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源(1)_猜想与反驳

Ⅰ

我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决定把目前英国哲学的观点作为我的出发点。因为我相信，一位科学家或一位哲学家的职责是解决科学或哲学问题，而不是去谈论他或其他哲学家们正在做什么或可能做什么。任何解决科学或哲学问题的企图，如果它是诚实的而且是专心致志的，即使没有达到目的，在我看来，也要比讨论“科学是什么？”或“哲学是什么？”这类问题有意义得多。而且即使我们以较好的方式来提后一问题，即“哲学问题是什么性质？”拿我来说也不想多花功夫，我感到即使拿它和“每次讨论或评论是否总必须从不言而喻的‘假设’或‘假定’开始”这类次要的哲学问题相比，也是不重要的。(2)

当把“哲学问题是什么性质”作为“哲学是什么”的较好形式来描述时，我想暗示，当前关于哲学本质的无益争论的一个原因就是天真地认为有所谓“哲学”或者“哲学活动”这样一个东西，它具有一定的性质、实质或“本质”。认为物理学、生物学或者考古学这些“学科”因它们研究的题材而有所区别，这种信念我认为是已往时代遗留下来的，那时候人们都以为一种理论必须从它自身的题材出发。(3)但是我认为，题材或事物的种类，并不构成区分学科的基础。学科的区分，部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便于行政管理（有如教学和职位的组织）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的理论有一种发展为统一系统的趋势。(4)但是所有这些分类和区别都是比较不重要的和浮面的。我们不是某些题材的研究者，而是某些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

这个事实在某些人看来是很明显的，但因为对我们现在的讨论太重要了，值得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一个地质学的问题，像估计某一城市有没有石油层或铀层贮存的可能性，必须借助于通常分为数学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理论与技术来解决，这是不需要指出的。然而，连一门更“基础”的科学，如原子物理学，在解决它的最抽象和最基本的理论中的某一问题，如关于原子偶数序数或奇数序数的相对稳固性或不稳固性的试验预测问题时，可能要用到地质测量和地质理论与技术，那就不大明显了。

我完全准备承认，许多问题即使它们的解决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属于”这种或那种传统学科，如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就显然各自属于地质学和物理学。这是因为它们的讨论都与它们所牵涉到的学科的传统特性有关。它产生于某些理论的讨论，或产生于有关某种理论的实验；而理论与主题相反，是可以构成一门学科的（学科可以描述为一个经历着挑战、变化和成长的有几分松散的理论群）。但这并不影响我关于学科分类比较不重要的论点，以及我们不是研究学科，而是研究问题的论点。

但是有哲学问题吗？我认为，现在英国哲学的观点——我的出发点——起源于已故的维特根斯坦教授的学说：他认为哲学问题是没有的；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是科学问题；而所谓的哲学问题都是假问题；所谓哲学命题或理论都是假命题或假理论；它们并不是假的（假定它们是假的，它们的否定将是真命题或真理论），严格说来是一些词的无意义的组合，(5)不比一个还没有学会正常说话的小孩的不连贯的咿咿呀呀更有意义。(6)

因此，哲学不能包含任何理论。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它的真正性质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切真正哲学的任务是揭露哲学的胡说八道，并教导人们如何谈论有意义的东西。(7)

我打算把维特根斯坦学说作为我的起点。我将试图解释它（ Ⅲ

我曾答允为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辩护几句。我想说的是，首先，有许多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学派的著作）可以公正地作为无意义的冗辞来批判；其次，这类不负责任的文章，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受到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分析家的影响而有所收敛（在这方面，最有益的影响是罗素的例子，他通过自己文章的无比魅力和清晰，证明内容的微妙与风格的清新、质朴是可以一致的）。

但我准备再多讲一点。为了对维特根斯坦的部分见解辩护，我打算说明以下两个论题。

我的 (4)　这种趋势可以用这个原理来解释：理论解释越是令人满意，它们就越能得到独立证据的支持。因为，为了得到各个相互独立的证据的支持，一个理论必须是包罗很广的。

(5)　“一切动物都一样，但有些比另一些更加一样”，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专门意义上的“无意义”表述的一个绝好例示，虽然在奥威尔的《畜牧场》（Animal Farm）里，它显然远不是无意义（在不得要领的意义上）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后来奥威尔考虑是否可能引入一种语言，强制大家使用它，这样，“一切人都一样”就将成为维特根斯坦专门意义上的无意义表述。

(6)　维特根斯坦把他自己的《逻辑哲学论》说成是无意义的（亦见下面一个脚注），因此他至少隐含地区分了明显的或重要的无意义和无价值的或不重要的无意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正在讨论的他的主要学说即哲学问题之不存在。（对维特根斯坦其他学说的讨论，可见我的《开放社会》中的注解，尤其是 (7)　几乎一下子就可以发觉这个学说有个毛病：可以说，这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理论，而它声称是真实的，并且不是无意义的。然而，这种批判也许不大有力。它至少可能遇到两种反诘。（1）人们可能说，实际上，这学说不是作为活动，而是作为学说才无意义的。（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他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说，凡是读懂这本书的人，最终必定认识到，它本身是无意义的，因此必定对它来个过河拆桥。）（2）人们可能说，这个学说不是哲学学说，而是经验学说；它道出了这个历史事实：哲学家提出的一切表面的“理论”实际上都不合文法；事实上，这些理论都不符合看上去对它们进行了表述的那些语言所固有的规则；这个缺陷最后证明是不可能修补的；企图适当地表达它们的任何尝试，都导致它们失去哲学性质（并且暴露出它们是经验的自明之理或者是假陈述）。我认为，这两个反论据的确拯救了这个学说的受到威胁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在本注解所提到的这种批判面前，它实际上成为“无懈可击的”了（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亦见 (9)　我最后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时候（在1946年，那时他在主持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次颇多风波的会议，我在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有没有哲学问题？”的论文），他仍以这里所论述的那种形式坚持不存在哲学问题的学说。我从未读到过他未发表的手稿，它们在他的一些学生中间私下流传，因此，我怀疑，他有否修改过我在这里所称的他的“学说”；但是，就此也即就他的学说的最基本最有影响的部分而言，我觉得他的观点没有改变。

(10)　参见我的《开放社会》 (11)　我这里隐指G·克赖塞尔最近构造（《符号逻辑杂志》（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1952年， (15)　我这里是指吉尔伯特·赖尔教授的一句话，见于他的《心的概念》（Concept of Mind） (18)　有些历史学家否认可以正确地把“科学”这个词应用于16甚至17世纪之前的发展。但是我认为，除掉围绕标签进行争论的论据，今天就不能再怀疑例如伽利略和阿基米德、哥白尼和柏拉图或者开普勒和阿利斯塔克（“古代哥白尼”）在目标、兴趣、活动、论据和方法等方面惊人地相似，如果不说相同的话。对于科学观察和根据观察进行细致计算的久远年代的怀疑，已经为古代天文学史的新证据的发现消释殆尽。我们今天不仅能够对Indebtedness of Greek to Chaldean Astronomy），载《天文台》（The Observatory）1928年， (19)　如果我可以相信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中所作的著名说明的话。

(20)　柏拉图的区分（知识对意见）是从色诺芬（真理对猜想或外表）经过巴门尼德传来的。柏拉图明白，可见世界、变化着的表象世界的一切知识均由意见组成；它为不确定性所玷污，即使它充分利用知识即不变“形式”和纯粹数学的知识，甚至借助于无形世界的理论来解释可见世界。参见《克里底鲁篇》（Cratylus），439b及以后，《理想国》（Republic），476d及以后；尤其是《蒂迈欧篇》（Timaeus），29b及以后。在这篇著作中，这区别适用于柏拉图自己理论中的、我们今天应称之为“物理学”或“宇宙学”，或者更一般地说，称之为“自然科学”的那些部分。柏拉图说，它们属于意见的范围（尽管事实上科学=scientia=知识；参见下面Theory of Ideas）牛津1951年版， (22)　比较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181a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科学家》（Adv. Mathem.）（贝克尔），X.46， (24)　从运动的存在推出虚空的存在的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巴门尼德从世界的满推出运动之不可能性的推理是不正确的。柏拉图似乎最早看出（即使是模糊地看出），在一个满的世界中，圆周或涡旋式的运动是可能的，假如这世界中有类似液体的媒质的话。（茶叶在杯子中能随茶的涡旋运动。）这个思想最初在《蒂迈欧篇》（那里空间是“填满的”，52e）中提出时并不太认真，但却成了笛卡儿主义和“发光以大”学说的基础，后者一直延续到1905年。

(25)　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也承认大块原子，但他的原子绝大多数都小得看不见。

(26)　比较《历史决定论的贫困》Irrational Lines and Atoms）。我认为，为了表达这个题目（考虑到下一个注中所提到的柏拉图的话）的可能含义，最好是译成《论古怪的线和原子》。参见H·沃格特：《数学文献》（Bibl. Math.），1910年 (43)　见S·卢里安，前面 (53)　在上面所引的我的《开放社会》中的后一个注。

(54)　这意味着，一切几何距离（长度）都可以同成关系的三个“测度”之一（或者两个之和，或者三个之和）通约。看来亚里士多德甚至可能相信，一切几何长度都可同两个测度即1和2之一通约。因为他写道（《形而上学》1053a17）：“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与边和一切（几何）长度可用两个（测度）来量度。”（比较罗斯对这段话的说明。）

(55)　在我上面提到的《开放社会》 (56)　这两段引文取自《蒂迈欧篇》53c/d和54a/b。

(57)　我相信，我们的考虑可能对柏拉图的著名的两个“本原”——“一”和“不确定的二”的问题有所启示。下述的说明阐明了一个见解，这个见解是范·德·维伦[《论柏拉图的理念》（De Ideegetallen van to），1941年，第132和133页]提出的，罗斯（《柏拉图的理念论》第201页）针对范·德·维伦自己对之作的批判而替它作了精彩的辩护。我们假设，“不确定的二”是一条直线或距离，不把它解释为单位距离或者已经量度过。我们假设，把一个点（极限、“一”）逐次放到按比率1∶n（对于任何自然数n）分割二的那些位置上。于是，我们可以把数的“生成”描述如下。对于n＝1，二分为成1∶1的两部分。这可解释为2从一（1∶1＝1）和二生成，因为我们已把二分成二等份。如此“生成”了数2，我们便按比率1∶2分割二（所产生的较大部分像前面一样再按比率1∶1分割），这样便生成三等份和数3；一般地说，一个数n的“生成”引起按比率1∶n分割二，由此导致“生成”数n＋1。[在每个阶段，“一”都重新干预，作为点把极限、形式或测度引入在其他方面“不确定的”二，以产生这新的数；这段话能增强罗斯驳斥范·德·维伦的力量。也请比较特普利茨、施滕第尔、贝克尔等人的论文（《数学史资料和论文》，1931年，第1卷）。然而，他们都没有暗示算术的几何化——尽管在第476和477页上有图形。]

应当注意到，尽管这个程序仅仅“生成”（至少在第一个例子中）自然数序列，但它包含一个几何因素——把一条直线先分割成二等份，再按某个比例1∶n分割成两部分。这两种分割都需要用几何方法，尤其第二种分割更需要像欧多塞斯的比例理论那样的一种方法。我认为，柏拉图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不也该按和1∶的比例来分割二。他一定已经感到，这偏离了自然数得以生成的方法；这不再是“算术的”方法，它需要另外的属于“几何的”方法。但是，这样“生成”的不是自然数，而是比例为和的线元，它们可以看成是原子三角形所由构成的“原子线”（《形而上学》，992a19）。同时，从毕达哥拉斯派对待无理数的态度（参见菲罗劳斯、第尔斯，残篇2和3）来看，把二表征为“不确定的”，便是十分恰当的了。（当在有理比例之外又产生无理比例时，“大和小”这个名称也许开始被“不确定的二”所取代。）

假定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揣测，柏拉图缓慢地接近（始于《大希皮亚斯》（Hippias Major），因此比《理想国》早得多——同罗斯在上引著作第56页上所说的相反）这样的观点：无理数是数，这是因为（1）它们可同数相比较（《形而上学》，1021a4和1021a5），（2）自然数和无理数都由类似的、本质上是几何的过程所生成。而一旦达到这种观点（看来最初是在《厄庇诺米斯篇》990d-e中达到的，不管这篇著作是否为柏拉图所作；不过我倾向于认为系柏拉图所作），那么，甚至《蒂迈欧篇》中的无理三角形也成为“数”（即若为无理的，便用数的比例来表征）。但是，在这里，柏拉图的特殊贡献以及他的理论与毕达哥拉斯理论间的差别可能就变得难以察觉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甚至亚里士多德（他对“几何化”和“算术化”都有怀疑）也忽视了这一点。

(58)　卢里安在本书第116页注①所引著作中已指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59)　他担心自己没有写完就先死了。

(60)　见牛顿1693年致本特利的信。

(61)　康德在1755年发表的所谓康德—拉普拉斯假说。

(62)　有些批判是非常中肯的（尤其是莱布尼茨和贝克莱所作的），但由于这理论的成功，所以令人——我认为是正确地——感到，批评者有点不得这理论的要领。我们切不可忘记，甚至在今天，这理论仍是极佳的一级近似（或者考虑到开普勒，可能是二级近似），只需作少许修正。

(63)　这里康德谈的是牛顿的成就：“洞悉亘古不变的宇宙结构，可以期待这认识随着观察的积累而增长，而无需害怕受到挫折。”

(64)　彭加勒在1909年还在为此大伤脑筋。

(65)　任何恰当的知识理论所必须予以满足的一个关键性要求是，它不必解释太多的东西。任何非历史的理论要解释某个发现所以必须作出的原因，肯定遭到失败。因为它不可能解释这发现为什么不早一些时候作出。

(66)　根据本书第134页注①，任何理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对解释理论的探索是成功的。任何正确理论所作的成功解释，必定保持几率为零，如果我们近似地用“成功的”解释性假说同人们可能作出的一切假说之比来量度这概率的话。

(67)　这个“回答”的思想是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35年，1959年和以后各版）中阐明的。

(68)　见本书第133页注①和正文。

(69)　参见我的《开放社会》第12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