如下。科学家面对问题,试探地提出某种解答——也即理论。科学即使接受这个理论,也只是暂时的。科学方法最主要的特点在于:科学家全力以赴地批判并检验这一理论。批判和检验齐头并进;从许许多多不同的方面批判理论,以便找出一切可能的弱点。检验理论就是使这些弱点受到尽可能严格的审查。这当然又是试错法的一种变形。理论总是试探地提出,再受到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明理论错了,则排除这个理论;试错法本质上就是排除法。其成功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应提出足够数量(和独创)的理论,所提理论应足够多样化,并应进行足够严格的检验。这样,如果我们有幸,就可以排除不适合的理论而保证最适者生存。
对总的人类思想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发展的这一描述,(4)如果可以认为多少有点正确,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人所说的思想总是按“辩证”路线发展的意义何在了。
辩证法(现代(5)意义的,特别是在黑格尔使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坚持某些事物、特别是人的思想发展的特征是所谓辩证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先有某种观念或理论或活动,可称之为“正题”。这一正题往往生出对立面来,因为像世界上的多数事物一样,它多半只有有限的价值,而且也会有缺点。对立的观念或运动叫做“反题”,因为它直接与前一正题对立。正题同反题之间的斗争一直进行到得到某种结果,它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正题和反题,因为认清了二者各自的价值,并试图保持二者的优点、避免二者的局限性。这一结果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表明这些辩证力量怎样在历史中起作用,从而预言历史的进程;或者如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辩证的运动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奠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正面临末日的预言的基础(《资本论》 预言当然不一定是非科学的,如对日月食和其他天文事件的预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不能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它的唯物主义变形是科学预见的可靠基础。(马克思主义者照例会回答说:“但是马克思的一切预言都实现了。”其实并没有实现。且引证许多事例中的一个:在《资本论》中,紧接在上面引证的那一段之后,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自然而然是一个远远不像工业革命那样“持久、激烈和艰难”的过程,在一个脚注中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预言,谈到“摇摆不定的、不作抵抗的资产阶级”。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大会再说这些预言成功了。)因此,根据辩证法作出的预见,有的会实现,有的不会实现。在后一种情况下,显然就会出现出乎预料的情况。但是辩证法模糊而灵活,足以解释说明这种出乎预料的情况,正像它可以圆满解释说明不出所料的以及碰巧不曾实现的情况一样。不管事情怎么发展都合乎辩证法的图式;辩证法家永远不必担心未来经验的反驳。(15)如上所述,并不单单是辩证方法错了,更重要的是把社会学看成历史发展学说的这种看法,也即把大尺度的历史预言看成科学社会学目的的这种看法错了。但是这同这里我们要谈的问题无关。
除了辩证法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中所起作用以外,还应当讨论一下马克思的反教条主义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主张,不应当把科学解释成最终的、既定的知识总体,或“永恒真理”的总体,而应当解释成某种发展着的、前进着的东西。科学家并不是知之甚多的人,而是决心不放弃探求真理的人。科学系统发展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辩证地发展着。
对于这一点没有多少可以反对的——尽管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对科学发展的辩证描述并不永远适用,除非硬用上去;最好用一种不那么雄心勃勃也不那么模棱两可的方式来描述科学发展,例如根据试探和除错的学说来描述。但我准备承认我这个批判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马克思的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观从来也没有由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应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领域之中。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是批判的——批判正是科学的生命。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却从来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容忍。
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着,但是他自己的哲学系统却成了这个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不可能再被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系统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马克思的反教条主义态度只存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而不存在于实践之中;而马克思主义者仿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先例,运用辩证法主要是为了辩解,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系统免遭批判。批判者照例被斥为不懂辩证法,不懂无产阶级科学,或者被斥为叛徒。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态度不见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它足够灵活,可运用辩证方法而躲开任何新的攻击。于是它变成了我所说的强化的教条主义。
对于科学的增长来说,没有比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更糟糕的阻碍了。没有思想的自由竞争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强烈主张过的反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一般说来,没有一切思想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的自由竞争。
因此,辩证法不仅在哲学发展中起了一种令人遗憾的作用,而且在政治学说的发展中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先看看马克思最初是怎样逐步发展起这样一种学说的,那就更容易全面理解这种令人遗憾的作用了。我们必须考虑到整个情况。马克思当时是个年轻人,思想是进步的、进化的甚至革命的,又受到当时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是普鲁士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曾用他理性与实在同一的原理维护现存政权,因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且捍卫绝对国家的观念,也即今天被称为“极权主义”的观念。马克思很赞赏黑格尔,但他又具有截然不同的政治气质,他需要一种可作为自己的政治见解的根据的哲学。我们可以理解,当他发现黑格尔哲学很容易颠倒过来反对其主人,发现辩证法更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学说而不利于保守的、辩护的政治学说的时候,他是多么兴高采烈。此外,辩证法还非常适合于他对这样一种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应当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乐观的,由于强调新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向上的一步而预示着进步。
这个发现,对于一个黑格尔的信徒,在一个黑格尔统治的时代里,虽然具有不可否认的魅力,但是现在却同黑格尔主义一起丧失了全部意义。现在只能说,这不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生在揭露他那位徒有虚名的师长的思辨缺陷中所显示的聪明机智而已。然而它却变成了所谓“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它阻碍了本来可能会有的科学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主义系统。这样马克思主义几十年来都一直保持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一再重复它的创始人最初用过的同一论据来反对它的对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由官方推荐人们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为学习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这真是一件可悲而又发人深省的事:这本书不仅陈腐,而且是前科学甚至前逻辑的思维方式的典型。这甚至比推荐阿基米德力学作为现代工程技术的基础还要糟糕。
辩证法的整个发展应当是防备建立哲学系统的内在危险的前车之鉴。它提醒我们,决不能把哲学作为任何一种科学系统的基础,哲学家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应当更加谦虚一些。他们能够比较有效地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科学的批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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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1937年在坎特伯雷大学</a>学院(位于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的一个哲学讨论班上宣读过。最早发表于《精神》,1940年, (14) 见《资本论》中译本第1卷第832页。——译者
(15) 在《逻辑》中我曾试图表明,一种理论的科学内容愈多,理论传达的东西愈多,它所冒风险也就愈大,也就愈容易受到未来经验的反驳。理论如果不冒这种风险,其科学内容为零——就是说它根本没有科学内容,它就是形而上学。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辩证法非科学,它是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