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幸福心灵的获取_理想与历程

一、幸福的获得

二、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的秘诀

四、幸福的条件

五、人的不幸

六、英雄的不幸

一、幸福的获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过程中，往往会将这一感觉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群。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国会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体力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则是同一类的，他长年和野兔作战，他说起那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及的不安定分子一样：把它们描绘成行事诡秘、心怀叵测、凶恶残忍，只有同样伶俐狡猾的对手才能和它们较量。犹如那些聚集在神话传说中瓦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们，他们每天都在追杀着一头能暮死朝生的野猪，我的花匠也能逐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为国捐躯者，如果撇下妻儿，一文不名，他是不会受到指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埋头于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不过，如果他从没有在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说他是个怪人。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其成功与否。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千年内，一个追求圣徒一般生活而抛下其家庭的人备受人们的赞誉。在今天，人们认为他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纳健全者之间总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差异。一个充分发展了毕生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长年累月的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忧惧。这在嗜酒狂的情形中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忧惧，那么他们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惬意。正如一位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所有过度和单一的强烈爱好的典型。

在这样的爱好中，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酒鬼方式获得的忘却，迥然不同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取得的忘却。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主人公，也是为了忍受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采取的是一项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样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真正的热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让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总忙于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当然这种知识与学者们的相差甚远，前者来自孩子们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健体壮，小孩子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其热情。

一只待在陌生房间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每个墙角，而没有闻到一丁点儿耗子味。一个从未受到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是快乐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多是因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类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饿了，他便去打野味，这自然是听命于直接的行动。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行动的驱使，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行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时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愿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吃了早点，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降临，而工作就是解救未来饥饿的手段。

行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则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中间，甚至集体的活动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打仗时，钟鼓便振奋军威，激起斗志，群情高昂，激励着男女老少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事业则不能这么处理。

在生活中，文明人每时每刻都受累于那些对冲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碰巧感到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又唱又跳的；如果正感到悲哀，他也不能坐在台阶上流泪哭泣，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遭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热情更难以维持，因为不断的约束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尽管如此，一旦对自发的行动不加约束，一个文明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因为自发的行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复杂的合作。

为了逾越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有一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人的体力却较难评判。不过我怀疑，现在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先前的一样强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就此追本溯源。然而这一问题也有个人的和心理的一面，我们已作了探讨。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而保持其热情，而其他许多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比起必要的工作来，热情要求更多的精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

在女子方面，虽说现今比以往要好些，但在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热情由于受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影响而大大减退了。女子对男子颇感兴趣，或在大庭广众活泼有余，都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女子学着不对男子产生兴趣，而且往往对一切不感兴趣，或许除了行为端正以外。

传授这一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在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尤为如此。她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持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女人，她们暗中抱敌视态度。她们深信，其他女人绝没有她们那么体面和规矩。她们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在自己眼里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道德说教。然而，作为压抑制度的值得怜悯的牺牲品，她们却没能认识到这种制度的罪恶。

对这样的女子来说，胸襟狭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尽可能地扼杀欢乐；在政治方面，她们迷恋压制性的法规。幸好这类人渐渐地少了起来，但是她们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圈子里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则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里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于是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一意识从根本上包含了对生活热情的摧残。他还会发现，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心胸狭窄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女子美德之间不存在差别，或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热情是幸福与健康的秘诀，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对女人也同样如此。

四、幸福的条件

中庸</a>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我记得当我还年轻时曾对此拒不接受，并对此轻蔑和愤慨，因为那时候我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不过，真理并非总是有趣的，有许多东西得到人们的信仰，就是因为它们有趣，事实上很少有其他的依据能为此佐证。中庸之道便是恰当的例子。它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真理。之所以必须保持中庸之道，与维持努力和舍弃之间的平衡有关，这两种主张都有极端的拥护者，持舍弃说的是圣徒和神秘主义者，持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立的学派各有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的。在这里，我将力图找出一种平衡，还是先从努力这方面入手吧。

除极个别情况外，幸福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着机遇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可避免和不可避免的厄运，这么多疾病和心理症结，这么多斗争、贫穷和仇恨，所以想成为幸福者，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对付众多的不幸。在极少数情况下，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一个性情和善的男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身体健康，爱好简单，他便可以优哉游哉，舒适惬意，全然不知人们乱哄哄在忙些什么。一个生来好逸恶劳的美人，如果她碰巧嫁了一个富有的丈夫而无须她操劳，而且如果婚后她不怕衣带渐紧，那么她一样可以享受懒福，只要她在养儿育女方面也有福气。但这种情形实在不多见。大多数人是不富裕的，很多人生性也并不随和，很多人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有节律的令人厌恶的生活。而健康的福气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稳的，婚姻更不是幸福的必然源泉。

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不是天神的恩赐，在追求中，内部和外部的努力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内部努力可能包含了必要的舍弃。因此，我们目前只谈论外部的努力。

当一个人得为生计工作时，需要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强调。印度的托钵僧的确不必努力便可生存，他只要捧出他的盂钵来接受信徒的施舍，然而在西方国家，当局并不赞同这种求生之道。而且，西方的气候也不像热而干燥的地方那么令人愉快。无论如何，在冬天，几乎没有人懒到宁可去外面游荡，而不愿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因此，在西方，单是舍弃并不是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在西方国家，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如科学研究，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能获得这一感觉，但在大多数职业中，收入则变作成功的尺度。在这方面，我们触及了这一题目，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舍弃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取得耀眼的成功。

依照不同的情形，努力在婚姻中既可以是必要的，又可以是不必要的。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少数，像英国的男子和澳大利亚的女子，那么这一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努力，便可以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与别人缔结良缘。然而，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多数，那么情形正相反。

凡是研究过妇女杂志上广告的人，就不难发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在女子占多数的地方，倘若她们想要结婚，那么她们就得花费较多的力气和心思。在男子占多数的地方，他们往往采用更利索的方法，如使用手枪。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男子最经常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如果有一场瘟疫只让男子逃脱而使他们在英国成为多数，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也许又得恢复往日殷勤而又豪侠的风度。

为成功地培育孩子而做出的努力和花费的精力，大概没人会否认。

那些信奉舍弃和被误称为“精神至上”的生命观的国家，其婴儿死亡率就很高。不依靠世俗的职业，就不可能获得这些东西：药物、卫生、无菌操作、适当的食物等，它们需要有对付物质环境的力量与智慧。凡把物质视作幻象的人，对灰尘也有同样的看法，而结果却导致了孩子的死亡。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只要一个人的欲望不曾泯灭，那么他将以某种权力作为正常和合法的目标。而这种被期待的权力内容依一个人的主导热情而定：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行为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情感的权力；有的人想要控制别人思想的权力；有的人希望改变物质环境；有的人想通过掌握知识来获得权力的感觉。每一件大众工作都包含了对某种权力的欲望，除非它仅仅以营私舞弊来发财为目的。

一个因目睹了人类的悲惨而纯粹为他人感到悲痛的人，会渴望能减轻人类的痛苦。对权力完全冷漠的人，只能是那些对同胞毫无感情的人。因此对权力的某种形式的欲望，作为某些人的部分配备可给予承认，原因在于这些人能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而且只要不曾遭到破坏，权力欲的每一种形式都包含了相关的努力形式。

这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或许是老调重弹了。然而西方国家的不少人士在与所谓的“东方智慧”眉来眼去，暗地里偷情，这当口东方却在抛弃它。对上述那些人来说，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成问题，倘若果真是这样，那么老调是值得重弹的了。

不过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舍弃也具有它的作用，而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努力。虽说聪明的人不愿意在可以战胜的厄运面前偃旗息鼓，但他也不愿意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上徒费时间和情感，而且即使这些灾难本身是可以克服的，但要克服它们会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妨碍他追求更为重大的目标，那么他也宁愿屈服。许多人为了一点不遂心的小事便会烦躁不安或者大发雷霆，这样便虚掷了许多有用的精力。即便在追求真正重要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应该让感情陷得太深，以致可能出现的失败的想法将长久地威胁心灵的宁静。基督教训导人们顺从上帝的意志，使那些不接受这一说教的人，在其活动中也应贯穿某种信仰。

在实际工作中，效率与我们倾注于这件工作的感情并不相称。说实在的，感情有时倒是效率的绊脚石。适宜的态度是：尽心尽力，而将结局留给命运。舍弃有两种：一种源于绝望；一种源于不可征服的希望。前者是不好的，后者是好的。一个遭受了彻底失败而对重大成就失去了希望的人，可能学会绝望的舍弃，如果他真的学会了，他便会抛弃所有的重要活动。他可能相信宗教词句或苦思冥想才是人类真正目标这一邪说，以掩饰他的绝望。然而不管他使用何种伪装来隐匿他内心的失败，归根结底他是无用的和不幸福的。

而将舍弃建立在不可征服的希望之上的人，则做得完全不一样。不可征服的希望一定是非常庞大而非个人的。不管我个人的活动是什么，我可能败于死亡或某些疾患；我可能被对手击败；我可能发觉自己走上了一条愚蠢的、不可能成功的道路。在成百上千种情形下，纯属个人希望的破灭将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如果个人的目标只是人类的伟大希望的一部分时，那么个人希望的破灭就不会是彻底的失败。

一个期待有伟大发现的科学家可能会失败，或因头部被击而不得不放弃工作，但如果他由衷地渴望科学的进步，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贡献，那么他便不会像一个纯粹为了自己的研究那样的研究者一样感到绝望。那些为极迫切的改革而奔波的人，可能会发觉他的一切奋斗都被战争挤到了一边，并且可能被迫认识到他为之工作的事业不可能在他生前有所成就。然而他不必为此而绝望，只要他关切着人类的前途，而不仅仅惦记着自己能否参与。

上面所说的舍弃都是最难的。另外还有一些舍弃，做起来比较容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次要的目标受到了阻碍，而人生的大目标依旧展示了成功的前景。例如，一个从事重要工作的人，倘若因婚姻不美满而心神不定，那么他就是不能在该舍弃处舍弃。倘若他的工作真是让他神魂颠倒，那么他就应该将这类偶遇的麻烦当作潮湿的空气一样，谁要是对这等麻烦小题大做，那真是愚不可及。

焦虑、烦躁、恼怒，都派不上用场。那些强烈地感到这些情绪的人，或许会说他们无法克服这类情绪，而我也不知道，除了我们在前文说及的那一根本的舍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克服它们的。集中精力于实现伟大的、非个人的希望，不仅能使一个人承受个人工作的失败，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且也使他在耽误了火车或将雨伞掉在污泥中时做到不焦不躁。如果他生性暴躁，那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疗法。

一个摆脱烦恼奴役的人，将发觉生活远比他一直生气的时候愉快。熟人们的怪癖，原先委实让他感到厌恶，现在只觉得有趣。当某人 “对怀疑心理更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爱情起着某些他们已经丧失了的、唯上帝才具有的功能。面对爱情，许多人，甚至那些最为顽固的人，一时间也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事物，这种事物唤醒了他们头脑中的虔诚意识，这种意识不为其他一切所有，而且他们感到，甚至在他们生命本质的深处，应奉献上不容置疑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做出一切牺牲；另一方面，它又同上帝一样，通过赋予生活以一种还未得到解析的意义来奖赏信仰者。我们已经更习惯于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但是，我们还不习惯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而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此时，我们才会理解无神论究竟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同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看法，差异竟是如此之大。

我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思想了。当然，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爱情观里有些迂腐气味。

感谢上帝，他的卑微的芸芸众生。

自夸灵魂有两面，一面对着世界，

一面显示给他心爱的女人。

这即是说，对待整个世界的唯一态度便是奋斗。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是残酷的，布朗宁会这么回答。我们则会说，因为这世界不会按你对自己的评价来接受你。一对夫妇可能会结成一个如布朗宁夫妻那样的互相爱慕的家庭，有一个人在你身旁，无论你的劳动值得称赞与否，她总是给予夸奖，这总是令人高兴的。在布朗宁张口痛责暮茨杰拉德竟没有胆量对布朗宁夫人所做的长诗《奥罗拉?利》表示称赞时，无疑认为自己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不认为双方的批评官能的完全丧失是值得称赞的。这与恐惧心理，以及希望在面对批评时寻找庇护的欲望是紧密相关的。许多老单身汉学会从自家人那里获得同样的满足。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绝大多数的性活动是邪恶的，于是不得不把那些夸张形容词贴在他们所认可的那种爱上。那时候的性饥渴比现在厉害得多，这就像苦行僧一直做的那样，无疑更使人们去夸大性活动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混乱的时期，许多人抛弃旧的道德准则，却还没有获得新的准则。这就给他们带来了各种苦恼，由于在无意识中，他们一般仍然信奉旧的准则，所以当麻烦、苦恼冒出来时，便产生了绝望、悔恨和愤世嫉俗的心理。我想发生以上情况的人是不会太多的，但是他们属于我们时代最无禁忌的那群人。我想，我们要是把今天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富有的年轻人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比起60年前来，今天的青年在爱情上享有更多的幸福，对爱情价值也有更为真诚的信仰。

使某些人走上愤世嫉俗这一道路的原因是，旧的理想对潜意识的压抑统治，以及理性的伦理道德的缺乏，而今天的人正是据此来调节他们的行为的。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对过去的哀悼、怀念，而在于采取更为勇敢的态度接受现代的世界观，有决心从各个阴暗角落里铲除早为人所摈弃的迷信思想。

要简略说明人为什么重视爱情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爱情之所以受到重视，首先在于它本身是快乐的源泉。

啊爱情！他们太错怪你了，

说什么你的甜蜜便是痛苦。

当你结出丰硕的果实，

还有什么比它更为甜蜜？

这几句诗的佚名作者并不是在给无神论寻找什么答案，或是在寻求解开宇宙的钥匙，他不过是在自我欣赏。首先，爱情不仅是快乐的源泉，而且爱情的丧失是痛苦的源泉。其次，爱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促成了一切最大的快乐，诸如对音乐、高山、日出以及皓月当空的大海的欣赏。一个从未和自己所爱的女子一起欣赏过美好事物的人，便不能充分体会出这些事物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再者，爱能够打破自我的坚壳，因为它是一种生物上的合作，在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时，需要双方的情绪参与。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过各种形式的独处哲学，有的极为崇高，有的则较为卑下。禁欲主义者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只需通过自己的意志，换言之，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便可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还有人把权力当作生活的目标；另有一些人把个人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所有这些独处哲学都认为，每个人自己便可达到善的境界，而不一定需要或大或小的群体社会的努力。

我认为，这些观点不仅在道德理论上，而且在人的本能的积极表现方面，都是错误的。人是有赖于合作而得以生存的，而且大自然赋予了人本能器官，人的合作所需要的友谊精神由此才能产生。爱情是导致人的合作精神的首要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任何经历过种种爱情体验的人是不会满足于这种哲学的，即认为不需所爱的人的合作便可达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在这一方面，父母情感甚至要更强烈些，但是父母情感至多不过是父母之间的爱情结晶。

我不认为最高形式的爱是很普遍的，但是我确信，在爱的最高形式中所体现的价值一定还未被人知晓，而其自身的价值还未被怀疑论触及，尽管那些怀疑论者并无此能力，但他们却把这种无能归于怀疑主义。

真正的爱是永恒的火，

在心灵里永远燃烧，

从不倦怠，从不熄灭，从不冷却，

从不对自己感觉厌恶烦恼。

下面我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看法。他认为，挪威戏剧家、诗人易卜生的《群鬼》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要逊色得多，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天赋也不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用以写出他的作品的原材料——他的人类尊严观，对人类热情重要性的意识和对人生的广阔丰富的想象力——这一切是易卜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这期间的几个世纪里，神祇、人类和自然都不知怎么就缩小了。这不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信条引导我们去寻求平庸的人们，而是因为人生的平庸被某种程序运转加到了我们身上，正是这同一程序运转导致了艺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根据这一理论，我们的想象力得以证实。”

毫无疑问，描写王公贵族及其哀愁的旧式悲剧和我们的时代是不相适应的，在我们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无名之辈的悲哀时，其效果是不一样的。然而，其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的倒退落后，正相反，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再把某些人看作地球上的伟人，只有他们拥有悲剧激情，而所有其他人则不得不辛苦劳动，以产生出少数人的伟大崇高来。

莎士比亚在《朱利阿斯?恺撒》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王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在莎士比亚时代，这种观点即便不完全为人所信，至少也表达了一种实际上很普遍的、深为莎士比亚本人所接受的看法。因此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辛纳的死是喜剧的，而罗马的将军、皇帝恺撒，刺死独裁者恺撒密谋集团领袖布鲁图和另一个刺死恺撒的密谋集团领袖卡修斯的死，则是悲剧的。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死已失去了普遍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民主观念，这种民主观念不仅体现于外部形式，更深入我们的信念之中。因此，今日的大悲剧主要是与社会，而不是与人密切相关的。

我试以20世纪初德国戏剧家恩斯特?托勒的剧本《大众与人》为例，我并不认为它同历史上最辉煌时期产生的最优秀的作品一样好，但是我坚信它是经得起比较的，它是崇高的、深邃的，又是实际的。它关注的是英雄行为，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用怜悯和恐怖净化读者心灵。”像这种现代悲剧的例子还很少见，因为旧的技巧、旧的传统必须被抛弃，而又不能用平庸的事物去替代。要写悲剧，人必须有悲剧的情感。要具有悲剧的情感，一个人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用自己的心灵，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去体验。

克鲁奇先生在他的书中几次谈到绝望，人们不禁为他对荒凉世界的英雄式的接受所感动。但是，他的荒凉世界是基于这一事实，即他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面对新的刺激来感知旧的情绪。这种刺激是存在的，但并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小圈子与社会生活没有重要的接触联系，而人的感情要有这样一种严肃性和深度，要使悲剧情感和真正的幸福形成的话，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

对所有那些有才能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迷惘惶惑、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我的劝告是：“放弃写作的企图，相反地，尽量别去写什么。走到大千世界中去吧，去做一个海盗，当婆罗洲的国王，到苏维埃俄国去做劳工吧，去寻找这样一种生活，让基本的身体需要的满足占据你的全副精力吧。”我不是向一切人，而只是向那些患有克鲁奇先生诊断的疾病的人推荐这一方法。我相信，经过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些人就会发现，尽管他怎样遏制自己，却再也不能阻止自己不去写作了，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了。