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和谐的社会理想_理想与历程

一、进化的人类社会

二、未来的社会

三、核战争的危害

四、现代与未来

五、中国的未来

一、进化的人类社会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社会主义在进化的国度里，像英、德、美各国，有什么最后成功的希望。在这些国度里除政治以外，凡社会主义的成功应有的一切情形都已经存在：工人都受教育，也习惯于工业的程序；大规模的生产和应用的一切工厂，都已经存在；勤劳的习惯在资本主义的严厉制度之下已经养成了。不但如此，只因为这些国家有天然的利益，他们才进化得早。矿产的财富、地理上的位置、天气的温度和人民的性格，都于他们有利。而那些未发达的国家，也因都没有这些利益。他们的出产方法既然是更有效力，他们平均每人所有的财富，比俄国人或中国人原本所有的多得多，所以他们若遭遇组织上的紊乱和国内的战争时，能担负较大的损失，而不至陷于完全饥饿的地步。国际间的困难除外，这些国家里无论哪一国，若要于明天采取社会主义，都能办到。但是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顺利，固然能产生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技术上的便利，同时也使人切实要求社会主义的心减少了。自称社会主义的人固然增加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人们的信仰减少速度，比人数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

在一个近代工业的国家里，制定政策的人和实际上组织政府的人就是那些大资本家。在 （1）强国的否决权予以废止，使多数的表决有权解决当前问题；

（2）各强国所派充联合国的军队，务必增至任何强国不能抵抗的程度；

（3）此军队务必混合编制，使各军队消灭国家观念或国家联合。

只有以上均已办到，联合国才能成为化除世界大战的工具。

以上所述，似乎过于理想。由于政治家、外交家多在苟且偷安中长成，希望做些不劳而获的假把戏，而不肯从战胜困难中求得确实有效的方法。甚至将假把戏伪装得极似真实，使人见之信而不疑。

至于科学家等原属政治的门外汉，如今，忽然肩负起不知如何负担的政治责任，又由彼等的发明，已经足为至善，也足为万恶的权力，交付一般不知如何应付剧变的凡夫。政治非常复杂，对于科学的了解虽未必有裨于政治了解，但是科学家等如果明了政治问题之复杂，绝非鲁莽的方法所能解决，则彼等也能用了解科学的智慧，来了解政治了。

世界虽有三强五强之称，实则只有美苏两强有绝对优势，其他强国不过左袒右袒或中立于二者之间而已。我想其他强国，包括英国在内，都因本国为原子弹而发生的种种缺陷，群趋于委曲求全之途，此并非智慧不如人，实因本国主权已敷于美苏两强。因此建立国际政权问题，实际上只是美苏两国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已。

至于说服美国，因美国言论自由，当取完全不同途径。美国国事不尽如人意，其过不在被责之政府，而在政府必须让步的全国舆论。所以欲说服美国，必须发动大规模教育民众的行动，才能见成效。美国国民都厌恨欧亚发生蠢事，强迫彼等卷入战争旋涡。依其情绪而言，多系孤立主义者，虽有真凭实据摆在面前证明孤立毫无好处，犹在梦想大西洋仍如华盛顿时代，可为不能飞渡保障安全的天堑。要解决这种困难，必须使美国执政者、国会议员以及全国公民全都明了数年后美国即须面临的原子弹，并且相当屈辱，势难避免。闻者势将反驳，以为美国今后必然拥有比任何一国较多的原子弹，他国应当自知进攻美国，为愚不可及之举。此种观点的错误，必使彼等明了，美国所以两度卷入大战旋涡，都因不愿卷入而被卷入。在1914年与1939年间，美国如果提前宣布取消中立，德国将不至敢为戎首。美国人民必须明白：相同惨剧，势将重演。无论中苏或英苏发生战争，均必牵连美国。原子战争，为祸至烈，暗中袭击，无法提防。此外还须禁止原子弹使用。以上种种，应用口头语言及文字由绝无其他作用而专为全民谋利益者，向全国各地普遍说明。

最有和平希望的政策，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极端和平主义者，固可主张只需接受苏联要求，必可永保和平，但此系绥靖政策，在大战以前，曾经英法政府多方运用而获得惨痛结果。我当时也以和平理由加以维护，至今深觉非是，悔之莫及。此种政策，简直鼓励被绥靖者使其愈求愈苛，直至所求无可容忍，世界和平不能由示弱及迁就所获得。

英美政府理应竭诚与苏和谐，使其深信英美所为，旨在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且能以和平为目的，而绝不肯为和平付任何代价。至计划相当成熟，应交联合国公之于世，获得最大可能的支持。苏联如果乐从此议，固属最妙；否则，必须加以压力。与其拖延时日，迟早必有战争，不如及早运用不得已的压力，消祸于未然。但此种压力，必须于各种和平方法均经使用又均归失败，方可实施。我相信实施之后，苏联会让步而合作。

总之，这是人类空前严重的问题，如不迅速解决，战争即将毁灭人类及其文化。只有在南极探险，及在中国西藏喇嘛寺研经者的残余生命，或可保留。存者为数无几，自难重建高度文明的社会，如果人类在一两千年之间还不能超越现代愚蠢阶段，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必然不断重演现在自相残杀的惨剧。假使世界上尚有值得保全者，我们必须群起共谋解决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实已明如观火。所难在于如何说服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让步！

四、现代与未来

普通学者大都称颂希腊的文学与艺术，不过在这些方面，还有其他的古代国家，如中国不见得比希腊差。希腊的特长，还要算逻辑中的演绎法和几何学。有些希腊学者，如阿基米德，沟通了理想与实践，推论与实验，与现代的科学方法一样。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如恩培多克勒，是当时极合乎科学方法的。我们常常称赞亚里士多德搜集的事实最多，特别是关于动物方面，但是他的“动物史”，与他手下人听讲的动物故事，有许多不符合的地方，他还没有觉得准确地观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柏拉图所努力的，完全是在伦理与玄学，而不在实验方面。此后，这种趋势更盛，而把阿基米德丢开了。柏拉图的思想，近于贵族，而鄙视劳力，恐怕他对于现代的实验方法，是文人所不屑的。因这种种原因，古代实验的科学方法未能进步，反而渐次遗忘。

但是几何的发展，没有上述这种阻碍。直到1829年罗巴雪夫斯基的时候，几何所有的前提，并未发生任何疑难。一切新知识，都可用演绎法推测出来。因此，当时对于前提本身并不注意，而只注意到推测方面。希腊哲学和中古神学都为这种观点所蒙蔽。这种观点对于特殊的事实，只当作三段论大前提的引证，而对于此事实的本身毫不注意。苏格拉底是一个必死的人，并非根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死时的事实，而是根据“凡人必死”这个大前提。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世界又重见天日了：事实的本身即有价值，并非只为大前提的引证而已。那时有许多人反对独裁的知识系统，比如，蒙旦不光不理会那些公律，反而提出许多例外，以推翻它们。不过无政府状态的学术界，也不能持久，因此就建立了一种新的知识训练方法。这就是科学方法，创建于伽利略。

科学方法的要素，在于考察特殊的事实，而发明新的公律。科学方法是希腊的演绎法与文艺复兴两方法综合而构成的，这方法的基础是特殊的事实，不过这些事实是为归纳原理而用的。原理归纳出之后，再用希腊的演绎法推测新的特殊事实。这方法极大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方法和中古时代纯粹的演绎法一样，并非不可更改的。这一点可由休谟证实出来。休谟以后的哲学，都是反驳休谟的理论，而休谟自己，也是一个极善于反驳别人理论的，他反驳得极精微，不易看出他的错处。以后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奏着凯旋曲，不顾休谟的理论。但是最近13年来，许多大科学家，因为机械进步的神速，于是又抱着怀疑主义，与从前的休谟差不多。爱丁登解释相对论的时候，以为大部分科学的公律，不过是人类的习俗而已。还有几个研究原子构造的专家以为物质世界并无所谓因果律。有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尉特真斯登说：“迷信乃是信仰因果律。”

这种怀疑主义，是现代科学的中心问题，暂时还只影响几个主要的科学家，将来恐怕影响全体的科学家。这或许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家沉于冥想与思维的缘故。不过现代的科学，已逐渐变为一种生活与行为的方法，以生活的胜利代替旧的、专努力于学识的观念。如果怀疑主义的出发点是理想，那么，将来的趋势一定是实用主义愈占胜利。将来世界各国都有这种趋势，不过暂时以美国最为明显。战后的德国，普遍地都表现着悲观昏迷，而美国获得了科学地应用的极大成功，把理论的科学变为实用的科学，可说是以美国为先例。因此，凡关心世界的未来的，不可不对美国加以研究。在我个人看来，20世纪对于研究哲学和心理学成绩最好的要算美国。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智力比别国好，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欧洲那种中古的传统思想。

工业哲学主要的信仰，是人类的命运在自己掌握中，而不受自然或先天的压迫。从前的人类，极畏惧天时，因为他们不能战胜天时。虔诚的农人和渔夫，莫不如此。海岸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他们船只的大小，恰好形成反比例，这差不多是一个定律。不过偶然像泰坦尼克那样大的船也还是沉没了，因此当时即或是极大的船，也还是多少有点儿宗教信仰。现代没有这种情形了，因为现代航海日益安稳。

人类自最初有思考的时候，即为恐怖所笼罩。他们用半理智半迷信的方法，躲避这种种危险。古代农民遇着饥馑的时候，就以活人献给谷神为祭。后来科学的农业发达，才把这种迷信打破。古代消弭水灾，都是拜河神。有许多灾害，都以为是鬼神作祟，可以用祭礼治解。以为瘟疫是鬼神作怪，至今还有这种迷信，如今日的印度。对战争的恐惧，现今已有加以理智的分析，而这班人还不免幻想。普通人以为战争的原因，还和哥尔利治的观念差不多。

克布拉从远处听见祖先的声音，预告着将来的战争。

对于暗杀的恐惧，是以刑法来处置的。而刑法的起源，还是带着迷信，根据于流血为污的观念。至今我们对于暗杀所引起的反感，与其他无迷信根源的犯罪如冒名者不同。司法中赏善罚恶的原理，因其从前有惧怕犯人的迷信，以至现今不能收到最大的效力，而制止一般人犯罪。

现代享受文化的人民，很少觉得科学对于他们眼光的影响最大。希腊罗马在最盛时代固然没有什么可恐惧，而且他们的希望和今人不同。试将柏拉图的“共和国”与现代威尔士的“乌托邦”两相比较，柏拉图的希望是促进人类的道德与智慧，而不像威尔士以战胜自然为理想生活的要素。这恐怕是经济的原因，因为自由国民即有奴隶替他服务就不觉得减少人工的紧要。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上的原因。如几何学的发达，使他们相信真理是可由推论与臆想而得到的。关于自然界的假设，必须与伦理和美学相吻合。他们以为宇宙必须美丽而易于想象。天上的星宿，是以圆圈或花圈道的轨道而移动。古代学术的色彩减少之后，就有少数的学者成为权威。一般人专做注释的工作，而不做独创的工作。因此，虽然有几个少数的希腊人有科学的眼光，但是普通受教育的人对于世界并无科学的研究。

阿拉伯的文化便不同了。他们对于科学的好奇心，比较后期的希腊人要大些，不过他们对于科学大都带着迷信的色彩。炼金术中所谓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荒废了许多实验的工夫，而没有作正当的科学考察。至于当时的欧洲，一方面着重伦理问题，如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一方面崇尚权威，而普通学者的程度降低。这样，中古时代的科学，除了受阿拉伯影响的培根之外，毫无成绩。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文艺复兴时代，科学对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无所贡献。

文艺复兴原是一种文学的运动，其结果并非完全脱离了权威的羁绊，不过是由亚里士多德之崇拜移到柏拉图罢了。当时学者发现了古人彼此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于是他们自己不得不加以研究，再定夺随从何人的意见。意大利的哥白尼发现了古时希腊学者也有地球绕日的理论。若是他没有发现这一点，恐怕他还不敢宣布自己的理论，因为他自己还找不出科学的根据。

直到19世纪，科学才被视为一种改良实际生活的学术，其方法不在道德或政治的改革，而在战胜自然。此种观念的改变，是由于工业革命及各种发明，如汽船、火车、电报之类。以科学为工业工具的观念，现代是极普通了。现代人类都希望能够解除历代以来的许多恐怖，如瘟疫、饥荒、飓风、水灾，甚至战争等。

科学的成功，可以除去上述种种恐怖。固然，科学不能完全除去死亡的恐怖，不过科学延长了人的寿命，而将来这种延长是无限的。现代的城市对于自然的恐怖是很少了，不过有时像日本东京的地震使我们觉得还没有完全制伏自然。我们再看远些，科学也告诉我们地球不是永远可以居住的，将来太阳的热度减少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移往金星上去，不过这总还在百万年之后。但是这种种猜想，对于城市中每早去上工的工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的世界是很安全的，虽则也有一些琐碎的麻烦事，如工头发怒的时候。这样，从前的宗教，就变为现代的政治，因为现代的一切恐怖，都在政治方面。科学一方面固然减少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怖，但一方面也增加了人类彼此间的恐怖。起初被视为渎慢上天的避电针，消除了人类对于雷电的恐怖，但人类同时也发明了许多破坏的能力，与从前的自然一样危险。一方面科学使社会机体化了，使反抗者不易为乱，而一方面如若社会纷乱，其祸害就比古代的社会大多了。因此，美国人民对于群众及邻人的恐怖，比较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些。以全体而论，人类是脱离了自然的羁绊；但以个人而论，人类彼此互相牵制，比较科学未发达以前，反而更增加了。

科学对于这种恐怖也有方法对付吗？我想是有的。现代的科学，还在努力于物质环境的改善。从前的环境被看作是固定的，只能任其自然或加以沉思，而现代的环境，就任人类指挥了。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天性，还是看为固定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变环境，但我们不能改变各人的性情使彼此融合。这原因不外乎研究人性的科学还不如自然科学发达。不过这种情形，已逐渐改变。100年之内，恐怕我们约束孩童的性情，正如我们约束自然界一样。这样，我们就可免除人类彼此间的恐怖，正如我们已免除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恐怖一样。不过人类得了这种约束能力之后怎样去应用它，是很难预知的。这种能力对于我们遗传的价值一定有剧烈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好的影响。我们也不必过于忧虑，好像汉姆列德所说的：“世事本无所谓好坏，不过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而已。”

凡是某社会各分子的思想是好的，就是好社会。合乎科学方法的教育家，将来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

工业政策的哲学，推翻了中古及近代把知识看为固定的观念，而根据机械创立知识工具论。知识工具论，不主张为</a>真理而求知识。一切知识都是动作，约束环境而使之实用，能实用而后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的定义大概是如此：“我们认识某物，而能随意改变它，才可称为知识。”这种知识论，无天堂的幻想，也无至善的追求。

知识及价值观念，已深注于现代美国人的心目中，因此他们很难了解留恋旧文化的欧洲人。欧洲各国，除俄国之外，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与美国综合相比，则都有不同。这种差异，值得考查一下，因为如若我们根据旧文化的欧洲来推测机械文明，是易于犯错的。

我们读《神曲》的最末一篇，可以看出这一点。依据这篇所讲的，人类最大的幸福是沉思与仁爱。这篇所表彰的沉思与仁爱，已达到最高点，但都是“静”的，因为一切即已完美，不需再来奋斗。密尔顿对于天空的看法也是如此：

在那里，辉煌的琴弹奏着，

天使们高声吹着号管；

还有成千的天军，

鼓弹着不朽的金弦琴。

不过密尔顿没有提到这些琴和号管可以日渐改良而且可以用机器来吹奏。倘若如此，天使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可以用他们的时间在“金城”里建筑更高大的宫殿。

现代欧洲的艺术家或学者，不能把人生看作天堂，而对于死后的来生，也很怀疑。无论他是艺术家、科学家，讲爱情的或冒险的，只要他易于动情，一定有时可以感觉达到极点的狂喜。寻求知识也好像追求美感一样，当某人发现了一种新理论的时候，也必正如初恋时一样的喜不自胜。

不过这类人好像古代遗留下来的野鬼，并非与时代相吻合。大凡出类拔萃的人，不是进步者便是时代落伍者。如但丁的功绩，不过是把以往的思想集其大成，而他对于将来的改进除传播意大利文字之外，完全未曾提及。假如古代学者复生于今世，他们对于现代文化持什么态度，猜想起来一定是很有味的。我想阿基米德看了现代文化一定表示无限的欢乐。他会赶忙参观各工厂、天文台、制造厂；他会拿着全书一页页地翻着细读；他会惊叹无线电与飞机的神奇；他看了现代的武器，一定是称赞不已；不过他不懂得何以不拿这些武器去消灭野蛮的民族。在几年之内，他就会精通我们的科学与数学，但是他所看到的我们的政治，却是不解之谜。

亚里士多德呢，恐怕他会把一半时间花在牛津大学</a>的演讲厅里，一半时间花在动物园里。在动物园里，他就会盘问看守者那些动物有些什么习惯，而且他会提议怎样医治象的不眠症。在牛津大学演厅里，他所讲演的玄学，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钦羡，不过他会稀奇何以这些人对于动物不发生兴趣。他会与探险家和政治家交游，对于人类学极有兴趣。他讨厌现代的机械文明，憎恶民治主义。他不愿意去地道，除非他和他的朋友有一辆专车。

柏拉图来了，会与荣格做朋友。他对于现代文化的态度，完全和荣格一样。

培根来了，会请他做《大英百科全书》的总编辑，但不久就会辞退他，因他借着百科全书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他会惊叹博物馆、卡片目录、机器。他赞美工业，认为相对论及量子论过于玄妙，于实际无益。他与当代名人郊游。如果他发了财，就觉得这世界确实是很好的。

牛顿看了他所研究的理论现今这样通行，一定要后悔。他情愿关起门在三一学院里研究，憎恶摩托车、自行车，他想数学题目的时候，就有这些东西打扰他。他不喜欢机械，他觉得现代的美国不如安尼皇后时适宜于哲学家。他看了现代用的纸币，也必觉得很惊奇，因为他原是铸钱局的局长。

我对于古代名人的这种猜想，恐怕把他们的大名都弄小了。不过有许多大人物的判断力，都为许多小事所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很紧要。因此，我们批评现代文化的时候，应当特别小心。凡欲以极客观的态度考查现代文化与19世纪以前的文化的区别，我以为应当留意以下几点。

（3）除非是有教育上的进展陪伴着，否则任何国家的进步都不牢固、不结实。要想中国真能达到稳固坚强的境地，有两件必需的事情，而这两件事都是非靠教育不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和工业制度。民主政治之所以必要，一则因为它自身就是好的；再则还是避免少数又蠢又倔强、居于领袖地位者的唯一方法。工业制度本身虽然不好——因为在它的自身，我把它当作祸患看待，但是对于维持中国的独立，是绝对的需要。不过在中国人有自己经营实业的可能之前，必定要有一批受过特别训练的专家和精巧的工匠。我有时这样想：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多是太偏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举个例子来说明：研究经济学的人虽然不少，但学习怎样实际经营大规模的实业的人，则寥寥无几。其实说起来，研究怎样实际地经营实业，对于中国的用处较之于只学理论的经济学或许还多得多！偏重理论的情形，也可以从请到中国的外国教员中看出。两相比较，实业家总是比讲空理论的人少。当我在北京演讲哲学的时候常是很难过地觉得我所给的知识，远不如一位矿业工程师或者一个精于钢铁工业的人所能给的有价值和有益处。这样的实业家，依我的意见是应该多多地请到中国来教导那些能实地去应用知识的人。

要想中国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普及初等教育，是万不可少的。但要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必须有两件现在还没有办到的事情：一是充足的税收；一是教师适当的供给。赋税的收入，在稳固的政府成立以后，可以源源而来，但绝不能在那样的政府未成立以前，就能实现普及的初等教育。储养师资的师范学校虽已开办，但是还需要增加。其增加的程度，应该以能供给每一个乡村一位适宜的教员为标准。也许如此大规模地增办师范学校，也要在民主立宪政府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4）实业的财政收入，特别是铁道和</a>矿山，是维持中国独立的命脉、全局的要点。中国是富有矿产的国家，外国的企业者，久已垂涎三尺，想来开发它了。只要矿权和路权一旦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就一天没有法律的保障来维护中国真正的自由。倘若实业的资源能够完全存留不用，那么，工业制度在中国还不必急于采用，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关于经营实业这方面，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中国人自己开发；二是外国人来“越俎代庖”。我极希望中国人能够自己经营，不顾及外人来“染指”。因为中国的文化，是我素以爱慕和钦羡的。假如经济大权掌握在西方人的手里，不管是属于私人也好，或是属于国家也罢，中国的文化势必不免为西方所代替。我们西方的文化，已经受了工业制度的改变，故实业一经发达起来，中国文化将起相似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道理。我虽然热爱中华，但并不盼望中国完全没有改变。中国此时颇有大大的根本改革的需要。不过我希望此处所谓改革顺着中国前进的轨道，顾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国的过去走出来，而不应该先是以西方的思想和行为去做不分青红皂白的代替。我相信，以一种聪明审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知识，中国一定能够走进一个光明伟大的新时代，并且还能够解决许多本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或者对于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如工业制度如何才可以使它成为人类的仆役，如何才可以使它不至像现在成为残酷的魔王，也许都会有相应的解决。

中国蕴藏的能量非常大，所以无须大量的军备，也无须极端的爱国主义去抵抗外人的侵略，就可以成功了。但是，这两件事稍微来一点，予以相当的提倡，却是必要的，不成问题。本来这是一种祸患，不过这种祸患的责任应该由西方的国家和由它们所教出的大弟子——日本来负。我希望中国不要过多地提倡国家主义，只要足够自卫，就可以了，切不可过多。从中国人的品性上看，达到这样的结果，我想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他们一定不至于会成为人类的灾祸。但是，在达到自卫的过程中，假如中国被逼迫去除知识以外的东西，什么都要模仿西方人，那我就悲伤叹息了！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我相信，一定是高于我们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